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金砖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与挑战，部分成员国甚至还出现了政治、社会层面的巨大波动和起伏，以致有关金砖潜能穷尽、光环消散的唱衰声音和看低言论不绝于耳。但五国一致认为金砖机制不断向前发展的潜能和趋势没有改变，金砖合作的前景只会成色更足、分量更重、动力更强。尽管做专、做优、做强金砖合作机制是五国的意向共识，但对如何理解金砖机制改革和如何改革金砖合作机制，既金砖国家组织的机制建设方向和未来工作的重点任务应放置哪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为此，2017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领袖峰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时就指出：“我们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力，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汇聚各国集体力量，联手应对风险挑战。我们应该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按照官民并举的思路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让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事业中来”。[1]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举办金砖峰会为中国推动、促成国际多边机制，向更加公平、高效、务实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上佳机遇和主场便利。本次厦门峰会中国不仅首倡“金砖+”合作的崭新概念，还首次从全球范围内邀请5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会，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良策。可以预计，未来通过中国倡导的“金砖+”合作模式，必将能使金砖国家的发展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扩大。

一、实施“金砖+”合作的重大意义和现实需求

金砖合作机制是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国际平台，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秩序变革、维护国际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重要成员国，希望通过主办本次厦门峰会的契机，既能唱响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更要增强金砖机制的决策力、执行力和影响力，从而在全球治理议题设计和规则制定方面，承担起引领方向、塑造理念、创新模式的职责。因此，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的主题国，中国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金砖+”的合作理念引入此次厦门会晤。主要是基于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金砖+”是中国理念与金砖内涵对接融合的体现。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2015年初，王毅外长在媒体发文时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列为年度中国外交理念创新成果之一。中国认为结盟是要拉拢一部分国家、孤立另一部分国家，是立足着眼“一己之私”或“小众团体”狭隘利益的行事做法，与中国外交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背道而驰。[3]中国主张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源自中国外交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契合当今时代世界发展、体系变革的趋势潮流。[4]在此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日益完善，对外开放、互利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和深入，不仅为国内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支撑，也向国际社会贡献了重要的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新型伙伴关系”理念是经验总结基础上的创新成果，具有“不预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的特点，既承袭金砖五国的共同利益、价值传统和目标遵循，也符合顺应人类社会、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和普遍期待。[5]金砖国家自发起之初便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为己任准则，遵循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弥合相互认知分歧的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本次峰会中方按照推进“金砖+”合作的思路，举行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目的正是为建设更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因此，“金砖+”合作既是对中国结伴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吸收，也是对金砖国家合作精神的创新发展、对接耦合。

IL-6、IL-8和IL-1β的ELISA检测试剂盒（GenStar）；SYBER Green试剂盒（宝生物）；P2X7受体小分子干扰片段（锐博）；转染试剂Lipo2000（Invtrogen life）；细胞培养液DMEM（Hyclone）；细胞培养皿等耗材（康宁）。

第二，“金砖+”合作能够促进各方之间的增信释疑。近年来，部分金砖国家经济出现低水平或者负增长的减速情况，导致各种关于金砖“含金量”褪色、“金砖不负其名”的舆论和质疑金砖层色的观点甚嚣尘上。[6]应该说，受内外复杂环境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金砖国家发展难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状况，仅由此便得出“金砖崩溃”的评判结论无疑极其片面和草率。当前关于金砖成色消退的说法、论调有失偏颇，简单地理解以金砖合作组织为核心的新兴国家时代已经结束更是无稽之谈。[7]而实际上，作为助益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动力源和实效增长点，金砖国家的集体崛起仍将成为促动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演变的最大因素。但由此也应该看到，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除了某些国家别有用心、恶意煽动的客观因素外，也是因为金砖组织与机制外国家的联络沟通不足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下大国相互合作与利益协调的要求和意愿日益上升，世界各国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关注，明显让位于对利益共建和发展依存关系的重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中互为敌手的可能性大幅减少，各种集团政治和结盟关系的纽带偏向松弛。[8]而由于受西方权力政治规律和“国强必霸、强国必战”历史旧式理论的“逻辑浸染”，以及“赢者通吃、弱肉强食”固有思维模式和路径依赖的“惯性毒害”，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于金砖国家机制一直抱持怀疑、警觉的心态，在局部议题上甚至出现了正面交锋对垒的情况。[9]因此，以“金砖+”的方式让更多“非金砖”群体、国家、组织了解和认同，金砖国家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内涵，能够有助于“稀释”部分国家的怀疑态度、“调和”与某些势力的矛盾分歧。以“金砖+”的方式让西方社会知道和明白，金砖国家倡导全球治理改革的具体政策和远大目标，并不是要推倒重来，也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以创新、改进、完善为依据和遵循，促使现存国际制度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调整和修补。[10]因而，有利于减少地缘因素对大国经济合作的干扰，避免使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和产生新兴国家企图挑战、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威胁或误解。

