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充分释放了创业的活力，中国已成为全球创业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创新是创业的核心要素，基于创新的创业活动是衡量中国创业质量的重要表征。培育基于创新的创业活动，直接关系到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然而，当前中国情境下创新是否一定能推动创业，既是亟待回答的理论问题，也是创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现实问题。

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分析，新企业的规模有限、组织架构并不完善，新企业战略的直接体现就是竞争战略。新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成功、规避与在位大企业直接对抗，要提供与现有市场中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在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竞争。因此，创业本质上是一种进入新市场的行为。新企业的战略就是进入战略，在企业的生存、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合理的进入战略能够引导企业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使得企业在创业初期就占据有利形势、获得持续的竞争力、战胜其他竞争者而取得成功[4-6]。Schumpeter[7]认为，创新是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对现有要素进行重组并实现商业化的过程。创新性进入战略有利于新企业规避激烈竞争，开拓利基市场并获取超额利润，是最优的进入选择[8-12]。田莉和张玉利[13]分析了进入方式的创新性维度，发现企业的创新战略能够有效提升其组织学习能力，使得企业能够在市场上推出更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并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获得良好的利润。Amason、Shrader和Tompson[14]认为，能使新企业掌握主动权并获得成功的战略非常少，创新性进入战略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具体而言，创新性进入战略应包含三个维度：第一，推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创新性，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有一定区别度，甚至是首创性和突破性的；第二，新企业对研发进行持续投入，确保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第三，新企业在面对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时有一定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愿意尝试新的解决方案。

然而，现状却是积极参与创新的企业未必能获得成功。采用跟随进入方式，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其他成功企业的创意、有前景的产品和服务并获得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2018年的微信用户数据报告显示，微信作为一款风靡全球的即时通讯软件，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0亿的活跃用户，提供了文字通讯、视频、社交、支付和购物等十几项服务，而包括最早提出即时通讯概念在内的其他竞争产品早已难觅踪影。由此可见，在确保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跟随性进入战略对新企业绩效也能产生积极影响[15]。而笔者通过观察实践发现，不论是在新兴经济体还是在发达国家，许多新企业都是跟随性进入战略的受益者，既能享受到全新的市场，又能降低研发开支和风险。新企业凭借后发优势不仅有效提高了绩效，甚至最终击败了行业中的创新者[16]。

创业是一个高度情境依赖的商业行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往往对政策支持、企业资源获取、营商环境等产生迥异的影响[17]。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其创办时间短、规模小、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制度环境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其创业的成败[18]。不论是创新性进入战略，还是跟随性进入战略，都能对创业产生积极影响。而哪种进入战略更符合中国情境，取决于制度环境的优劣。制度是用来塑造人们交往规范的一切规则集合。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策和规章等正式规则，以及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认知等非正式规则。在政府支持力度大、经济发展水平高、法律系统健全的环境中，创业企业更容易取得成功[19-20]。现有的创业研究对制度环境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国家间比较，而缺乏关注地区间制度环境对创新、创业的影响。特别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情境下，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创业的定量研究尚显匮乏。

通过分析国内外文献，可发现相关研究仍存在局限。鉴于此，本研究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是否有利于提升创业绩效；第二，中国城市制度环境能否有效促进新企业的创新，未来应着重在哪些方面改善以提升创业的绩效。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当新企业面对在位企业的竞争时，创新几乎是能使新企业获得成功的唯一选择，因此创新性进入战略对于新企业而言是最佳选择。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参与创新的创业企业受到政府干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和法律效力五个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创业研究、战略管理研究与制度理论相结合，从制度环境视角出发，应用一项全国性创业调查数据，探讨中国情境下创业企业进入战略的创新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本文以一项全国性市场化研究作为测量制度环境的数据来源，使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城市制度环境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定量分析提供实证证据，解决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为探索创新与创业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也对创业者决策、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教师应给学生创造一个与新口语知识单元主题相关的问题，在设计问题时，要与学生生活、未来工作相贴近，并遵守趣味性和合理性等原则，以此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发学生深入思考。然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工合作，进一步研究问题，在既定时间内，小组成员应进行会议讨论。在课堂上，学生应以教师所规定的形式与规范要求为依据，或者有机结合PPT演讲形式，对话形式等，展示小组讨论的结果。在展示之后，小组则还需要接受教师和其他同学的提问，利用英语进行回答。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还能够强化学生的心理素质，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分析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各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设；阐述研究方法和过程，汇报数据来源、数据采集过程、变量以及样本的总体特征；进行结果分析，报告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主效应和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总结研究结论与启示，探讨本文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指出研究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2　理论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创新性进入战略、跟随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

