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推出马歇尔计划至今已有70年历史，该计划奠定了二战以来美欧关系的基础，对之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马歇尔计划的形成，笔者发现，国内学界常以行政当局的关键人物为论述中心，忽视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背景，即国会与白宫分属不同党派，未充分重视当时反对党(共和党)的外交政策领袖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在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的活动与作用。少量著作虽关注了范登堡在这一过程中的活动，但研究仍有深入的空间。[注]国内学界代表性研究有：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李期铿：《台前幕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与美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美国学界对范登堡与马歇尔计划等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今仍有相关专著出版，成果丰富。[注] 如：J. W. Patterson,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Views In Selected Foreign Policy Speeches of Senator Arthur H. Vandenberg, 1937-1949, Ph.D. Diss., Oklahoma: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61; Ryh-hsiuh Yang, The Role of Chairman Arthur H. Vandenber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n the 80th Congress, 1947-1948, Ph.D. Diss., New Y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1966; Lawrence S. Kaplan, The Conversion of Senator Arthur H. Vandenberg: From Isolation to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5.本文将在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研究范登堡对马歇尔计划的影响，以期从新的角度拓展和深化对战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一、马歇尔计划的缘起

二战对西欧各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战争中各国的外汇与黄金储备又消耗殆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到1947年，西欧各国的生产仍然未得到有效恢复，面临着严峻的经济与政治形势。西欧各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煤炭和粮食短缺。一方面，战时许多煤炭矿井、采矿设备、运输线路都遭到了破坏，美、英、法在德国的占领区作为欧洲的主要煤矿产区，产量一直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46年最后一季度，其煤炭产量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影响了欧洲民众的能源需求，也影响了钢铁的产量。钢铁产量的下降反过来又影响了急需的机械设备的生产。另一方面，西欧各国缺乏农业机械与肥料，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又遭遇寒冬，导致欧洲的粮食产量急剧下降，民众饥寒交迫。同时，各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通货膨胀严重；因为生产的瓶颈，某些战前用于换取外汇的商品也很短缺，因此各国也无力向美国等国购买紧缺物资。生活的极度困苦令西欧民众罢工抗议不断，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迅猛发展，大有上台掌权之势。这一局面加重了美国自希腊、土耳其危机以来对共产主义扩散和苏联势力范围扩大的担忧。[注]William F. Sanford, The Marshall Plan: Origins and Implementa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t. of State,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Offic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Editorial Division, 1987, pp.1-2.

美国国务院认为，只有援助西欧，让各国恢复生产，稳定经济、政治形势，才能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为此自1947年上半年起就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947年3月至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双方在德国问题上争吵激烈。美国希望加强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复兴德国工业，为欧洲的复兴提供重要支撑，苏联对此表示反对。会后马歇尔指出，“欧洲的复兴远比期待的要慢……新的问题每天都会出现。无论什么行动如果能解决当前这些紧迫的问题，就必须立刻去做。”[注]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May 11, 1947, p.924.在杜鲁门的支持下，马歇尔任命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组成一个班子，研究援助欧洲的问题。5月23日凯南提交了备忘录，他建议实施紧急计划，认为解决欧洲的生产瓶颈，核心是缓解煤炭短缺的问题；对于长期援助计划，美国应承诺给予资金支持，同时鼓励欧洲国家自己拿出计划。5月28日，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向艾奇逊提交了他考察欧洲的备忘录。克莱顿指出，欧洲局势正持续恶化，政治事件接连发生，仅英、法、意以及德国西占区的财政赤字就达50亿美元，这仅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如果低于这个水平就会爆发革命；如果没有美国及时且大量的援助，欧洲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崩溃，不仅会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影响，更重要的是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美国的剩余产品将失去欧洲市场，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克莱顿建议，以欧洲主要国家制订的计划为基础，美国每年向欧洲提供价值60亿或70亿美元的货物，持续三年。[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Europe, Volume Ⅲ,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pp.230-232.

