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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京官的日常生活——以《翁曾翰日记》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6-07-05

翁曾翰(1837—1878),字海珊,小名筹儿,江苏常熟人,翁同爵(1814—1877)之子,清咸丰八年(1858年)举人。同治元年(1862年)过继给晚清重臣翁同龢(1830—1904)为子。同年,其祖父翁心存(1791—1862)去世,翁曾翰被清廷恩赐内阁中书,翌年选补到阁,后历任委署侍读、玉牒馆校对、内阁典籍、内阁侍读等职,留下从同治二年(1863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的生活笔记,对同治朝重大时局及个人的日常生活均有细致记录,展现出内阁对日常事务处理的一些细节,也记载着内阁侍读这一京官群体的日常生活样态与思想状态。有学者指出,若把个人肖像放入复杂的历史中,去捕捉家庭在各个关键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剧变中的生活经验,捕捉最细微的历史,就必须从宏观历史发展的框架论述回到最具体的日常生活本身[1]。尤其伴随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以微观视角反映和体察个人日常生活,以此窥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文化意义,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2]。有学者认为,“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3]。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使历史书写更加丰满而生动,还将有助于更新学术理念,发现历史别样的旨趣与议题[4]。因此,日常生活史不仅解释微观世界,而且与宏观世界关联密切。本文从个体生命与日常生活视角,细读翁曾翰贯穿同治朝、满载个人生活实践及生活体验的日记文本,探析“同治中兴”这一宏观历史阶段下的时代具象,体察京官群体的人情礼俗及生活形态,剖析官场生活的日常世界,于细微之处考察翁曾翰其人、其事与其所处同治朝的历史细节。

一、其人:蹈循礼俗 平常生活

人生礼俗,是人生必有的社会活动与思维意识,是人们安排的、能够使生命产生相关内容与价值的一系列社会性的礼仪活动,被赋予社会和文化意义。在以农本经济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国家管理、社会秩序与文化形态等均依靠生活礼俗来安排与调节,由此产生极具影响的生活礼俗,大到国家礼仪,小至百姓居家,无不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

其实古意的心思我一直都很明白,他恼恨的倒不是二乐,而是我借着二乐来打扰他的好事。从我有记忆起,古意就一直在做对不起康美娜的事情,他频频与女人约会,不停地出入情场。

年节礼俗中,最重要的是春节。春节是日,翁曾翰多先“敬拜先代真容,贺叩重闱,以次春禧”,再往“各亲友家拜年”。若有亲人去世,还要“在神位前行礼”。春节期间,便借拜年以联系情谊,团拜因之流行。如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初二:“巳刻出门拜年,午正至文昌馆,今日内阁团拜,演四喜部,带灯果……五人共集三百金,余辈每人派一两二钱,到者约集百人,戌初归。”[5]74除此,各衙门同僚也多藉此互拜。同时,同乡团拜也是常态,各地在京会馆还邀请同籍官员,观剧宴饮;即使不到现场,也要“遣人分送分资去”[5]77。这种因年节而生的活动,后来多变为程式化的交际应酬,成为官员士子之间联络政治利益、分享官场消息、探听时政的形式。

清洗盘用来对法兰盘上的摄像窗及光源照射窗进行清刷.其结构由清洗盘本体、清洗盘传动轴、下磁铁盖板、橡胶清洗条、下轴承及下磁铁等组成.清洗盘本体上设有下轴承安装孔,其两端分别设有下磁铁安装孔和橡胶清洗条安装块,下轴承固定在下轴承安装孔内,清洗盘传动轴通过螺母及垫圈安装在下轴承的轴孔内,两块下磁铁采取挤压的方式分别嵌入下磁铁安装孔内,通过固定粘贴在两块下磁铁上的下磁铁盖板将下磁铁封闭在下磁铁安装孔内,两片橡胶清洗条分别固定粘贴在橡胶清洗条安装块的端面上.具体结构如图4所示.

岁末年终,晚清京中官宦人家除馈赠礼物土产,互致节日祝贺外,还会在岁末临近除夕的几天,在特定场所向贫民施舍热粥、馒头等食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底:

廿九日 朱修伯在圆通观粥厂放面票及现钱,辰正过彼,子清亦先到。贫人来者七千余人,分列男妇,放至申正方毕,惫甚。夜祀先。自问庸材,仰愧清德,外度时势,国报为难,中夜为之耿耿。

三十日 晨至粥厂放馒头,两千六七百人。暮至亲友家辞岁,接灶神。[5]270-271

朱修伯,为咸丰年间东南士大夫三大藏书家之一 [6]。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朱、翁两家仍在临近除夕的一二日内发放食物,以救济贫苦民众。不同的是,尽管这年全家尚属安康,但恰值同治帝病逝的国恤期间,虽逢节日,亦令人“不无戚戚”[5]318-319,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的忧国情怀。

