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P.8)在这个新时代，“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P.42)。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向。第一，从西方生态哲学中汲取精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在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哲学最新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物质主义价值观、机械主义、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等进行反思和批判，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理解为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2]第二，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生态智慧，结合中国当代实践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3]第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中汲取生态思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4]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供了多维视角和有益借鉴。生态文明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确立，需要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本文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对生态文明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进行探讨，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予以初步的回答。

光伏发电系统是一项高端技术，系统内部的构造和组成比较复杂，系统中常见的元器件通常是电子元器件，电子元器件的特点是在工作中会出现无功损耗及谐波，偶尔会出现电力不稳定的情况，导致电压不稳，一直无法控制在高质量发电范围内。但是，通过应用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判定无功的实际需求量，控制无功损耗，将其调整到正常范围内，并根据光伏发电系统的实际需求对无功进行控制，有效缓解电压不稳的问题［4］。

一、世界观：从主客二分到万物一体的整体论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不同文明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图景是主客二分，生态文明时代的世界图景是万物一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P.40)这一科学论断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时代的世界观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万物一体的整体论。

1.工业文明时代主客二分世界观的反思

学界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吉林大学刘福森教授指出，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5]。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奉行的是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世界被两极化了，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人在自然面前是自由的主体，可以为所欲为，自然则成为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客体，成为人类剥夺的对象，人与自然走向对立。

工业文明时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离与对抗，人类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发生偏离，逐步走向野蛮。工业文明走向野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傲慢和掠夺，人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人，人类对自然的行为可以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对自然的肆意践踏和掠夺，带来了自然的污染和破坏，生态危机爆发，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这是人对自然野蛮施暴的后果。第二，人与人的对立和冲突。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带来了人与人的对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设“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主题，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家对无产阶级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带来了劳动的异化。[6](P.168)工人的劳动走向异化，异化劳动带来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这是人对人的野蛮。第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主客二分的世界观还带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主要交往方式是战争，“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7](P.29)。文明的冲突在西方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成为常态。

从实践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共享价值观要求人类确立新的生产力发展观，在注重生产力的量的发展的同时，提升生产力的高质发展。我们既要创造足够的物质财富，又要调整生产力的发展方式和人们的劳动方式，通过生态劳动，提升生产力的发展质量，促进中国由高速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创造丰裕的物质生活、崇高的精神生活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试件抗震性能随着再生粗骨料取代率的增加而降低，但幅度不大；适当增大轴压比，尽管对试件承载力有利，但试件抗震延性明显降低；

为了保证混凝土柱与箱形钢柱斜率的一致性，模板斜率采用同一平面控制网，进行测量控制，利用投影法控制柱模的斜率，在楼面柱模定位放线中，弹出倾斜后柱模顶端及中部每个边在楼面上的投影线。柱模就位时，用线锤分别测出柱顶及中部的投影是否与投影线一致，这样一根柱通过三点(柱顶，柱中，柱根)控制其斜率。每次柱位放线后，用线锤测出每两层柱模投影线的差值。通过外控的方法检查每次放线的准确性，如实测值大于±2 mm，则必须重新放线。

2.生态文明时代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世界观的重塑

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世界观是人类迈进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要求。整体论世界观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身，人类伤害自然，最终必会伤害人类自身。张世英先生认为，人生在世历经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的天人合一”，是“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结构；第二阶段是“主体——客体”关系的结构，人在此阶段凸显了自己的主体性；第三阶段是“高级的天人合一”，是“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人在此阶段既意识到自我，又超越自我而与他者融通为一。[8]这是从个人精神的发展阶段来加以区分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这种区分也同样具有解释力，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农业文明的天人合一、工业文明的天人二分，生态文明时代的“高级的天人合一”。可以说，整体论世界观古已有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理念是整体论世界观的朴素形态，生态文明时代的“高级的天人合一”理念是整体论世界观的当代表达。整体论世界观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万物交融互通，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古代的天人合一与今天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观念的层面，认为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具有超验性，后者是实践的层面，人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构成一个整体。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生态文明时代的整体论世界观是建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论断与黑格尔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阐述。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P.519)。对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言，生存在世的第一个前提是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6](P.531)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表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存在是社会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人类衣食住行的生产和劳动，是人类文明生存的基础，人类的全部文明都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劳动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本来是一个整体，人类源于自然，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然而，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未来的理想社会是要扬弃异化劳动，在人类的生态劳动中把自然还给人本身。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的范围内，人与自然在劳动的过程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的世界观，实现主客二分到整体主义的转变。整体主义世界观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身。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共享论的价值观，实现了从工具主义向共享主义的转变。确立共享主义价值观，要求摈弃对立、冲突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摈弃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人类沙文主义，胸怀天下，关爱自然。坚持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论，实现了从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二元对立到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多维统一的转变。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实现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促进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因此，高级的天人合一，不是观念层面，而是现实层面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在劳动活动中，要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需要改变工业文明时期的工具主义的单极价值观，确立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享价值观。

