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墨洛温懒王”的形象最早是由墨洛温王朝末年、加洛林王朝早期，一些在政治立场上亲加洛林家族的史家们塑造的。此后，西方学术界对“墨洛温懒王”的说法深信不疑。法国史学家弗朗西斯·赫特曼① Francois Hotman, Cambri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Politics, trans. by J. H.Salmon,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39.、弗朗西斯·欧德斯·德·梅泽拉里② Francois Eudes, Sieur de Mezeray, A General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France, London: Thomas Basset, 1968,p. 58.、加布里埃尔·丹尼尔③ Gabriel Daniel, The History of France: From the Time the French Monarchy Was Established in Gaul to the Death of Lewis the Fourteenth, Gale Ecco, 2010, p. 145.等，以及英国史学家威廉·亨利·杰维斯④ William Henley Jervis, An History of Fran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1852, Nabu Press, 2010, p. 48.在著述中都采信“墨洛温懒王”的历史叙述。直至20 世纪，英国的法兰克史家们开始对历史文献中墨洛温懒王的描述表示怀疑，米歇尔·沃伦斯·哈德里尔通过研究墨洛温王朝的敕令、赐地文书等资料，发现在王朝末年，法兰克人的传统惯例依然由墨洛温家族完整保留着，他们并没有失去权威，他们仍如既往一样治理着各个行省。⑤ J. M. Wallace-Hadrill, The Long-Haired Kings and Other Studies in Frankish History, New York: Barnes,1962, p. 247.伊恩·伍德与保罗·弗拉克里深受此论影响，伊恩·伍德发现最初的加洛林家族并不是如此强大，而墨洛温王朝晚期的国王们，尤其是希尔德贝特三世也不像传统描述那样软弱：国王的软弱是加洛林家族的宣传者们精心构造的。墨洛温国王沦落为“懒王”的时间比想象中晚得多，甚至在687年加洛林家族领袖成为了纽斯特里亚和奥斯达拉西亚两地的宫相后，国王仍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伍德看来，直至719年墨洛温国王方才沦落为无足轻重的人。① J. N. Hillgarth, “Review: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New York: Longman. 1994”,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2 (Apr., 1995), pp. 502-503.关于墨洛温王权最终是否走向衰落的问题并不存在学术争议，因为8世纪中期法兰克王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有歧义的是，国王是否如艾因哈德等法兰克史家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是加洛林宫相手中的傀儡、玩偶，仅仅徒具国王之名而根本不具备任何权威。笔者认为，从经济物质和文化精神两个不同的层面进行考察，不仅能够弄清楚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的差异，而且对“墨洛温王权的衰朽、加洛林家族的崛起”这一法兰克史上的重大问题也会有更为深刻地认知。

一、有关“墨洛温懒王”的历史叙述

在法兰克时代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墨洛温王朝末年国王“懒惰”“无能”“无为”的记载，大多出自在政治倾向性上支持加洛林家族的史书，它们或是在加洛林家族的赞助与授意下纂修的，或者撰者本人就是加洛林家族的宠臣。国王如果“庸碌无为”，加洛林家族取代墨洛温家族获得王位，就成为正当而又合理的事情。诚如弗朗西斯·赫特曼所言：“丕平及其子嗣因篡夺希尔德里克的王国而备受他人嫉妒，故寻找巧思妙想之人，夸大希尔德里克的无为及其前代诸王的怠惰。”② Francois Hotman, Cambri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Politics, pp. 354-355.这种构造墨洛温国王负面形象的修史活动，从8世纪初加洛林家族世袭宫相时开始，一直延续了百余年之久。至虔诚者路易统治初期，艾因哈德在颂扬先君查理大帝并为之撰写本纪时，仍然不忘嘲弄前朝国王。这样的历史叙述不断重复，中世纪及随后的众多学者又不断添油加醋。例如历史学家、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他在作品中描写克洛维晚年哀叹：“我真可怜啊！我好像是一个留在外乡人之间的旅客似的，一旦有了灾难，也没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他认为克洛维这样说并非出于悲伤，而是察看是否还能发现什么新的亲属供他杀戮。③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6页。 “弗利德伽”④ 关于《弗利德伽编年史》匿名作者“弗利德伽”的身份问题，学术界聚讼不一，存在着由一人编写的“一元论”、由两人编写的“二元论”、由三人编写的“三元论”。参见陈文海：《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纂修的《弗利德伽编年史》用一则神奇的预言故事，揭示墨洛温家族必然走向衰朽的宿命。《弗利德伽编年史》第三卷记载，希尔德里克在与巴锡娜初夜时，巴锡娜拒绝与之交媾并将其打发至宫门之外去看奇景：希尔德里克第一次看到了狮子、身体似马的独角兽、豹，第二次看到了熊和狼，第三次看到了长得像狗一样的小兽和其它一些拍打着绒羽翻滚着的兽。巴锡娜向希尔德里克解释了这一奇景，认为它预示着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将会像狮子一样，孙子则会像豹和独角兽一样，再后的后裔会像熊和狼一样并最终堕落成狗。① Fredegar, “Chronicarum quae dicuntur Fredegarii Scholastici libri IV. Cum Continuationibus”, in Bruno Krusch eds.,Fredegar II et Aliorum Chronica Vitae Sanctorum, Hannoverae: Impensis Bibliopolii Hahniani , 1887, p. 97.《弗利德伽编年史三部续编》则以直接批评的形式否定墨洛温国王。“《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者们继承了这部编年史从宫相府观察社会及其历史的旨趣，聚焦于宫相以及在他领导下的法兰克人的战事。”② 李隆国：《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的兴起》，《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尽管续编者没有对王朝末年国王的集体“无为”予以“懒王”的定性，但给予了极具负面性的评价，如认为希尔德里克二世为人“太过轻佻浮躁”。③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trans. by Wallace-Hadrill,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60, p. 81.这种负面评价与续编者对加洛林家族宫相格雷莫尔德的美好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格雷莫尔德被称为“最为和善之人，颇具仁慈温和的品性，慷慨施舍，长久不断地祷告。”④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p. 86.