采用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企业通过积极的研发投入获得新的产品、服务组合，进入全新的市场，往往能够取得巨大的先动优势[21]*先动优势是市场进入者作为新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在市场中获得垄断性竞争地位、取得优势。先动优势对于创业企业而言非常重要，体现了创业企业“船小好调头”的特点，便于创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及时调整策略，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例如，阿里巴巴等电商凭借率先进入市场获得的技术优势和品牌效应取得了极大成功。。大量研究表明，享受先动优势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较好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进而能够取得可观的利润回报。Lieberman和Montgomery[22]认为，先动优势包括领先的技术、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以及消费者的转换成本。首先，采用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企业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采用创新性进入战略可以促进企业提升组织学习能力，使得组织能够及时应对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推出有前景的产品和服务，保持行业领先者的地位[23]。跟随性企业只是针对市场中成熟的或有前景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抄袭和复制，没有办法对未来的行业走势做出判断，也缺乏应对快速的技术变化、频繁的客户需求变更、不稳定的生产资料来源等不确定性的措施，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成本才能突破技术壁垒、改善市场地位。如果制度环境能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新创企业就能建立竞争壁垒、减少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可观的收益。在某些情况下，参与创新的企业甚至会成为所在行业的标准或准入规则的制订者，此时其竞争优势将长期保持。

取党参20克，龙眼肉50克，兔肉200克，党参切丝用纱布包扎，以上三物一起加适量清水，炖至兔肉熟烂，去党参，和油盐调味后饮汤或佐膳。适用于各类型胃癌气血两虚者。

其次，创新性进入战略能够帮助企业优先控制稀缺资源，包括建立稳定的供应链获得生产原材料、优先雇用优质的劳动力、享受更发达的销售渠道。掌控和整合上游供应体系，能够确保企业获得稀缺资源以维系生产的持续性，并有效提高企业对生产资料的议价权，达到压减成本、提高产品利润率的目的；而掌控和整合下游销售网络，能够确保产品和服务得到稳步推广，并能够阻止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招揽优秀人才更是确保企业在未来进行持续创新、获得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最后，创新性进入战略的实施者通常能在用户体验上领先竞争对手，提供最新的产品和服务体验，使得消费者获得高满意度，建立良好的品牌和声誉[24]。一方面，消费者心理学研究发现，消费者对品牌形成偏好后会存在维持现状的心理，更倾向于购买原有品牌的升级产品和服务。这为采用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企业拓展产品线、开发换代产品提供了先机。另一方面，熟悉新产品和服务也需要一个过程，跟随者只能加大营销成本，以促使消费者改变消费、购买习惯。这种消费者转换成本会导致模仿性企业的成本提高，是否值得发起竞争变成一个两难选择[25]。

实施跟随性进入战略的企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研发成本的缩减、直接进入创新者开拓的市场，但是却缺乏核心技术优势以及品牌和声誉。跟随者很难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无法在利基市场上规避竞争[26]，同时面对创新者的技术优势缺乏有效的竞争手段，对其他跟随者也缺乏有效的抵御能力[27]。更为关键的是，跟随战略会严重制约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导致企业在剧烈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反应迟缓，难以应对危机或发现潜在的机遇[28-31]。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创新性进入战略对新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H1)。

2.2　创新性进入战略与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

制度理论认为，主体在市场中的经营活动受到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制约[32-33]。这些规则会在方方面面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市场准入、人力资源获取、金融支持和营销渠道等。国内外一系列研究表明，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外部经营环境对创业企业的影响往往不尽相同，特别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建设存在更大的差异性[34-35]。中国各地区的营商环境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状况、人力资本积累和营商氛围在历史中的沿革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存在自东向西、从沿海到内陆的显著差异，创办、经营新企业在不同地区有显著差异。

法律效力正向调节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绩效的关系(H6)。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创新性的创业能够带来高附加值回报。然而，只有当法律效力高时，采用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商业过程中的买卖交易得到有力支持。创业企业相对容易通过注册商标、申请专利、界定商业秘密以及行使版权等保护自身权益，获得超额利润和较高的市场份额以及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这将大大提升创业企业的绩效水平，激发创业者参与创新的热情[51]。反过来，没有充分的法律保护机制，创新性企业的研发成果会迅速被模仿，企业投入了研发资源却没有收获相应回报，不能进一步巩固先动优势。跟随性企业采用价格战就能打破前者的市场垄断，从而迅速占据市场份额而击败创新者。模仿是相对容易和低成本的。因此，在没有法律系统强力保护的情况下，创业者们更易受利润驱使而模仿和抄袭成功的产品案例。例如，Levin、Klevorick和Nelson[52]发现，超过半数未获得专利保护的产品创新能被以低于最初开发成本50%的成本进行复制，且一般会有6～10个竞争对手能够成功模仿。当法律效力低时，那些采用跟随战略的企业会以较低成本复制市场中有前景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大量的跟随者会迅速以低廉的价格挤占市场，采用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企业会缺乏投资研发的意愿，从而对创业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创新氛围形成致命冲击[53]。当法律效力高时，跟随性企业不能简单地通过反向工程或雇用竞争对手的前雇员以突破技术壁垒。此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开发成本会成倍增加，模仿行为甚至会受到法律部门的惩处。

