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中国特色新型学科，这一学科最显著的“特色”是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是一个理论性和现实性很强的而又非常敏感和重要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性质、学术水准和发展前景的根本问题。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科学性又是其最基本的规定和属性。可以说，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是盲目的，没有科学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是空洞的。在新时代国家建设、社会治理和个人发展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引日渐重要。但从目前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存在着或重意识形态性轻科学性，或与此相反的两种倾向，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澄明和阐释。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努力实现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一步科学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识形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包含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获学界广泛的共识。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思想政治教育学有无意识形态性的问题，而是要探讨其存在的理由、起作用的方式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才是合理的等问题。

1.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的研究对象、视野和参照。

“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一个常用概念。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的“意识形态”概念，一般认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意识形态主要指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在意识中的反映，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社会思想、教育、伦理、宗教、艺术、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存在的消极分泌物，而是社会总体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具有能对社会存在发生重大影响的相对独立的现实力量。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精神现象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虚假的，而是必要的真实的对象性存在，是需要也是值得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的观念意志和利益要求。理所当然，意识形态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的研究对象、视野和参照。

双模定位模块输出的数据包根据帧头区分主要有3种数据类型：GN、GP和BD，分别代表双模模式、GPS模式和北斗模式定位数据。本系统为了提高定位精度采用双模定位模式，因此定位数据和定位时间等定位信息通过解析$GNRMC数据获得，运动速度、航向等导航信息通过解析$GNVTA信息获得。定位信息通过通信网关发送至监测平台[8]，然后在监测中心通过调用百度地图API实现对集装箱位置的实时监测，通过记录集装箱运行的每个位置点可以绘制整个运行轨迹，实现对集装箱实时位置和历史运行轨迹的监管查询。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视阈中，意识形态一般被理解为一定阶级基于自己特定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利益，以理论和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的对现存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态度和观念的总和，它在本质上是一定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自觉意识的理论和观念表现。从社会层面讲，意识形态的存在对于它所存在和服务的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有批判和建构、控制和导向、政治合法化功能，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整合和凝聚的黏合剂，是社会基本的软件系统。从个人层面讲，人在一定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人既创造和建构一定的意识形态又被一定的意识形态所塑造和规约。“意识形态既不是空洞无物的说教，也不是闲来无事的诗词，而是个人进入并生活于某个社会中的许可证。个人只有通过教化与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与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1](P2)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面向社会和人的科学，其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不是一般地反对或赞成某种意识形态，而是研究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给各种意识形态以什么样的定位，以及如何有效灌输和教化主流意识形态等问题。

2.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除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精神现象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外，还应该看到，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回顾人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历程和理论建构过程，我们发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始终纠缠着政治期待的“喧嚣与骚动”，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的“纯粹与敏感”，而这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科学学科体系演化和学术研究推进的独特景观。

大型工业立体仓库保持稳定是其安全作业的前提，结构稳定性原则需考虑上轻下重、成组货架质量相近两方面因素。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非意识形态性不等于要推行“非意识形态化”。 “非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由来已久，情况也十分复杂。它既源自于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和阶层状况的新变化，又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既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支撑，又受到“价值中立”传统的影响；“既有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对思辨哲学的冲击，又有非理性主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叛；既有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又有左派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7](P605)“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本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它企图让全世界都默认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普世价值”，进而解构和否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正是在这一思潮的鼓噪和煽动下，削弱、淡化、甚至摒弃意识形态的阶级归属成了当今的潮流，而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战斗风格反倒成了不合时宜的另类。

在我们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争论的焦点及困难的症结主要在于对于“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基本范畴的界定和理解上。

其次，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核心议题和特殊矛盾有着主导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研究客体的综合性应用科学，这一特殊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有两个：一个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社会生活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运行、变革和发展，旨在揭示“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另一个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现象”，即以人所创造的涉及人自身思想养成、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及精神寄托的文化状态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旨在理清“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这两个议题所属领域是一个交融着事实与价值的领域，一定的阶级利益和价值关系会以自觉的理论观念或非自觉的无意识渗透于其中。而处于其中的解决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与群体个体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对立统一的特殊矛盾的思想政治教育则受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也正是由于这种主导性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才被理解为是灌输和教化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