马歇尔的特别助理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以凯南和克莱顿的备忘录为基础，为马歇尔撰写了一篇呼吁援助欧洲的演讲，马歇尔于6月5日在哈佛大学发表了这篇演讲。马歇尔在演讲中指出，欧洲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农民本应出售粮食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但城市的工业生产没有得到有效恢复，商品短缺，农民买不到想要的商品，于是纷纷减少耕作面积。另一方面，城市食品短缺，政府被迫将本应用于经济重建的外汇和借贷用于购买国外的粮食，未来几年欧洲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将远大于其支付能力。马歇尔认为，这一恶性循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美国应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让世界经济重归正常，使自由制度在稳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存活。为避免因杜鲁门主义公开号召反共而招致的批评，消除为反共而援欧的印象，马歇尔有意降低了反共的调门，强调援欧不是反对什么主义或国家，而是反对饥饿、贫穷和混乱。马歇尔还指出，美国援助的性质应是“治愈”而不是“缓解”，欧洲国家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总的援助计划或方案。[注]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n. 15, 1947, pp.1159-1160.

二、范登堡与马歇尔计划的前期准备

马歇尔提出的援助计划，需要美国国会拨款才能实现，那么国会有什么反应呢？考虑到当时共和党占据第80届国会(1947年1月至1949年1月)两院多数，国会共和党人的意见至关重要。当时共和党的外交政策领袖是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此人是一位根深蒂固的反苏、反共者。二战结束后，他与民主党杜鲁门当局一样，主张强硬抗衡苏联，遏制苏联与共产主义的扩张。所以，尽管共和党占据第80届国会两院多数，范登堡还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也没有利用这一优势在外交政策上与杜鲁门当局唱反调，而是提倡两党外交合作，积极引导国会共和党人支持杜鲁门的冷战政策。但范登堡的支持是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他有自己想法与见解。

对于马歇尔提出的援助计划，范登堡支持整体解决欧洲的问题的想法，但强调应先弄清楚美国自身的援助能力、援助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并表示在这些工作完成以前，他不会支持任何援助计划。6月13日，范登堡发表声明，他指出，公开讨论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是一件好事，但不应造成误解。在国内，讨论不应引起焦虑，以为美国会仓促地实施一些轻率的、不够成熟的计划；在国外，讨论不应让外国朋友觉得依靠美国可以代替依靠他们自己。这些援助虽然都是以美元衡量，但根本上依赖的是美国的自然资源产品。“开明利己”要求弄清楚美国自身的资源存量，以决定在什么样的限度内“安全而合理地”实施对外援助，这一工作必须率先完成，因为如果美国经济萧条，世界复兴也就遥遥无期了。为此，范登堡建议在政府之外设立一个两党特别咨询委员会，把各领域最有才干和经验的公民召集在一起，为行政当局和国会提供基本事实以及他们的判断、建议。[注]New York Times, Jun. 14, 1947, p.5; Arthur H. Vandenberg, Jr.,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p.376.

范登堡的声明很快得到了行政当局的回应。6月18日，克莱顿在替马歇尔出席记者招待会时表示，他支持范登堡关于设置两党咨询委员会的提议，且认为这一提议非常明智。[注]New York Times, Jun. 19, 1947, p.1.6月22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成立三个咨询委员会。杜鲁门指出，国外生产活动的恢复，对维系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维护民主与自由基础上的和平、复兴世界贸易都是必要的，对此美国上下已达成共识，但民众极为关切提供对外援助对美国自身经济的影响以及在什么样的限度内实施援助的问题。当前政府相关机构和热心民众的研究与讨论既没有被整合在一起，也没有在合适的指导方针下接受客观评价。为此，他宣布建立三个委员会研究相关问题。两个委员会设置在政府内部，其中一个研究国家的资源情况，由内政部长朱利叶斯·克鲁格(Julius Krug)负责；另一个研究对外援助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由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埃德温·诺斯(Edwin Nourse)负责。第三个委员会是一个超党派的咨询委员会，由美国工、商、学、农等各界的代表组成，负责研究美国可以“安全而合理地”实施对外援助的限度，由商务部长威廉·哈里曼(William Harriman)领导，他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政府人士。[注] Harry S. Truman,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Foreign Aid,” June 22, 1947,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2677.显然，第三个委员会的设置接受了范登堡的建议。