政府行为在制度环境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36]，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普遍存在。政府合理引导新技术驱动下的经济模式，进行一系列商事改革，颁布支持创新、创业的行政法规。然而，政府干预过度会显著影响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和市场调控作用减弱。因此，合理地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反映制度环境的核心指标。

中介服务机构是市场化的产物，是政府行政监管和监督职能的细化，是实行管办分离、政府职能从审批转型服务的具体形式，在规范市场秩序、协调各主体关系、维护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推动创新与创业，中国各级政府对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优化了国有中介机构的服务水平，颁布政策法规以促进非国有中介机构的发展，而且主动引入外部竞争者，提升总体服务水平。然而，中国中介服务业市场发展较晚，缺乏顶层设计；从业人员的素质总体不高、人数不足；部分行业中，国外机构处于垄断地位。这些都严重掣肘了创新和创业活动，是中国制度环境的一大短板。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降低政府干预正向调节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绩效的关系(H2)。

2)要素市场。

从资源依赖的视角看，不同创业企业的绩效差异源自其获取、整合和应用资源能力的差异[39-41]。获得充足的资源要素是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也是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要素市场是生产要素进行交易的市场，包含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的各种资源，如人力资源、技术和资金等。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生产率的模型描述，资金、劳动力和知识是提高生产率的核心要素[42-43]。

资金来源是制约创业的关键因素。创业活动自身的风险、市场的走势以及产业变化的不确定性，使得资金的安全性和回报率无法得到保障，新企业普遍很难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特别是在中国，国有银行居于主导地位，对贷款行业的偏好、回报率和资金周期都有着较高标准。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更易获得资金贷款，挤占了创业企业的资金来源。相对而言，创业活动所需资金的特征是单笔额度低、回报率低，创业企业在贷款资质评估方面的劣势明显。由于企业的成长潜力无法被简单量化评估、存在信息不对称，加之实施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企业面临的风险高和不确定因素多，因此它们更不易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相对而言，非国有银行在资金使用、组织架构等方面的灵活度更高。非国有银行对资金的使用相对灵活，更有利于创业企业融资。综上，本文认为，随着国有银行对非公产业贷款额度的增加、非国有银行资金体量的增大，新企业的创新活动将得到更多支持，创新性进入战略更能确保创业企业持续成长，并获得超额利润。

人是创造力的源泉，是创新成功的保障。新企业的最大优势来源于人的创造力带来的附加值。因此，能否招募到优秀的人才，是新企业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首先，新企业打破在位企业优势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突破现有市场的产品结构，提供全新的产品。人力市场中的技术人员储备，是新企业充实研发部门、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关键。其次，企业的良好运营需要合理的管理。新企业在初创期需要雇用知识储备丰富的复合型管理人才，用较少的人力编制承担起企业更多的运营职能，为初创期的企业节约成本。而当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为了继续提高生产力，企业需要通过内部进一步分工扩大生产、提高效率。此时，专业型管理人员的供给量更是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乃至绩效。最后，创业企业的创新产品和商业模式需要通过具体的生产活动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熟练的产业工人对于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更加开放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优质产业工人的供给已成为制约创新、创业成功的最大短板。综上，本文认为，当人力市场中保有数量充足的技术人员、管理人才和熟练产业工人时，新企业采取创新性进入战略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对例子2的数据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其中发生了相隔时间为5s的两次地震。相应的质点分布快照图和参数估计结果见图6和图7。在这个例子中，由于第一次地震发生在近海且近源记录很少，因此震源定位和参数估计较例子1更具挑战性。实验结果显示，参数估计的收敛速度很慢（事件A的收敛时间约为30s），定位误差也相当大（事件A的误差约为80km）。尽管如此，利用这个算法仍然可以有效地区分这两个独立地震事件，且估计的震级误差为±0.5之内。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参与创新的企业需要有技术支撑才能持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创业企业的规模小、资金有限。创业企业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创新，既受资源压力的限制，也面临研发失败的风险。一次失败的研发尝试或产品不被市场认可足以导致创业失败。因此，创业企业在参与创新时会权衡得失。当风险较高时，创新的经营行为将受到遏制。技术转移是对接企业与研究成果的有效手段，各类技术交易、转让平台可使创业企业获得更多的现成技术，从而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盈利能力、加快产品推广速度、快速占领市场、占据更多市场份额。从另一个角度看，技术转移还能有效提高大学、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转化率，使研发人员接触到更多的市场信息，反哺研发活动，有利于创造出更多适合市场的成果。

1)降低政府干预。

总而言之，使用模拟人进行医学模拟教学是医学教育不可或缺的方法，应用于急诊、麻醉等领域有很大的作用，对全科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和教学有非常好的效果，对模拟人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能够为医学教学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