二、价值观：从工具主义到共享主义的共享论

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工业文明时代奉行的是工具主义价值观，生态文明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向共享主义转变。

1.工业文明时代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反思

2.2 两组患者手术后情况比较 观察组手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手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及患者手术后12 h疼痛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住院费用及手术后住院时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工业文明时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决定了工具主义的价值观。自然物的价值包括生态价值和工具价值。生态价值指的是自然物对大自然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工具价值指的是自然物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工业文明时代人们更注重自然物的工具价值，把自然物看作是对人类有用的资源，对自然在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价值关注不够，“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弊端，就在于它仅仅看到了自然物的‘工具性价值’而没有看到自然物的‘生态价值’。在‘单极价值观’的支配下，使人的主体性恶性膨胀，使人类为了贪婪的欲望，成为失去任何约束力的狂妄主体”[5]。工具主义价值观对人类劳动目的进行了错误引导。自然对人类有用，人类劳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巨额的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的贪欲。对劳动目的的单极化追求，斩断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链，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了断裂。现代性劳动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却带来了环境的严重破坏，劳动实现了自然的工具价值，却破坏了自然的生态价值，造成人与自然的对抗，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恶化。

工具主义价值观导致人类的生产力发展观出现了偏差。生产力是人类在劳动活动中促进人与自然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能力，包含质和量两个维度。但受工业文明时代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人类在生产活动中片面注重了生产力发展的量的追求，认为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数量越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社会越进步、越先进。对生产力发展的量的过度追求，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这种粗放式、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奢望。

2.生态文明时代历史唯物主义共享价值观的超越

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自然也不是人类的奴隶。人类从大自然发展演化而来，人与自然本来就是统一的。人类对大自然的行为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是尊重、顺应和保护。破坏大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自身，伤害大自然就是伤害我们自己。生态文明时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论世界观，要求我们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改变工业文明时代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破坏自然为过程的异化劳动，在生态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生观是人们关于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怎样生活以及人生价值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幸福的追求构成了人生在世的永恒目标。什么是好生活？如何理解幸福？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现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呈现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二元对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9)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难题仍然是环境问题，如何治理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打赢蓝天保卫战，为人们重现碧水净土蓝天，建设美丽中国，是重中之重。因此，就目前而言，美好生活至少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生活等方面。迈进生态文明时代，人们的幸福观将实现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的统一。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文明走向野蛮的哲学根源在于近代主客二分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人是主体，人性是自私的，国家也是自私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主要基于利益的考量，彼此之间是对立的甚至是敌我关系。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私有制的存在和利己主义是分不开的。

如，在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编制的四年级下册《劳动与技术》中，活动一“布块缝合”。第一个目标穿针引线，教师在讲述完方法后，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如何把线拧成细小的一股，是如何穿过针眼的，穿过以后自己是怎样的兴奋，经过两分钟想象，然后动手实践，最终学生在一分钟内都完成了第一个目标。最难的是用藏针法缝制，通过4分钟的想象，规定至少想6～10次，实践活动是用长10厘米、针数在10针到12针的布块，最终3分钟的完成率高达90%，5分钟的完成率是100%。可见利用大脑预先设想，是实践活动有效完成的最佳方法之一。

三、人生观：从二元对立到美好生活的幸福论

共享的本质在于相互承认对方，共享权利、共担责任。人类生存于世，首先要劳动，但人类的劳动过程是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内部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活动，人类在劳动中既要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也不影响生命共同体的健全，这就需要确立共享主义价值观，让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能共享权利、共担责任。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人不是自私的。共享主义价值观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奉献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这些决定了生态文明时代共享主义价值观的实现可能。确立共享主义价值观，要求摈弃单极、冲突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摈弃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生命共同体意识，胸怀天下，关爱自然。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历史唯物主义共享主义价值观宣告了文明冲突理论的破产。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三大领域，共享价值观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平等共享、国与国合作共赢。从类的层面来看，共享价值观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在物质交换中共享世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社会层面来看，共享价值观有利于促进人与人平等共享，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实现代内共享、代际共享。从国家层面来看，共享价值观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文明冲突的魔咒，促进不同文明的融合，让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实现合作共赢。中国秉持国与国的合作共赢理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仪，永不称霸，坚定不移走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共享价值观对工具主义价值观的超越。