在7世纪晚期，加洛林家族牢固控制了奥斯达拉西亚地区，并世代承袭奥斯达拉西亚宫相的职位。但在整个法兰克王国，与加洛林家族敌对的政治势力仍然存在，其中最具实力的当属纽斯特里亚地区的贵族集团。自678年奥斯达拉西亚的墨洛温国王达戈伯特三世崩殂起⑤ 奥斯达拉西亚的王统就此中断，由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的墨洛温王提乌德里克三世兼任奥斯达拉西亚王，法兰克再次回归一王统治的局面。直至714年，墨洛温王朝的王廷一直设立在纽斯特里亚地区，与奥斯达拉西亚的加洛林宫相府邸形成对立。在加洛林家族与纽斯特里亚贵族集团的政治角力中，墨洛温国王一度跟着后者走，其国王的政治名分也归后者所享用。为了消除墨洛温王室政治名分上的优势，加洛林家族授意史家纂修了《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抹黑、丑化墨洛温国王，美化、拔高加洛林家族的形象。不过，由于反对加洛林家族的政治势力仍然存在，史学纂修领域并没有实现加洛林家族政治舆论宣传的“一元化”，这一时期维护墨洛温王室和纽斯特里亚贵族集团的史学作品同样存在。如纽斯特里亚匿名作者纂修的《法兰克史书》，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墨洛温王室和纽斯特里亚宫相，这位匿名纂修者在记叙加洛林家族崛起的章节中，仍然强调墨洛温国王的王权正统性，不时提及墨洛温国王的世系、在位年数、王后和亲属。此书对墨洛温国王的描述也明显有别于《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等支持加洛林家族的著作，如，称颂希尔德贝尔特三世为“著名的、公正的君主，记性好。”⑥ An anonymous Writer,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trans. by Bernard S. Bachrach, Lawrence: The Coronado Press,1973, p. 110.这与《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的相关记载判若两然。《弗利德伽编年史续编》说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处于傀儡地位，“克洛维国王崩殂后，他的兄弟希尔德贝尔特继任……格雷莫尔德成为了希尔德贝尔特国王的宫相，统辖法兰克人。”⑦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p. 86.

