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人类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繁荣[1]。基于技术创新变革与社会辐射，18世纪至今全球在重大技术创新驱动下经历了“水利和电能时代”(1771—1828年)、“蒸汽和铁路时代”(1829—1874年)、“钢铁、电力与重工业时代”(1875—1907年)、“石油、汽车与规模化生产时代”(1908—1970年)和“信息与通信时代”(1971年至今)的五次浪潮[2]。然而，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在社会研究和政策讨论中的交互性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在给社会发展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3]。许多新兴涌现的研究与创新——纳米技术、转基因、电动交通、干细胞研究、在线社会网络、生物技术、机器人、核能、军事和安全技术——被认为具有争议性，并引发了对这些技术创新在环境、伦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担忧[4]。技术创新之于社会的目的性和非目的性负向影响使得创新的责任议题受到关注[5]，科学与社会的关系[6]、科学和技术的社会控制[7]与社会建构[8]、科技创新的前瞻式治理[9]、科技创新的道德伦理[10]等议题纷纷兴起。1999年意大利Giannino Bassetti基金会启动对创新责任议题的研究和政策讨论，强调应将经济、伦理、社会和政策等方面的责任要求嵌入创新过程设计与开发*http://www.fondazionebassetti.org/en/pages/2009/02/workshop_on_the_g_bassetti_fou.html。2003年美国政府面向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颁布法令，首次在政策层面提出了新兴技术研究与创新的“责任式发展”(responsible development)概念，强调科技创新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责任要求[11]。同年，德国学者Hellström在系统创新与风险的技术评估研究中首次提出“责任式创新”概念与框架[12]。欧盟“地平线2020框架计划”提出的责任式创新强调创新在满足技术的先进性和可行性以及经济效益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考虑道德伦理的可接受、社会可持续发展期望的满足等议题[11]。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了17个全球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创新与基础建设”“有责任的生产与消费”等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目标*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由此，有关“责任式创新”的讨论在西方政策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兴起，并引发了持续关注[13-14]。

尽管责任式创新受到高度关注，并成为美国与欧盟科技政策的“流行语”(buzzword) [15]，但是作为创新研究的新兴范式[13-14]，其研究存在两个核心缺陷：第一，责任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嵌入于创新活动相关的地区、文化和社会情境[16]，作为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主要指美国和欧盟)发展情境下的概念产物，责任式创新理论的已有研究缺乏对其国家与社会发展情境的讨论[5，17]。责任式创新的理论评述也大多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溯源和适用情境，忽视了其认识论基础在发展中国家情境的探讨[18]，存在严重的“欧盟偏差”(European bias)，亟待补充和整合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以提升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概化性(generalizability)[5]。第二，当研究试图思考责任式创新在发展中国家情境下的延伸并在全球语境下探讨责任式创新的研究意义时[19]，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能否以及如何在“东西相逢”的差异化情境碰撞中为责任式创新理论的补充与发展提供启示[20]。以中国为例，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责任式创新被视为“塑造当代创新文化，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议题[21]。2016年8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指出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强化科研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科研伦理规范意识，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重视和承担保护生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引自“‘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16-07-28)。。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情境下的制度、哲学、文化、信仰以及发展驱动与社会需求导向的创新体系顶层设计[20]如何反哺西方背景下的责任式创新的议题及相关理论值得关注。

1.3 手术方式及围手术期处理 所有患者均采用全身麻醉，手术方式均给予脊柱后路单椎体病灶清除减压椎体内固定术。所有手术均由同一高年资副主任医师完成。围手术处理：氨甲环酸组采用术前静脉给予氨甲环酸10 mg／kg负荷量，然后给予2 mg·kg-1·h-1术中维持量，直到手术结束停止给药。对照组给予相同剂量，相同方式，相同时间的0.9%氯化钠注射溶液作为对照。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　传统创新范式的局限与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的提出

2.1　传统创新范式的局限

传统的创新范式源于熊彼特主义学家对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批判，即增长依赖资本、土地和制度变化的固有思维，忽视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忽视了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对制度设计缺乏关注等[22]。在Schumpeter看来，“创新”意味着识别能够产生并获取收益的变革机遇、追求机遇，直至实现商业化应用，尤其涉及识别经济上可行的发明创造，并将该发明创造商业化以实现价值回报[23]。作为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重审和发展，熊彼特主义强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性，认为文献忽视的企业家地位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企业家通常能够大胆而充满想象力地突破商业模式和实践惯例，并依赖自身对财富、权利和地位的追求欲望，不断推出新产品、改进生产工艺、寻找新的材料源、进入新市场并创造新组织[24]。