第三，“金砖+”能够曲线缓解“扩容”分歧。对于金砖发展方向，有关各方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如下两个方面，即到底是横向增员扩展，还是纵向机制深化。一种观点就认为现有的合作框架可以满足金砖国家在各个层级上的对话与协商，在金砖国家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差异加大，宏观政策协调难度上升的背景下，贸然扩员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麻烦。因此，金砖组织的工作任务重点应该是凝心聚力找准利益契合点，拉紧战略共同点来推进务实合作，挖掘内部潜力、深化机制建设才应该是金砖组织的核心任务和首要目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扩员”应是金砖机制不断增强组织生命力的唯一方法，理由是金砖国家不该成为闭锁自守“小团体”和“会员俱乐部”，而是应当定位成开放包容的“大家庭”和“朋友圈”。尽管目前在总体方向上金砖国家都赞同增加成员数量是机制发展必要环节和步骤的观点，但在吸纳新成员的标准、资格、流程等相关工作细节上存在较大分歧。大家一致认为候补扩容国的选择问题必须慎重，这不仅需要考虑足够分量和地域特色，还牵涉到原有国家与新进成员之间的双边关系。

教育部2016年发布的《教育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专题组最新报告显示，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广州教育现代化排名位居前列，其中教育普及发展指标排名第二，教育条件保障指标排名第二，教育质量要素指标排名第四。

“金砖+”合作不再局限在五国之间，而是一次有望开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建立更广泛发展伙伴关系先河的有益尝试和大胆探索。厦门会晤之后，邀请更多的“非金砖成员”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支持建立涵盖双边、三方、区域和多边合作的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必将成为金砖机制创新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常态。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方面着力：

二、建立“金砖+”伙伴关系的政策方略和具体举措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自2013年以来，每年度金砖国家主席国都邀请本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开展对话，共襄盛举、共谋发展。但“金砖+”作为一个正式的思路和提法出现，既进一步彰显了金砖合作的长远性、全局性特点，又有益于化解弥合内部分歧、增进各方团结友谊。事实上，俄罗斯因叙利亚、乌克兰问题被七国集团“开除出局”，为避免孤立更看重西方之外的友好力量，故而希望能够做大做强金砖机制以平衡西方影响。但在候补成员的选取问题上，却更多是从地缘政治和“对美划线”的角度思考。印度原则上支持扩大金砖规模，只是担心金砖组织潜在候选国，基本上都与中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金砖扩容后会进一步壮大中国在机制内的“驾驭操控”能力，因而在此问题上态度犹豫不决、游移摇摆。巴西和南非作为分别来自拉美、非洲的唯一国家，从地域平衡和来源角度考虑，对扩大成员问题略微偏向自持和保守的立场。[11]因此，以“金砖+”合作的方式邀约更多国家，参加到金砖组织此项专务全球经济发展问题的高峰会谈之中，既是扩大金砖国家影响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暂时缓解各方对金砖扩员难题的折中方案和“曲线”应对办法。

第一，以“金砖+”合作推动与区域性组织、国际性机制的对话联络。金砖国家合作虽已有十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仍是一个新事物，如何开展和深化合作仍缺乏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必须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来扩大合作受益范围。[12]本次厦门峰会邀请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泰国等5个国家领导人，参加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表明中方希望金砖国家会同各方一道，发扬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集众智、聚合力，在全面落实历届峰会各项决议和成果的基础上巩固和深化，共同开创全球治理和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13]从参加对话会的国家情况看，它们来自不同的地区，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核心国家，几内亚是非盟轮值主席国，墨西哥是拉美—加勒比地区的重要国家，塔吉克斯坦则是上合组织成员，泰国在东盟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因此，本次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无疑是开展“金砖+”与多个地区和国家商谈合作的一次勇敢尝试和重大突破。目前，在金砖国家正式会晤期间，领导人将分别进行小范围会议、大范围会议两次峰会，其中大范围峰会讨论议题更多侧重宏观政策规划、全球治理机制等方面，可以在大范围会议时邀请一些地区组织或国家的代表参会，共同就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的优化重塑进行深入广泛的协商和探讨。

所有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2.控制变量标准差普遍较小，说明市场较为稳定，数据波动较为平缓．解释变量中，P2P网贷增长率(P2P)的标准差最高，说明网络融资风险较高，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第三方支付交易增长率(TP)次之，但其与控制变量相比波动性较大，主要是由于近些年来市场大规模的增加，提高了消费者对在线支付的需求；互联网金融指数(IBI)标准差最小，但较控制变量仍旧较高，说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整体水平波动较大．被解释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的标准差较非利息收入占比(PER)较高，说明总资产收益率受到了某种原因影响产生波动，非利息收入占比则较为稳定．

