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郑成功率水师驱逐了殖民台湾的荷兰侵略者，此后郑氏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与清廷长期划峡而治。清廷不断加强水师建设，于1683年统一台湾。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取胜，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并割占台湾，对台湾实行了50年的殖民统治。在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离合中，海权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从清郑对峙到大一统

自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集团在东南沿海一带驻守军队，与清王朝进行着军事上的抗争。这一时期内，郑氏集团拥有比清王朝更强大、更专业的水师力量，在海上比拼中常常占据优势。认清了自身海上作战能力的欠缺，清廷开始大力建设水师，使形势逐渐发生了对自己有利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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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62-1677年)，清廷水师力量弱小，海战能力欠缺，与郑氏集团在这一阶段的对峙呈现出打谈交替、处境被动的特点。由于当时在福建的清军人数不多，且无水师，因而清廷暂停军事进攻，先后四次派员到厦门劝郑经接受招抚条件，但郑经固执“照朝鲜事例”之见而不为所动。期间，清廷在东南沿海采取“迁界”措施，将近海居民强行内迁，沿海修筑界墙，断绝陆上与海上的联系，对郑军实行全面封锁，并采取措施，招降郑军官兵。

康熙十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78-1683年)，清政府反思了前一阶段对郑氏集团的和平招抚政策，开始重视海战，加快恢复水师步伐，提升海战能力。康熙十八年(1679年)六月，姚启圣在《特举能臣疏》中进一步指出：“如水师战胜，贼自败走台湾，如水师不胜，贼仍盘踞厦门。”①转引自邓孔昭：《李光地、施琅、姚启圣与清初统一台湾》，《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1期，第69页。尽管这只是姚启圣举荐施琅官复原职的举措，但也明显地反映出清政府一线官员认识到水师在与郑军作战中的重要意义。

（4）重复性试验：取同一木香药材（S1）6份，按照“2.1.3”项方法制备，每次进样10 μL，测定木香烃内酯、去氢木香内酯的质量分数，结果木香烃内酯和去氢木香烃内酯的质量分数RSD分别为2.22%和1.87%，表明重复性良好。

甲午战争中，日本已经掌握较为先进的近代海权思想，而晚清的海权观念还未形成，对海洋的认识尚停留在海防的层面。日本的近代海权观胜过晚清传统的海防观念，这是清军战败、台湾被割让的重要思想根源。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率领水陆官兵2万余人、战船300余艘，从铜山起航，向澎湖、台湾进发。而郑军由刘国轩率领的6千余人、船只70余艘，也早已在澎湖布防，准备与清军在此决战。[注] 李尚英：《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第5期，第64—65页。从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郑两军进行了激战，互有伤亡。清军休整三天后，于二十二日向郑军发起猛攻，经过7个小时的海上鏖战，大败郑军，刘国轩乘小舟逃回台湾。清军顺利攻占了台湾本岛门户澎湖，控制了制海权，取得了对郑氏政权的全面战略优势。

由于水资源的匮乏，近二十年来再生水的发展速度愈来愈快，经过三级处理工艺的中水被普遍用于工业用水、景观用水和农业用水的回用.再生水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水质是否完全达到可接受标准还需更多的数据来说明.

二、从甲午海战到台湾与祖国的分离

1894年春，朝鲜爆发的东学党起义在日本的精心策划下成为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日本战时大本营为实现侵华目标，在确定全面进攻的总体战略后又拟定了海军进攻战略，并将整个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派陆军第5师团赴朝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求与北洋水师进行决战，其他陆海军部队则在日本做出征准备。深得马汉海权理论“凡是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必将是最后胜利之获得者”[注] [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蔡鸿幹、田常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20页。要义，日本将击败北洋水师、夺取黄海制海权作为对华作战目标，并依据第一阶段海战的结果以及掌控黄海制海权为第二阶段作战的基本条件。

近代，中日两国爆发了甲午战争。甲午海战中，日本以先进的近代海权理论指导日本联合舰队作战，将夺取制海权视为作战任务的主要目标，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战术。

与日本在战前就制定好周密的作战计划相比，清政府直至战争爆发后也没有拿出一份统一的作战计划。当时，日本拟定“作战大方针”对清朝海军抱有一定顾虑：一是顾虑北洋水师“镇远”和“定远”两艘铁甲舰；二是顾虑清海军衙门统一指挥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对日作战。不过事实证明，日本的顾虑是多余的。主导北洋水师的李鸿章认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注] 戚其章编：《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册，第568页。清政府一些高层官员也误判整体局势和日本的战略方向，不仅调拨在北洋巡航的部分南洋舰艇、甚至还欲调北洋军舰防守台湾。

