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由革命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建设的内外环境、使命任务均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经过不断探讨和完善，最终确定建设一支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为人民军队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现代化建军思想的初步提出

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注]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页。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此后，军队主要领导人不断探讨军队建设问题。1949年11月11日，朱德在华北军政大学讲话中提出，部队“要很快地正规化”，“掌握联合兵种知识”。不久，他在空军、海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分别强调，要：“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拥有一支强大的和陆军同样英勇善战的海军部队”[注] 《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436、第484页。。1950年5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指出：“我们要现代化……加强空军、海军及其他兵种建设。”[注] 《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 其他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有此类指示。

同时，军委总部、军兵种在工作指示中也对军队建设问题进行了一些论述。1950年8月，海军在第一次海军会议上确立“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力的……战斗力量”的建军方针，并要求部队“严守纪律、服从命令、整齐划一的正规化作风”。12月底，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工作指示中都明确提出，要“学会现代化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与战术”，要使军事训练适应“正规化的要求”。

上述论述已经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等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入和平时期的人民解放军建设初步指明了方向。由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刚刚起步，尚未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对现代化、正规化一般都是分别论述，还没有将两者作为军队建设方针的有机整体并列提出来。

二、“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

国内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后，军队建设开始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围绕建设新中国国防、巩固新生政权完成了一系列艰巨任务。丰富的战争实践，特别是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边打边建”中，在与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国美国军队的激烈较量中，进一步推动了对军队现代化的认识。

1951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成立送贺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首次将正规化与现代化作为并列的任务提出来。此后，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相继在中央军委机关刊物《八一杂志》刊文，提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并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内容及方式方法进行了深刻阐述，表明人民解放军对现代化、正规化认识在理论上的深化。

此前虽然也有关于军队现代化方针作为“任务”“主要任务”的思想，但是高干会却第一次明确将其提高到“总方针、总任务”的高度，并将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三位一体的总目标加以明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54年，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删去了“世界上第二支最”的表述。此后，关于军队建设方针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核心要义是一样的，为我军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2)在模拟的基础上，对风筒位置及喷雾布置方式进行优化，经现场测试得出，当风筒优化后硫化氢体积分数降低了约6.3%，同时对掘进机的外喷雾布置方式进行优化后，发现硫化氢的治理效率均值达到了95.6%，较未优化前平均值提高了6.2%，经过优化后大幅提高了综掘工作面硫化氢的治理效率。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建设方针不断调整的背后，反映出对现代化、正规化与“革命化”关系认识上存有分歧。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有：

在高干会上，朱德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指示。彭德怀在军事报告中明确提出:“在现在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根本的任务”。会议指出：正规化就是要达到‘五统四性’的要求，以适应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需要”[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00页。。这样，正规化作为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应有之义，不再显示在建军方针的表述中。会议同时纠正了此前忽视“革命化”的倾向，明确规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作为“我军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将“革命军队”的表述显示在建军方针中。

事实上，毛泽东此前在审阅彭德怀高干会的发言稿时，就将原稿中两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改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特意加上了“革命”两字[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凸显了对人民军队革命本色的重视。

另一种表现是机械搬用条令、忽视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有的人错误地认为：“过去在运用群众路线方面，往往费时多、手续多，这种情况在现代化正规化建军和作战中，已经不可能了”，“正规化要求高度的集中统一，今后工作不能再走群众路线了”，有的人认为“要正规化就不能讲民主，要讲民主就不能正规化”，还有的人认为“我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个口号过去了，只是战斗队不是工作队了。”[注]肖华：《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摘录》，《八一杂志》第50期；《解放军报》社论：《发扬训练工作中的群众路线》，1956年5月15日；罗荣桓：《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八一杂志》第82期；叶飞：《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发言》，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三、“建设我军为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的需要，以及针对前期军队内部对现代化方针认识上存有分歧的现象，有必要在全军上下进一步统一认识，全面推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53年底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就出于此目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军队建设方针作为全局性的方针被确定下来。

代数提供一种程式化的解题方法.只需遵循一系列的步骤或程序，不必作艰难的思考，就能解决问题.代数是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用于解决比较复杂，不易理清头绪的问题.日常生活问题大都可以用算术方法求解，代数方法冗长繁琐，一般没有必要.

