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来看，价值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中的意义建构与自我确证，是生成和彰显人的本质的关系范畴，而价值观是“现实的个人”在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生成和反复确证的社会意识。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P42)对于根植于物质实践的社会意识，我们“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2](P504)应当“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3](P499)应当“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P544)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是人类物质实践的主要方式，二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枢机”。这两大实践及其所支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和生活载体。

一、价值观作为物质实践的社会意识

价值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范畴，由“人”而生，因“人”而在。这里的“人”，既不是抽象化了的“类”，也不是离群索居的单个人，而是通过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来确证其本质力量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价值实现和确证的主体，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是价值生成的基本方式和路径。价值观是根植于人们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社会意识，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进度和广度，在变革的物质实践中予以不断调试并获得新的升华。

(一)价值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意义建构和自我确证

价值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范畴。“人”是社会关系的行为主体和价值主体，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3](P533)一般认为，价值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表征的是客体属性与满足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价值作为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应，集中表现“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我确证。所以说，离开“现实的个人”的主体需要，价值便无从衡量、无以确证。尽管价值是“为我而存在”，但并未因此而否认和遮蔽价值的客体性。价值的主体性表征着人在意义建构和自我确证中的本质力量，价值的客体性表征着人得以确证其本质力量的物质基础。基于利益二重性的价值主客体性，正是因为有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参与”而具有物质实践上的一致性，即在主体需要的无限性与满足需要的客体有限性之间进行意义建构和自我确证。

价值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可确证性，以及人与人之间意义建构的交互性上。作为这种确证性和交互性的介质，既可以是客观实在的自然物，也可以是作为人化自然的人文环境或人造物。这些有用性的“物”，正是因为有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得以再生产，从而推动着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持续的“物质变换”和能量互动，从中也调适着人类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从人道主义的视角看，人类是物质世界的价值主体，是赋予自然界意义和价值的关系性主体。从自然主义的视角看，自然界作为先在的物质性存在，内含自足自在的价值实在性。从包容性人道主义的视角看，自然界与人化自然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界作为人类社会的“无机身体”，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的“有机身体”。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参与而赋予其意义，并创生属人的价值。价值是内生于“人”的本质力量。如果离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和对象化关系来谈价值，那么，无疑是一种脱离实体意义的“他者化”操作。同样，离开客观实在的物质实践来谈价值，亦是一种纯粹主观想象中的“无”。所以说，价值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中的意义建构和自我确证，是生成和彰显人的本质的关系范畴。

(二)价值观是人们对象性活动的关系建构和主体意识

如果说价值是基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范畴，具有主观需要性和客观实在性，那么，价值观则是人们关于价值需要和价值确证的观点和看法，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人的本质力量是价值诉求和价值生成的内生源，价值观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中的主体意识，它影响并支配着人们自我实现的进度和广度。价值观作为观念的价值体系，基于人们对象化和自我确证方式的多样性而形成了不同层次和维度的子系统。如个体层面的个人价值观、社会层面的集体价值观，抑或不同对象领域的价值取向，如自然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历史价值观等。不同价值取向影响并支撑着不同领域的对象性活动，并在人文化成中沉淀为不同的观念文化和价值形态。

价值确证领域的多样化推动着“现实的个人”从“单向度的人”走向“整体的人”，并以全面的方式占有并享有自己的本质和生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先验的理性规定，也不是对单个人生活片段的简单抽绎后的抽象物，而是在其动态的对象性活动和对象化关系中生成的质性规定。诚如“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P632)一般，我们研究人的本质，不仅要观照人的一般本性，更要体察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之所以说“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05)就是因为人的本质生成并凝聚在动态的对象性活动和具体的对象化的社会关系当中。多样化的价值确证方式，从现实性上构成一个人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通过社会化的物质实践生成的核心价值观，构成一个人的本质的主要方面，可以视为其在一定时空节点上的内在规定性。于此而言，核心价值观作为对多元化社会意识的凝练、沉淀和升华，是影响和支配人们对象性活动及其对象化关系的“指示器”——“神经中枢”，在个体层面影响着一个人自我实现的意义建构和路径选择，在社会层面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态的意义建构和发展趋向。二者在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生成、沉淀，并在动态的物质实践中予以调试、发展。

人类所有精神活动中的社会意识，从内容到形式，都以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之非形而上学的物质实践为基本前提。人作为物质实践的主体，既不可能直接面对自然，也不可能仅仅与自然发生关系，因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3](P520)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方式，直接构成社会分工、生产力保存和发展、生产关系的革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良性互动的“枢机”。物质生产表征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活动和对象化关系，其积极成果集中体现为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社会交往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活动和对象化关系，其积极成果集中体现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P99)社会交往关系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展开逻辑，体现着一个人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实践指向，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进度和文明程度。正如一切社会变迁的最终根源终究要到具体的物质生产状况中去寻找一样，某一价值的生成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同样也需要到人们感性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去寻找。

