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历史数据显示，2000—2004年间中国各行业的新产品开发平均增长率为33.3%，而2004—2008年间该指标的数据为88.5%*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按照国际惯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通常是用企业研发投入总量与产品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的。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为1.1%，而美国为4%、日本为3.4%。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明显落后于同期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创新投入不足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源于中国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具有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也与企业自身的战略定位、所处产业链环节以及企业的社会资本和战略资源有关。在学术领域，创新理论之父Schumpeter[1]最早提出了企业创新理论，即创新就是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他认为，市场竞争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垄断优势会促进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并使企业获得技术研发带来的超额利润。之后，新古典主义创新学派将政府的作用纳入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Schultz[2]认为，制度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发展，决定创新的长期经济绩效。20世纪90年代以后，Freeman[3]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开始系统研究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Arrow[4]提出，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市场在配置和调节创新资源时常会失灵。Kang和Park[5]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借用各种行业政策、财政政策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企业进行创新。然而，关于政府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结论。一方面，Stiglitz[6]认为，研发创新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知识泄露以及非完全专有性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而政府补贴政策能够解决这一问题。Czarnitzki和Licht[7]发现，政府对企业研发的资助能够弥补企业的研发不足，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进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Lin和Tan[8]发现，由于国有企业通常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控制并经营，因此，当国有企业处于困境时，政府会在政策上予以帮助——如给予额外补贴、实施税收减免等，这会造成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Busom[9]也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可能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因为政府补贴可能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研究结论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样本和企业性质不同，政府政策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产生的效果具有差异性。

国内学者基于中国情境的创新研究也很丰富。陈泽聪和徐钟秀[10]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竞争程度负向影响创新效率，国内制造业需求低迷及市场过度竞争导致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不足。陈修德和梁彤缨[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处的市场而言，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上述这些研究验证了熊彼特假说。然而，有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冯宗宪、王青和侯晓辉[12]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其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发现市场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的技术效率。徐雷和唐晓华[13]从“双能力”(企业应对市场环境的能力和企业应对政府政策的能力)的视角，研究了企业竞争力与市场规模的互动机制。江轩宇[14]发现，地方国有企业的金字塔层级结构对其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来讲：政府放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政府能够通过减轻政策负担、增加创新资源、缓解薪酬管制等增强企业的创新意愿。

通过回顾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在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扮演的角色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基于以上现实和理论问题，本文在中国情境下以国有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政治嵌入和创新战略为调节变量，讨论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对国有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模型，以期对当前的创新理论有所拓展，并对中国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实践和政府对国有企业创新支持政策的建设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本文建立的理论框架涉及市场环境变化、政策冲击、创新战略、政治嵌入和创新绩效等关键概念。笔者通过对这些概念进行文献讨论和分析构建研究假设和理论框架。

2.1　市场环境变化与创新

Megginson和Netter[15]发现，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下有更强的动力提高经营效率。Rammel和van den Bergh[16]认为，当行业中存在过度竞争时，行业中其他厂商的利润率会降低，且由于市场缺乏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厂商的创新动力不足。Grossman和Edwin[17]的研究表明，市场竞争显著影响企业的研发活动，即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的研发动机就越强，从而企业越有能力保持其竞争优势。Yang和Maskus[18]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竞争机制作为市场向企业传递的置信承诺，对企业简单或重复的技术模仿具有规避效应，从而激励企业更加关注研发的质量和效率。

Lerner和Wulf[24]认为，企业对技术创新、扩散和成果转化的决策不仅受到所在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而且应在特定的法律制度背景下开展，如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法律体系。Yang、Phelps和Steensma[25]发现，创新政策能够提供资源供给和促进知识扩散，从而帮助企业加速知识创造、技术升级和成果转化，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江静[26]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政策对内资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相对较大，直接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内资企业的研发强度，而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不明显。贺京同和高林[27]发现，创新激励政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刺激性产业政策和宽松的财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创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新。Wang、Lu和Huang等[28]基于价值创造的视角，提出创新政策通过多种工具组合影响企业的创新效率。曾萍、邬绮虹和蓝海林[29]以中国珠三角地区的173家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创新支持政策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不能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良好的创新环境建设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吕明洁、陈瑜和曹莉萍[30]强调产业政策能够直接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或促进作用。周江华、李纪珍和刘子諝等[31]发现，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对这种政策冲击效果也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Pezeshkan、Smith和Fainshmidt等[32]通过多国比较研究发现，国家制度系统的匹配性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Fabrizio、Poczter和Zelner[33]认为，国家实施创新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某特定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是这些政策也可能会改变产业的竞争格局，如开放性的竞争政策会吸引更多的国外竞争者。本文发现，基于不同的样本数据，会得到差异化的政策影响作用。针对国有企业，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变化越显著，企业拥有越强的创新动力，创新绩效越高(H1)。