关于意识形态，之前已对其内涵做了阐述，这里主要是将其放在与科学性相对应的视阈中探讨。在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是一个被污名化了的概念，一谈到“意识形态”，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其阶级性、虚假性、欺骗性等否定性意涵，而鲜有人关注到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似乎意识形态仅仅是停留在幻想的联系中，而与意识形态相对的“科学”才是把握了研究对象的真实的联系。客观地讲，意识形态和科学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对意识形态单向度且带贬义的理解必须被摒弃。正如阿尔都塞(L. Althusser)晚年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见：“意识形态以同一个名称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它一方面是个哲学范畴(幻觉、谬误)，另一方面又是个科学概念(上层建筑的一个领域)。”[10](P230)很多对意识形态有误解的人实际上是站在意识形态中来考察意识形态，撇开社会历史过程，抽象地谈论意识和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实现的某种“哥白尼式的转折”[1](P322)是我们科学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指针，即把立足点从意识形态领域移出来，放到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考察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性和阶级性辩证统一的先进的意识形态，既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即它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阐述，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它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体现。

3.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不能淡化的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以全面提升国家的精神力量和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目的，其研究对象和领域既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同时又包含一些非意识形态性的对象和领域。我们“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本质，并不否认思想政治教育也包含部分非意识形态内容的教育。”[4](P55)从宏观层面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维系社会和国家正常运转的手段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所研究诸如社会有机体精神生产规律、国家精神品格塑造模式、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策略等是相对客观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具有非意识形态性。即便是纯粹的政治教育，也有关于政治常识、政治素养等非意识形态性的教育内容。从微观层面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个体性功能，它能够帮助个体建构意义世界，指导个体型塑道德品格，促进个体激发精神动力，引导个体享用精神财富，还能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思想政治教育学所要研究的是人的思维、情感、意志、需要、愿望和行为等人的主观方面，这一领域具有强烈的个体性、价值性、习得性、偶然性，在本质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文化世界，很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所以说也是具有非意识形态性的研究对象和领域。

坚持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一个基本遵循。任何淡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观点和行径都需谨防和批驳。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需清醒地知晓：像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那种要求摆脱意识形态而进行纯粹的学理研究的设想，最多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方法论上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佯谬，即是以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类比人文社会科学”。[3](P437)因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不仅不能淡化意识形态的属性，而应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的研究是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要积极地研究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非意识形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既有科学性的要求，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一对矛盾，又是一个事实。按照传统的二元思维方式，人们要么坚持科学性而否定意识形态性，要么坚持意识形态性而否定科学性，在二者中必执一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也时常面临着双重的窘境：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一种自然科学的规范，只关注事实，远离意识形态；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教化活动，就不能称之为一门“科学”。一些受科学主义影响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成为或要获得“科学”的资格，就必须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性、精确性、可检验性、超主体性等规范性特征，而免除意识形态和价值因素的影响。另一些受人文主义影响的学者则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价值和意义，反对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自然科学化、实证主义化。

1.思想政治教育学部分研究对象和领域的非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属性。客观地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和教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学科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淡化意识形态性的现象和做法。一些人狭隘地理解意识形态，混淆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直接将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意识形态工具，借此来否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要获得科学性就应该“去意识形态化”；一些人受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影响和裹挟，宣称人类已进入“意识形态的终结”时代，认为以意识形态为根本属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几乎没有存在的价值，为了与国际接轨和对话，进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要转向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价值教育、通识教育等；还有一些人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肆意开展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盲目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边界和内涵，粗浅袭用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人为”淡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诸此种种，事实上反映的是一些人对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存在和发展规律的不了解、不清醒，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不认同、不自信，对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识形态性的不自觉、不自为。