众议院法案中关于援助希腊、土耳其、中国的条款都是新增内容，是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中未涉及的。为此，范登堡引导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迅速行动，委员会于3月19日全票通过了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授权给予希腊、土耳其2.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2日，范登堡将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报告给了参议院，并试图以参议院的立法工作滞后于众议院为由，呼吁迅速通过法案。他指出：“众议院已经把欧洲复兴法案，希腊、土耳其援助法案，中国援助法案整合成了一个法案。当该法案返回参议院，提交参众两院协商会议时，参议院事先没有对希腊、土耳其援助法案和中国援助法案进行研究，这对参议院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此，我们应要求参议院对后面这两个法案立即展开独立行动。那样，当众议院的综合法案被交到最终的两院协商会议时，参议院的参会者才能受到正确指引。”[注]http://library.cqpress.com/cqalmanac/cqal48-1408143; U.S. Congressional Record, 8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Vol.94, Mar. 23, 1948, p.3276.23日，经短暂辩论后，参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

1947年下半年，法国、意大利等主要西欧国家的局势依旧严峻，各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长期援助开始前，对这些国家施以临时援助以稳定各国政府的统治，显得十分必要。11月17日，杜鲁门召集国会特别会期，呼吁国会为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授权拨款5.97亿美元作为临时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熬过寒冬、稳定经济与政治形势，使用期限为4个月(截止至1948年3月31日)。杜鲁门认为，提供这种临时援助既可以给美国规划长期援助争取足够时间，也可以让这些国家的政府撑到长期援助开始，不至于垮台。[注] 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pecial Session,” November 17, 1947,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2790.当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提交了向法、意、奥提供临时援助的法案。事实上，在杜鲁门召集国会特别会议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范登堡的领导下已经开始了相关工作，在11月14日就完成了听证会。也就是说，国会特别会期还没开始，法案提交参议院辩论前的所有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马歇尔与范登堡保持着密切沟通，使范登堡对西欧的局势有清晰的认识，范登堡同意帮助临时援助法案获得通过。

11月24日，范登堡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呼吁通过临时援助法案，帮助法、意、奥“抵御冬日的饥寒、抵抗靠灾难壮大的潜在极权统治”。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了范登堡说服其他参议员支持法案的主要理由，他指出，“一种新型的共产主义侵略正在进行……它通过向卫星国残酷施压的方式进行，这些卫星国已深受胁迫；还通过内部颠覆与破坏的方式在其他地方进行，在这些地方，训练有素的少数派致力于促成那些能招致共产主义征服的混乱与困惑。”

以上意见最终都写进了法案，2月13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法案，法案提交参议院辩论。为争取参议员们对法案的支持，3月1日，范登堡在参议院发表了精心准备的演讲。演讲一开始，他就渲染共产主义威胁，强调援助的必要性。法案的序言指出：“战后随之而来的混乱突破了国界，当前欧洲的局势对创建持久和平与总体安宁造成了危害，也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影响联合国目标的实现。”但范登堡认为，这种危害远比两周前改写法案时更大，因为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任何与民主相似的东西都被颠覆活动摧毁了(指二月事件)。当进攻性的共产主义把任何地方的自由民族囚禁起来时，它就威胁了一切自由与安全。如果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还期望退回自己的堡垒，享受一种孤立与繁荣的和平，在原子时代根本不可能。美国必须承担领导责任，不能让西欧崩溃，不能让铁幕到达大西洋的边缘。[注]U.S. Congressional Record, 8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Vol.94, Mar. 1, 1948, p.1915.