2.2　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中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也很丰富。唐要家和唐春晖[19]发现，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国有所有权和市场垄断倾向于降低技术创新效率。周立群和邓路[20]认为，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具有政府调控背景，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该效果不及对三资企业的效果显著。杨震宁和李东红[21]的研究结果显示：行业竞争强度对高技术企业的运营绩效、扩张绩效和动态相乘绩效均有显著影响，中国制造业引入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作用。纪晓丽[22]认为，企业的研发投入与市场竞争环境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政府政策会调节市场化进程和变迁对地方国有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黄萃、任弢和李江等[23]指出，随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显示出更趋复杂和动态的特征。基于以上文献，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式中:K—某一类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某地类的面积；T—研究时长[15]。

政府对国有企业创新的限制政策越多，企业的创新绩效越低(H2a)；

本研究讨论市场环境变化、政策冲击和企业创新战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市场竞争量表的设计参考自杨震宁和李东红[55]开发的量表；政策冲击量表的设计参考自Nelson和Sampat[56]设计的量表；企业创新战略的测量借鉴于Guan和Chen[57]对三种企业战略行为的测量方法；政治嵌入变量则采用“政府对本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力度”这一单一题项进行测量；企业创新绩效量表的设计借鉴于Romijn和Albaladejo等[53]以及Baker和Sinkula[52]开发的量表。研究问卷中的测量题项均是已经测试的成熟量表。问卷采用了Likert五分法量表形式，其中“5”代表关系程度“高”，“1”代表关系程度“弱”。

完善的法治、税收等政策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H2c)。

2.3　国有企业创新战略的调节作用

彭灿和杨玲[34]认为，企业创新战略的选择决定了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创新绩效能否得到提高。企业创新战略形式的差异对企业资源及创新要素的配置产生不同影响，并显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35]。Porter[36]最早提出了成本领先战略，认为这种战略会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从而保持总成本领先优势。Buzzell、和Gale[37]也认为，企业采取成本领先战略对其市场地位具有积极影响。基于企业创新所需技术和知识的获取方式的差异性，Benner和Tushman[38]从过程管理的角度将企业创新战略划分为自主创新战略和模仿跟随战略。Dinopoulos和Syropoulos[39]认为，由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一些厂商采用模仿跟踪战略以降低创新成本，进而追赶“市场的先进入者”；一些企业会选择市场开拓战略以使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获得优势，从而进入利基市场，避免与行业中的主要企业进行直接竞争，从而获得超额利润；一些企业采用低端成本领先战略，通过控制成本抢占市场份额，从而获得“先入者”竞争优势；也有企业会选择跟随创新战略，通过模仿或学习获取企业创新所需的知识和信息。Christiansen[40]提出，明确的战略选择会提高企业新产品的研发效率和实力，无论采用何种类型的创新战略，清晰的战略选择都有助于企业开展创新性活动。高宏伟[41]研究了规模边界对大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大型国有企业的规模边界过于狭窄时，企业通常将工艺创新作为其最优的技术创新决策，希望凭借价格优势赢得市场份额。蒋石梅、吕平和陈劲[42]强调，企业战略共生于企业外部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协同性、互补性、开放性和平台性等特征[43]。卫武和易志伟[44]指出，企业最高管理层的属性特征和注意力配置对企业的创新战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市场开拓战略在市场环境、政策冲击与创新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H3a)；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成本领先战略在市场环境、政策冲击与创新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H3b)；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模仿跟随战略在市场环境、政策冲击与创新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H3c)。