1.传统社会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二元对立

在传统社会，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主要围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来展开，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这两个方面的追求各有侧重，呈现二元对立的格局。古希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重视精神层面的需要，强调对物质层面的控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幸福是最高善。最高的善不是快乐、财富或荣誉，幸福是灵魂的一种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9](P.32)。德性是以选择适度为目的的品质，幸福的本质在于人们对适度的精神追求。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这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斯多葛派认为，最高的善是德行，一个人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剥夺掉德行。[10](PP.127-128)与斯多葛派同时代的伊壁鸠鲁则认为，快乐就是善。他说，“快乐就是有福的生活的开端与归宿”。第欧根尼·拉尔修引过他在《生命的目的》一书中所说的话:“一切善的根源都是口腹的快乐；哪怕是智慧与文化也必须推源于此。”他说，“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乐的观赏。心灵的快乐之唯一高出肉体快乐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学会观赏快乐而不观赏痛苦”[10](P.309)。拉尔修追求肉体快乐，与斯多葛学派追求精神快乐完全相对。中世纪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区分了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在中世纪的人们看来，世俗的生活不值得过，人生的幸福在于进入上帝之城，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中世纪人们追求的是彼岸世界，追求的是精神幸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者弗朗西斯科·波得拉克提出“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把人们追求幸福的目光从天国拉回尘世，这为人们崇尚现世的物质生活拉开了闸门。边沁的功利主义提出了最大幸福原理，主张全体幸福就是至善，“所谓善便是快乐或幸福，所谓恶便是痛苦。因此，一种事态如果其中包含的快乐超过痛苦的盈余大于另一种事态，或者痛苦超过快乐的盈余小于另一种事态，它就比另一种事态善。在一切可能有的事态当中，包含着快乐超过痛苦的最大盈余的那种事态是最善的”[11](P.328)。概言之，尽管不同时代人们的追求不同，但大体上是沿着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维度来展开的，呈现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二元对立的格局。

通过频率方程可以发现，换能器的结构与谐振频率联系紧密，并且影响换能器谐振频率的因素较多，因此采用共振设计法单独设计超声换能器、变幅杆，使其各自的工作频率等于系统的整体设计频率，然后采用有限元方法对整体设计进行优化。

2.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好生活幸福论的出场

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出现了新的变化。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PP.40-41)根据这一论述，满足人民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同时，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1](P.9)。进入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重中之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没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生存都面临威胁，何谈幸福？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等重要论断，都或显或隐表达了创设优美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可以说，生态文明时代的幸福观已经从工业文明时期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二元对立，转向物质幸福、精神幸福和生态幸福的多维统一，物质财富的满足、精神生活的崇高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三者缺一不可，为人们勾勒出美好生活的时代画卷。

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这种主观体验是在奋斗中实现的。人们的奋斗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而言，人民的美好生活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来决定的。生态文明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由过去的重视量的发展转向质的提升，在质的规定性上实现生产力的质与量的辩证统一，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获得人生幸福的基础和保障。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时代精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的衣食住行离不开劳动和生产过程，生态文明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都是建立在人们的生态实践活动基础上，要确立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观。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时代的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实现了从主客二分到万物一体的转变；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共享论，实现了从工具主义向共享主义的转变；生态文明时代的幸福观是多维统一的幸福论，实现了从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二元对立到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的多维统一转变。人类正在迈进新时代，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三个方面确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改变工业文明时代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的异化劳动，在生态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我们的观念、思想和行动与新时代同频共振，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卢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J].中国生态文明，2017(2).

[3]陶火生.生态和合精神及其当代化[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

[4]赵建军.人与自然的和解：“绿色发展”的价值观审视[J].哲学研究，2012(9).

[5]刘福森.寻找时代的精神家园——兼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11).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8]张世英.万有相通的哲学[N].光明日报，2017-06-26(15).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