要素市场正向调节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绩效的关系(H3)。

3)产品市场。

产品市场发育程度代表市场机制在产品定价和商品自由流通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Peng[44]发现，制度环境直接影响新企业对重要市场资源的获得以及获得的收益。在过去30年，尽管中国已对制度环境进行了诸多改善，但是全国范围标准化的公平竞争环境尚未形成。创业者在进入一个竞争市场时，一定要充分考虑产品定价是否由市场来决定，而非由政府部门或垄断企业来决定。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因此，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的就业和税收，也会制定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优先确保本地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得到推广。若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则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会大大提升，拓展市场份额所需的成本会显著增加，这些都会损害企业绩效。

市场新进入者的优势在于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全新的产品体验，在竞争对手能够模仿产品前迅速占领市场。当市场中存在价格管制时，参与创新的企业虽然提供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却无法自由定价，导致企业利润较低，从而限制了企业的成长，反而给采取跟随性进入战略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反应时间。相反，如果市场中不存在制约价格、准入机制，那么创新的企业可以争夺的市场份额会更多。这会大大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提升其成长性和绩效。综上，本文认为，在价格管制较少、市场准入充分而自由的情况下，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会显著提高绩效。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产品市场正向调节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绩效的关系(H4)。

4)中介服务机构。

政府干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政府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挤占了创业企业的资源，制约了创业企业的发展。目前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在经济资源分配方面仍有很大的话语权，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仍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的体量仍然偏大，它们在许多行业中具有主导权。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弱化了市场的自由分配功能。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因体量小、盈利能力低而更不易获得资源。创新性创业所需的资源支持比一般性创业更多，而政府在分配资源的比例中越高，挤占的可用资源越多，则创新越不容易取得成功。反之，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资本比例进一步降低，更多行业和产业开放，会释放更多的新机会。第二，制度法规决定了创业活动的准入门槛，制约了创业企业的发展。如果创业活动需要遵守过多繁琐的规章和程序，那么潜在的创业者可能打消创业念头。创业所需的许可、手续或新注册公司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等对创业率具有负面影响[37]。Klapper、Laeven和Rajan发现，在本应创业活跃程度较高的行业，较高的政府管制水平导致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创业活动被抑制，且只有规模相对较大的新企业才能立足，在位企业的成长性也偏低[38]。反之，在监管干预少、市场自由度高和准入门槛较低的制度环境下,新企业能节约时间、人力和经营成本，聚焦于业务，企业绩效会提升。

新企业的成长依赖于健康而稳定的财务状况。一方面，会计中介服务能够帮助新企业预测企业未来的财务收益，控制管理运营成本，评估必要的资产配置。根据财务成长性的预估，企业创始人在创业初期可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创业信心，并吸引更多有进取心的创业者，建立企业的技术人才资源池和管理人才梯队。根据目标设定理论，当企业设定详细的、具体的、可行性高的目标时，员工的专注度会大大提高，执行力和主观能动性会显著增强，工作表现会更持之以恒[45]。企业的财务计划是最能直接打动员工的目标，企业财务增长的预期能够激励创业团队成员，增强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另一方面，会计服务机构能辅助分析企业财务指标的趋势走向，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帮助创业团队做好成本控制，在创业中期及时调整企业的经营战略与管理模式，将资源的边际效用和企业利润率最大化。然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对创业企业的支持远远不足，其收入来源主要是上市公司、大企业而非创业公司和中小企业。另外，中国会计事务所的收入主要来自传统审计业务，而国外领先的会计事务所已涉猎企业的组织、业务咨询等板块，对新企业的财务成长性进行了全方位支持，而中国在该领域的服务几乎处于空白。因此，中国的会计中介服务对新企业的成长缺乏支持，既无法提升创业团队的凝聚力和能动性，也不能有效提升新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与会计服务业类似，中国的法律服务业对创新和创业的支持不足，具体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法律服务机构总体上仍处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多重管控状态，对法律服务行业的资格准入进行了诸多认定标准、从业资格审查方面的限制。第二，专业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仍较为缓慢，大多数法律毕业生在择业时优先选择大型律师事务所，所从事的业务范围较少涉及创业的法律支持。第三，法律服务的定价仍处于政府管制与垄断定价的双重制约下，良好的法律服务价格远高于新企业的承受范围，导致中国新企业的法律咨询数量较低，许多涉及创业企业的法律纠纷最后不了了之。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的法律中介服务对创业缺乏支持。

行业协会是存在于政府、行业与企业之间的社团法人，为行业企业的共同利益发声，既向政府监管部门传达企业的利益诉求，又协助政府统筹规划行业发展，行使一定的监督和协调功能。行业协会的良好发展能对市场和政府干预进行有效缓冲，平衡市场自由竞争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目前中国的行业协会发展存在两个薄弱环节。第一，政府与行业协会重叠，政府官员兼任行业协会会长的情况屡见不鲜，政府部门对行业协会的影响过大，无法代表企业利益，导致行业协会会员数量较少，行业协会不能覆盖新企业，对创业的发展现状缺乏掌握。第二，行业协会的服务水平不高。行业协会自身的从业人员数量较少、业务能力较低、服务范围较窄，掌握法律、经济、运营管理、金融和信息学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较少，对新企业的帮助缺乏技术支撑。因此，行业协会的发展亟待提高。