2.4　政治嵌入与企业创新

Haggard[45]提出，企业任何新技术的开发都需要特定的资源，因此制度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而政府则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Faccio、Masulis和Mcconnell[46]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国家或地区，政府的管理和限制就越多，法制体系和金融制度越不健全，纳税压力越大，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意愿就越强烈。而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所有制关系，天然地带有政治关联和政治嵌入。Li和Zhang[47]发现，在结构性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政治关系资本为国有企业带来了更多关于行业调整、政府干预、政策走势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比企业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公开信息更加及时、透明和准确。樊琦和韩民春[48]指出，企业的创新活动需要政府的扶持，政府投入资金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加以引导，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张芊芊、季良玉和李廉水[49]利用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发现政府支持促进了制造业的科技创新。何地和郭燕青[50]从企业社会网络嵌入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适当的政治嵌入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政府掌握的资源(如外部融资优惠及便利)，这些资源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并降低企业成本，因此政治嵌入必然会对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政治嵌入可以正向调节市场环境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H4a)；

“焉”具有代词和语气词两种性质，是一个兼词。[4]202上博楚简三篇中“焉”在句中和句末均有使用，有表示提示、强调和疑问的用例，这说明“焉”在当时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上博楚简中“焉”出现了8次。主要用法有：

政治嵌入可以正向调节政策冲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H4b)。

2.5　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

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创新绩效研究视角提出的创新绩效评价维度和指标不尽相同。在国内，高建[51]最先提出创新绩效这一概念，从创新过程的效率、产出成果及创新商业价值三个方面对创新绩效进行了阐述。本研究选择适合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评价方法以提高研究效度。①国内外市场地位。与国内市场相比，国际市场的开拓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和市场风险，国际市场的运营决策会更加复杂和不确定[52]。②产品(服务)寿命周期和研发周期。企业能比竞争对手率先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且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寿命周期相对较长，说明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③工艺流程创新。企业的工艺流程创新是指工业制造业产品的加工顺序、加工方法和程序方面的技术创新。工艺流程创新可以极大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产生规模效应[53]。④销售额。有研究认为，企业的平均销售额反映了企业产品的市场地位，企业创新能力越强，其盈利能力就越强[54]。根据通过文献回顾建立的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

  

图1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选择和数据来源

政府部门制定的创新鼓励和采购政策将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H2b)；

针对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正式问卷调查于2014—2015年开展，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调查对象，并得到了国家统计局的大力支持。课题组利用国家统计局的40余个城市制造业企业调查系统，获得了一手资料，从而保证了研究的测量信度和效度。本研究的样本空间为此次调查中的1029家制造业企业，笔者从其中的132国有企业样本中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6家，得到126家国有企业的有效数据。表1列示了研究样本的分布情况，包括企业年龄(用企业成立时间衡量)、企业规模、所在行业和资产规模。

3.2　信度和效度检验

[49]《周恩来总理接见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1953年5月22日—1953年5月22日，档号：105-00110-01(1)。

 

表1　研究样本的分布情况

  

统计项分项百分比/%统计项分项百分比/%统计项分项百分比/%食品加工制造业6401970年以前4444不足4000万元人民币866服装纺织制造业5601970—1980年556资产规模4000万～4亿元人民币4724木材加工制造业480企业年龄1980—1990年8734亿元人民币以上4409所在行业石油化工制造业12001990—2000年2143医药制造业6402000年以后1984金属制造业1600300人以下1508设备制造业4640企业规模300～2000人5794其他制造业2402000人以上2698

 

表2　潜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KMO值Bartlett球形检验值Cronbachsα系数累积解释方差/%市场竞争0734154669092467729政策冲击0749367815091564085企业战略0656237717089755836

1)自变量——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

图1描述了l=3，p=3的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源处和经过相位屏滤波后的强度和相位分布.图1(a)、(c)分别表示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源处和5 000 m处的强度分布，图1(b)表示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各向异性大气湍流中传播5 000 m的侧视图.图1(d)、(e)分别表示沿z轴每层数据都进行归一化后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湍流和真空环境中传播5 000 m的侧视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在湍流中传播时强度分布发生明显起伏，并且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光束宽度会在传输一定距离后出现突然增大现象，