这种偏差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主张取消政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有的人认为，现代战争是高度机动的，应该实行一长制的绝对领导。如华东海军司政处长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军舰本身要求艇长有最大权力来指挥全舰，……再不容迟缓和分散，否则在现代高度机动的战争中和突然的情况下，会影响任务的执行……因此，政委制是不适合舰艇条令的。”“过去政治委员有权决定打与不打，而现在无论飞机和军舰，都不能这样作，当一有情况，在数分钟内立即决定，再不能进行开会讨论作出决定”。 [注]华东海军司政处长会议：《关于政治工作几个问题研究座谈意见综合》(1953年10月24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有的人认为，政治机关应随工作任务的变化而改变，“过去政治机关所要担负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任务，如筹款、扩兵、做群众工作、代替革命政权机关的作用，以及战时的许多工作任务等等，这些在今天和今后，或者是要加以免除、或者是必须减少、或者是会自然的消失”，“如果我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后，政治机关可以大量缩减至最低限度”。还有的人认为，政治工作的威信是巩固的，因此，“单一首长制‘政委制’适当的降低，同时在某些部队和部门政委制的取消，不设政治委员完全是可行的”[注]肖向荣：《关于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给总政的一封信》(1953年4月10日)；王一智：《给主席、军委、总政的意见书》(1953年5月)；张平凯：《呈主席并军委的意见书》(1953年10月15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有的部队演习中没有政委的位置，有的部队作战、训令上没有政委署名，甚至下达军政干部的任免命令也如此，有的部队“编制内的军事行政人员尽量庞大(尤其是上面)，政治人员尽量减少” [注] 叶飞：《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发言》(1953年12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之前的口号也继续沿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没有开‘二十次大会’，提的时候有顾虑”，“二是认识不深”[注] 《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82页。。由于第二个原因，对军队建设方针的认识上始终存在分歧。彭德怀在后来的一次军委会上说:“现代化、正规化的口号有片面性，无政治内容，同‘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口号有矛盾”。[注]郑文瀚：《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口号上，而是出在执行口号的过程中。为此，他曾专门给彭德怀写信说明：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注] 《萧克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445页。

1952年以后，毛泽东先后为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4所院校题写训词，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并首次系统提出“五统四性”的要求，“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培养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1953年1月1日，毛泽东对转发《关于各军事部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的总结》的批语中，首次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的指示。

(一)机械学习苏军。我军开始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时期，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成为全军上下的共识。军训部提出“学习苏联必须是完整的，也必须是统一的，绝不应该是片面的”，有的领导还提出“认真地、完整地、毫不走样地学习”。在这样的背景下，仿效苏军模式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有的人指出，目前我军政治机关庞大，苏军政治机关就比我们简单得多，任务也较单纯。向苏联学习经验，必须简化组织机构和政治工作 。还有人认为，取消政委制就加速了向苏联学习，与向苏联学习的观念结合了起来。

四、军队建设方针上存在分歧的原因分析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对军队建设方针的必要性、内容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而且把正规化、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论述，较之前有很大发展。然而，由于我军对正规化现代化这一新课题认识不深，军队内部产生了一些分歧甚至错误认识。特别是在强调“正规化”的过程中，出现忽视我军优良传统和政治工作、忽视“革命化”[注] 当时虽然未出现“革命化”一词，用的是“革命军队”这一长期的提法，但两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为表述方便， 文中使用“革命化”这一概念。建设的偏差。