其一,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因传闻教堂拐卖儿童、剖心挖眼,引发天津民众焚毁教堂、殴毙传教士十余名的惨剧。后经曾国藩查实,奏报清廷,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并议定抵命人数以慰洋人而息事。翁曾翰在其日记中进行了跟踪式的记录。这些简明扼要的记录,多少弥补了从正史无法知晓的特殊具体细节。他记录了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就如何解决此事而争论的场景,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R1={T×T,M×M,P×P,Q×Q}。其中T×T,M×M,P×P,Q×Q均为R1的子集,依次表示同一任务视图中两节点之间关系组成的集合、物料视图中两节点之间关系组成的集合、工艺视图中两节点之间关系组成的集合、质量视图中两节点之间关系组成的集合。

父亲大人六十大寿,瞻望南云,延申叩祝,治面家宴。试事未毕,又值中秋,亲友惟李候、莲生、仲立、小树来。李翁送酒烛桃面票璧,莲生、子和昆仲送幛烛,小树送幛烛桃面,俱受。程送幛烛桃酒,但受一幛。内子生母送糕桃酒面。余过至契诸友贺节,以家信一函、食物杂件两包托滨舅带回里门,送滨舅卫生丸十丸、藕粉两包、桂耳两匣、褡裢一个。[5]256

家人重要的人生礼俗节点,翁曾翰记载颇详。如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翁曾翰为儿子订婚,尽显京城民间婚俗的真实细节:

今为安儿定姻于恽氏,巳正沅青、辛芝两大媒到,午初行盘,未正回盘,女家回合六个,如意靴帽袍褂、文房四宝、佩件等,扎彩绣果甚鲜明,喜果亦极丰盛。款待大宾,邀价人、云生作陪。女宾来者七八位,女家喜犒六十千,吾家倍之。伊赏家人等银锞四五钱。活计,余给以每人十千。又折红每人四千,捧合人夫,廿四千,媒使每人八千,媒舆每人四千。[5]133

翁曾翰作为官宦世家出身、长期供职于内阁的官员,其家庭生活,多是遵循传统孝道礼俗,祀奉先人,尊卑有序。家中先人与长者的生日、忌日,甚至冥寿,均要“设供”“设奠”[5]159。闲暇之余,翁曾翰还会扶老携幼,全家出城赏景游玩[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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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乃是团体与家庭生活之外的私人活动。翁曾翰的个人生活,尽显传统士人官宦的日常:读书写字、买书收藏、赏画围棋等,与友人多以茶、墨、书、笔、笺、扇、屏等文人雅物互赠。除了经常参加同乡会馆的宴饮聚会外,翁曾翰还参与同人组织的雅集活动,如公祭彭文敬公(彭蕴章)、亭林(顾炎武)、范文正公(范仲淹)[5]134-135,239。翁曾翰还常与友人结伴游览名胜古刹,或是到京城各处听戏,这些均是其日常的个人消遣活动。

翁曾翰体弱多病,且因病成医,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以及家人的病情记录颇为详细。如从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廿六日至六月廿八日,翁曾翰重病不起,将一月间的病状、过程、请医、用方、效果、感受,甚至家人的反应等均详细记录,俨然是完整的医案 [5]53。其他家人如翁同爵、翁同龢的日常保健与养生方法在翁曾翰的日记中亦有记录。从其频繁的疾病与医疗生活来看,翁氏家族日常疾病多为感冒、伤寒、肝肾等疾病,均赖中医诊治。因家人常年患病,翁曾翰还与医生结下友谊,频繁往来,回赠礼品,共享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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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事:内阁校对 热衷科举

中国古代社会中,名门望族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颇大,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常熟翁氏便是晚清江苏的世家大族。在翁氏家族崛起与昌隆的过程中,翁心存是核心人物。同治元年,大学士翁心存逝世,为翁氏家族留下丰厚的政治文化遗产。翁曾翰因此被清廷赐官,直接跻身仕途,成为内阁官员。通观其日记,翁曾翰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多与其热衷的科举大有关联。

(一)仕宦正业:内阁侍读

“日常生活是‘个人’的再生产。为了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人必须工作。”[7]68其实,工作本身就是日常生活中重复性的实践与思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形态。翁曾翰的日常工作便是在内阁、实录馆中的誊录、校对。工作内容多为校对奏章、书稿、实录等,身份为“详校”[5]392。如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廿八日记:

民营企业在人才引进、资源配置、应对市场等方面具有其独特优势,富有活力和创造力,但同时也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型民营企业对于军品市场的风险进行重点研究和关注。