范登堡演讲后，参议院正式进入辩论阶段。至少有35个民主党参议员、26个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支持，所以法案的通过不是什么问题。范登堡的目标是尽量加快辩论的进程，在4月1日前通过法案。反对者主要来自民主党左翼和共和党右翼。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格伦·泰勒(Glen Taylor)等民主党左翼参议员谴责法案有与苏联对抗的意图，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实施对欧洲国家的援助。泰勒指出，“这个计划要求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俄国人或是任何其他有自尊的民族都不能容忍，如果他们有其他办法也不会容忍……两党一致的杜鲁门主义、经济合作法案将永远绕开联合国、分裂世界、导致战争。”泰勒还提出了一个名为“1948年和平与重建法”的替代法案，要求总统向联合国大会提议建立一个欧洲重建与经济发展管理局，由联合国成员在5年内提供250亿美元资金，这一替代法案最终被否决了。[注]http://library.cqpress.com/cqalmanac/cqal48-1408143.法案更多的反对者来自共和党右翼，他们被称为“修正派”“20人团”(1948年1月由20位共和党参议员组成)。共和党右翼的目标并不是推翻法案，而是要极大地修改法案，拖延法案的辩论，不让行政当局轻易得到想要的法案，为此他们还成立了一个以肯尼斯·惠里(Kenneth Wherry)为核心的5人辩论小组。为了应付这些人，避免不必要的拖延，范登堡就他们可能提出的问题准备了一个列表，做了充分的研究，安排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亨利·洛奇(Henry Lodge, Jr.)回应一些细节性的辩论，自己则专门对付整体性的问题。同时，范登堡还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结果共和党右翼中近一半的人都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法案。[注] http://library.cqpress.com/cqalmanac/cqal48-1408143; Ryh-hsiuh Yang, The Role of Chairman Arthur H. Vandenber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n the 80th Congress, 1947-1948, p.154.3月13日，参议院以69对17通过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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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力马歇尔计划的出台

演讲最后，范登堡总结道：“这是一个为和平、稳定与自由而生的计划。它会成为之后一百年的历史转折点。如果它失败了，我们已经尽了最后的努力。如果它成功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都将祝福我们。”[注]Ibid., p.1920.演讲结束时参议员们纷纷起立为范登堡鼓掌，演讲得到了预期的反响。

范登堡对杜鲁门提出的长期援助计划是支持的。早在一个月前，他就表态，短期的救济援助完成后，就应考虑4年的长期援助计划。虽然他对长期援助的某些方面还留有疑虑，但认为：“总的来说，通过维持西欧这16国，帮助它们重建反共产主义且自食其力的社会，使我们免受遍及全球的共产主义影响，我觉得这是十分必要的。”[注]Arthur H. Vandenberg, Jr.,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p.378-379.换言之，反共、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是范登堡支持长期援助计划的主要原因，为争取相关人士对长期援助计划的支持，他也是反复强调这一论调。在回应《底特律自由报》的编辑对长期援助计划的质疑时，他指出：“我们非常了解，如果马歇尔计划或类似计划不起作用，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那样的话，独立的政府，无论他们的特点如何，都将从西欧消失；进攻性的共产主义将散布全球……我们同样坦诚地预测，如果铁幕推进至大西洋，如果任凭和平与正义受扩张的、敌对的极权主义侵略摆布，会发生什么；如果地球上最伟大的债权人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现自己基本上被一个共产主义世界孤立，与这一世界的竞争将迫使我们进入未曾经历过的严格管控。”[注] Ibid., pp.382-383.

1948年1月8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开始就杜鲁门提交的援欧法案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持续至2月5日，期间关于拨款总额、经济合作署的设置方式、署长的职权等问题是讨论的焦点。

杜鲁门提交的法案，要求国会为援助计划授权拨款170亿美元，为期4年零3个月。听证会上，这一数额成了许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问询与质疑的重点。事实上，在听证会开始前，范登堡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47年12月31日，范登堡就去信马歇尔，建议把170亿美元的拨款授权改成总体的拨款授权。范登堡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这一数额巨大，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成为被批评的焦点，而且也不符合国会授权拨款的惯例。对于一年以上的项目，国会的惯例是批准总体的拨款授权，但一般不指明具体拨款总额。如果要在法案中体现授权拨款的延续性，不必指明170亿美元这一数字，而是要求总体的拨款授权即可。第二，这一数额不仅会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产生依赖，而且数额本身只是基于经验或知识做出的推测，是否可靠还要受整个援助计划期间国内国外偶发事件的影响。1948年1月2日，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替马歇尔回信，告诉范登堡，国务院咨询了杜鲁门以及其他部门后已接受了他的建议。所以，马歇尔在出席听证会时，在要求总体拨款授权的基础上，只提出对前15个月的援助授权拨款68亿美元，不再要求为整个援助计划授权拨款170亿美元。[注]Arthur H. Vandenberg, Jr.,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385;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ie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Part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pp.5, 56-57.考虑到15个月68亿美元与国会要求节省的目标还有距离，同时为了让下一届国会(第81届国会，第一会期)能早些评估援助的结果、审查援助的进展，范登堡建议改为前12个月53亿美元，国务院最终也同意了。[注] Arthur H. Vandenberg, Jr.,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386.