在墨洛温王朝末年，奥斯达拉西亚与纽斯特里亚相对峙，史学纂修与之相呼应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及至751年，矮子丕平废黜了希尔德里克三世，加洛林家族成功实现了王朝易代，墨洛温王室和纽斯特里亚贵族集团彻底失势，这时史学纂修实现了加洛林家族政治舆论的“一元化”。此后的历史叙述极度的单边化，为加洛林家族歌功颂德的声音淹没了所有文献，对前朝末王的嘲弄和贬损成为加洛林王朝早期历史纂修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纂修于加洛林王室宫廷的《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其中751年之前的年代记，丝毫不提墨洛温国王，法兰克王国的一切军事行动皆由加洛林宫相领导，尽管没有出现国王是“懒王”的文字，但忽略国王存在的笔法分明是在向读者暗示国王无所作为。叙述750年矮子丕平登基、希尔德里克退位，“僭”字描述希尔德里克王权的合法性：“原先僭称国王的希尔德里克被削发，被遣送至一所修道院。”① Bernhard Walter Scholz,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0, p. 39.除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805 年左右纂修的《古梅斯年代记》也直指墨洛温国王“无能”、不作为：“丕平顺利接任（宫相），……将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置于自己权威的控制下，这些民族因为不断遭受袭击和频繁的战斗而筋疲力尽。的确，这些民族和其它民族被要求劳作并臣服于法兰克人的最高权威。但是由于国王们的无所事事，内部不和，国内战争，造成了王国分裂为若干个地区……”② Paul Fouracre and Richard A. Gerberding, Late Merovingian France History and Hagiography 640-720, Manchester:Th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53.晚于《古梅斯年代记》十余年，艾因哈德撰写了《查理大帝传》。在他的笔下，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的形象是这样的：“他披着长发，垂着长须，惯于坐在宝座上面，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他倾听来自任何地方的使节的陈词，在他们离去的时候，向他们说一些别人教给他或者命令他回答的辞句，好像是出于自己的意旨似的。这就是他所执行的唯一职务，因为除了空洞的称号，除了宫相凭自己的高兴许给他的不可靠的生活费以外，他自己只有一处收入很微薄的庄园，此外一无所有。他在这块土地上拥有邸宅，从这块土地上征调为数寥寥无几的仆役做必要的事务，替他装点威仪。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乘坐一辆车子，车子由两只牛拉着，一个牧人赶着，颇具乡村风味。”③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页。这是加洛林家族对前朝君主的嘲弄和丑化，是这一时期最为形象、影响力最为持久的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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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世纪，蛮族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解体，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蛮族王国。原罗马-高卢境内少数信奉基督教的社会菁英们，试图与法兰克军事首领合作，以确保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罗马-高卢境内有着罗马元老院背景的城市主教，是这群社会菁英的代表，如兰斯的雷米吉乌斯、维埃纳的阿维都斯、都尔的格雷戈里。他们试图通过创设一种基督教君主形象的理念，使墨洛温的王权神圣化，使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合法化。例如，在克洛维接任比利时第二行省总督的职位后，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致信表示祝贺；他在贺信中建议克洛维认真倾听顾问和教士们的建议，履行释放俘虏、保护寡妇、儿童和穷人等基督教君主的职责，这些内容颇具基督教理念。① 李隆国：《兰斯大主教圣雷米书信四通释译》，《北大史学》2013年，第255页。伊扎克·亨根据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文本中的线索发现，在格雷戈里撰写《法兰克人史》很久之前，罗马-高卢的主教们即已发动了亲墨洛温家族的政治宣传。② 此为迈克尔·奈都斯的观点，参见Michael Naidos, “The Gallo-Roman Bishops, the Legitimacy of the Merovingian Dynasty an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Merovingian Kingship”, in Roda da Fortuna, Revista Eletrônica sobre Antiguidade e Medievo Electronic Journal about Antiquity and Middle Ages, 2014, 3, p. 41.而在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中，这种亲墨洛温家族的政治宣传更为常见。格雷戈里对克洛维受洗和就任执政官两件事的叙述，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宣传策略。③ 参见 Michael Naidos, “The Gallo-Roman Bishops, the Legitimacy of the Merovingian Dynasty an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Merovingian Kingship”, in Roda da Fortuna, Revista Eletrônica sobre Antiguidade e Medievo Electronic Journal about Antiquity and Middle Ages, 2014, 3, p. 42.格雷戈里还对某些墨洛温王朝的君主称颂备至，并予以神化。如他赞扬克洛维的孙子提乌德贝尔特，认为他具备基督教君主的一切美德，如“治国公正、尊敬主教，对教堂慷慨施赠，救济贫困并且以虔诚和最友好的情意广施恩泽于所有的人……”。④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35页。墨洛温时代的著作家们在创设基督教君主的形象理念，神化墨洛温王权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向《旧约圣经》寻求王者的范例，时常将墨洛温诸王与《圣经》中的古代君主相提并论。维南蒂乌斯·福图内图斯（Venantius Fortunatus）在他的赞美诗中将查理伯特（Charibert）比作大卫和所罗门（Solomon），将希尔佩里克比作撒冷（Salem）的国王麦基洗德（Melchisedech）。⑤ 维南蒂乌斯·福图内图斯在《致查理伯特国王》中写道：“您具备极佳的宽容忍耐精神，您在生活中显示出大卫的宽容仁慈，公正之主，敬畏之法的爱护者，您睿智地做出所罗门一样的判决。”参见Venantius Fortunatus,Venantius Fortunatus,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oems, trans. by Judith W. George, Liverpool: The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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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强调国王的“懒惰”“无为”。“懒王”形象由艾因哈德首创，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不过，艾因哈德的叙述与历史真实并不完全吻合。比如他说国王乘驭牛车出行，古罗马晚期行省总督出巡时乘牛车，以便接受人们的陈情申诉。而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后否定了这种出行方式，因为乘驭牛车是异教的行为。据《法兰克人史》记载，行政区长官穆莫卢斯因得罪了国王希尔佩里克的王后，而遭受国王的严刑拷打，之后为了羞辱他，国王用一辆车子将他运回故乡波尔多城，“其痛苦不亚于死的侮辱”。⑥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318页。此事发生于6世纪，如果确有其事，那么使用车子载人已被法兰克人视为一种莫大的羞辱。由此推断，墨洛温王朝晚期的国王们不太可能自我羞辱地乘驭牛车。艾因哈德的叙述有可能是刻意丑化国王，而非历史事实。