第六，进一步加强水利预算绩效管理。要把绩效理念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着力构建水利预算绩效管理机制。要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根据部门职能和事业发展规划，合理测算资金需求，及时编报绩效计划，科学设定绩效目标。要加强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建立绩效运行跟踪监控机制，定期采集分析绩效运行信息，不断强化督促检查和整改，促进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要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结果反馈制度，评价结果要及时反馈到预算执行单位，并作为实施行政问责、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要规范、有序、及时地公开预算信息，切实增强预算绩效管理透明度。

权筝彻底绝望，这都什么事儿呵！可她还是笑着说：“行。”虽然那笑比哭还难看，可在路灯下，何东愣没看出来。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中介服务机构负向调节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绩效的关系(H5)。

5)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系统能够充分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商业利益的程度[46-47]。法律效力在某种程度上比各类行政指令、支持性政策更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甚至结果。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专利权、商标注册和商业机密等法律保护机制，在新兴经济体中实现起来会相对困难[48]。不仅如此，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各个地区发展不均衡，法律效力在不同地区迥异[49-50]。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往往处于政治建设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在法律环境的建设上享有较大的自治权。除了中央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外，各级地方政府还会针对本地区的需求状况行使地方立法权。因此，各地方政府的法律效力会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地方政府的法律执行系统存在显著差异。法律部门的执法效率、执法人员的个体差异都会造成不同地区的法律效力存在差异。

1928年10月28日，印尼第二届全国青年大会的“青年誓言”第3条开始提及印尼语的地位：“我们印尼儿女，尊重统一的语言，印尼语”。这条誓言把印尼语视作团结各民族的语言，明确了印尼语国民语言的地位。1945年8月17日印尼独立后，1945年宪法第15章第36条的规定将印尼语从国民语言提升至官方语言的地位。1950年临时宪法再次规定印尼语是印尼共和国的官方语言。综上所述，印尼语具有这样的法律地位：既是国语(National Language)又是行政语言(Official Language)。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华炜在致辞中说：“农药是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农药的毒理、环境等要求越来越高，农药分子设计、合成、加工、应用和管理的理论和技术在不断创新，这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华炜指出，化工科技工作者应时刻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和重大化工科技问题，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为我国化工科技事业创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自“全球创业观察”(GEM)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GEM项目是由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于1999年发起的全球创业研究领域中的最权威项目之一。本次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抽样抽取了35个被调查城市，对每个城市年龄在18～65岁之间的创业者开展调查。首先依据全国行政区划及中国最新城市级别划分标准两个维度，对全国大陆地区的287个城市进行划分，将全国省级行政单位(不含港、澳、台地区)按照地理位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和西北七大区域。然后，根据中国最新城市级别划分标准，将地级市划分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在各抽样城市中，城镇样本与农村样本的比例分配参考各市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户籍人口比例。在综合考虑定量问卷的内容题量、目标被访者生活状态及执行难度等因素的基础上，调查公司采用电话访问、拦截调查和入户访问相结合的方式执行调查工作。经过历时1年的数据收集、整理和筛选，最终获得的成功样本累计3609个。

  

图1　理论假设模型

3　研究过程与方法

3.1　数据收集与样本选取

图1为本文的研究模型图。

鉴于GEM官方问卷调查缺少对创业的战略和绩效的度量，本研究同步补充了企业的进入战略选择和经营绩效的问卷调查。其中，1026个受访者回答了关于企业的进入战略和绩效的题项。量表采取Likert7点量表打分，其中“1”表示极为不同意，“7”表示极为同意。

本研究所用的制度环境测量指标来自王小鲁、樊纲和余静文[54]编制的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从中抽取了2012年部分指标测量城市制度环境，同一省份的城市制度环境相同。指数越高，相对应的制度环境越完善，对创新与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越大。该指标涵盖制度环境的5个主要方面，既有客观数据的支撑，又有主观问卷调查的辅助，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已被广泛引用于学术研究、政府政策制定等方面。

表1列示了样本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受访者的年龄大多集中在25～34岁和35～44岁两个区间；54.1%的受访者为男性，45.9的受访者为女性，可见男性占比相对更高；大部分创业者的受教育水平低于大专水平，只有不到10%的受访者拥有高等学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创业者整体缺少高等教育经历，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环境对高学历人群并没有很强的吸引力；73.2%的创业者的家庭规模在4人及以下，表明总体来说家庭人口数量适中，创业者的养家负担较轻；家庭年总收入在10万以下的受访者占比达到66.9%，表明创业群体整体家境不算优越，创业动机主要是提高收入水平。

 

表1　样本特征

  