学生又活跃起来，当tan (α2-α1)不存在时，应是右边分母为零时，即1+k1k2=0，从而k1k2=-1．也可以这样说，如果1+k1k2≠0，则tan (α2-α1)有意义，而tan (α2-α1)没意义，所以必有1+k1k2=0．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治理具体议题需要多边组织贯彻落实，金砖机制要想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必须具备整合跨区域和影响国际组织的行动能力，就必然得加强与具有全球影响力国际多边机构的联系。2016年8月，作为G20轮值主席国在杭州峰会召开前夕，李克强总理主持了一场由中国倡议召开，以“全球经济形势与新兴国家”为主旨的座谈会。在举行“1+6”圆桌对话会上，李克强总理同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六大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就宏观经济、结构性改革、贸易投资、劳动就业、金融监管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积极磋商、深入交换意见。这种“双边搭台、多边唱戏”形式的对话会在全球尚属首次，不仅增强金砖合作机制与相关世界性专业组织的横向联系，也为后续国家操办此类会议提供了新思路、新举措。有鉴于此，金砖组织可以仿照“1+6”圆桌对话会的形式，以金砖国家联合上述六大国际多边经济和金融机构作为独立参与方，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域的“BRICS+6”年度高官定期会晤模式。[14]由金砖峰会年度当值主席国作为负责联络国际机构的专职协调员，在每年金砖峰会期间邀请上述六大机构“掌门人”，就反对各种形式的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解决国际规则的变迁与全球权力的转移进度不完全同步，以及逐步减少和消除贸易投资壁垒等问题展开讨论、协商对策。此项会议在形式和内容上开创的新思路、新观点、新看法，既是金砖国家增强承受外部剧变冲击的抗压能力和提升运用既有制度规则能力的试点探路之举，同时也是促进金砖组织与国际多边机构，就有效应对日益增多的区域性风险和全球性挑战的互促共进、互补共赢之道。

第二，以“金砖+”模式探寻增进与中等强国协调合作的可行途径。所谓中等强国是指那些虽没有大国超众的实力和影响，但在国际事务中相比除大国外的其他国家，更能够扮演出类拔萃角色的行为体类别。虽然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中等强国的评定标准和测度依据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从G20维度考虑除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BRICS)外，韩国、沙特、澳大利亚、土耳其、波兰、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以及不是全权成员的西班牙等大体上都应归属中等强国队列。从前文所列中等强国的表单可以看出，中等强国大多是单一民族或以某民族为核心的主权国家，在对多边外交体系、世界安全形势、全球经济格局的决定性作用虽远不如大国，但却能够依仗地理位置优势或战略目标节制，有效运筹实力与企图心之间的微妙平衡，而成为推进全球格局多极化的支柱之一。[15]尽管中等强国作为一种国别类型早已存在，但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大国既是世界大变革的推动力量，也是国际关系大调整的基本动因，中等强国却因不具备媲美匹敌大国的超众实力，无法拥有压倒性的国际影响和制度优势，故此在全球治理境域里始终处于被忽视的外围边缘状态。只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依托G20机制跃居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黄金机遇，中等强国才站到全球治理视域的最前沿和制高点。[16]2013年9月，在韩国的牵头倡议下经过数月筹备，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及澳大利亚五国就组成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达成一致，从而揭开这个全部由中等强国创建的咨政、协商集团实体化的序幕。[17]

审视当下，各个国家出于本国的利益偏好以及脆弱度、耐受力和抗压性的大小强弱，G20内部结成分属G7、BRICS以及MIKTA三块单元组别的情势。[18]虽然金砖国家成立的初衷是为促进全球秩序发展，但大部分西方舆论却认为金砖机制是以新制度来替代更换既有旧体制，是想挑战现存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19]相比而言，中等强国看待金砖合作的态度更加客观公正，并且金砖国家和中等强国都是步入全球治理舞台中央的新生集体力量，金砖国家同中等强国都致力于推动多边外交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都支持联合国全球政治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两者也都认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各国的份额含量就不能公正反映地缘政治的客观现实。金砖国家与中等强国都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政治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大家对国际事务存在很多相似或相近的观点和看法，决定两者之间有待开发的共同空间和合作潜能巨大。