晨入署,票部六、通三,午刻到馆校卷一百四十三,江纂,刘厚庵校。申正毕。至前校之一百廿四卷,总裁嫌其篇页太少,将此卷前半匀入一百廿三,而以一百廿五并入,以后递改就前。惟今日余校四十三矣,抵家已掌灯。[5]141

晚清内阁校对已有明确的职责分工与严格的考勤制度。誊抄、校对、编纂等即是翁曾翰日常工作的主要职责与日常形态。翁曾翰工作颇为自由与轻松:到署工作时间多为巳正至申初(10时—15时),每天校对20~30件,有时还经常托人代班。翁曾翰除每天大概6小时在署办公外,其他大多时间都用于召饮、聚会、访友等与公务无直接关系的社交活动。内阁官员还经常旷班,反映出晚清吏治的松弛。如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初六,“署中知会,以今日票签只到一人,大加申斥”[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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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余之最:热衷科举

自科举制度产生后,中国便是一个功名社会。作为受祖辈余荫而走上仕途的非“正途”官员,翁曾翰对科举功名仍抱有极大的热望。生平多次参加科考,但均不第,无奈叹息“又落孙山,嗟嗟命也!不胜悲愤,夜不成寐。五更题名唤卖矣,黯然欲绝!”“自顾不能登甲科,以先人余荫得此中书,十四年来,方进一秩,功名自有定数耶,何臆不如人也!”[5]388此种体验虽出自个人,但烛照的是整个士人阶层普遍的心理焦虑与悲愤的情绪体验。可见科举制度及科考生活,对士人日常生活,特别是给士人带来的精神压力与人生悲喜的影响是普遍而沉重的。其父翁同爵常在家信中劝慰:“功名得失自有命定,吾断不痴心妄想也……不中,亦不宜抑郁牢骚。”[8]178

此外,翁曾翰还对各种考试与试题颇为留意。诸如各省乡试考官,新举人复试、会试,新贡士复试、殿试、朝考等,甚至得中人数、姓名等都在其日记中有所记录。如详细记录了光绪二年(1876年)会试中330人的中额人数 [5]385。除了记录在京城举行的会试、殿试、朝考,还记录庶吉士散馆、考御史等朝廷考试的题目,对一些外地的乡试考题亦多有留意。他还亲自“试拈题作制艺”,但“枯肠索遍,竟不成,殊自愤愧”[5]69。足证翁曾翰对科举试题的重视,以及科举一事对其心理与情绪的深刻影响。

清代科举制度日趋严密,至晚清时期趋于僵化,竞争激烈。即使是官宦世家子弟,也须严格遵守科举制度。科举取士是士人跻身上层社会的直接通道,士人对科举功名的崇拜成为一种显著和普遍的社会心理。翁曾翰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其进士及第的夙愿。

(三)社会关系:交往广泛

“日常生活总是在个人的直接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关。”[7]7在历史上,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相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且能够展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真切面相。京城乃清朝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枢要众多,官员云集,往来交际便成为官员日常生活中颇为重要的社会活动。翁曾翰虽为五品官员,但也营结出颇具规模的社交网络。他的日常交往人员上至总理衙门大臣、内廷枢臣,中有各省大吏,下至僚属同年、同乡:因公拜访者,如倭仁、曾国藩、周祖培、阎敬铭等;世交与学缘者,如朱修伯、边宝泉、绍祺等;因参加会试而结识者,如张人骏、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等;因工作关系而熟知者,如袁保龄、荣禄、黄体芳、黄彭年、潘祖荫、景其浚、李文田等;因应酬交际认识的在京官员,如孙家鼐、毛昶熙、史念祖、许鹤巢等;还有因同年、同乡关系而熟稔交往者甚众。这批人多为同治朝政治文化名人,有的更在光绪朝成为朝廷重臣或封疆大吏,多有重大建树与著述传世。翁曾翰英年早逝,虽未能目睹这批友人之后的政绩事功与荣辱沉浮,但却在同治朝早已与他们产生了生命交集,构成他们个体生命交互共有的历史片段。

(四)仕宦业余:酬酢宴饮

翁曾翰的业余生活,除拜访交游,最为频繁的应是宴饮聚会。不得不说,官员频繁宴饮应酬,不仅是晚清官员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清朝的官场文化,是官员联络情感、沟通消息、探听内廷、钻营缺位的重要手段,也维系着他们赖以生存的人际网络。这种现象已成为一种习惯,内化为京官们日常生活及晚清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应酬多为吃饭、饮酒、听戏、下棋、聚会等。此外,名目众多的宴饮应酬,如招饮、作陪、接场、预祝、预贺、补祝、公请、公祝、团拜、公饯、洗尘等,应接不暇。这些应酬耗费了翁曾翰大量时间与精力,一天中,甚至有时一晚要应酬多个饭局。翁曾翰又健康欠佳,应酬之后“痔痛又发,两处应酬,颇觉惫甚”[5]127。生父翁同爵在家信中屡劝其“在京能少应酬调养身体”[8]192