二、墨洛温王室收入的减少与王权根基的动摇

墨洛温国王是否如加洛林史家叙述的那样呢？考察王权的盛衰首先要了解王室的经济状况，因为王室的经济状况是王权强弱的根基。这种经济政治上的因果关系是墨洛温王朝政治军事特点决定的。国王依靠王室收入维持宫廷开销，并赏赐教会用以购买教会的祷告；更为重要的是，国王以酬劳随从（Leudes）① Leudes，原为日耳曼语，《法兰克人史》的英文译者认为Leudes原指宣誓效忠的人，戚国淦先生在翻译《法兰克人史》的时候将其译为友人、随从。的方式维持军队，借以争夺和保卫王权。② 关于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构成，以往学界认为法兰克军队主要由不领薪酬的、自由的法兰克人组成，但现在这一观点遭到了否定。B. 巴克拉克研究了墨洛温王朝的军队组织，认为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军队完全由职业战士组成——包括国王的随从、王国显贵的随从、罗马军队或罗马殖民地盟友的残军等。参见B.Bachrach, Meroving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2, p. 17.鉴于王室收入对于维系王权的重要性，依据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记载，一位新国王登基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大都是将他的手放在国库上。③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中记载了许多墨洛温国王甫一即位就接收或争夺前任君王财产的事例，如克洛塔尔一世、希尔佩里克一世、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墨洛温王室的收入由税收、王室地产收入、罚没贵族财产、周边民族的贡品等几部分组成，其中税收和王室地产收入是王室收入中最稳定的部分。墨洛温王朝基本上延续罗马帝国晚期的人口普查、人头税、土地税等税收估定和征收制度。国王通常委派宫廷官员赴地方，根据新的人口状况制定新的较为公平合理的税册并依此征税。589年，希尔德贝尔特国王委派王室总管弗洛伦提亚努斯和宫伯罗穆尔夫，前往普瓦提埃主教区征税，他们制定了新的税册，因为旧税册上好多死亡人的赋税，沉重地压在了亡者的寡妻、孤儿和病弱者的身上。④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485页。但是，这些征税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常常由于教会免税特权的存在而无法推行。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记载了589年的一则抗税风波：王室总管弗洛伦提亚努斯和宫伯罗穆尔夫前往都尔主教区收税，都尔人拒绝缴税……。⑤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485页。史学大家汤普森根据历史文献中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罗马帝国遗留的人口普查制度和人头税制度，在7世纪的法兰克王国即已走向瓦解。⑥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The Statistical Sources of Frankish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0,No. 4 (1935), p. 631.另一位史学家泰勒认为，6世纪罗马的税收估计和人口普查技术仅仅部分得以成功维系，法兰克人抵制税额和征税频率的变化，并倾向于把税收看作是一种榨取和敲诈……截至7世纪税额依据惯例固定下来，可能总是按照恒定的税额，针对财产所有权进行征税。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王室赐予免税特权这一状况，它的存在以依照惯例征缴的土地税额的减少作为代价。⑦ Charles H. Taylor, Anniversary Essays in Medieval History, Boston, 1924, pp. 346-347.关于墨洛温王朝人头税和土地税的问题，汤普森、泰勒二人与亨利·皮朗的观点不谋而合，皮朗认为墨洛温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人头税和土地税，而是商业税，因为后者不像前者那样不易征收且引发很多反抗，不过，后来由于萨拉森人的海上扩张，东西地中海世界之间的商业贸易枯竭，于是原本富有的墨洛温王室开始家财耗尽。⑧ 参见Henri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trans. by Bernard Miall, New York: Library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1957, pp. 79-107.

灯彩在我国秦汉时代就开始有记载，是元宵佳节用于庆祝和娱乐的一种活动，灯彩舞以特色的民间舞蹈为依托，进入现代社会，灯彩歌舞开始与其他项目之间进行融合。但是传统的项目缺乏宣传，现代年轻人对于灯彩歌舞认知不全，对其发展不利。为此，还应提高对赣南灯彩歌舞文化的重视，促进其现代化的发展，满足更多游客的需求。

在墨洛温时代早期，墨洛温国王还通过侵略周边民族或干涉其内政，获取大量的贡品或贡金。如556年，克洛塔尔一世国王蹂躏了图林根地区，迫使萨克森人每年缴纳500头牛的贡品。⑦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p. 63.然而在达戈伯特一世之后，墨洛温王朝再也没有对西班牙或意大利进行过政治干预，在662—663年间只有一次不成功的军事远征。北方的萨克森人不仅不再向墨洛温国王缴纳年贡，他们还经常出兵骚扰法兰克人的边境。国王对外软弱无力，加洛林宫相担负起保卫和扩大法兰克人疆土的重任。他们不断对周边的萨克森人、文德人、弗里斯兰人用兵，掠夺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如矮子丕平曾迫使萨克森人再次臣服于法兰克人，并恢复了克洛塔尔一世国王确立的缴纳500头牛的年贡制度。①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p. 101.自矮子丕平至查理曼，加洛林家族的历代统治者通过对外族的不断用兵，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使他们拥有了将财富与土地赐与贵族和教会的丰沛来源。

