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为什么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军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研究这一时期军队改革首先遇到和必须回答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战争发展等因素都迫切要求我军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实践表明，大改好于小改，早改好于晚改。

一、国家安全环境的逐步改善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使得整个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缓和远东和国际紧张局势有了可能；另一个是我国国际地位得到巨大提升，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忽视的新兴力量。

当时，整个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已经持续8年之久的国际紧张局势出现某些缓和迹象。1953年9月28日，苏联向美、英、法三国提议，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并打算邀请中国参加会议。1月9日，周恩来针对此事发表声明：“将会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保障国际的和平与安全。”①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整个亚洲局势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印度、缅甸、印尼、锡兰、巴基斯坦等民族独立国家陆续成立。这些国家对发展民族经济、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有强烈需求，这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和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为我军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

二、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

国家建设重点的调整，是中共中央基于当时国内三个条件的基本实现而决策的。一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意味着新的战争危险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二是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三是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努力已全面完成恢复。至此，国内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周恩来指出：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已经解决了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三年来的经验证明，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已解决。目前，我们要解决的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取得的胜利。”[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这一时期国家工作的重点是“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养很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注] 逄先知、金冲及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之一，提出要降低军费开支，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好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进步”。[注]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页。毛泽东认为“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94页。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科技革命加快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步伐。美、苏先后于1945年、1949年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现代化科技手段的发展和运用导致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机械化战争进入成熟期。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对美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以及高度机械化的地面部队有了深刻认识。当志愿军对美军实现战役包围后，因为攻击火力弱难以全歼，只能“零敲牛皮糖”，以一个师甚至一个军对美军的一个营甚至一个连。后勤补给不能及时跟上，志愿军只能发动“礼拜攻势”和“月夜攻势”。要打赢未来的机械化战争，必须向多兵种协同作战发展，向立体作战、全面作战、现代后方勤务转变。[注]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10—611页。

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建设还没有走上正常轨道，“重工业还没有上路”[注]《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更谈不上国防工业了。毛泽东感叹：我们现在只能造桌椅、茶碗茶壶，能种粮食造纸，但无法造出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06页。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项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同时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建设。

随后，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1953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强调，这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否则就会犯错误。[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0—701页。

三、我军使命任务向巩固政权、保卫政权转变

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人民军队是进行武装斗争的首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向经济建设。当时，新中国仍受到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89页。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仍沿用了战争时期的做法，各个战略区“各自为政”，全国统一只是在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下的战略统一，“许多方面是不统一的，整个来说好像一个联合国。”[注]《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32—333页。更为重要的是，在人民军队550万的庞大数量中，“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及特种部队”[注]《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24页。，这与其所担负的使命任务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现在的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39页。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它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拥有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在获得胜利后，还必须凭借武装力量保卫革命的成果，维持自己的统治。从这一点上来看，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保卫、巩固政权，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都是至关重要的。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我军开始了由低级建军阶段向高级建军阶段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进入掌握现代化技术的阶段，相应地军队必须加快推进改革，由战争状态转入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来。

巩固政权、保卫革命和建设成果，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我军的改革和建设必须有计划，“以便有步骤地达到我们建设强大的近代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37页。聂荣臻也提出，“现在全国统一了，假使不统一，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步骤不一致，就影响了全局。”“现在全军上下已经一致，我们感觉再不统一，事情就很难办，工作不易开展，形势发展亦要求我们统一。”[注]《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33页。

残酷的战争实践使我党认识到，与过去的战争相比，现代化战争无论在兵员兵种上，还是装备技术上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没有平时的严格训练，在战时是毫无作为的。[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12页。

四、党对军队建设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

技术培训是提高农户种田水平和技能的有效方法，也是高产创建项目顺利实施的前提[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技术组十分注重技术培训，采取集中授课、现场会、冬季党员培训会、田间指导等一切机会，传授油菜从播到收各个生产环节的技术要领，五年中授训人数达15649人次，发放油菜种植技术宣传资料18100份。