统计项描述样本量所占百分比/%年龄18～249391025～34338329035～44345336045～541821770性别男5555410女4714590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3593500高中3493400大专2232170大学及以上89870其他6060家庭规模2人及以下908803人38937904人27226504人以上2011960其他74720家庭收入10万及以下686669010万～20万219213020万及以上69680其他52510

3.2　变量及其测量

根据GEM官方统计，大部分创业活动是由个人发起的。GEM的调查对象是42个月以内准备参与或正在参与创业的群体，他们所在企业大部分是规模在5人以内的小企业。这些受访的创业者往往在所在企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本身就是企业的创始人。调查人员明确告知受访者信息将被充分保密，以保证受访者准确、客观、翔实地回答企业的进入战略、绩效以及外部经营环境。

1)因变量。

2) 混合励磁磁通切换电动机的合理结构的研究。在深入分析永磁双凸极、磁通反向电动机等定子永磁型电动机的基础上，参考混合励磁电动机的设计思路，并结合永磁材料技术和铁心软磁材料等技术的最新发展，探索合理的混合励磁磁通切换电动机结构。

企业绩效(Perf)的度量综合了Cho和Pucik[55]的研究，涵盖了企业的盈利和增长两个方面，测量指标包括创业者所在企业的实际投资回报率、盈利能力、销售增长和市场份额，询问被测者所在企业的各项业绩指标与预期的目标相比表现如何。

2)自变量。

本文从三个方面测量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第一，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处于领先地位，新颖程度是市场评估创新的最重要标杆；第二，企业对研发进行投入是应对市场中的模仿行为、确保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第三，企业高层应对风险的态度、用创造性方案解决问题的偏好，是影响新企业创新的重要潜在因素。综上，在调查时要求受访者对以下三个条目进行评估：“我们特别强调成为第一家向市场推出创新性产品或服务的重要性”；“我们大量投资于开发市场上从未有过的新产品”；“尽管知道存在风险，我们公司的高层仍然鼓励发展有创新性的战略”。

3)调节变量。

制度环境的各个指标按照分项指数以等权重的计算方法合成。所有指数以2008年为基期，采用0～10分的相对评分标准，该项得分最高的省份的评分为10分，得分最低的省份的评分为0分，其他省份的评分介于0～10分之间[56]。

①降低政府干预(Gov)。降低政府干预指数由两个分项指数构成，即“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和“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前者代表地方生产总值中由政府支配的经济资源部分；后者来源于2015年对全国2000家企业的调查，企业负责人对政府的“行政审批、行业准入和其他政府干预是否过多”进行评价。对上述两个分项指数进行反向编码后计算平均值，从而获得降低政府干预指数。

②产品市场发育程度(ProductM)。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的测量由“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和“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两个指标组成。前者根据《中国物价年鉴》*《中国物价年鉴》是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政策、价格情况的综合性、资料性年刊。本文将2012年全国物价水平指数作为变量，所有数据均来自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具有权威性。提供的各省份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市场定价部分的比例计算而得；后者利用企业调查数据中关于企业在各省份销售产品时遇到的地方贸易保护措施占总体陈述实践比例计算而得，并用相应省份的经济规模对比值进行权重调整。

我们有关旧金山湾地区最早的历史地震知识来自西班牙教堂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776年在旧金山修建的多洛雷斯教堂。神父们报道了地震破坏了他们的教堂，但这种纪录随着1830年代开始的世俗化而变得稀少。而在淘金热之后，该地区的许多报纸又提供了出色的报道。

③要素市场(FactorM)。要素市场指数由三个分项指数构成，即“金融业的市场化”“人力资源供应条件”和“技术成果市场化”。其中，“金融业的市场化”包括两个分项指数：“金融业的竞争”，由大型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中所占份额来衡量；“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由总贷款额度中分配给非国有企业的比例来衡量。“人力资源供应条件”包括三个分项指数——“技术人员供应情况”“管理人员供应情况”和“熟练工人供应情况”，涵盖了企业的三个主要事业部门——研发部门、管理团队和生产部门。“技术成果市场化”由各地技术市场成交额与本地科技人员数的比例近似估计而得。

2.3.3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样品（编号：G-1）适量，共6份，按“2.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淫羊藿苷峰的保留时间和峰面积为参照，记录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22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RSD均小于5%（n＝6），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④市场中介服务机构(IntM)。“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的测量来自对企业的调查。受访企业回答“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条件”和“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