罚没贵族财产、周边民族的贡品是墨洛温国王非常规的收入。在墨洛温时代早期，国王凭借自身强大的政治势力，往往在扫平贵族的叛乱后，将他们的财产收入国库。《法兰克人史》中记录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提乌德里克一世将蒙德里克的财产归入了国王的宝库。⑥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24—125页。然而，至7世纪中期，随着墨洛温国王自身政治势力的衰落，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国王罚没贵族财产的记载，即使有这样的事例，也是由宫相授意实施的。

在7世纪前后，墨洛温王室的国库收入枯竭，有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可为佐证。695年，墨洛温国王将马斯格尼庄园馈赠给圣丹尼斯修道院，以此支付该修道院一笔300索里达的永久性年金。否则国王必须从国库支付这笔现金。② H. Pirenne, Le Cellarium fisci, Bulletin De La Class Des Lettres de L’ Académire Royal de belgique, 1930, p. 202.转引自Henri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p. 194.这说明相比土地，国王更为看重现金，这一时期国王的货币收入肯定发生了大规模的萎缩。墨洛温国王财政资源的萎缩，使其无力遏制显贵势力的膨胀，某些显贵甚至将国王的国库收为己用，“由于宫相埃加的建言，达戈伯特二世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是不公的，都是在将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的国库转为埃加所有。”③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p. 68.宫相掌握了充足的财政资源后也就拥有了赏赐贵族和教会，维持军队的资本，进而逐渐侵夺原本属于墨洛温国王的权力，甚至将墨洛温国王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弗利德伽编年史》记载：达戈伯特二世国王崩殂，西吉贝尔特三世接掌奥斯达拉西亚王位后，“宫相兰登丕平和丘尼贝尔特亲密合作，二人以甜言蜜语将奥斯达拉西亚的显贵纳入了自己的轨道并以慷慨赐予的方式驾驭他们，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并晓得如何维持这种支持。”④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p. 72.墨洛温王权的衰朽与加洛林家族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洛温王室与加洛林宫相两方面的经济实力发生了逆转。自7世纪中期之后，史册中鲜有墨洛温国王独立召集显贵，率领大军行军作战的记载，而宫相则取代国王成为政治舞台和历史记载的主角。

王室地产收入是墨洛温王室的又一项重要收入。关于墨洛温时代王室地产总数的变化，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由于墨洛温王室不断慷慨地向教会赐予土地，墨洛温王室地产总体上处于不断萎缩的态势。如，亨利·皮朗指出：“墨洛温国王十分慷慨地将财富赏赐捐赠出去，甚至为了他的那些宠臣们或各个教会，将自己的财富挥霍一空，这使他到处都得到热烈的拥戴欢迎。”① Henri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pp. 192-193.从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王室令状、赐地文书中，可以看出王室地产流向教会的经济态势。716年，希尔德里克二世的一份敕令重申了此前6位统治者赐予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的土地及免役免税特权。② Georg Heinrich Pertz,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Diplomatum Imperii, Stuttgart: Anton Hiersemann, 1872,p. 90.在圣丹尼斯现存的敕令中包含了一份希尔佩里克二世重申提乌德里克三世、克洛维三世、希尔德贝尔特三世、达戈伯特三世赐予土地和免役免税特权的敕令。③ Georg Heinrich Pertz,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Diplomatum Imperii, p. 84.赐予教会土地并免除教会人员的劳役和纳税义务，严重削弱了墨洛温国王的经济实力。教会使墨洛温王室由富穷困。墨洛温王子克拉姆的侍从利奥曾为此而指责圣马丁和圣马尔提亚尔两位申信者，说他们没有给王室领地留下一点儿值钱的东西。④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163页。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也发出这样的抱怨：“你们看！我的国库一向是多么贫乏。你们看！教堂是怎样把我们的财富吸干了。说实在的，除了那些主教外，根本没有人在统治。我的王权已经丧失殆尽，已经转移到待在各自城里的主教们的手里去了。”⑤ 参见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345页。尽管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是从地方教会的立场出发，为谴责希尔佩里克一世才记下这位国王的抱怨，不过他的抱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会吸干了墨洛温王室的收入，摧毁王权的根基。