我党我军领导人对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游击性是我军的长处，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法宝。但在革命胜利后，我军已经进入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也就意味着从初级阶段过渡到了高级阶段，必须改变装备简单劣质、编制随意、作战指挥不集中统一等状况。[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13页。1950年，朱德就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征兵制度改革。[注] 《朱德军事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734页。聂荣臻认为，“首先对编制上的许多认识问题必须弄清楚，取得一致。要想一下子把编制搞得比较固定，或完全固定，或在相当时期内不动是不现实的。”[注] 《聂荣臻军事文选》，第327页。

1952年，毛泽东提出，要适应军队现代化装备，就必须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必须培养官兵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他认为，此时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还仅仅是起步阶段，要进一步提高，就必须在院校教育中贯彻实施。[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40页。

实际使用中，不少机组将蜂窝汽封用于低压缸末三级叶顶汽封，认为借助其除湿功能可以减少叶片水蚀，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核电厂汽轮机由于蒸汽参数低，叶片水蚀现象突出，汽轮机在制造时充分考虑到了蜂窝汽封除湿功能，在末几级隔板安装汽封的凹槽内设有疏水孔。蜂窝部分与汽封块母体采用分段间隔焊接的方式，留出了疏水通道，这些部位的蜂窝汽封起到除湿作用。但是，火电厂的汽轮机原设计使用的基本是梳齿汽封，没有上述的相应措施，滞留在“蜂窝”内的积水无法排出，因此即便使用蜂窝汽封亦无法发挥它的除湿作用。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社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城乡建设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关注景观规划设计，村部的形象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标准。在农村经济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农民对生活环境也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由此，合理的规划和设计新农村景观，就要制定出完善的方案，在迎合农村居民需要的情况下，在其中合理的融入文化和自然因素。最终，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制定出一条通畅的道路。

首先应选择品种优质的幼苗。想要种植好小麦，则应先育好苗，只有保证基础方可提高小麦产量，提高小麦最直接有效方法是选择优良品种，同时可以保证小麦生长过程，让更方面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提高小麦的性能。

五、苏联对我军的帮助和支援

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一期间，苏联对我军的技术、军队管理和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援助，为我军完成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改革转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也认为，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注]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34页。

这一时期也是苏联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黄金时期，不少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这一时期的军队改革奠定了基础。根据1951年中苏两国政府签署的援助协定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的援助项目，中国陆续从苏联引进轻武器与图纸资料，以及7种飞机、9种航空发动机、5种战术导弹等制造技术。1953年6月，中苏两国签订“六四协定”(全称为《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后，苏联再次向我提供了81艘战斗舰艇及飞机等技术装备。据统计，1951—1960年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武器生产技术资料，共达650项左右。[注]王立、庞天议、于桂臣：《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86页。

多年后，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中国武器库中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是苏联制造的，要不就是根据我们的工程师和研究机构向他们提供的样品和设计图纸仿造的。我们给了他们坦克、大炮、火箭、飞机、海军武器和陆军武器。实际上，我们整个国防工业都是向他们敞开的。”[注]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13—414页。赫鲁晓夫的话虽略有夸大，但反映了基本事实。除了在武器装备和技术等方面为中国提供大力援助外，苏联还为中国提供了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旅顺海军基地的苏军撤回并无偿将基地归还给中国。

自1950年以来，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成为我军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据统计，仅1954年10月至1958年底，就有1.1万名苏联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来华[注]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他们对我军的业务和技术进行全面的指导，既是教员，又是具体的工作人员。苏军也频频邀请我军高级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在加强与苏联军方高层接触的同时，也观摩包括原子弹实验在内的各种军事演习和实地考察。据统计，仅1954—1957年间，就有17个中方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注] 王亚志、沈志华、李丹慧：《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103页。此外，中国还派遣多批中级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到苏联留学，学习苏军的正规化部队管理和先进的军事技术。仅1956年就派出136名学员到苏联的各种军事院校学习。[注]王亚志、沈志华、李丹慧：《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第109页。 这些帮助和支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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