虽然说内阁工作之外的这些活动是翁曾翰的业余生活,但问题是,无论从其日记的记载篇幅,还是从记载的时间来说,翁曾翰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与兴趣都用到这些事务中。而对其内阁侍读的公务,除在事务期间的记录外,似乎再难觅踪迹。日记中多有同事互访、聚会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内容多是同僚、友人生活中的婚丧嫁娶、阅读书目与书画收藏情况。除此,更多的还是同僚在官场的人事变动。无论从时间、精力的分配还是从兴趣而言,内阁的公务似乎并非翁曾翰的“主业”。内阁侍读这一京官群体对于工作业务与私人兴趣不甚对称的安排由此可见一斑。这说明对仕宦业余生活的热衷已成为同治朝京官群体性的社会行为。

人情礼俗,是重要的社会活动与交往形式,主要体现的是群体性、日常性或仪式性的人际往来方式。翁曾翰日常性的人情往来多以互赠礼物为主;而仪式性的人情往来则多是馈赠财物,尤其与朋僚的互馈更是频繁。馈赠的礼品多是生活用品、食品、酒席,也有文人常用的书画、古玩等。如袁子久祖母生日,送浊酒;朱修伯移居,送鸭二、肘二、馒头糕;翁曾翰过生日,友人送寿礼“宁绣袍褂一付、湖笔四十枝支、茶四瓶、金肘四只”[5]390。这种活动风气太过盛行,翁曾翰对此颇为厌恶与无奈。“贺文菊丛娶儿妇喜,分送四金,此真无谓之应酬,同人皆然,不得不尔也。”[5]127

三、其世:民乱迭起 危变潜伏

晚清世变剧然,时局诡谲,个人难免不被历史潮流裹挟。翁曾翰既非如其嗣父翁同龢一般的朝廷重臣,也非如其生父翁同爵一般的封疆大吏,只是一个中等层次的京官,一个上可以出入内阁与史馆、下可以与普通平民往来的官员。他久居京城,亲历内忧外患的同治朝,因而他对时局的观感,颇能呈现同治朝复杂多变的真实图景。这种特殊身份颇有杨念群先生所倡导的“中层理论”[9]的意涵。

(一)民变迭起

与咸丰朝相始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同治朝初期被中外势力联合平定。翁曾翰的仕途生涯在同治朝后甫有起色,却遭逢民变迭起的局势。作为内阁侍读的翁曾翰,也从职业立场与个人经历的角度进行了直接的观察,并记载下临场的真实体会。

其他重要的节庆生活,更显热闹。如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秋:

于是召见诸亲王、军机御前、弘德殿师傅,博询集议。醇惇抗论,师傅亦有公论,而总理诸大臣力持不得已之说,良久无定议,终从曾相之请。此诚夷务之一大关键,及今不能挽回,恐自强无日矣![5]167

显然,翁曾翰反对曾国藩的处置措施,认为此举会导致“自强无望”,可知当时士人强烈的“自强”意愿及民族主义情绪。这应当是当时士人的普遍看法。这或许就不难理解曾国藩经此事件“内疚神明,外惭清议”[10]7266,因此产生为“时人所弃”[10]7318的心理负担。同时,清廷在国内民族情绪高涨与外国势力施压的双重压力下采纳此举,也尽显无奈。

其二,陕甘回变。同治年间,陕甘回变,交织捻军,搅乱西北,震动全国。翁曾翰生父翁同爵时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从翁曾翰与其父频繁的家信中可得知回变、捻军的行军路线[5]150、战局进展[5]152-155及左宗棠的用兵情形[5]264,其过程似乎并非如左宗棠向朝廷所奏,而是有着鲜为人知的诸多历史细节。翁曾翰对左宗棠平定之策有何观感不得而知,但从其父翁同爵从陕西前线所寄的信中却提供了蛛丝马迹。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初二日,翁同爵致信翁曾翰:

左帅言大而夸,目无余子。然性执拗而多粉饰,甘省事似非其所能了。[8]385

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十一日信:

左帅前敌诸军聚于金积堡者,粮运不通,时有溃散之势,即平凉后,陆运粮车骡骆驼被抢者十之七八,近亦不能转运,而左帅尚日以胜仗入奏,殊为军民嗤笑。[8]446

同年正月廿八日信:

左帅驻兵平凉,前后粮运均几断绝,而时时尚以捷章入告,真是自欺欺人。[8]450

次日信:

张家界属于中亚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夏半年降水丰沛,冬半年降水较少,夏季经常受到降雨而使实景演艺取消演艺计划,冬季寒冷的天气使游客降低选择实景演艺的可能性[4]。夏半年的旅游演艺产品需求最旺盛,冬半年的旅游演艺产品需求较少,旺季出现供不应求,淡季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这不免降低了张家界旅游演艺市场的竞争力。

左帅驻师平凉数十里外,即有贼饷道(小午西征粮台以十余万金所买之骡马,闻已被掠殆尽,尚讳而不言)。前后皆不通,而尤日报胜仗,不知何所恃而不恐。[8]451

二月十四日致翁曾翰信:

左帅行愎而言夸,其奏报固多粉饰。即与同人书札亦往往作欺人语。[8]457

很明显,翁同爵对左宗棠夸大胜仗、粉饰战果等行为颇有微词,对局势亦表示担忧。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十七日,清廷派李鸿章赴陕援剿[11]755。翁同爵喜出望外,认为“此间事或李节相到后改弦更张,方有转机。若再一味粉饰,恐陕事愈不可收拾矣”[8]467。翁同爵及翁曾翰对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的观感体会,为考察士人如何看待此次回变及官僚群体臧否左宗棠提供了细节。

锂离子电池我们可根据其组成,将其结构看作电极、薄膜、电解液3部分。锂离子电池工作是由锂离子在两个电极间来回转移完成的,通常有圆柱形和方形。锂离子电池阴极一般采用碳材料,充电时阳极生成的锂离子穿过电解液到达负极,从负极材料的微孔中进入,镶嵌在微孔深处[2]。放电时过程相反,锂离子从负极孔中挣脱,再次穿过电解液回到正极。在这个过程中,放电回到阳极的锂离子的量越大,电池容纳电量就越大。一般充电电流过大时,电池反而不能充满,温度也会升高,而电流过小充电时间又太长,这就要求蓄电池电极材料要有良好的接受充电能力。

其三,陕甘善后。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回变平息,左宗棠亟思善后之策。是年正月十三日翁曾翰记曰:“左宗棠请将甘肃士子分闱乡试并分学政。”[5]273盖在清代,陕甘学政合署,远驻陕西三原县,三年一度,按临甘肃,举行岁、科两试。然而甘省距陕,道阻且长,甘肃“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斤,多者百数十斤。……故诸生赴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12]由此造成甘肃自建制以来科举落后、文教不兴的局面。鉴于此,左宗棠以“戡乱虽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13]为善后首策,上折奏请清廷将陕甘学政分闱。清廷从其请。此后,左宗棠在甘肃扩建书院,刊印书籍,鼓励读书。此举不仅解决甘宁青地区士人应试的现实困境,而且从制度层面促成甘宁青地区文化秩序的战后重建,并由此拉开近代甘肃、宁夏、青海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帷幕。

(3)除了对涉密计算机的使用时间和所有文件的新建、删除、修改、打印等操作记录进行监控外,还要对使用者、用户、计算机、权限进行审计。

(二)危变潜伏

小人物也有大时代,小日记也有大历史。若以宏大的历史视野着眼翁曾翰日记,或许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京官平常甚至琐碎的日常生活;但若从个体生活的微观角度,并将其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中进行观照,便不难发现同治朝看似平常的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危险的变局。

1.官场风气,腐败盛行

“晚清社会的一大特点是普遍的道德沦丧,这是日益加剧的价值迷失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吏治腐败和世风日下,则是最触目惊心的两种日常现象。”[14]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在清代,地方官进京多以“冰敬”“炭敬”“别敬”“年敬”“节敬”“喜敬”“门敬”“妆敬”“文敬”及“印结”“耗羡”“棚费”等名义馈赠有关京官,所赠多为银两或贵重特产物品,10两到20两不等,有时甚或百两。托名为“敬”,实则是贿赂的雅称。通观日记,翁曾翰接受或赠与的各种名目的“敬”极多,仅光绪二年(1876年),翁曾翰便接受此类馈赠8次,达332两 [5]376-377,382,391,413,429,431-432。连时任湖南盐运使的生父翁同爵也不能免俗,特意叮嘱他年节时在京中就此“斟酌之” [8]239-240。清朝以薄俸养廉,这些京外地方官因行捐纳、保举、疏通、馈赠之举而产生的费用,来路虽不尽详知,但可能因此而引发官员日行起居中的破洞与缺口。这种风习恐难以长久倚赖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势必引发暗中贪污,滋生行贿受贿之风。