在加洛林史家的叙述中，墨洛温国王的“不胜任”包含两层涵义，一是说国王有失公正，损害人民的利益。据《古梅斯年代记》，丕平在进军纽斯特里亚，发动特里崔战役的前夕，曾对大军发表了动员演说。他在演说中强调国王“不公正”：“促使我出兵的第二个原因是流亡至此，托我庇佑的法兰克贵族们哭诉和哀叹，他们蒙受了许多损失，饱受痛苦折磨，不断促使我们考虑领受神的祝福。”③ Paul Fouracre and Richard A. Gerberding, Late Merovingian France History and Hagiography 640-720, p. 356.“第三，我们凭借神的帮助，出兵将使我们粉碎最为傲慢的国王的野心，把国王对我们祖国的毁坏变成他本人的毁灭，他的不公威胁了我们的祖国……”。④ Paul Fouracre and Richard A. Gerberding, Late Merovingian France History and Hagiography 640-720, p. 356《古梅斯年代记》的纂修者在描述特里崔战役结束后，丕平接管纽斯特里亚地区时写道：“丕平掌握了法兰克人唯一的领导权，归还了这一地区先前被没收的产业，多年以来，这些产业因统治者的贪婪和不公而被没收，丕平使整个祖国恢复到和平的状态，在效力基督的条件下欣欣向荣。”⑤ Paul Fouracre and Richard A. Gerberding, Late Merovingian France History and Hagiography 640-720, p. 359.

那么，国王经济实力的萎缩、控制能力的下降，能否印证了“懒王”的历史叙述呢？

（二）开展生活化问题教学，以此发展学生的数学能力。由于初中数学这门课程中涉及到较多的定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立足于实际生活，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这样，既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还会促使其学会构建新的知识。

三、神圣王权——文化精神层面的历史合法性

王室的财政走向枯竭，但国王的合法性依然存在。这种历史形成的合法性仍被法兰克显贵和臣民普遍认同。如有人染指王位，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格雷莫尔德企图以非墨洛温血统的、自己的儿子为王，发动政变，结果一败涂地。加洛林家族长期以来一直以墨洛温国王的名义行事，并不断以修史的形式渲染国王“懒惰”，这也是出于对墨洛温家族所享有的、由历史赋予的王位合法性的一种忌惮。只有将国王抹黑成庸怠的君主，加洛林家族执政、废君、改朝换代才具有合理性。正如保罗·弗拉克里所言：“加洛林家族从来不质疑墨洛温家族王位的合法性，而是在道德层面论证王位应该转移到他们手中的合理性。”⑤ Paul Fouracre, “The Long Shadow of the Merovingians”, in Joanna Story ed., Charlemagne: Empire and Society,Manchester: Th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神圣王权是构成墨洛温家族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在墨洛温王朝末年，大显贵之间的矛盾和竞逐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和凸显了墨洛温家族王位的合法性。据《弗利德伽编年史》第三卷记载，墨洛温王朝的建立者克洛维的曾祖父克洛迪奥与妻子在夏天的海边沐浴，他的妻子在海中与一个名为尼普顿（Neptune）的海怪生情并受孕，这只海怪看起来像一头“长着五个犄角”（Quinotaur）的公牛，而后克洛迪奥的妻子生下一个称为墨洛维克（Merovech）的婴孩，自他之后法兰克人的国王们都被称为墨洛温。① Fredegar, “Chronicarum quae dicuntur Fredegarii Scholastici libri IV. Cum Continuationibus”, in Bruno Krusch ed.,Fredegar II et Aliorum Chronica Vitae Sanctorum, Hannoverae: Impensis Bibliopolii Hahniani, 1887, p. 97.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许多学者根据《弗利德伽编年史》的这一记载而认定墨洛温家族的神奇王权，源自他们母系先祖与海怪交媾遗留下来的神族血统，这一神族血统不仅使墨洛温国王具有超越普通人的品质，如优于常人的体格，创伤能够更快愈合等，也能给国王及其臣民带来好运。因为国王代表神与人的连结，具有神族血统的国王能为他的臣民带来健康、幸福、和平和好收成，神族血统成为墨洛温国王维系王位的根基。

综上所述，氨氯地平、硝苯地平对妊娠合并高血压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在治疗时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科学选择。

近些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否认历史上曾经存在神奇王权。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基于现代史学的一种假设性建构，完全是为了适应有关日耳曼早期社会的新近理论，在文献中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弗利德伽编年史》中有关海怪的记载都遭到学者们的质疑。亚历山大·卡兰德·默里认为《弗利德伽编年史》的作者可能受《圣经·但以理书》中“四巨兽”神话的影响，而构拟了海怪神话，因为这一神话中的海中怪兽与但以理书中所描写的先后从大海中浮出，预示着“四大帝国”前后相继的“四巨兽”确有相似之处。②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Post vocantur Merohingii: Fredegar, Merovech, and ‘Sacral Kingship’”, in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ed., After Rome’s Fall: Narrators and Sources of Early Medieval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Walter Goffart,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p. 152.那些支持墨洛温神圣王权源自于异教神祇崇拜的学者，从考古发掘中找到了证据。1653年在图尔奈发掘的克洛维父亲希尔德里克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其中就有一个小公牛头像，一些现代学者认为，这是墨洛温神圣王权源自于异教神祇崇拜的证据。③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Post vocantur Merohingii: Fredegar, Merovech, and ‘Sacral Kingship’”, in Alexander Callander Murray ed., After Rome’s Fall: Narrators and Sources of Early Medieval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Walter Goffart, p. 124.