⑤法律效力(Law)。“法律效力”由企业调查数据中企业对公检法机关执法公正性、效率的评价以及各地按科技人员数平均的三种专利批准数量组成。

6)控制变量。①性别(Gender)。虽然关于性别与创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并不多，但是大量研究表明性别对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57-58]。②年龄(Age)。将创业者的年龄分成5个阶段，以控制年龄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具体编码方式如下：1=18～24岁；2=25～34岁；3=35～44岁；4=45～54岁；5=55～64岁。③受教育水平(Edu)。杨浩、陈暄和汪寒[59]的研究表明，创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GEM的调研对象大部分为新创企业成员，所在企业的规模都较小，受访者在各自企业中都扮演着高管的角色。鉴于此，本文将受访者的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60]。具体编码方式如下：1=初中及以下；2=高中学历；3=大专学历；4=本科及以上。④家庭规模(Hhsize)。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国家庭的户均人数约为3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中国的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平均家庭规模为3.02人。。家庭规模越大，意味着创业者的生活负担越大。面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他们表现得相对保守。因此，本文将家庭规模作为控制变量。⑤家庭总收入(Hhinc)。中国创业者的资金来源大多为自有资金、亲人支持，家庭总收入代表创业者能获得最直接资金来源的大小。因此本文将家庭总收入作为控制变量。⑥创业能力(Suskill)。创业者是否具备创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是影响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61]。受访者被询问“您是否具备创办一个新企业/生意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⑦员工数量(Enum)。为了消除企业规模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员工数量。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可以看到：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在0.1%的水平下正相关，该结果初步支持了H1；模型中各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小，相关系数的方向与假设一致，初步说明本文提出的假设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说明本研究的回归模型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PerfInnoGovFactorMProductMIntMLawAgeGenderHhsizeEduHhincSuskillEnumPerf1000Inno0272∗∗∗1000Gov-0061000110003FactorM-00120018-0413∗∗∗1000ProductM00030016-0673∗∗∗00291000IntM00460037-0577∗∗∗0653∗∗∗0119∗∗∗1000Law00590011-0778∗∗∗0364∗∗∗0246∗∗∗0639∗∗∗1000Age0004-005500390062∗-00200001-0101∗∗1000Gender00460004001000240011-0004-0004-00381000Hhsize0031-00430113∗∗∗-0077∗-0127∗∗∗-0082∗∗-0096∗∗000800161000Edu0111∗∗∗0142∗∗∗-0166∗∗∗-00560093∗∗01330247-0318∗∗∗-0069∗-0112∗∗∗1000Hhinc0153∗∗∗0129∗∗∗-0174∗∗∗0063∗0127∗∗∗00490196∗∗∗-00680056015702021000Suskill0028000900450039-0080∗0020-0048005500590021-0080∗-0067∗1000Enum0050-0016-00520088∗∗0063∗0048-00360084∗∗-00020147∗∗∗-00270109∗∗∗00131000Mean17173130024179556181834898762637355145832843938572812010489S．D．350527671523147409911847646310054049918471158291606991120

注：“*”“**”和“***”分别表示p<0.05、p<0.01和p<0.001；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

本研究通过逐步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交互项纳入模型进行层级回归分析[62]。为了规避加入交互项后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分别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构建其交互项并代入回归方程[63-64]。对于缺失的数据，本文在回归分析时采用均值替代。样本数据全部输入计算机，运行STATA14.0软件，所得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ⅱ) 若δ=0,由于δ是[0,1]上Cauchy-列{xn}的所有收敛子列极限点的下确界,则必存在{xn}的一个收敛子列(当然还是Cauchy-列)收敛到0(易证)。

 

表4　新企业进入战略创新性与制度环境

  

变量因变量：PerfM1M2M3Inno0932∗∗∗(-877)0990∗∗∗(-92)Gov-0563(-126)-0601(-131)-0656(-152)FactorM-0403(-176)-0401(-169)-0515∗(-229)ProductM-0459(-161)-0465(-160)-053(-193)IntM0306(-105)0231(-076)0357(-124)Law-0235(-057)-0165(-038)-0239(-06)Inno×Gov1037∗∗∗(-332)Inno×FactorM0643∗∗∗(-445)Inno×ProductM0867∗∗∗(-461)Inno×IntM-0377∗(-197)Inno×Law0776∗∗∗(-353)Age0013(-116)00134(-124)00148(-138)Gender0362(-167)0378(-181)0451∗(-219)Hhsize0042(-068)00606(-102)00686(-117)Edu0284∗∗(-274)0193(-192)0185(-186)Hhinc0162∗∗∗(-402)0123∗∗(-315)0121∗∗(-312)Suskill0153(-098)00889(-059)00554(-037)Enum0105(-106)0114(-12)0127(-135)＿cons1364∗∗(-1626)1420∗∗∗(-1742)｀1407∗∗∗(-1752)N102410241024Chi242491221665LL-27079-26709-26515

注：“*”“**”和“***”分别表示p<0.05、p<0.01和p<0.001；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

表4中模型1(M1)考察的是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2(M2)考察的是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模型3(M3)是加入了交互项后的全效应模型。如表4所示，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看出，受教育水平(β=0.284，p<0.01)和家庭总收入(β=0.162，p<0.001)对新企业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看出，创新性进入战略(β=0.932，p<0.001)对新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H1得到初步验证。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看成，在引入调节变量后，创新性进入战略仍对新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H1进一步得到验证。