上转换发光材料主要是通过利用掺杂在基质材料中的少量稀土元素特殊的能级结构，在泵浦光的激发下吸收两个或多个光子，释放出一个高能量的光子，即为反斯托克斯(anti-Strokes)效应[10]。目前已知比较常见的上转换发光过程包括激发态吸收、合作上转换机制、能量转移以及光子雪崩等过程[11]。而使这四个过程成立的条件则是在Ce3+离子的基态能级与激发态能级中间必须存在一个中间能级。除此之外激发态吸收、能量转移和合作上转换还要求这个中间态的能量必须和激发光的光子能量相等。而对于Ce3+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中间能级，而光子雪崩这种上转换发光机制并不常见，而且不会存在于单一掺杂的薄膜材料中[12]。

关于经济合作署的设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认为，对外援助应完全以商业方式运作，设立独立的公司管理援助事务，而不是独立的政府机构，因为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广泛的权利、更具灵活性。而关于经济合作署署长的职权，法案的规定和杜鲁门在1947年12月19日特别咨文中的提议类似，法案把经济合作署署长涉及外交政策的职权完全置于国务卿的领导和约束之下，包括范登堡在内，许多人认为署长受到过分限制，这让经济合作署受制于国务院。[注]Arthur H. Vandenberg, Jr.,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388;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ie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Part 1, p.8.

对以上问题，马歇尔指出没有必要设立独立的公司管理援助事务，法案提议设立的经济合作署已经具备独立公司的所有优点，而且由某个人领导独立的政府机构，能融入现有的政府机制，比起由董事会集体领导的公司，更能满足具体形势的要求。同时，马歇尔否认经济合作署受制于国务院，他指出经济合作署关于国内事务与国内经济的活动，国务院无须过问，也不会过问，但经济合作署的活动，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必然和欧洲国家甚至世界其他地方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在我们为恢复西欧各国政府的稳定而努力时，为本国政府再设立一个完全新的外交政策机构，是不幸的。不能有两个国务卿。我不希望干涉经济合作署恰当的运作。在尽可能不妨碍署长有效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我们给予署长合适的指导和约束，我们建议的组织结构为此给出了办法。”[注]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ie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On United States Assistance to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Part 1, pp.8-9.

为解决意见分歧，范登堡请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援助管理形式的相关问题。布鲁金斯学会最终建议设立独立的政府机构，其负责人与国务卿应互相告知相关情况，如果国务卿认为某些提议的行动与外交政策不符，两人的协商又不奏效，这样的分歧应交由总统最终裁决。[注]Arthur H. Vandenberg, Jr.,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388.

关于显与隐关系，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比较顾恺之、陆探微的密体画与张僧繇、吴道子的疏体画时，曰“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⑲其意在指明，密体之妙，不在笔迹周密的眉眼“盼际”，而在隐伏其后的“神”，疏体之“疏”，离披点画，时见缺落，亦非其失，而妙在“笔不周”而隐伏其后的“意周也”。此段品评，细细忖度，对绘画形与神关系的阐发，实是极富隐秀感的。至于诗文批评中，“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⑳，境生象外(刘禹锡)等，可不赘述。

其中，西王集团两代当家人老王总和小王总，均公开表态说，集团每年仅广告费支出就高达5个亿之多，而山东男篮成为西王男篮以后，会比任何形式的广告效果都好。言外之意：既然媒体上5个亿的广告投入也达不到山东男篮的宣传效应，那么，省下的广告费完全可以养活好这支球队。