第二,以捐纳保举之名强督抚之势。一友人为捐历俸请翁曾翰“代筹百金”,翁曾翰无奈叹息:“噫!此时事势,岂能轻集此巨款哉。婉言复之,俟小愈往面陈窘况,然恐不能无累耳。”[5]27清代官员的任用与升迁,主要从科甲出身选拔,士人通过层层考试进而获得授官资格。之后根据考试成绩、任职表现与资历逐步升迁。在科甲之外,还有捐纳与军功保荐等授官、升迁的机会。但是,捐纳作为一种非常的财政手段,并非常态,而军功在和平时期并不多见。因而,这两种仕途晋升方法在咸丰朝前期并未对官员铨选、升迁与流动产生较大冲击。但咸丰后期到同治初年,民变迭起,长期用兵,内忧外患交相困逼,清廷财政拮据。为筹集军饷以维持连年军费开支,清廷大开捐纳之门,遂使捐纳、保举“久开不闭”。士人也为谋得官职或升迁,多以捐纳待位。另一方面,伴随军事局面的好转,使得一大批统兵将帅的势力崛起,对众多的幕僚与部属进行军功褒奖成为将帅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保举的“各员文武”近三千人[10]2259-2329,翁同龢感叹“为自来所未睹”[11]365。当时翁同爵两次署理湖南臬司,就直指湘军保举非才、保举太滥、危害社会 [8]205

[9]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74-176.

第三,以入职打点之名行挪用公帑之实。晚清官场,新人入职,多要破费,已成官场陋习。如同治二年(1863年),翁曾翰准入内阁,“黎明到阁,今日带见倭(倭仁)、周(周祖培)两中堂,初次该中班。……给供事二十千、茶房八千、书茶房二千、阁长跟班车夫每处四千、中堂轿夫等亦每处四千”[5]20。同治四年(1865年),翁曾翰入职国史馆,“将履历交供事,以今日为到馆,供事费八千,算二两,茶房四千”[5]79。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十八日,翁曾翰由内阁依奏补侍读,先是“谒各堂,四处,各处送门包十千。……给家人十千,车夫四千”;后入署到任,“晨坐刑部小朝房,给苏拉刘姓四千,后至军机茶房,给苏拉杨姓等十二人廿四千,又茶房汪姓等四人十二千,以此后常作往来也”;第三日“巳初入署到任,至满票签、满汉本堂典籍厅拜同事,给科房笔墨费十六千,另酬递折车资十千,赏茶役十六千,满票签茶役四千,堂皂四千”[5]388-389;后来,翁曾翰又“给军机堂苏拉四十千,又刘、翁良家十千,茶房九千又十千,以上六十九千皆开公账。余又给刘苏拉四千,刑部朝房。节下不能无所费也”[5]391,并在日记中明白记录用公帑应酬。可见,用公款疏通关系,打点各衙门已成风习。然而,公帑何来?自然是清廷财政划拨,但却因此流入官员手中。晚清吏治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不得不说的是,清朝养官艰涩苛薄,而晚清官员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长久的难题 [17]。翁曾翰频繁酬酢、社交、疏通等,其日常开销剧增。且翁曾翰本人似乎不善理财,生财又无他途,极易陷入经济窘困之境。对只有五品官阶的翁曾翰来说,显然难以为继,不得不多有借贷及仰仗生父翁同爵的接济,还因此派生数额巨大且关系复杂的债务。如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生父翁同爵在致翁曾翰的家书中说:“至京中债务,只好渐渐清理,惟寓中菽水之资,则时刻在念,遇便当即寄京也。”[8]194是年翁同爵“寄京前后共五仟贰佰金”[8]240。光绪元年(1875年)岁末,翁曾翰“整理账目”,“今年各处应酬用三千九百余两”[5]372。可见翁曾翰在京城的生活开销之大。

2.对外心态,傲视抗拒

从鸦片战争到同治亲政已逾30年,然而清廷高层对中外时局的认知与心态依然迟滞,突出表现在其于中西礼仪之争中潜藏的文化优越感。试举一例。两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曾多次提出遣使驻京并觐见皇帝的要求,但清廷以中西礼仪迥异及同治皇帝年幼等各种借口一直搁置未决。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各列强再次提出觐见皇帝并面递国书的要求。清廷只得应允,于是年六月初五日在紫光阁接见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此次活动的官方文献如是记载:

其年夏,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使臣倭良噶、美使臣镂裴迪、英使臣威妥玛、法使臣热福理、和(荷)兰使臣费果蓀瞻觐紫光阁,呈国书,依商订例行事。接见时,帝坐立唯意,赐茗酒,恩自上出。使臣讯安否,谨致贺词。未垂问,毋先言事。西例,臣见君,鞠躬三,今改五鞠躬;使臣初至始觐见,余者否。嗣后亲奉国书者仿此。其礼式先期绘图试习,觐见某处所,某月日时,并候旨行。[18]

[4]余新忠,郝晓丽.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2):82-95.