2.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导研究方法的非意识形态性。

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是依照学科性质、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性质确立的研究立场、手段、工具、程序、规则以及检验研究结论的标准的总和。研究方法是一门科学学理性或科学性最可靠的保证。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客观性所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科学研究也有着自身特殊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学理取向和学术规范，反对将意识形态之方法泛化。所谓学理取向和学术规范主要是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科学、规范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并能够以一种学术理路、学术话语和学术规范客观、准确、完整地呈现出来，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已有理论和政治话语。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部分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但是作为其研究方法必须要坚持非意识形态性，要反对将意识形态无限制地泛化，并把它作为研究的中心话语、范围界限、参照标准。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成果纷呈，莫衷一是。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对人和社会本质及规律的方法论中得到教益和启发，提出将科学抽象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5]科学抽象法的提出和择取是无任何意识形态的考虑，它完全是依据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科学判断和客观选择。而在具体问题研究中采用的观察法、直觉法、文献法、实验法、调查法、田野法、比较法、统计法、抽样法等更是具有典型的非意识形态性。

3.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体系及其应用的非意识形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现象、问题和规律为对象，按照专门的学科术语、学科逻辑和学科方法建立起来的概念一致、体系严密、结论可靠的专门化知识体系。构成知识体系的每一类知识本质上都是人类总结归纳出的以经验、符号、概念、命题、范式和操作方法、程序、技能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真实性和文明导向性的人的认识，它根本上是非意识形态性的。从功能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知识体系主要由实证性知识、解释性知识、评价性知识、预测性知识和对策性知识等类型的知识建构。实证性知识如通过经验、调查等方法获得的关于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的客观知识；解释性知识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规律、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发展的规律、个体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运行的规律、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6]的揭示、阐释和说明；评价性知识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的评价知识；预测性知识如依据经验、逻辑、数据、科学方法对未来人的全面发展的衡量指标的预想和判断；对策性知识如为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政策、制度所做的选择和安排。以上这些知识几乎很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这几类知识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体系也可以说是非意识形态性的，并且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应用也是不受意识形态侵扰的，具有非意识形态性的。

Milk-run系统是一种属于精益管理和生产系统的方法，它遵循避免浪费的思想，即所谓的避免缺陷、生产过剩、等待、运输、库存、移动和额外加工。相比之下，物料供应的目标是提高效率，从而降低装配区域的库存。同时对缩短交付时间、物料的质量、可靠性和配送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个医院的计算方法不完全一样，定的标准也不一样，有的医院正常值标准是“小于1/270”，有的则是“小于1/380”。染肝炎病毒，也可能是胎儿先天愚型的诱因。

4.警惕“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论陷阱。

首先，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生成和学科建构有着前提性意义。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相伴而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专属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的产生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体发展的需要。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时代，个体的生存发展必须依靠和借助共同体的力量，而共同体为了延续和发展，又必须要整合和强化一种集体意识，教育其成员认知共同体的核心价值，遵循共同体的行动条约。这种原始社会萌发和形成的共同体思想观念和集体理性就是原始意义的意识形态化身。原初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囿于意识形态教化的需要而产生。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最初也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客观需求而创建的。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及其传播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细分学科产生的重要前提。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硅基SPAD器件结构，该结构除了在深N阱与P-外延层之间形成一个主雪崩区外还在深N阱内形成两个对称的次雪崩环区。主雪崩区深度较深且面积较大，可以提高对近红外短波光子的探测效率；两个对称的次雪崩环区在深N阱中覆盖范围广，可以拓展器件的光子响应波段。TCAD仿真结果表明与传统P+/Nwell结构相比，新型SPAD器件结构在850nm的光子探测效率提高了5倍，在300nm-1000nm宽光谱范围内均获得了较高的光子探测效率。此外，该器件的暗计数率受BTBT效应影响小，20℃以下获得了更低的DCR，大大提高了器件的整体性能。

事实上，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意识形态如同一种普照的光，依旧笼罩着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斗争正在以新的主题和形式继续着、延展着。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些人被“非意识形态化”思潮蒙蔽和裹挟，陷入了科学研究的真理性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之间相冲突的迷思中。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和启示意义，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看法与现实社会仍将长期存在的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更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靶子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期盼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因此，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和理论基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任何打着“非意识形态化”旗号来削弱和淡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识形态性、增强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的思想和做法要坚决地予以批判和纠正。同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启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着力祛除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及其可能带来的虚假性、欺骗性和幻想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识形态性与 科学性统一的困境、基础和趋势