关于市场环境变化量表，从初始的6个题项中剔除1个，保留了因子负荷值超过0.600的题项，如表3所示。通过EFA提取的两个因子——市场竞争和行业竞争——的解释方差变异累积量为67.729%。两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9和0.781，显示出较高的信度。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4，其信度较高。

 

表3　市场环境变化因子的EFA结果

  

维度测量题项因子载荷值Factor1Factor2市场竞争(MC)市场被主要竞争对手垄断或控制(Mc1)0861行业存在过度竞争(Mc2)0678创新产品需求具有不确定性(Mc3)0870行业竞争(IC)行业利润率太低(Ic1)0925同行企业较少从事创新活动(Ic2)0805因子的特征值30171047解释变差/%3824629483累积解释变差/%3824667729

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表中的因子荷载值为采用Varimax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得到的，其中小于0.600的因子荷载值未标出。

关于政策冲击量表，保留因子负荷值超过0.550的题项，即未剔除任何题项，如表4所示。通过EFA提取的三个因子——政府限制性政策、行业

政策和政府鼓励性政策的解释方差变异累积量为64.085%，三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97、0.706和0.583，表明量表的信度较高。总体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5，其信度较高。

 

表4　政策冲击因子的EFA结果

  

维度测量题项因子载荷值Factor1Factor2Factor3政府限制政策(GCP)政府对产品价格的限制(Gcp1)0728政府在招投标方面的限制(Gcp2)0797政府对营业范围的限制(Gcp3)0763政府的审批程序和办事效率(Gcp4)0555地方保护、所有制歧视(Gcp5)0714行业政策(IP)行业规则或行业标准(Ip1)0633知识产权保护状况(Ip2)0844税收、法治环境(Ip3)0766政府鼓励政策(GIP)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Gip1)0792政府部门的采购政策(Gip2)0787因子的特征值357515801253解释变差%269592149715630累积解释变差%269594845564085

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表中的因子荷载值为采用Varimax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得到的，其中小于0.550的因子荷载值未标出。

2)调节变量。

企业创新战略量表中10个题项的因子负荷均超过0.500的题项，因此全部保留，具体题项如表5所示。

③利用电子变频器进行调节，改变电机的转速。目前国产变频器大都是两相象或三相象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功能，功率方向只正向输出功率。美国AB700PowerFlex700交流变频器采用电流型变频器，是真正的高—高四相象变频器，主要用于控制三相感应电动机，从最简单的速度控制到最苛刻的转矩控制，满足应用系统的要求。

 

表5　企业创新战略因子的EFA结果

  

维度测量题项因子载荷值Factor1Factor2Factor3市场开拓战略(MDS)在创新方向上，优先选择进入新行业，其次是将现有产业做精做强(Mds1)0505在投资上，优先安排投资于开拓市场和改进销售环节，其次是技术开发(Mds2)0785在行业技术发生较大变革时，为规避风险，更倾向于等待时机而非马上参与(Mds3)0657优先考虑能将已有产品成本降低的创新，其次是发展差异化产品(Mds4)0677成本领先战略(LCS)在产品和工艺创新上，优先选择产品创新(Lcs1)0653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时，采取从低端(技术、市场)切入、逐步向中高端进军的策略(Lcs2)0517在创新定位上，优先考虑扩大企业规模和提高占有率，其次是将已有业务做精做强(Lcs3)0808模仿创新战略(IIS)在技术研发定位上，主要进行应用技术开发，较少开展基础性研究(Iis1)0816当市场上出现新产品时，优先采取模仿创新来尽快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其次是争取开发差异性产品(Iis2)0600因子的特征值285314741257解释变差/%215951857615655累积解释变差/%215954017155836

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表中的因子荷载值为采用Varimax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得到的，其中小于0.500的因子荷载值未标出。

通过EFA提取的三个因子分别为市场开拓战略、低成本优先战略和模仿创新战略，其解释方差变异累积量为55.836%。三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70、0.535和0.622，具有较高的信度。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7，其信度较高。