但是，熊彼特主义对创新和企业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解释存在局限：价值外溢、环境保护、失业困境等负外部性，所有者创新独占的效率抑制，创新许可标准的不规范，寻租和破坏性的企业家行为，以及“赢者通吃”带来的社会公平性缺失等[23]，使得驱动增长的创新范式亟待进一步发展。以生产性创新活动潜在的寻租及破坏性行为为例，企业家主导的自由经济固然为增长创造价值，但无法规避随之而来的企业家贪婪。Adam Smith试图通过竞争解决这一问题，即竞争本质上可以组织贪婪的“商人们与制造商们”从其潜在的、具有不良动机的行为中获取高额利润回报，竞争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贪婪企业家的行为设限，引导其欲望对公共福祉的服务[25]。但是，在一定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下，企业家因创新的价值外溢而无法依赖生产性活动获取高额的创新价值回报时，抑或在一个社会经济体系的报酬支付系统中，通过诸如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比生产性活动更有利可图时[23]，企业家活动在利润回报准则的驱使下会远离社会发展的真实方向，创新由此受到抑制，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减少，而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发展需要与经济活动不匹配以及由此产生的效率下降和公共福祉退化等。再如环境保护与失业防止等议题。企业家的生产性创新活动因产业竞争压力和道德标准弹性使得创新的负外部性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因为企业家很难从环境保护和就业率保障的投入中获得短期的显性价值回报，这直接导致了公众价值的损失[23]。由此，尽管熊彼特主义学者将创新真正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26]，且真正将技术与人才投入、企业家精神等作为绩效输出的外生因素，但是过分关注微观层面的经济效应，忽视了创新在宏观层面对社会的影响，也未能有效解答技术创新的双重性*即技术创新创造积极效应的同时产生负向影响。 窘境[3]。由此引发了人类对创新的基础性思考：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什么样的创新能在输出正外部性的同时避免潜在的风险和负外部性，这样的创新能为人类创造怎样的未来？[27]

2.2　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建构

3)制度包容的创新。

欧盟承诺2014—2020年，将至少投入政府预算的20%于气候行动，因此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补贴强度较高，有数个较大的明确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资助方案。比如，作为世界最大的低碳创新能源示范项目资助计划之一，NER 300以支持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为两大目的，其中与可再生能源研发相关的资金超过20亿欧元。而中国在减排初期更关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起步较晚，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且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补贴，因此研发补贴强度远低于欧盟。

  

图1　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

1)科技引领的创新。

通过水价改革，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提灌终端水价为0.147元/m3，折算后为49.4元/亩；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自流灌终端水价为0.065元/m3， 折算后为 21.7元/亩；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提灌终端水价为0.081元/m3，折算后为27.1元/亩。终端水价均低于农民水费承受力，这表明终端水价执行后，项目区3个农民用水户协会完全有能力承受。

在加权知识超网络中，知识点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与权重。因此，在考虑知识点权重情况下，进一步给出加权专有知识比例的概念来评价专有知识在CPIKN中的重要性。加权专有知识比例

2)增长永续的创新。

科学技术革命被视为组织发展、产业转型和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32-33]。早期研究试图区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以Vannevar Bush于1945年出版的《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一书为代表。基础研究作为技术进步的源头受到政策面的关注，科技创新的模式依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与商业化”的线性驱动[34]，并主导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创立和美国对基础研究的重点投入[35]。20世纪50年代苏联航空工业的强盛和60～90年代日本工业经济的奇迹，引发了研究与政策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关注，引导了基础科学的线性发展模式向“基础-应用”相协调的模式转变，产生“巴斯德象限”为主的科技创新范式[36]。如何解决科学与技术的“死亡谷”鸿沟、如何实现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与价值溢出等议题也进一步受到关注。随着科技与社会互动性的不断增强，通用性技术兴起引发了技术革命，推动了在核心技术、产品、工艺流程、产业基础设施领域的交互，促进了新兴产业的价值创造和旧有产业的价值重构的实现，并引导了企业层面和宏观制度层面的深度变革[37]，如水利电能、蒸汽铁路、重工业、石油汽车和信息通信等领域技术创

除此之外，现如今闻喜花馍从农村走向城市形成一种产业。闻喜花馍玫瑰红专业合作社(现为太原晋闻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闻喜县卫嫂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作为代表，甚至淘宝上都有闻喜花馍的身影。据统计，在闻喜县，2012年成立四家合作社，2013年增加到六个合作社。2013年年初，闻喜花馍专卖店首次落户到山西省省会太原市。其中4个专业机构和3个食品公司都是由山西省闻喜县花馍协会引导农民成立的。