近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有关事实与价值的争论，我们这里探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探讨事实与价值、事实认识与价值评价及其与科学性关系难题的一种具体表现。

1.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统一的两难困境。

一般来说，当人们提出科学研究的非意识形态性要求时，主要是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和负面影响而言，反对的是只用政治意识形态的思维和话语来认识、对待和解决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既面临着意识形态的现实，也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却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科学性，不能简单地泛化为或归结为意识形态教育，不能简单地以一种政治的内容来替代，也不能简单地以一种政治的要求作为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理性学术研究在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下进行，学术和政治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边际界限，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认为，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识形态性的前提下，还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非意识形态性。

246名职前数学教师参与了问卷测试，测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完成第一类测试题，时间为20分钟；第二阶段，完成第二类问题即教学设计任务，时间为50分钟．随后，在每所学校随机选取15名职前教师，要求他们一周以内录制微格教学视频．研究者收集这些教学视频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利用收集微格视频的时间进行集体访谈．访谈均被自动录音，以便转录文字后进行分析．

她们一走，黄石就去找石匠老莫。第二天上午，老莫就在黄家的坟地里砌了墓屋；梨花的墓就砌在母亲张彩凤墓的右侧，左侧是她姐夫方竹的墓。下午，黄石在侄子黄羊和黄鹿的陪同下，去麦村把梨花的骨灰接了回来。墓地上空是成群结队的蜻蜓，低低的，贴着地面飞行；黄羊边赶边纳闷道：“哪有这么多蜻蜓？”黄鹿说：“要下雨了。”黄石扭头望着满天的红蜻蜓、白蜻蜓……沉默不语。

说到什么是科学，人们习惯性地将其等同于自然科学。这主要是由于中文“科学” 概念诞生之时恰是支撑西方“坚船利炮”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并且自然科学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也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于是人们往往就把自然科学视为“科学”的范本，把判断自然科学科学性的标准看作根本的乃至唯一的“科学”标准。今天给科学一个完满、统一的定义确实不易，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认识科学。凡是科学，其目的都是为了发现真理。如果把科学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那么，人们所崇尚和追求的“真理”也只能在自然科学的说明事实的意义上使用。而像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其后发性以及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它的科学性要么依据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判定，要么根本就与“真理”无关。如此这样，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就被逐出了“科学”行列，当然其“科学性”也成无稽之谈了。因此，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首先要突破对于“科学”“科学性”偏颇和狭隘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有部分的共通性，但更多的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乍一看不是个问题，但在实际中还是存有一些异议。在学科范围内，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共识性的定义，即“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8](P10)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就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现象、本质和规律的科学。一些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缺乏深刻认识的人，常常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具有政治话语特色的概念出发，以一种自然科学科学规范形成的思维定式来判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认为像思想政治教育这种充当“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科学是毫无科学性可言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观念在作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二元对立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确与意识形态具有相同的政治本质，体现一定的阶级立场，服务于一定的阶级利益，且对政党、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国家精神倡立，关乎社会稳定和谐，关乎个人幸福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及途径才与之有密切关联，由此相互对接。”[9]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学还有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还在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中发挥重要的非意识形态功能。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冲突和排斥并不是存在于所有方面，它仅存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负效应方面。