3)控制变量。

根据He和Tian[58]以及温军和冯根福[59]对企业创新的研究，本文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产规模和所在行业作为控制变量。

4　研究结果与发现

4.1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与多重共线性诊断

表6列示了全部潜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据此，可判断各潜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状况。根据Rockwell[60]的判断标准，表6中所有潜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小于0.8，其中最大值为0.688(企业资产规模与销售额的相系数关)，而企业资产规模和销售额分别是控制变量和因变量，因此多重共线性不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

4.2　模型统计特征和发现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具有两大统计特征；第一，所用数据为截面数据；第二，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是潜变量，需要用量表进行测量。鉴于此，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层次回归模型得到全部变量的因子得分，进而对所有研究涉及的潜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并展开相关模型讨论。同时，本文采用规范的调节效应检验步骤考察调节效应：第一步，对自变量(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和一个调节变量(企业创新战略)进行中心化处理，将每个变量的观测值与均值相减，从而解决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与两者乘积项高度相关的问题；第二步，将经中心化处理过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相乘，构造乘积项；第三步，构造方程，按顺序将自变量、控制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对主效应和交互效应进行检测。若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且方向与研究假设一致，则证明存在调节作用。假设检验结果见表7。

1)市场环境变化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从市场竞争和行业竞争两个维度测量了市场环境变化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由表7可以发现：第一，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创新具有驱动作用(γ2，1=-0.319*γi，j中，i表示第i个模型，j表示第j个变量。，p<0.100；γ3，1=-0.335，p<0.100)，说明市场竞争越激烈，创新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越强，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就越强，从而

校园足球是推进素质教育、引领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校园足球与文化学习在本质上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促进的。丰富的校园足球文化应该是体教结合、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教育实践形式的具体体现[7]。

企业将提升其国内市场地位——这就意味着企业的创新绩效越高；第二，行业竞争与国有企业新产品的研发周期负相关(γ13，2=-0.123，p<0.100)，即行业竞争越激烈，国有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周期越短，来自行业的压力会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如位于利润率相对较低的行业或企业创新活动较频繁的行业的国有企业更易开展创新活动，且其创新绩效也相对更高。

综上，H1得到了验证。

2)政策冲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冲击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本研究将政策冲击划分为政府限制性政策、政府鼓励性政策和行业政策。第一，政府限制性政策会抑制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γ9，3=-0.213，p<0.100)，如政府对产品价格、企业招标、营业范围等的限制以及政府的审批程序和办事效率都会增加企业的创新成本、延长创新周期。第二，政府鼓励性政策会促进企业进行创新(γ6，5=0.215，p<0.100；γ7，5=0.236，p<0.100)。例如，政府制定技术创新政策和采购政策会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政府鼓励性政策的保障下，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在技术和产品上不断推陈出新。这有助于国际市场的开拓、国际市场地位的提升。第三，与预期相反，在实证检验中并未发现行业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这可以解释为：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在法治和税收方面已得到政府的适当保护，因此行业政策对之并没有实质性影响。这与贺京同和高林[27]的研究结论一致，税费返还率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中国现行的刺激制造业国有企业创新的各种产业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可能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由表7可知：

本文使用Cronbach’s α系数衡量量表的信度，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讨论量表的效度，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本研究的全部潜变量——市场环境变化、政策冲击和企业创新战略的Kaiser-Meyer-Olkin(KMO)统计量均超过了最低标准(0.6)，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的零假设不成立；三个潜变量的Bartlett球形检验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0)。对所有数据进行Varimax最大方差垂直转换，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微信群成为家校沟通的重要渠道。管理班级微信群，与其要求家长在群里不能做什么，还不如与家长商讨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开学初，我借助家长会，与各科老师以及家长充分探讨，最终确定了班级微信群每天“群聊”的话题。同时，这也被当作家长的一项“作业”来完成。