上御紫光阁,各国使臣六人、通事三人由总理衙门大臣带入觐见,免冠五鞠躬,佝偻前行,呈国书于御案,口操鬼语,喃喃数十言,不知何所云也。佩剑而入,身穿短衣,膝加战裙两片,礼成而退,幸而无事。[5]246

从对外国使节的形象、言谈、举止近乎蔑视与轻侮的记述来看,显然,翁曾翰对外国使节不抱好感,尤其“幸而无事”,折射出他对外国使节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浓厚的疑虑与高度的戒备心理。翁同龢在得知此事后,“夜辗转不寐”[11]983。不仅如此,在处理涉外事务上,其嗣父翁同龢也表现出同样的文化傲慢与防备心理。翁曾翰在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廿四日记录了翁同龢给各国大使馆贺年的神态与心态:“英、法、日本国皆于十七日过年,总督行文知照各部院堂处前往各外馆贺年,今日吏、户、礼三部堂处均往,叔父亦随众一行,殊怏怏也。”[5]428而翁同龢是日也记载:“盖所谓前赴各国共识寓所贺年者也。先法国,次日国,次美国,次德国,次英国,次日本,凡六处,皆下车入室饮酒进国饵,侏离钩辀,不一而足,吾颜之厚不堪以对仆隶,况朝班乎?”[11]1254-1255足见翁同龢对外国使节及其贺年行为的排斥与厌恶。这其实凸显的是当时整个同治朝士大夫对西方世界普遍的抵触心理。更重要的是,翁同龢作为同治帝与光绪帝的两代帝师,其对涉外事宜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直接影响皇帝对时局的认知与判断。

此外,翁曾翰对同治朝的诸多亲历事件,也多有观感体会。如曾国藩平定太平军,“闻金陵克复捷音,为之狂喜”。捻匪首领苗沛霖被“砍毙”,“可喜也”[5]31。富明阿报福山不守,“闻之不胜惊愕,夜不成寐”[5]43。僧格林沁讨捻时被杀,“览其死事情形,不禁陨涕!”[5]54,89。此外,翁曾翰还对其他诸如山东巡抚丁宝桢处决慈禧宠臣安德海[5]206、同治帝纳彩和大婚的奢华[5]21、两宫再次垂帘听政[5]267、慈禧四十大寿[5]315-317等重大政治活动多有观感。或许出于职业习惯,翁曾翰对同治朝文化政策、礼制重建、清廷的礼法活动着墨颇多,观察颇详。如清廷赐其祖父翁心存入祀贤良祠、祭天祈雨、同治帝大婚、帝后丧仪等均有细致记载与观感,这些为研究晚清政局、社会情状、文化政策及宫廷生活留下诸多线索,有待进一步研究。

[7]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四、结语

笔者通过对《翁曾翰日记》中翁曾翰个人及其家庭日常生活的考察,反映出同治朝普通京官蹈循礼俗、热衷科举等传统的日常样态。从《翁曾翰日记》可以看出,尽管同治朝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天津教案、西北回变与捻军运动等事件,也开启了洋务运动,但京城普通士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烛照出京城传统士人仍以传统方式回应时代剧变的社会心理。

日常生活史学家把历史沿革视为具体的个人或人群的行动结果,其关注的重点不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是个人、群体的价值观及其公开或掩盖、实施或抑制其愿望的方式,最终说明社会压力与刺激怎样转化为人们的意图、需要、焦虑与渴望,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是怎样接受和利用这个世界的 [21]。因此,“只有当考虑到具体的人的生活状况时,对历史过程和事件的解释才有意义”[22]。而日记,多是私人空间与情感的记载和呈现,其内容多承载个人生活、情绪变化、家族记忆等,某种程度上是个体生命史的片段。不同于宏大历史叙事范式的正史,日记这一形式的文本因其私密性、实时性、原始性而更显真切感与临场感:可以弥补大历史书写惯常的宏大模式造成的细节缺失,而这些细节往往代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历史具象;可以直观感受亲历者在现场的情绪体验,而这些认知往往是今人无法感知的思维活动与心理状态;可以再现个人或者家族在历史洪流中的生命、生活与命运的变动轨迹,而这些变动轨迹往往成为历史变迁最真切的脚注。日记,正是在此意义上为研究个体及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与独特的研究视角,更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民众共时性的地域特征与历时性的时代变迁提供了考察路径。

参考文献

[1]JOSEPH W E. Ancestral leaves—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M]. 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2-14.

教科书中的做法:对实验叶片不加任何处理直接用酒精灯水浴加热酒精脱色。其不足之处:①叶片表面都有一层不易透水的角质层,酒精不易通过角层进入叶肉细胞内,从而拖慢了脱色时间。②用酒精灯水浴加热酒精存在操作不当点燃酒精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③不能精准控制小烧杯内酒精的温度,当大烧杯内的水沸腾时小烧杯内的酒精也达到酒精沸点的温度,水和酒精同时沸腾会造成水和酒精向外飞溅,容易伤到学生,同时也造成酒精的浪费。

[2]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J].河北学刊,2015(1): 68-72.