作为研究与创新的新兴范式[13-14]，责任式创新是指通过科学与创新集体管理对未来发展的探索[29]，以建立开放、互动和透明的创新过程，创新主体和社会行动者共担责任，从而将科技进步合理地嵌入于社会发展中，引导创新过程与产品实现伦理道德可接受、发展可持续和社会满意[27]。责任式创新强调在传统创新范式关注的技术可行性与先进性、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道德伦理可接受和社会期望满足[28]，最终创造公共价值[5]。作为创新主体整合未来愿景和过去经验，并在当下审视创新活动的一种范式[30]，责任式创新强调创新需要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如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进步、社会正义、公平与凝聚力提升等[31]。责任式创新为创新驱动增长的本质提供了一种面向宏观层面发展与科技创新治理的新选择，其基本构成如图1所示。

The trajectory parameter equation in the XOY system is in the following

创新活动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下发生[51]，并在公共价值的引导下推动社会交互的制度化进程[52]。制度通常包含正式要素(如法律、标准、规则和合同等)和非正式要素(如习俗、传统、价值观、规范和信仰)[53]。责任作为一种价值观与伦理规范的体现，不仅仅蕴含特定创新的技术与经济价值，同时嵌入于创新议程的演进中，反映了技术、伦理与社会交互下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建构过程。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情境与建构进程存在差异。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正式制度规范的建构多基于自底向上的机制展开，法制体系遵循以英美法系为基础的“遵循先例”逻辑，非正式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核则聚焦于个人主义和人性自私的源起假定；与之对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正式制度规范多以中央体制自顶向下的决策机制展开，法制体系依赖于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成文法条”逻辑，非正式的价值观与文化内核更多倾向于集体主义、关系社会以及“人之初、性本善”的源起假定[20]。由此，当责任式创新范式试图将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置于更广泛利益攸关者参与的全球话语体系制度情境下展开讨论时[18-19]，“东西相逢”呼唤制度包容的创新，即将创新与制度情境下的正式规制要素与非正式的价值观和文化要素进行融合，并通过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的双向互动机制协调[5]，最终实现技术创新、制度管制、伦理规范和文化习俗等的协调，引导创新过程的体制合法性、道德伦理可接受以及公共文化价值输出。

新与演进[2]，以及近几年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等典型驱动性技术[38]。发展中国家同样意识到科技创新对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并依赖自主创新[39]、工艺创新与组织创新变革[40]、政府产业政策与技术体制[41]、把握技术演进的机会窗口[42]、市场换技术[43]和国家创新系统[44]等战略措施，实现核心技术和产业竞争力的追赶和超越。“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610/c1003-25128050.html”“科学发展观*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55596”“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http://cpc.people.com.cn/GB/134999/135000/8109459.html”等指导准则成为科技引领创新与发展的国家责任。

思想启蒙为创新提供了条件，新的原材料、新的劳动力、新的消费者、新的技术和产品等的不断更迭推动着社会现代性的演进[54]。Comte、Marx和Durkheim等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机遇[55]，认为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的人类理性会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完善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进而促进正义、道德进步、人的幸福和社会满意[56]。而Montesquieu、Weber和Simmel则关注现代性的双重后果，强调不能忽视现代性的潜在威胁。例如，现代性产生的劳动分工在提升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可能引发失业等并威胁社会稳定[55]。如此的现代性矛盾[55]引发了研究对技术创新范式的反思：首先，推动社会现代性的创新行为主体是否有能力界定创新活动的结果及潜在影响；其次，如果某项创新活动得到了利益攸关主体的支持，那么如何引导其向符合社会期望和满意的方向演进[31]。传统的创新范式忽视了社会属性的思考，过多聚焦于创新的技术属性和经济属性。而责任式创新认为，创新的本质是社会需求的满足[5，57]。技术创新的正确性评估和对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积极引导要求创新活动从社会期望的价值导向出发，吸纳广泛的异质性主体提出建议并参与[29]，并通过前瞻性预测分析[9]实现创新专业群体愿望与社会民众期望和福祉的平衡[58]，实现创新活动面向社会需求与社会价值满足的响应式治理[11]。