课程教师课前需要调研教学班学生实际水平设计相应研讨课题，做到因材施教，以调动学生的研讨积极性作为目标。课堂项目按项目组形式进行研讨，根据自由组合原则，每5位同学组成项目小组。课堂研讨采用项目组演示讲解和学生问答相结合的方式，项目组成员接受听众的提问讨论，授课教师负责现场讨论的过程引导和总结，并在课堂中记录小组成员的研讨成绩[4]。研讨课题应当是实际应用场景案例，课题问题源于课程项目，能够引导学生针对课程项目案例提出自己的优化措施或者设计出新的实现方案。

3)企业创新战略的调节作用。

网民负面情绪与心态风险感知实证研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视角..................................................................................................................................谢起慧 彭宗超（36）

基于之前的文献回顾，本研究将企业创新战略划分为市场开拓战略、成本优先战略和模仿创新战略。

第一，市场开拓战略正向调节市场环境变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γ8，19=0.223，p<0.100；γ12，20=0.421，p<0.050)，对应的ΔR2分别为0.483(0.551-0.068)和0.486，变化明显，说明调节效果显著。当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时，为了使产品具有更大的创新性以迎合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的稳定性，产品使用周期的延长说明企业的创新绩效增强。而当行业中发生较大的技术变革时，等待时机则是企业更好的选择，企业会优先考虑降低已有产品成本，其次才是开发差异化产品。这种战略有助于企业适当规避风险，并变相延长了产品的寿命周期。

 

第二，市场开拓战略正向调节行业政策对企业国外市场地位的影响(γ8，22=0.309，p<0.100)，ΔR2为0.483，表明市场开拓战略的调节作用显著。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政策越完善，如行业市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法制环境健全和税收政策合理等，国有企业越有动力开展创新活动，从而提升其国际市场地位。企业在进行创新战略选择时最先选择进入新行业，然后是将现有产业做精做强。这样的战略选择正向调节了行业政策对企业国际市场地位的影响。

政府政策会对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冲击，这种冲击具有双刃剑作用(H2)；

第三，市场开拓战略正向调节政府鼓励性政策对产品寿命周期的影响(γ12，23=0.421，p<0.050)，ΔR2为0.486，表明市场开拓战略的调节效果显著。政府制定的创新鼓励性政策越完善，越能延长产品的寿命周期。企业在采取市场开拓战略时，将优先投资于市场开发和销售环节改进方面，其次是技术开发，因此市场开拓战略将增大政府鼓励性政策对产品寿命周期的影响。

第四，成本优先战略负向调节市场竞争对国内市场地位的影响(γ4，24=-0.655，p<0.050)，且ΔR2为0.397，表明成本优先战略的调节效果相对较为明显。这说明，在市场竞争相对比较激烈的环境下，国有企业采用成本优先战略难以保证产品质量和技术稳定性，可能造成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减少，从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第五，成本优先战略负向调节行业政策对企业产品寿命周期的影响(γ12，27=-0.441，p<0.050)，ΔR2为0.486，表明成本优先战略的调节效果相对显著。当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政策相对完善时，国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意愿更强。随着新产品从研发阶段到投入市场，旧产品的寿命周期会缩短。而当企业在进行创新战略选择时，如果企业优先考虑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其次才是将已有业务做精做强，那么企业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将会减慢，产品的寿命周期将会延长，从而企业的创新绩效就会下降。

第六，成本优先战略负向调节政府限制性政策对企业新产品研发周期的影响(γ16，26=-0.314，p<0.050)，ΔR2为0.375，表明成本优先的调节作用相对较为明显。政府对产品价格、招投标和营业范围的限制性政策会阻碍企业进行创新。政府的限制性政策越多，企业的新产品研发周期就会越长。而此时，企业采用成本优先战略。这意味着产品创新会成为企业的第一选择，如此企业新产品的研发周期会缩短，其创新绩效得到提升。

第七，模仿创新战略对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都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模仿创新战略是企业快速成长和占据市场的一种常用战略，尤其是新创企业可以通过模仿行业和市场中核心企业的技术和产品迅速进入市场。