[3]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12(1): 67-79.

这次觐见活动是清政府屈从列强压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清政府外交近代化做出重大调试的表现之一。《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述代表官方对此次活动的总体认知。可见,透过精心设计的礼仪程序和安排,显示着对外国公使的重重规制,颇有君臣名分与等级的意味。这种充满等级礼仪与讨好式的描述,使公使团的请觐之举变成同治帝礼优外人的恩赐;在极力保全清朝皇帝的至尊地位的同时,似乎还投射出西人对清廷的歆羡与恭敬。翁曾翰作为内阁官员,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时刻,记录下这一颇具临场感的画面,耐人寻味:

[5]翁曾翰.翁曾翰日记[M].张方,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6]徐珂.清稗类钞: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4278.

颇令人不解的是,翁曾翰主要生活在同治年间,而对这一时期业已展开的洋务事业,其日记中的记载与观感颇为疏略。对一个可以出入内廷的京官而言,此种行为若非刻意回避,即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怀疑。或许如有学者指出的,“自五口通商以来约有半个世纪,西方文化对晚清文化的冲击限于沿江沿海的商埠中的工商阶级和政府中少数负责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吏。除此以外,其影响对于绝大多数的士大夫而言,是极微小的”[19]。尽管同治朝开始迈出近代化事业的步伐,社会也在急剧变动,但社会的整体思维与个人或群体的日常生活的整合与跟进似乎依然保持或重复着历史的惯性。对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非亲身推动洋务事业的士大夫而言,他们的思想与心态仍然封闭,而普通官员的家庭生活也仍然是相对滞后的领域。从翁曾翰的日常生活及观感体会,似乎从历史的细微之处呈现出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保守主义者试图在不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改造政府,改良社会,延续王朝统治 [20]

[8]翁同爵.翁同爵家书系年考[M].李红英,辑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不唯如此,淮军更甚。同治九年(1870年),“李中堂续保肃清捻逆各营出力官绅,四单约千余人”[5]161。因官制的缺分有既定限额,导致藉此大量孵出的捐官或因军功而起的官员从一开始就成为官场难以消解与疏散的人员,拥堵于仕宦阶层,成为臃肿的“非编制官员”。翁同爵就不无忧虑地致信翁曾翰:“惟省中候补人多,州县至二百余人,焉得尽有差使?”[8]372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就针对保举与军功“人满为患”之象而奏请“肃吏治”[15]。即使在光绪朝各地民乱结束,军功仍是保举的常态 [16]。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军界的膨胀以及随之而起的一批汉族军功阶层的坐大,造成兵权下移,中央空疏,清廷由此被架空。可以说,晚清地方督抚权势的坐大,以致疏离清廷,直至清廷覆亡后,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割据混战,无不与咸同年间兵权下移、军功保荐太盛大有关联。

[1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1]翁同龢.翁同龢日记[M].陈义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五[M].长沙:岳麓书社,2009:511-512.

[1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七[M].长沙:岳麓书社,2009:64.

[14]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619.

[15]王凯泰.应诏陈言疏[G]//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85:35-41.

[16]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3266.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第1.0.2条规定:“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建设全过程的建筑面积计算[9]。”《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2000)第3.1.1条明确房产测量的目的主要是“采集和表述房屋和房屋用地的有关信息,为房产产权、产籍管理、房地产开发利用、交易、征收税费,以及为城镇规划建设提供数据和资料[10]”。由此可见,规划测算面积是为工程建设服务,房屋测量面积是为产权管理服务。对于以产权公示为目的的不动产登记而言,应当记载房产测量的面积,而规划审批文件在不动产登记中的作用主要是为划分房屋定着物单元提供依据。

[17]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

大自然是仁慈的,克里斯猎到了一头驯鹿,欣喜若狂,他将驯鹿滚烫的心脏取出来供奉给自然之神。然而,他还是没能来得及制作出便于储存的熏肉,因为蜂拥而来的苍蝇无情地在鹿肉上撒下了卵,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大自然的一次次无情却慈悲的示现中遭到彻底的摧毁,克里斯不由得发出悲叹—人,绝不是万物的主宰!“所有的生命都在共同分享这个世界。”①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黑焰[M]. 北京:接力出版社. 2011:228.

[18]宝鋆.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0[M].北京:故宫博物院,1920:19-22.

[19]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M]//周阳山,杨肃献.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0:25.

[20]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M].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94.

[21]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J].史学理论研究,2004(1):35-47.

[22]JEFFREY L S. Daily life in medieval Europe[M]. Santa Barbara:Greennood Press,1999:12.

封磊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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