1894年7月，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战中的胜利使其顺利获得朝鲜以西海域的制海权，并完成了支援日本陆军在朝鲜的作战任务。1894年9月，应桦山资纪之命，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域寻找与北洋水师主力决战的机会。而当时朝鲜军情紧急，清政府决定通过海路向朝鲜输送援军，并以北洋水师主力舰艇提供护航。9月17日，两军相接，黄海大战爆发。北洋水师在交战期间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战术行动，但受制于传统消极的海防观念，无法扭转战局的最终走向。持续5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以北洋水师的惨败告终。自此，日本联合舰队基本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甲午战后，东亚海权易手，清政府缺乏军事手段这一托底，无法改变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命运。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长达半个世纪。

郑军在澎湖海战中的失败决定了郑氏集团的垮台。郑氏集团接受了清廷要求其遵制削发，迁入内地等条件，并递交了正式降书。清廷以强大水师为基础，采取“因剿寓抚”“剿抚并用”的策略，在郑氏集团割据22年后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康熙曾称，“今台湾降附，海贼荡平，该省近海地方应行事件自当酌量陆续施行”[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6页。。统一台湾后，清廷解除海禁，恢复了两岸民间往来和经贸交流，强化了大陆对台湾的全面影响，有效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海疆安全。

There was a lack of surgery standardization (there were no clear criteria for splenectomy or spleen-saving dissection of the 10th LN group, instrumental or manual anastomosis, etc.).

按照日本“作战大方针”的甲案，日军在取得黄海制海权后将由直隶平原登陆直取北京，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认为实力尚存的北洋水师对其实现这一目标仍构成巨大威胁，且列强对日本的意图有强加干预的迹象。因此，日军将下一步的目标调整为“消灭北洋舰队，控制台湾，以造成有利的和谈条件，并获得割取台湾的‘根基’”[注]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米庆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1894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了包括大连、旅顺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期间，北洋水师继续执行“保船制敌”的消极战略，在日军部分部队登陆且没有舰队护航的情况下，不主动对其实施打击，而是按李鸿章“我海军出巡威、湾、旅一带，彼或稍有避忌”[注] 《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电稿卷18，第11页。的电示，企图以存在性的巡航吓跑日军。1895年1月20日，日军发起了山东半岛战役，北洋水师在失去制海权、无法获得机动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在威海卫基地全军覆没。

三、历史的启示

海权意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海权观念的先进与落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盛与衰落，进而影响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晚清统治者没有日本政要近代意义的海权观，只有传统的海防观念。两种观念的差异深刻影响了甲午战争的结局，北洋水师的覆灭暴露了晚清传统海防观念存在巨大的局限，“甲午战争用血与火诠释了海权与海防的本质区别及其决定性影响”[注] 苏小东：《甲午战争前后东亚海权与海防的较量及其影响》，《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第72页。，没有海权的海防必定防不胜防，乃至有海无防。因此，欲维护国家统一，树立先进的海权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海权观念的树立对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后，清廷大力重建水师，扭转了此前郑氏集团以强大水师压制清军的局面，为清廷最终肃清郑氏集团，统一台湾奠定了基础。尽管康熙年间清郑双方的海上斗争没有上升到海权层面，但清廷在水师力量薄弱、屡屡战败后，充分意识到只有建设一支强大水师才能取得对郑氏集团作战的胜利，这种观念的转变就是进步。

施琅复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加紧编练水师[注] 参见林乾：《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46页。，修造战船，并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两次上疏极力主张尽快出兵台湾，认为台湾可破：“昔之伪镇营蚁附胁从，皆受郑成功、郑锦(指郑经——引者注)父子结恩旧人，笼络相依。今刘国轩暴戾操权，动辄杀戮，以威制人，谁肯甘为几肉？……我舟师若抵澎湖，势难遏各伪镇伪卒之变乱。则据守澎湖逆贼，纵有万余，内多思叛。驱万贼万心之众，以抗我精练勇往之师，何足比数？虽刘国轩轻命死敌于人心猜忌之际，靡不自溃。则可破可剿之机，又无如于是。”施琅还分析了不尽快攻台的危害：“皇上若以俟有可破可剿之机，温旨下颁，则汪洋巨浸之中，谁肯效命七尺之躯，而弹力三窟之险？势必借旨意为居奇，迁延岁月，虚靡浩费，所谓筑舍道旁，三年不成，是贼终无可破可剿之日矣。”施琅还要求给其“专征”全权，“独任臣以讨贼”，让其“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演，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6—250页。康熙接受了施琅的意见，并给予施琅“独任专征”的大权。