4)社会满意的创新。

3　责任式创新的中国实践：中正框架解析

责任式创新在国家层次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讨论被证实具有合理性[5，59-60]。为了验证研究框架的合理性，研究聚焦于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国家层面的创新实践，通过二手数据的质性分析进行论证。数据来源于政策原文、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主流官方网站报道等。同时，为了提高信息提取与分类整合的内容信度，笔者分为两组独立提炼数据信息，选取典型的创新实践进行总结分类，并在完成组内数据总结后进行组间交互汇总，直至达成全部笔者总结信息的饱和以及总结结果和意见的统一。

创新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26]。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西方市场经济活动中，知识投入、人才优化、技术改造和企业家精神等创新要素被证明促进了经济发展，企业通过新产品开发和工艺流程改进不断参与竞争，并努力将创新过程常规化，以降低对偶发性技术发明的依赖，同时自愿扩散专有技术，实现创新溢出的价值回报[23]。然而，这种受市场驱动和以经济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可能导致潜在的风险，如气候变暖的全球挑战、环境保护的负外部性、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问题等。与之相对，东方思维观更强调发展驱动、社会需求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20，45]，即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目标的满足。责任式创新同时强调创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期望满足，其范式特征在以经济目标导向为主的西方创新活动与以社会发展目标导向为主的东方创新活动之间提供了平衡与协调，并在创新的经济效应之外包容吸纳与创新活动相关的环境效应、生态效应和资源效应等社会属性目标，从而将创新的双重性纳入责任嵌入的治理框架中，以期在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保障的同时[46]，实现环境友好[47]、生态保护[48]、资源可持续[49]和生产方式集约[50]等社会发展属性目标，引导实现增长永续的创新。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引自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方针，2015年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不断强化国内和国际的责任担当，正成为全球领域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61]，并向“负责任的创新强国”转型。而在“负责任的创新强国”演进过程中，中国在科技、经济、制度和社会四个方面践行创新发展的责任。基于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表1总结了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中国重要的创新实践举措。

4　结论与讨论

责任式创新是指通过科学与创新集体管理对未来发展进行探索[29]，以建立开放、互动和透明的创新过程，创新主体与社会行动者共担责任，从而将科技进步合理嵌入于社会发展中，引导创新过程和产品实现伦理道德可接受、发展可持续和社会满意[27]。本文基于责任式创新研究，以发展中国家情境下的概化性不足为缺口，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境异同，聚焦东西相逢的理论融合，对旧有的责任式创新框架进行了发展，构建了由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和社会满意组成的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并以中国“十八大”以后的发展实践为例，解析并讨论了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对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国家层面创新实践的意义，从而将情境差异性嵌入于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中，提升了理论的概化性和普适性意义。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

 

表1　2013年至今中国国家层面的创新典型实践举例

  

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科技引领的创新·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超级杂交稻等关键技术实现突破·“神舟十号”发射·“嫦娥三号”登月·“蛟龙”深潜·南水北调工程一期通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颁布·超级计算机成功研发·探月工程、卫星应用取得重大突破·我国自主研制客机飞上蓝天·“蛟龙号”首次探底印度洋·国产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全球最大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建成·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基础研究取得原创性成果·高铁、核能产业走向国际市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和深海探测等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水下机器人“潜龙二号”研发成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返回式微重力科学卫星“实践十号”飞天·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运营·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潜深10767米·光合作用超分子结构之谜破解·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成功研发·“长征七号”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飞天·“人造太阳”实现5000万度稳定燃烧60秒等离子体放电·“歼20”亮相珠海航展·“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雷达遥感卫星高分三号成功研发·振华重工建造世界最大起重船·高铁、中国核电、特高压等走向国际市场·新型万吨驱逐舰首舰·“复兴号”动车组运营·“墨子”号卫星登美国《科学》杂志封面·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成功研发·可燃冰试采成功·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世界第一台光量子计算机成功研发·国产航母下水·国际首台25MeV连续波超导质子直线加速器通过达标测试·袁隆平“海水稻”试种成功增长永续的创新·发布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强化节能优先战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安全生产大检查与安全生产委员会建设·推动西部开发、振兴东北战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推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上海自贸区·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行动计划·推进金融服务“三农”发展·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发布“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计划”·∗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沪港通试点·实行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拓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扩大“营改增”试点·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发展云计算、信息产业、大数据等·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推广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推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扩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丝路基金运营·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推进包含亚太1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改革GDP核算方法·推进资产证券化·发布质量发展纲要2016·全面推进营改增·构建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发布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案，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十三五”生态保护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制定“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基础的创新共同体建设·深度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度推进供给侧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区·推进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意见征集·发布“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布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发布国土规划纲要·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发布“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制度包容的创新·发布“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推行政府简政放权·强化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公信力·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以“三个倡导”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实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落实政府信息公开要点·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网站信息建设与网信办职能·提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贯彻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确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启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发展民族教育·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军民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命运共同体”·提出“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全面部署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规划·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推进“互联网+”行动和大数据战略·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编制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完善“三权分置”顶层设计出台·明确将创新精神贯穿于文艺创作全过程·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实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全面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政务信息公开与网站治理·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发布“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颁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续　表