（2）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生活经验，对教材进行再加工，科学地设置教学环节，创造性地处理教材，将教材中现有的结论转变为学生主动探求知识的过程。 在教学《三角形三边关系》时，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对教材进行再加工，利用多媒体创设情景，小明从家到学校有三条路可以走，“走哪条路最近呢？”、“这是什么原因？”，并将这种虚拟的情景转入学生的生活，学生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知道走哪条路最近，但却苦于表达不出其蕴含的道理，这使学生处于很好的状态，也使得对于三角形三边关系的探索内化成为学生的一种需求。把“三角形中任意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这一现有结论转变学生主动探索的主线。

综上所述，引导式护理能有效改善MHD患者疾病认知程度、自护能力、自我效能感、生活质量及管理能力，并减轻其照护家属心理负担，明显降低MHD相关并发症发生率。

(二)思想认识不成熟。正如罗荣桓指出的：“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我军过渡到高级阶段时，哪些是属于我军幼年时代的东西，需要去掉它；哪些是属于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的，需要继续发扬它，缺乏明确、清楚的分析和辨别。”[注]《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44页。对现代化正规化这一新事物的认识，涉及到观念的转变，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成熟的认识水准。尽管高干会对正规化、现代化与“革命化”的关系给予了明确，但是认识上的问题很难由一次会议便彻底解决。随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在实践中又滋生出许多新问题，并发展为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中的严重偏差，及至后来走上了“突出政治”的道路。

毛竹(Phyllostachys edulis)属禾本科刚竹属，为我国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竹种[1]。它具有生长快、成材早、产量高、用途广、收益大等特点，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森林资源。目前，毛竹资源开发已成为林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2]。

(三)共同条令颁布后造成的错觉。共同条令是军队建设的基本法规，1951年颁布的共同条令中“不适当地片面地单纯强调或过分强调行政命令，不大强调或忽视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内务条令中对政治工作和政工人员的地位不明”，以及几个条令中有不一致的地方[注] 比如，纪律条令上规定了政委到指导员的权限，但在内务条令上却只规定了政委的职责，而无政教或政指的职责，因而把连队的政治、文化教育都划归连长、营长的工作。参见1953年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空军小组的发言。等，都给部队造成了错觉。另外，“内务、队列、纪律等条令先颁发，而政工条例迟迟不颁发，不管主观想法如何，客观上是助长了一面，打击了一面。”[注] 《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564页。有的部队领导甚至在军区高干会上公开宣传“共同条令的最大优点是体现了单一首长制的精神”[注] 总政政治工作研究处：《关于部队单纯军事观点、忽视政治工作的偏向》(1953年11月28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资料。。

(四)旧军队思想的影响。这种因素虽占少数，却由来已久。“单纯技术观点，单纯军事观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倾向自有我军以来便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而“现在是披着新的外衣，又在我军强调现代化新任务之时企图活跃起来，企图抵消和削弱政治工作”，“利用正规化，将正规化适应于他们的思想与口味。” [注] 《陈毅军事文选》，第564页。

那么，现代化、正规化与“革命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其实，我军领导人在探讨军队建设方针的过程中早已给出答案。首先，革命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朱德在《八一杂志》发刊词中就指出:“这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必须有高度的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注] 《朱德军事文选》，第779页。刘伯承也说过，要防止“脱离我军建军传统、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现代化’”[注] 《刘伯承军事文选》，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635页。的偏向。叶剑英更直接指出：“什么叫优良的，……第一是革命的，第二是现代化的。光现代化不革命化不行。”[注] 郑文瀚：《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第225页。 可见，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绝对不能忽视“革命化”。其次，正规化是现代化绝不可少的条件。这是因为，正规化“就是适应现代化而定出正式的规格”，刘伯承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军队生活秩序能依照条令办事，像一部大机器，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这就是正规化。”“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 [注]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263、第79页。，也就没有现代化军队可言。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建设方针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对三者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采用全站仪放出桩孔中心，埋设标记，中心偏差群桩不大于100mm。之后埋设十字护桩，并在锁口施工时采用钢筋头将护桩点转移埋设在锁口混凝土上，确保护桩点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