范登堡演讲的重点是解释法案的具体内容，从多个方面消除参议员们的后顾之忧。第一，法案请求总体拨款授权的目的是避免之后每年都要通过授权法案，简化拨款程序，国务院要求的前15个月拨款68亿美元已被修改成前12个月拨款53亿美元，缩短时间是为了让下一届国会与行政当局尽早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获取经验，同时53亿美元本身是一个可靠的数额。第二，援助能否持续取决于西欧国家各自的表现和相互间的合作程度，如果经济合作署署长发现有关国家没有遵守相关协议，或者援助的使用与法案的目标不符，可以中止援助。第三，合理的监管可以把援助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在范登堡看来，许多人担忧援助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只有美国自身的稳定与繁荣才能给世界带来希望。同时，他也指出，尽管相关报告表明援助会对美国造成有限影响，但都认同通过有效管理可避免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干扰，而且法案中已明确规定“给予参与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应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稳定”，经济合作署署长必须制订减少美国资源消耗、避免有损美国民众基本需求的办法。此外，国会将成立了一个由两党参众议员组成一个联合监管委员会，及时跟进并监督各项援助事宜的进展。[注]U.S. Congressional Record, 8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Vol.94, Mar. 1, 1948, pp.1917-1919.

12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发表特别咨文，并提交了一份援欧法案。杜鲁门强调，美国不可能无限地向欧洲提供救济，必须进一步给予援助，使欧洲实现复兴，根本上消除救济的需要。欧洲的复兴对美国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经济上，欧洲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不能实现复兴，就会阻碍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流动，美国经济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繁荣。政治上，美国的生活方式植根于欧洲文明，但经济困境的继续会让谋求极权主义的人上台，这将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会迫使美国出于安全考虑对自己的经济制度、民众享有的自由与特权做出调整。为此，杜鲁门建议国会授权拨款170亿美元，以赠与和贷款的形式给西欧国家购买生产生活物资，为期4年零3个月(1948年4月1日至1952年6月30日)，在4月1日之前应完成前15个月的拨款，数额为68亿美元，之后的拨款数额由国会逐年决定。为实现对援助的有效监管，杜鲁门提议成立新的独立机构——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gency)，其署长由总统任命，直接对总统负责，由参议院批准。杜鲁门强调，经济合作署在许多具体细节上有灵活处理的职权，但因对外援助的许多行动对美国经济会造成影响，他要求经济合作署必须与农业部、商务部等部门密切协作；同时，因为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他要求对于影响外交政策的决定与行动，经济合作署署长必须接受国务卿的领导。[注]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Marshall Plan,” December 19, 1947,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2805.

他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国家拒绝参加西欧的经济合作计划，还成立“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公开宣称要破坏西欧的希望；美国回应相关国家援助的请求，却被共产主义指责为“经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者”，战后美国迅速复原了军队，却被说是“战争贩子”。范登堡认为，如果参议员们否认这些事件对美国的直接影响，是毫无逻辑的。在能力范围内，美国应尽一切努力维持其他地方以民族自决为基础的民主与自由，这与美国的“自身利益”直接相关。这一“自身利益”意味着美国绝不可能独自维持这个被称作西方文明的共同资产，也意味着美国绝不可能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享有繁荣，因为任何“世界革命”都把美国当成头号战利品。此外，范登堡反复强调临时援助法案只具有紧急和救济性质，与之后准备通过的长期援助法案没有关系，参议员们投票支持临时援助法案与他们之后对长期援助法案的态度也没有关系，没有后顾之忧。[注]U.S. Congressional Record, 8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Vol.93, Nov. 24, 1947, pp.10701-10702. 最终，12月初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这一法案，12月17日由杜鲁门签署后生效。

3月25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又向参议院报告了援助中国的法案，授权拨款4.63亿美元，其中3.63亿美元用于经济援助，1亿美元为军事援助，为期一年。30日，参议院同样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援助中国的法案。

3月上旬，当参议院就援欧法案进行辩论时，众议院在就援助希腊、土耳其及中国举行听证会。3月10日听证会结束，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决定通过一个综合性的法案，把所有对外援助计划整合在一起。20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向众议院报告了新的法案，除了授权给予西欧5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外，还给予希腊、土耳其军事援助2.75亿美元，给予中国军事援助1.5亿美元、经济援助4.2亿美元。3月23日，众议院开始就法案进行辩论。31日，以329 比 74的票数通过。