降低政府干预正向调节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1.037，p<0.001)，因此H2得到验证。要素市场正向调节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0.643，p<0.001)，因此H3得到验证。产品市场正向调节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0.867，p<0.001)，从而H4得到验证。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负向调节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0.377，p<0.05)，从而H5得到验证。法律效力正向调节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β=0.776，p<0.001)，从而H6得到验证。

4.2　调节作用分析

根据Aiken和West[65]的做法，分别以高于均值1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1个标准差为基准，分析在不同质量的制度环境下创新性进入战略与绩效间关系的差异，结果见图2～图5。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政府干预较低、要素市场完善、产品市场健全、法律效力充分的情境下，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更明显。相反，政府干预较低、要素市场不完善、产品市场不健全、法律效力不充分的情境下，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农村中许多问题日益凸显，其中以土地矛盾最为显著，涉及到的村民群体利益日益严峻。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些利益冲突，势必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因此，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主体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和急迫，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图2　降低政府干预的调节作用

  

图3　要素市场的调节作用

  

图4　产品市场的调节作用

  

图5　法律效力的调节作用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理论意义和管理启示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新企业创新性进入战略以及创业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有一定研究，但是对两者的交互作用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创业绩效尚缺乏探讨。本文考察了2012年中国城市制度环境下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对其绩效的影响，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的5个主要因素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创新性进入战略对新企业的绩效有正向影响(H1)。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能够提升其学习能力，从而在长期提升创业企业的成活率及绩效。跟随性进入战略即便可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的绩效，但是从长期看来，企业如果想持续成长并占据市场地位、获得利润，就必须大胆参与创新，巩固先发优势并提升组织学习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上找到发展机遇。本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验证了创新性进入战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参与创新对于创业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还发现，中国城市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通过对比创业者所在城市的相关制度环境指标，本文认为：即便在中央政府大力改善创业环境的大背景下，不同城市的制度环境仍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情况源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沿革和社会人情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各级政府和官员对政策解读和执行力度的不同。分析制度环境的5个主要因素的调节作用，可发现：当政府的干预程度越低，采用创新性进入战略的新企业的绩效提升显著，而当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高时，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不显著，表明政府应减少干预，促进创新和创业(H2)。在充分的要素市场中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绩效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在不完善的要素市场中更为显著，证明了要素市场健全对于新企业获得资源并取得成功至关重要(H3)。产品市场越健全，新企业越易快速建立竞争优势、占领市场并获得成功(H4)。中介服务机构负向调节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创业企业的绩效的关系(H5)。在法律效力较高的情况下，实施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企业更易保护知识产权、对竞争者构筑竞争壁垒，从而获得成功(H6)。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管理意义。在中国情境下，新企业选择创新性进入战略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和成长性，在当前的中国制度环境下毫无疑问是创业成功的最优路径。政府的支持行为对采用创新性进入战略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各级政府未来应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确保参与创新的企业获得充分的要素支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价格垄断，完善法律系统对创新的保护。特别是着重需要提高中国法律服务机构、会计服务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的服务水平，补齐创业企业的短板，力争实现创业企业成长、城市经济发展的共赢。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在制度环境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制度环境对创新性进入战略有积极而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各城市的制度环境因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存在差异而不同。今后，政府除了要继续落实中央政府层面的“双创”政策、推出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有利政策以外，还应着力在地方层面推进创业环境建设，保护新企业的权益，促进高质量创业的发生。

5.2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只通过问卷调查测量新企业的进入战略，研究变量缺乏客观数据的支撑，稍显简化。这主要是由于创业企业的规模较小、生存时间短且创业者的管理普遍缺乏规范性和延续性，因此研究人员往往很难获得客观而准确的数据。由于创业者对创新程度的判断存在主观偏见，且出于对自身和企业形象考虑而可能有意提高创新性评分，因此，即便我们对问卷的测量题项进行了反复检验并保证隐私，但是仍不能完全排除被试的个体特征差异、认知上的主观性带来的测量偏差。在未来研究中，学者们应寻找同时对制度环境指标进行主观、客观度量的方法，以提升研究的可靠性。

其次，对制度环境的测量可能存在其他方式。例如，Stenholm、Acs和Wuebker通过研究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及相关的制度环境要素发现，成熟的在位企业、处于上升期的产业、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充足的劳动力、完善的上游供应商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都属于制度环境要素[66]。另外，应将中国的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对新企业的进入战略创新性、创业绩效的影响也纳入未来的研究框架中。

最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企业层面的变量——如所属行业、成立年限和规模等——存在大量数据缺失，因此无法将之纳入回归分析。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新创企业的员工数量较少，企业的经营行为主要受创业者个体决策的影响，因此对创业者的访谈仍是了解创业企业的进入战略、所处行业信息的最佳途径。在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应增加两轮对被试的回访，以便收集到更翔实的企业层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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