另外，从机制编成的发展进程来讲，金砖国家和中等强国两大合作组织具有一定共通性。例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外长在2006年联合国大会间隙进行了短暂会晤，2008年11月7日和2009年3月13日，四国财长分别两次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进行“例会”，随后2009年7月金砖四国在巴西宣告诞生，这成为“金砖国家”概念的重要转折点——从虚拟投资词汇“进化”、“升华”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实体单位。事实上，中等强国合作体也是先从联大会议期间的外长会晤起步，随后延伸拓展到其他层次和领域。[20]虽然金砖国家的“抱团”模式难以照搬、模仿，但对中等强国探索合作道路却是极佳的过往先例和“学习材料”。总体来看，金砖组织和中等强国之间具有利益接触面、摩擦点较小的特点，相互间恩怨纠缠偏少使得国际竞争环境比较宽松，彼此进行经济联系和政策协调的难度成本不高。而且，从金砖国家的长远发展角度看，如果金砖组织进行成员扩容重点考察的对象国和可能的候选者，包括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等也清一色的是中等强国。因此，基于全球利益共同体的伙伴关系正在深入发展，金砖国家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理所当然应该重视发挥中等强国在全球多边机制和所在区域合作中不可比拟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增强金砖组织在世界舞台上闪转腾挪的博弈空间。具体来说，每年金砖国家峰会时可以邀请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当值主席国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金砖国家峰会，并参与局部议题和部分议事环节的讨论。金砖国家还可以联合中等强国提议在G20峰会后，召开相关方议会负责人参加的G20议长会，通过议会渠道丰富和充实G20机制的合作内容。另外，有金砖国家成员方要举办G20峰会时，也可以在会议准备、内容设计等方面事前征询下中等强国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以“金砖+”平台作为维护全球治理发展和强化与G20机制对接的合作载体。G20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政策协调机制，无疑为包括金砖组织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维护自身利益、参与世界经济决策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平台。[21]因此，金砖国家一直认同并强调G20作为主要国际经济合作论坛，进行政策协调和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开展政治对话的核心地位。现今，金砖国家和七国集团是驱动二十国集团运转的两个轮子，实现BRICS和G7两轮齐动是决定G20能否完成从“清谈馆”到“行动队”转变的先决条件和前提保障。[22]在中方看来，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既有存在竞争因素的客观现实、也赋含合作空间，金砖合作机制应该是体现全球伙伴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有些西方报刊大量充斥着“金砖失色”的看衰说法和中美必将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奇谈怪论。西方世界出现这种态度的背后，除了面对新兴国家崛起自身滋生的焦虑情绪以外，也是因为对于金砖合作不了解引发戒心和猜测所致。其实，自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就有将新兴国家融入西方工业国家论坛的想法，从G7+1(七国集团+俄罗斯)到G8+5(八国集团+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再到G20都是这个思路的体现，但总体而言西方试图按照己方意志将新兴国家纳入既有轨道的效果不彰。[23]如今，金砖国家组织作为一个独立实体机制的崛起，确实影响了西方的主导地位，让一些西方人感到西方垄断全球治理的时代结束。[24]而通过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是避免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演化成为一组竞争机制的有效方法，也是防止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的历史悲剧重演的实用渠道。因此，可以考虑按照金砖国家、欧盟和美国作为三个独立参与方，建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三方高官年度定期对话机制。由金砖峰会年度当值主席国的专职协调员，作为金砖代表建设一个三方联络工作组，先从扶贫开发、气候变化等敏感度较低的议题开展合作，等时机成熟之后再向更高级形态自然过渡、战略转型。中国倡导“金砖+”合作理念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组织或者集团，完全可以建立基于相通利益和共同追求的合作机制、伙伴关系，能够让世界各国知道金砖机制致力于构建同舟共济、携手同行的“开放朋友圈”，而不是策划封闭排斥的“隐秘小团体”和“私人俱乐部”。[25]当今时代，唯有通过搭建“金砖+”合作平台，统筹推进BRICS与G20的战略对接和协调推进BRICS与G7的政策沟通，实现在G20框架内达成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既有区别又相互包容的政策共识，进而促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理解、相互协调，才是防止走上猜疑指责、零和博弈邪路歪路的可行路径，才是避免重蹈大国制衡、集团对立历史覆辙的创新举措和正确选择。

三、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伴随着金砖国家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合作内容的持续深化，金砖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境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已经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同时，受国际经济复苏乏力、金融市场动荡频发等大环境的影响，金砖国家合作也日益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在此之时，作为金砖峰会主题国中国开创以“金砖+”平台拓展外交合作领域的新模式，主导推出以“金砖+”平台建立更为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构筑更加全面对话机制的新思路，不仅是开启金砖合作机制第二个“黄金十年”的按钮，更是体现新生治理力量在体制改良和制度革新方面具有不可估量潜能的窗口。如果说金砖组织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平台和典型案例，那么“金砖+”合作则是新兴国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加强政策协调、开展合作治理的活动载体和发挥资政建言作用的核心媒介。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金砖+”平台将充分释放金砖合作的生命力，不断拓展金砖合作的影响力，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释放更多积极效应，为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新动力”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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