康熙年间，清廷利用强大的水师统一台湾，与晚清北洋水师甲午海战失败导致台湾被割让的历史，说明海权强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海权缺失则丧权辱国。

第二，海上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保证。

海上军事力量是践行海权观念的主体。在接受先进海权观念指导的基础上，只有建设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才能制敌于海上、拒敌于海外，进而维护国家统一。

张敏(1994-)，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光纤陀螺信号处理技术.Email:mariazhang1994@126.com

郑氏占据台湾期间，清廷打与谈均未占据主动地位，主要原因是没有强大的水师，缺乏与郑氏集团谈判的筹码。随后，清廷逐渐意识到水师力量在对付郑氏集团中的重要作用，恢复了裁撤多年的福建水师，撤销了不善海战的驻闽八旗兵，把节约下来的经费投入到福建水师建设之中。相反，在清廷海禁和迁界政策的长期封锁下，郑氏集团难以从大陆获取建造战船所需的物资材料，导致其水师实力大不如前。清军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与郑军作战时便发现“贼船虽多，不如若臣所造新鸟船长大坚固，驾驶便利”[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205页。。清军的海战能力逐渐超越郑军。郑军在与清军几次交战后，兵力损失惨重，精兵强将也被招降，其所倚靠的台湾海峡“汪洋万顷之隔、波涛不测之险”地理优势在清水师崛起的情况下也逐渐丧失。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建成了一支拥有31艘舰船和24条鱼雷艇，总排水量达61373吨的近代化海军，与清朝由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舰队组成的拥有78艘舰船和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在83900吨的水师还是有不小差距[注] [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方希和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2页。。尽管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艇数量上对清水师甘拜下风，但在航速与火炮射击速度等方面则具有较大优势。在传统海防观念的影响下，晚清近代海军的建设不具有可持续性。尽管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光绪皇帝号召“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注]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2页。，但晚清对近代海军力量的建设与运用只是针对海防危机的被动反应，“中国建设和发展海军的整个过程始终呈现着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驰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现象”[注] 许华：《东亚海权：甲午败局之历史检讨》，《军事历史》2016年第5期，第54页。。晚清洋务派一方面不遗余力推行水师近代化，使得北洋水师在1888年组建成军之时实力雄居亚洲之首；但另一方面，清政府认为水师已发展到“用之自守尚有余”的程度，停止发展近代海军，还挪用经费来整修皇家园林。“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注]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5页。

第三，积极争夺制海权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

制海权问题是海军战略理论的核心，制海权的归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在海战中取胜。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海上斗争中，积极争夺制海权是十分重要的手段。

（5）解决酸性废水处理底泥废弃物的出路问题，避免大量堆置带来的土地占用、污染和安全问题；同时，开发的修复新技术能够从源头防控重金属污染，避免矿区周边土壤和水体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维护人们的身体健康，对于资源节约型社会、绿色矿山建设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水师在澎湖海战取得大捷，清廷从郑氏集团手中夺取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进而在台湾争夺战中占据优势，完全掌握了和谈的主动权。诚如有学者所言：“台湾的政治归属取决于台海制海权归属的澄清。在制海权归属问题得不到澄清之前，台湾的政治归属亦无法得到澄清。”[注] 倪乐雄：《文明转型与中国海权——从陆权走向海权的历史必然》，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互助会便从此告终了，《曲江工潮》的第十四期也在难产中割死，而且永久的死了！被历史与环境所限制，不能直截痛快地跳出火坑，这几乎是人类的命运，而人类所应该痛哭的，我与互助会的九个会员何尤呢！只希望工界中人，和一切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同志，加以研究，加以卷土重来的精神，再来联合罢！

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将夺取黄海制海权视为作战的第一目标，并在实际军事行动中坚决贯彻执行之。“尽管从理论上说，从战争爆发迄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双方都还未掌握制海权，但由于日本海军采取了上述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赢得了海上运动的主动权。”[注] 戚其章：《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第157页。北洋水师则缺乏争夺制海权的意识，按照清末学者的说法：“数万吨之舰队，分布诸沿海诸岸，待敌之来，不得已而与之一战”[注] 南州生：《中国海军再兴论》，《海军》第1期。转引自皮明勇：《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43页。，十分贴切地描述了北洋水师的消极作为。“总体而言，晚清海防思想及海防战略的核心是防御取向，明显受制于‘重陆轻海’的传统战略思维，重在消极的‘防口守岸’，缺乏对制海权的准确理解和应有重视。”[注] 汪曙申：《海权——陆权关系与台湾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