一个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定出与实际情况相一致的目标，这是重中之重，任何规模的企业都会在不同的阶段制定相应的目标。目标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企业的眼光必须长远，确保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良好的优势地位。由于企业所生存的环境不同，其目标制定在不同的阶段都具备其差异性。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具备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企业阶段性的发展。当企业未能选择一个科学的管理模式时，将无法确保企业高序运行。由此，企业必须依据自身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确保其与企业发展的协调性。

(三)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是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实践基础

在进行技术推广的过程中，人才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是保证工作顺利完成的基础，人才的综合能力直接影响到技术推广的质量和效率，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现阶段，在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推广急技术人员的素质需要提升。此外，学历层次不高、专业技术人员年龄比较大、对知识的更新比较慢等也是存在的问题。这些情况的存在直接影响技术人员素质的提升，很难用现代的科技和理念指导生产。

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经过不断沉淀和反复萃取后形成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价值所向、文明形态和文化境界。对于一定历史时期主流价值观的消弭抑或核心价值观的式微之境况，归根到底，要从人们多维度的物质实践以及相应的对象化关系中去寻找根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以时代精神的高位优势规范和调节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内在规定性，以最大“公约数”引领着个人价值观的生成维度和确证取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实现社会主义精神的价值生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精神的时代出场，二者有机地统一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实践过程当中。

简言之，价值不是单纯地满足人的需要的某种实体，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中的意义建构和自我确证中的关系范畴。相应地，价值观作为“现实的个人”在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社会意识，是人们在物质实践中进行意义建构和价值确证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实践生成

纳布啡已用于无痛胃肠镜检查，应用剂量从0.1mg/kg到0.3mg/kg不等[6-8]，本研究结果表明0.1mg/kg纳布啡能提供与舒芬太尼0.1μg/kg用量相似的镇痛镇静效果，且可减少丙泊酚用量，但有相当比例患者苏醒后半小时仍存在坐起或站立感头昏目眩，不能行走，平卧好转，严重影响苏醒室周转速度，降低患者满意度，限制了其在日间手术及无痛检查的应用。

(一)通过合乎自然和人性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物质文明是表征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在人类演进过程中，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往往使得一切腐朽的沉渣再度泛起，反过来掣肘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对象化能力的不足，基于人的依赖性而形成“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社会交往关系，制约着人们“物质变换”的深度和广度。随着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兴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利益藩篱和观念蔽障，通过运用“资本逻辑”建立起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财富增殖”的社会交往关系。“资本逻辑”是由资本增值性所主导的社会关系，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的统一。它作为一把“双刃剑”，既是实现“财富增殖”的强大引擎，也是导致“物本主义”观念形态的客观力量。基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交往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和单向度聚集。它所成就的是少数人的物质富裕，“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3](P105)这种单向度的“财富增殖”活动，尽管把握住了自然界的规律，但不能持续地进行“物质变换”，因而既不合乎自然，也不合乎人性。比较而言，作为人类社会高级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3](P538)并通过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建构来促进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有序的“物质变换”，使得“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3](P575-576)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充分发展和共同享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中心的共建共享物质文明的“物质变换”，既遵循物质世界的自然运行规律，又聚焦于合乎人性本身的发展指向。由此构成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新形态的内在规定性，从物质实践中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社会主义”作为“核心价值”的内在规定的“修饰语”，表达了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内在规定性。适如“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P289-290)社会主义事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物质实践，是在不断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过程中表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在逐步实现物质丰裕、社会公正、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生态和谐的过程中形成确证其“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二)通过建构共建共享的对象化关系保障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自由、平等、公正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但在不同制度背景和时代境遇下有着不同的内涵指向。在人类历史上发挥革命性作用的资产阶级，尽管也曾经以自由、平等、公正来反对封建等级特权，但不反对因“私有制作祟”而来的“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的特权。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平等，只不过是“被商品化”了的劳动力所获得“等价交换”的机会平等，而不是“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后的实质性平等。对于公平正义的时代内涵，“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6](P409)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作为朝向未来的真实意涵，是依靠辛勤和智慧的“劳动者”在共建共享社会财富的物质实践和对象化关系中表达出来的。相应地，改变剥削和被压迫的社会现实，终究要以辩证的对象性活动来革新不合理的对象化关系。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作为对先进社会制度的价值自觉和话语确证，集中体现在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的“共建共享”的对象化关系当中。通过先进生产力的支撑和先进文化的引领，在辩证的对象性活动中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完善，实现广大“劳动者”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享有者”的现实的具体统一。一是在物质生产关系中，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以及社会财富的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中蕴含着每一个人自我确证的机会正义，从根本上匡正了社会财富得以公正分配的制度前提。二是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社会主义从现实性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P53)的联合体。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就在于实现了“每一个人的发展”与“一切人的发展”的历史统一，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尽管其实现程度因为规律约束和条件制约而存在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但始终以先进的制度安排促进物质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合理化。