  

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社会满意的创新·推进食品安全工作计划、药品监督管理体系·实施精准扶贫、教育扶贫·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棚户区住房改造、农村危房改造·推进社会救助、灾害管理机构化·发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计划·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棚户区住房改造、农村危房改造·详细规制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落地·发布“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完成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全国覆盖·完善就业促进政策，推出创业引领计划·发布“食品安全、粮食安全重点工作计划”·发布“全国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改革医药卫生体制与医疗救助制度·发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棚户区住房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实施居民大病保险，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推进与落实“精准扶贫”，建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完善城市和乡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推进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设·贯彻执行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市和乡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布“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意见”·完善社保基金、灾害救助等条例·实施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发布中西部教育发展指导意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布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发布“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发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推进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设·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发布“十三五”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发布“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发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发布“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发布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指导建议·完成中办国务院印发意见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资料来源：2013—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总计1050条政策条文；2013—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新华网、科技部网站、中国科学院网站等数据信息。

第一，本文提出责任式创新范式，对传统创新范式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传统创新范式起源于熊彼特经济学中将创新视为一种生产过程的内生机制，并强调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外生动力的微观视角[24]。然而，这种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范式多从微观视角强调创新的内涵及其对发展的作用机制，无法解释由此产生的价值外溢、环境保护和失业困境等负外部性，所有者创新独占的效率抑制，创新许可标准的不规范、寻租和破坏性的企业家行为以及“赢者通吃”带来的社会公平性缺失等问题[23]。作为一种补充与延伸，责任式创新则强调创新在关注技术先进和经济收益的同时，兼顾道德伦理可接受和社会期望满足[28]，并将创新对经济收益的聚焦转向创新对公共价值创造与满足的关注[5]。这为创新范式在宏观层面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考。

第二，本文回应了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情境概化性不足，并基于东方智慧的思考，补充并修正了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作为一种创新的新兴范式[13-14，29]，国际责任式创新研究领域已对其评估准则的内涵构成达成初步共识，即认为该内涵包含技术的先进性和可行性、经济效益、道德伦理可接受和社会期望满足[5，11，27-28]。然而，这种评估准则的框架忽视了情境尤其是东方情境的影响作用。比如，对于创新的经济效益，西方思维强调的市场驱动、创新的经济需求导向与东方思维强调的发展驱动、社会需求导向存在情境上的差异性[20，45]，抑或道德伦理的可接受在东、西方制度体系框架下的话语共识和价值准则也存在异质性[18]。由此，本研究以制度情境的缺口和东、西方思维的比较为基础，在国际责任式创新四维框架的共识基础上，发展延伸出由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和社会满意四维度构成的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如表2所示)，从而将东、西方情境整合到责任式创新框架建构中，并在更普适和概化的框架基础上重审责任式创新及其对公共价值创造的意义。

 

表2　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的研究贡献

  

理论框架西方责任式创新的理论框架责任式创新的“中正框架”(整合东方情境的思考)主要构成维度技术的先进性和可行性科技引领的创新经济效益增长永续的创新道德伦理可接受制度包容的创新社会期望满足社会满意的创新主要研究来源参考文献[5]、[11]、[27]、[28]等本研究

第三，对中国科技创新强国建设与创新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借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援建156项重大工程和“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引导中国科技进入现代化以来[62]，中国历经了苏联科技发展体系的继承、“面向”和“依靠”方针落实、“稳住一头”和“放开一片”阶段的发展、“科教兴国”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实施[63]，如今正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迈向科技创新强国的发展新阶段[64]。国家能力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已不仅仅单纯依赖于经济实力的发展，更要求将中国的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时空背景相结合[65]，并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思想观点引自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全球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66]。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61]，中国正在有序地、负责地协同科技、经济、制度和社会等各领域的创新活动，并通过国家创新实践向世界输出东方的文明智慧。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基于科技引领的创新、增长永续的创新、制度包容的创新以及社会满意的创新的全面协同，为全球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治理提供了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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