由于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叙述完全是“一边倒”，因此“墨洛温懒王”的描述似乎已深入人心，甚至在遥远的异域，人们也不约而同地认同这一说法。如，9世纪初拜占庭史学家、“忏悔者”塞奥法尼斯撰写的《编年史》，也把墨洛温国王写成“懒惰荒怠”“庸碌无为”的“懒王”：“丕平是宫相和法兰克国家一切事务的管理者：法兰克人的传统是他们的主人，也就是国王因世袭而统治，但却并不参与实际政务管理，他们无所事事，仅执著于恣意吃喝。国王身居宫中，唯独每年5月1日接见全国臣民，他们在该日问候拜见者，接受他们的祝福和依例进呈的贡品，之后赐予回礼，随后国王一如既往的生活，直至次年5月1日。国王驾前有一位宫相，正如其官职所说的那样，此人根据国王和国民的意志料理一切事务。国王的后代世系被称为Kristatai，意思是‘后背长发’——他们的后背长出类似猪尾巴的鬣毛。”① 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trans.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556.在伦巴德人执事保罗撰写的《伦巴德人史》中，关于“墨洛温懒王”是这样记载：“在高卢，法兰克人的国王们已经丧失了他们一贯的勇敢和巧妙，那些被认为是宫廷管家的人开始行使王权，他们所为之事原本应由国王所为，但因天命，法兰克人的最高领导权已转给这些宫廷管家的家族了。”②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trans. by Foulke William Dudle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p. 262.

经过多年神化王权的熏陶，墨洛温家族的王权已被广大法兰克人普遍认同，并形成某种超越物质力量的传统意识。尽管墨洛温家族的经济、军事势力已经处于下行和弱势的状态，但由于在精神层面国王还一直享有历史赋予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因此在七世纪晚期、八世纪早期的政治动荡中，国王依然保有一定的支持者，还能维持摇摇欲坠的王位。如656年，奥斯达拉西亚的国王西吉贝尔特去逝，加洛林宫相格雷莫尔德将年幼的王子达戈伯特遣送至爱尔兰，把自己的儿子扶上王位。但法兰克人对此愤怒异常，筹划了一场针对格雷莫尔德的伏击。据《法兰克史书》的记载，“法兰克人抓住了格雷莫尔德并将其押送至法兰克国王克洛维那里，静待判决……他因为伤害主人而死有余辜。他受尽了折磨方才死去。”⑥ An anonymous Writer,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p. 101.至于被流放的年幼王子达戈伯特，《威尔弗里德主教传》记载，王子在爱尔兰长大，他的支持者从一些旅行者那里得知王子仍健在的消息后，派人找到威尔弗里德主教，恳请主教劝说王子回国，要求主教协助王子回去继位。威尔弗里德主教隆重地将王子送回，派人护驾并提供了许多武器。达戈伯特称王后，念及主教的恩典，强烈恳请威尔弗里德在自己的王国里担任大主教。⑦ Eddius Stephanus, B. Colgrave eds. The Life of Bishop Wilfrid,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 55.