(三)通过优化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如上两个方面夯实了人们本质力量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的物质生活基础。因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4](P99)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和整体进步，既同人们生产实践如何展开相一致，又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相一致。充裕的物质生活是国富民强的重要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着力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和谐社会奠定物质生活基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充裕的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就对物质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们感性的物质实践中创造充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过程。

(四)通过高位优势的思想文化引领彰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的价值优势，不仅体现在创造物质文明之“物质变换”的合乎自然和人性，而且体现于社会制度本身的高位优势的思想文化引领。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的合理化变革推动着人化自然的人文沉淀，并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文明累积和整体进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式，是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共建共享人民的精神家园。正如“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3](P524)通常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都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它们既是物质活动的观念形态，又是现实生活的精神品格。具体而言，物质文化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物质生产中通过与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所成就的人文果实，制度文化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活动所成就的文化果实，精神文化则是基于这两大实践的自我确证而成就的人文果实。这些人文果实，作为人类社会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凝聚，依赖于解答时代问题实践中的人文积淀。新时代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需要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传承，而且需要立足时代实践对中西方文化资源进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说，通过高位优势的思想文化引领彰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终究要依赖于创造人们美好社会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凝结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的价值观念当中。

(五)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现实的个人”是自己观念和思想的生产者，也是这一观念和思想的承载者。“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0](P16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不是单纯的思想运动，作为“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本身，就是作为“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P525)即紧密围绕以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为主要内容的对象性活动以及所支撑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杂散电流腐蚀是一个缓慢的、漫长的过程。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初期，由于走行轨与道床之间的绝缘程度较高，设施设备相对较新(如道床排水顺畅、走行轨磨耗较少)，此时杂散电流相对较少。随着运营时间的推移，由于走行轨磨耗增加，道床周围铁屑、灰尘和油污等的累积，道床排水系统设施老化造成道床积水等原因，引起钢轨对地过渡电阻值降低，以及杂散电流增多。在依靠“堵”的方式已不能有效控制杂散电流的增长时，应考虑投入排流装置。而且根据GB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中15.7.5条规定：牵引变电所应设置杂散电流监测及排流设施，应根据杂散电流的监测情况，决定是否将排流设施投入使用[3]。

物质生活是社会观念的有机基础。离开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来谈论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11](P293)生产实践和物质生活是“现实的个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3](P519)一方面，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确证了“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前提，表现为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P520)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展开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物质力量。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发展都是在既有物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载体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同源有机体，正是源于“自然的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有机性，尤其是人类多维度的“物质变换”在“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8](P23)人类与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意识，是在单向度的“物质变换”产生危机的境况下产生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3](P724)生态危机缘起于物质生产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在本质上，是由人类自我发展的无限性和“资本逻辑”的扩张性所引发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这种异化和扭曲的社会交往关系，直接影响并导致着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失衡和失序。治理生态危机固然要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重在从不合理的社会交往关系入手，通过“主体—客体—主体”的实践辩证法来树立“包容性的人道主义”理念，[9]形成共建“美好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一方面，回到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基点，匡正“物质财富”服务于“人本身”的工具性价值，自觉调适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为边界，在多维度的对象性活动中确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回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异化关系本身来革新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关系，不断扬弃因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所导致的交往异化关系，不断变革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理念，从而在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

(一)充裕的物质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基础

由上分析，物质丰裕、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文化繁荣、生态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质性规定。无论是社会主义价值的时代出场，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都离不开通过人并为了人的辩证的物质实践和饱满的生活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电力系统由6台发电机(G1、G3、G4、G5、G6、G8)为4台推进器及其日常负荷供电，为实现动态定位，各推进器的功率为50%额定功率。设汇流排BUS2在系统时间第35 s时发生短路接地故障，设置BUS2两端母联开关CB1在系统时间第35.3 s时动作(CB2初始断开)，以隔离故障汇流排，达到故障隔离保护功能；之后并入发电机G2，即由5台发电机(G1、G2、G5、G6、G8)为剩余的3台推进器M1、M3和M4供电，剩余的1台发电机(G7)处于热备机保护模式,见图7。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旨在确保人民主体地位，让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一愿景在以往时代因为无法实现而被冠之以“空想”进而束之高阁。长久以来，民主的价值预设与现实的制度实践存在张力。民主的良好愿景与现实的实践效果存在反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民主神话的崇拜而期待过高，或是对民主的实践条件估计不足而引发民主化危机。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是迄今为止，建构优良公共秩序中最好(或者说“性价比”最高)的组织方式和实现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与政治在“人民主权”和“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道逻辑上实现了有机统一，超越了以往社会生产资料由少数人占有的物质生产关系决定的上层建筑之政治民主的虚假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既关注民主的实现形式，更注重民主的内在质量。直接民主作为一种源自狭窄范围内的地域性的政治交往机制，尽管表达了民主的原初旨意，但不足以在通向“世界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或地区中普遍推行。当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代议制民主的新形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来保障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正义性和真实性，通过尊崇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让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二)优良的社会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平台