综上，H3a和H3b成立，而H3c不成立。

4)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

综上，H2a和H2b得到了支持，而H2c未通过检验。

第一，政治嵌入可以正向调节市场竞争对企业国内市场地位的影响(γ4，14=0.417，p<0.050)，即政府对行业的技术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帮助国有企业提高其国内市场地位。政治嵌入可以正向调节市场竞争对企业国际市场地位的影响，(γ8，14=0.392，p<0.050)，ΔR2为0.483，表明政治嵌入的调节效果明显。这说明，政府对行业技术进步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会加大市场竞争对企业国际市场地位的影响，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

第二，政治嵌入正向调节行业竞争对销售额的影响(γ24，15=0.150，p<0.050)，ΔR2为0.610，表明政治嵌入的调节效果显著。政府对行业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行业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第三，政治嵌入没有显著调节政策冲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与其他性质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或地方政府，因此国有企业与政府具有更加紧密的关联性，而这种强关联反而弱化了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因此，H4a得到了验证，而H4b不成立。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扬州仍在坚守着，一天过去，伤亡过半，两天过去，妇女也走上战场。而有的人家知道抵抗无益，却又不愿投降，害怕女性被玷污，甚至出现了举家女性投井这种惨烈的事。四处是鲜血、尸体，但是扬州城内却没有出现抢掠，秩序井然有条。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也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市场和政府两个维度测量了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并利用层次回归方法验证企业创新战略和政治嵌入的调节机制。

相对凝血功能障碍和严重酸中毒，体温的尽早恢复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正常的体温是维持有效的凝血及代谢酶联反应的关键，只有中心体温超过35 ℃才可能出现正常的凝血功能[10]。研究表明，中度低体温(32～34 ℃)每减少1 ℃能够直接影响血小板凝血功能及减少10%凝血因子活性[16-17]。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术后体温恢复时间、休克纠正时间、乳酸清除时间、PT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术前ISS相近的严重腹部创伤患者接受DCS手术有利于术后患者病情恢复，DCS理念对高原严重腹部创伤的救治具有重要意义[11]。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根据第1.1节中船舶领域统计模型，分别对4类目标船周围最近船舶相对其运动的轨迹最近距离时刻的相对位置分布进行统计，得到图7。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市场竞争和行业竞争越激烈，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越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中国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制定的积极的鼓励性政策将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而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则抑制了企业进行创新，税收等行业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差距在缩小，长期来看单纯的模仿战略已无法推动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而市场开拓战略和成本优先战略则能帮助企业迅速占领市场——这与国家推行的自主创新战略相吻合。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者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比较特殊，且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资源和市场禀赋。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创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对于国有制造业企业。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被打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此环境下，国有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生存与发展。其次，国有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技术特点和市场定位选择适合的创新战略。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下，单纯的模仿跟随战略不足以帮助国有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加快自主研发，加大R&D投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降低生产成本。

从单个城市来看,鲁南地区的泰安、济宁等城市协调度极佳．泰安市自2005年就处于高度协调阶段,波动增长,至2009年进入极度协调阶段．济宁市晚于泰安,至2011年进入极度协调阶段．日照市则在2009年达到一次极度协调阶段,后又回归高度协调．临沂、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开封的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也呈现出较为协调的状态,2005～2015年都处于高度协调阶段．盐城市除在2012年为中度协调之外,其余年份都处于高度协调阶段．其他各个城市的协调度则相对较低,主要在中度与高度协调之间来回波动,阜阳与蚌埠两市在2005～2015年的前中期都有波动进入低度协调阶段的情况．

2)对于政策制定者。第一，目前现行的税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要充分考虑税收减免政策有效性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差异性，制定符合现实情境的财政方案。第二，尽管国有企业与政府存在天然的联系，但是这种特殊关系并没有给国有企业的创新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而不利于国有企业进行创新。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基于更客观的立场。第三，国有企业可以利用政治关系资本获得市场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进而提升其创新绩效。政府部门需要反思在制定政策中如何保持公平和公正，尽量避免企业投机性的“寻租”行为。

本研究主要以制造业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因此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针对性。鉴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及其他性质企业的所有权属性不同，本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需要进一步探讨。未来可进一步研究中国情境下制造业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探索在相同的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的影响下具有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企业的创新战略和政治嵌入是否会发挥调节作用，民营企业应如何选择何种创新战略提升其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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