再次，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立场、方向和目标有着指向性作用。除了上述显性的、自觉的影响外，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还有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非自觉的影响。在多种意识形态并存和冲突的现代社会，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选择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正如让·皮亚杰(Jean Piaget)所说：“科学家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也总是站在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这一事实虽说在数学、物理学甚至生物学研究中的关系不大，但在人文科学研究的某些问题中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2](P45)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者，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至关重要。坚持先进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就能促进其研究风清气正、深刻透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坚持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立场，同时也指明我们研究方向和目标是服从服务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学包含着阶级性成分和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这并不是其非科学的理由。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否科学或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是否包含着人文社会现象、精神世界、价值问题以及阶级属性，而且尤其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科学。我们认为，科学是用特定的实践手段和论证方法进行的知识创造活动，科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揭示和归纳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也在于发现和阐释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区分科学和非科学、判断有无科学性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完备的单一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中包含的价值问题本身也是客观的事实，只是这种事实与自然事实相比是更为复杂、更高层级的事实。马克思曾展望过未来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相统一的科学观。他批判像自然科学研究“物”一样研究人和与人有关的社会现象的理论态度和研究方法，主张“人的科学”是科学性和人道性的统一。在他看来，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应该是统一的而不应是相互分离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1](P194)这个思路也是我们思考作为“人的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基本思路。虽然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距这种高度的统一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复杂性中包含这种统一，而且也应该走向这种统一。

2.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统一的两大基础。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共存的两个基本属性。尽管目前两种基本属性在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还常常处于一种不和谐、有分歧的状况，且这种状况也已掣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化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下，在人的社会实践不断进步的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必将发展成为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新型学科。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的理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然是一门年轻学科，但是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却是源远流长。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它也伴随着经济社会条件、阶级发展状况的演进而发展，不断改变着自身的性质和形态。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在其指导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同时也引领人类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愚弄人民、粉饰剥削、垄断精神的非正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正义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理论基石。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灌输和教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致力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里程碑，而这一里程碑的重要体现就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确立了理论前提。

其次，人的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的根本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问题之所以难以厘定，既是由于它本身的复杂性，也是人们对它认识和评价的复杂性所致。对于如何解决这类复杂关系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一条根本性的方法论路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1](P500)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都生发于一定的社会实践，都需付诸于一定的社会实践，都需服务于一定社会实践，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和结果，也都会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理清、调适和提升。目前，关于“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性”等概念和范畴在认识上的迷惘和现实中的局限，必将会在丰富且深刻的实践中得以澄明和矫正。因此，我们认为，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依靠人的社会实践来解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些纯粹主观认知和理论诠释中的问题和困难是一条最基本的路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身的合用性、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问题也只有在人的实践不断发展进步过程中才能历史地得到解答。

3.思想政治教育学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统一的趋势判断。

这里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走向统一，指的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得以合理的消解，并不是说要简单地取舍其中之一。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域，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性的观点在学理上占强势地位，很少有人主张消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而只讲其意识形态性。因此，我们认为，统一的趋势应当是科学性的增强与意识形态负效性的弱化。所谓意识形态负效性的弱化主要是指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偏见性、幻想性等特性的弱化，而不是泛指其阶级性或自觉的价值性的弱化，不是简单地消解意识形态本身。意识形态本身是阶级社会社会意识系统的一种客观必然的存在，对此不能作历史虚无主义的武断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学之间的交织和纠缠的现状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客观需要。但从未来应然的角度来说，随着人类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意识形态不在被简单理解为是遮蔽真相的“虚假的意识”了，意识形式的变革和进步使得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悄然地发生变化，而重要已不再是：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而在于它是统治人、支配人的观念性力量，还是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精神性力量。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和理论基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与其科学性内在统一的。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和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不忌惮和害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追求和揭示真理，也没有任何私利需要以普遍的共同利益的名义来加以掩盖；相反，中国共产党是大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2]因此，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努力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和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学术生态。可以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应当是呈现相互融合之态势、向往和谐统一之趋势的。

做法：1.金钱肚处理干净，放入加有料酒、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的沸水锅中汆水后捞出，稍凉后切条。

最后，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完全统一趋势再作一科学预判。历史进步的趋势最终是要导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将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和个体发展功能。而在无阶级的时代，带有阶级性特征的意识形态性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终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将彻底消除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基础上实现其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不过，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11](P533)也就是说，随着阶级的利益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的乃至全人类的利益，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意识形态的阶级特性也会相应地淡化以至消失，其负面影响也将不断消退。在那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完全服从和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也将在此基础上达到最高阶段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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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