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根本上在于人具有自由自觉的能动性和“人能群”的社会性。“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2](P379)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确证，就是在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生成的。由社会交往支撑的“社会生活”构成人的本质之“社会关系总和”的重要部分。正是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活动，自然界才成为“人化自然”，构成“人类社会”和“社会人类”的同源有机体。通过合理的对象性活动形成的优良的社会生活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公共平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共识与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自觉，都是“现实的个人”在运用“主体—客体—主体”实践辩证法建构优良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实现的。家庭作为社会的有机细胞，在“系好人生第一粒纽扣”价值塑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贯通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枢纽”。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都应注重发挥家庭的社会功能，“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3](P353)针对人们思想共识和价值自觉之不足，恰恰要从人们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当中寻找根源。平等和公正作为公共秩序建构的基本准则，不光体现在社会制度体系的合理建构上，更需要社会个体基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觉担当。制度正义与个体自觉的双向建构推动着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质性发展。诚信和友善作为和谐社会人际交往关系的价值准则，诸如“碰到摔倒老人该不该扶”的问题，不光要从这一社会行为的道德表象审视人们的价值心态，更要从社会关系层面来优化社会生态，秉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展开交互主体性的价值确证和观念调适。

“但S对她的确有所隐瞒。不能说他说谎，但也耍了滑头，对过往只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譬如说他也有过婚史，有过情人，但他在婚姻期间从不出轨，是忠诚可靠的，他所交往过的好几个情人，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婚姻对双方来说都是个错误，幸好大家都及时去纠正了——他跟老婆惟一有同感的就是应该早点去离婚。他将之前的情史贬得一文不值，直到那个女人出现，才让他品尝到爱的滋味。S再三强调，他是真实的，他最看重的就是真实感，对虚情假意难以容忍，就像眼睛揉不进一粒沙子。但此刻，那沓照片就像照妖镜使他露出了原形。”

(三)清明的政治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平台

良好的政治生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上的。人们享有或占有必要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家和政治作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必要的政治生活，政治哲学也因此被视为“第一哲学”。这既是人类生存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人的生理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来不断确证的。影响和制约着满足人们需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交往方式、社会制度安排等。整体来看，在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直接决定着“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因此，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现实性”上离不开必要的政治活动和清明的政治生活。

人们在制度化的政治交往中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增强民主意识，在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培养了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同时也确证了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的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也离不开坚实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基础。正是如此，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P373)作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阐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促进物质生产，是物质财富成为“每一个人自由享有”作为其他“一切人充分享有”的前提，在享有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培育良好的公民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广大公职人员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政治生活的侵蚀，切实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形成良好的公共秩序和政治生态。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更好地保障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着力在实现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充实的精神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家园

人们在生产着自己物质生活的同时，还生产着自己的精神生活即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在精神层面上确证自身存在意义感、归属感的对象性活动。由于物质实践在人类活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人类的精神性活动归根到底要由物质性实践活动去说明。正如“‘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3](P533)精神与物质在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中实现统一。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生产有两个基本层面，即“‘现存实践的意识’的生产和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精神生活资料和观念体系的创造。”[15](P195)前者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中自发产生的意识，是初级的、自在的具有滞后性的直接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方式相一致。专门性的“精神生产”是人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和既有思想和素材的基础上，遵循“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13](P350)的基本规律，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进行科学、文艺等创造性活动。

不管是现存实践意识的生产，还是专门的精神生产活动，都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的伴随产物，“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7](P50-51)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给精神生产打上了时代烙印，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反过来也为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附带上自己的“影子”。精神生产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传播、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必要动力，同时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价值观自信是文化自信最本质的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出场中，精神生产与以往的阶级社会相比具有了新的特质，即旨在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人文化成”中创造饱满的精神生活。通过共建共享“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善于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以更持久的力量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陆枫桥心头一酸，双泪长流，怕罗香看见，便转身往外走，边走边说：“今晚没月亮，正好可以放焰火。你要看吗？”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根植于人们物质实践的社会意识，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由此构成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它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社会主义精神的价值出场，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在人们创造并享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物质实践中形成的，并以孕育人类和谐共同体的思想力量引领人们自觉建构优良的公共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刘占虎.生态文明的人文哲学蕴含[M].学习与实践,2013，(1).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4]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