(2)针对实验Ⅰ,有同学提出“Fe3+产生的原因可能是Cl-在阳极放电,生成的Cl2将Fe2+氧化”,写出能支持这种假设的理由和相关反应的化学方程式:___。

由于墨洛温王权的历史合法性根深蒂固，加洛林宫相即使权势熏天，也不敢贸然取而代之。他们不得不维持墨洛温王位的传承，即使被拥戴的国王是他们的政敌，也要违心地尊君。例如，奥斯达拉西亚宫相查理·马特在战场上击败了墨洛温国王希尔佩里克二世及纽斯特里亚宫相利根弗里德，迫使二人逃亡至阿基坦公爵欧坦处。而当查理·马特拥戴的墨洛温王克洛塔尔四世死后，王位虚悬，查理·马特却差人前往阿基坦，从公爵欧坦那里迎接希尔佩里克二世继位墨洛温国王。①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Second Continu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p. 89.据《弗利德伽编年史》第一部续编的记载，“希尔佩里克二世统治了6年之久，他去逝后，法兰克人又拥戴了提乌德里克为王，并企盼他寿命长久。”② An anonymous Chronicler, 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 p. 89.《弗利德伽编年史》三部续编都是亲加洛林家族人的手笔，从第一部续编的相关叙述中可以看出，编纂者仍旧承认墨洛温王是法兰克人的最高统治者。提乌德里克四世去逝后，墨洛温王位再度虚悬，查理·马特以宫相名义实际统治，741年这位宫相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卡洛曼和矮子丕平分割继承了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并嗣任宫相。但是他们的异母弟格雷丰和表兄弟巴伐利亚公爵奥迪略分别发动叛乱。加洛林家族内部的叛乱使卡洛曼和矮子丕平重新扶立墨洛温家族的成员为王，这样他们兄弟二人的权力才取得合法性。于是，他们从圣伯丁修道院找到希尔德里克三世，把他推上墨洛温末代国王的宝座。这些事例表明，在墨洛温王朝末年，王室虽已衰朽不堪，但国王一职只能由墨洛温家族血统的人出任，“王位血统论”仍然根深蒂固地存留在法兰克人的意识中。墨洛温王权在历史的构建中，由异教神祇崇拜、基督教神圣王权等理论因素叠加，形成了一种被法兰克人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对新崛起的、势力不断壮大的加洛林家族而言，是他们夺取法兰克王国最高统治权的严重障碍。要想否定墨洛温王权的合法性，唯有从宗教道德的角度论证墨洛温国王“不胜其职”。于是，自7世纪中期直至加洛林王朝建立后，在亲加洛林家族的史家的笔下，不断塑造国王“懒惰”的形象，其用意在于破除墨洛温神圣王权的合法性、正当性，从而为加洛林家族篡权夺位寻求宗教法理的依据。历史文献中有关“墨洛温懒王”叙述，其实夹杂着著作人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意图。

四、结 语

在墨洛温王朝晚期，国王因为无限度地将土地和特权赏赐给教会，而陷入财政枯竭的窘境。艾因哈德记载的墨洛温国王“只有一处收入微薄的庄园，仰赖宫相获得不可靠的生活费”，可能在历史上确曾发生过，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墨洛温国王仰人鼻息的生活状态。由于国库收入减少且被宫相侵占，国王没有足够的财富赏赐贵族、教会和随从，难以亲自组织率领军队制服叛乱贵族，抵抗外族侵扰。这些原本应该由国王所扮演的角色渐渐被经济实力雄厚的宫相所取代，因此，艾因哈德有关墨洛温国王政治上“无为”的记载可能也是历史事实。

但是，由于法兰克王国在建国和其后基督教化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和宣扬国王作为上帝代表的君主形象，这就使“王位血统论”深深地存留在法兰克人的意识中——国王只能由墨洛温家族血统的人出任。墨洛温国王的王位因此在思想意识上具备了一种超越现实政治实力的历史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使加洛林宫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废黜墨洛温国王而自立。他们不得不维持墨洛温王位传承的永续性，以墨洛温国王的名义对法兰克王国实行实际统治，因而许多敕令、文书仍旧以国王的名义颁布，而实际是宫相之意。部分国王年幼① 罗杰·科林斯作过统计，幼年登基的墨洛温国王只有四位：西吉伯特三世、克洛维二世、克洛塔尔三世、希尔德里克二世。参见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Europe, London: MacMillanp, 1991, p. 158-159.或个别国王愚笨懒惰② 罗杰·科林斯作过统计，头脑愚笨的墨洛温国王只有三位：提乌德贝尔特二世、查理伯特二世、克洛维二世。参见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Europe, p. 158-159.，不能说明墨洛温家族存在糟糕的生理遗传基因。在墨洛温王朝末年，也曾有过不甘心被边缘化而积极有为的国王，如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墨洛温家族的衰败与加洛林家族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期间充满了多层次、复杂的博弈；国王“无所事事，依照宫相的旨意行事”只是最终结果，而这一结果也并非像拜占庭史家“忏悔者”塞奥法尼斯所说的那样，它是法兰克人的一个传统。实际上，宫相独掌大权不是法兰克人普遍认同的历史惯例，希尔德贝尔特三世在位时，法兰克各地贵族曾齐集宫廷，大会通过了不利于加洛林家族的判决。③ 据保罗·佛拉克里统计，在希尔德贝尔特三世统治时期，贵族大会一共作出了三次不利于加洛林家族的判决。参见 Paul Fouracre, “Francia in the seventh century”, in Paul Fouracre and Rosamond McKitterick 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 c. 500-700,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93.笔者查阅相关资料，仅找到一次，709年或710年，希尔德贝尔特三世主持了一次贵族大会，圣丹尼斯修道院住持达尔菲努斯在这次大会上起诉了加洛林宫相格雷莫尔德，索要从商人那里征收市场税和过路费的权力，会议作出判决，确认了圣丹尼斯修道院享有这些权力。参见Barbara H. Rosenwein, Reading the Middle Ages, Volume II: from c. 900 to c. 1500, Toronto: The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90-91.历史文献中“墨洛温懒王”叙述为亲加洛林家族的史家所作，他们的政治意图是为加洛林家族篡权夺位寻求合法性，因此有意丑化国王，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墨洛温懒王”的历史叙述大体上反映了王朝末年的历史趋向，但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某些历史细节可能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