1947年下半年，西欧各国与美国的援助准备工作相继完成。英、法在得知马歇尔的哈佛演讲后，迅速开始了筹备工作。6月27日，英、法、苏三国外长召开欧洲复兴会议的筹备会议，英、法建议先由欧洲各国就各自的经济资源提出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国家经济复兴计划，然后再由美国确定援助的条件与方式。苏联因为经济体制的不同，又担心英、法的建议会泄露本国经济情报，于是退出了会议，并同时要求东欧国家不参与类似会议，以免这些国家被纳入西方的经济体制之中。7月12日，欧洲复兴会议召开，只有西欧16国参与，会议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以研究各类问题。9月，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向美国提交报告，以4年内16国可能达到的赤字为依据向美国申请224亿美元的援助。10月至11月，杜鲁门设立的三个咨询委员会先后公布了研究报告，结论是美国的资源足以维持美国经济安全与生活水平，同时支持新的对外援助计划，新的对外援助计划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在美国的财政承受能力之内，第一年援助金额应为57.5亿美元左右，并建议整个援助计划的金额控制在120亿至170亿美元之内。[注]President Committee on Foreign Aid, European Recovery and American Aid,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p.8.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1948年经济合作法案举行听证会的同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就法案举行听证会。2月中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已接近尾声，但2月18日杜鲁门要求国会为援助中国通过一个5.7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28日马歇尔又给众议院议长约瑟夫·马丁(Joseph Martin)和参议院临时议长范登堡写信要求再为希腊、土耳其提供2.75亿美元的援助。[注]http://library.cqpress.com/cqalmanac/cqal48-140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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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参众两院召开协商会议，参议院派出了以范登堡为首的5位代表。参议院代表同意把三个法案融为一个，在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上两院也相互做出了妥协，对部分项目授权拨款的数额做出了微调，形成协商报告，总的授权拨款数额约65.3亿美元。2日，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协商报告。3日，援助法案由杜鲁门签署生效，是为“1948年对外援助法”。

根据美国国会的拨款程序，授权拨款的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后，还需由两院的拨款委员会通过专门的拨款法案。一般情况下，相关授权拨款的法案生效后，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会顺利通过相关拨款法案。但1948年对外援助法要求拨款的数额较大，是一些反对高额财政支出的参众议员不能接受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泰伯(John Taber)就是其中的代表。4月20日至5月21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完成了相关拨款法案的听证会。6月4日，泰伯向众议院报告了该法案，给予西欧的援助从53亿美元被削减至40亿美元，给予希腊、土耳其和中国的援助也相应被减少，援助总额削减了近26%，而使用期限从12个月增加至15个月。法案于当天获得通过。也就是说，泰伯在处理拨款法案时，并没有遵从范登堡等本党外交领导人的意愿——全力援助西欧、批准全额拨款。

众议院的做法引起了西欧国家的恐慌与忧虑，得知消息的范登堡也相当生气。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知道什么能比这更令人震惊了……去年夏天，莫洛托夫告诉西欧人不要犯相信我们的错误，我们某些地位高贵的同僚一心想要证明他说得是多么正确。”是时，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还在就相关拨款法案举行听证会，范登堡请求出席听证会，委员会主席斯泰尔斯·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答应了范登堡的请求，这实际上打破了惯例，因为范登堡并不是委员会的成员。听证会上，范登堡呼吁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按1948年对外援助法要求的数额全额拨款，并打破了美国参众两院不相互攻击的传统，炮轰泰伯等人的行为否决了国会的意志，让世人觉得美国的政策是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此时，共和党高层很多人也在批评泰伯在最后时刻削减拨款数额不合时宜。[注]Arthur H. Vandenberg, Jr.,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396; Ryh-hsiuh Yang, The Role of Chairman Arthur H. Vandenberg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n the 80th Congress, 1947-1948, pp.182-183.

6月14日，参议院通过了拨款法案，将拨款总额改为约61亿美元，只削减了约4亿美元的拨款，约占原拨款总额的6%，且没有改变拨款的使用期限，仍然为12个月。15日至18日，参众两院举行了协商会议，在拨款数额上，众议院向参议院做出了妥协，基本接受了参议院的拨款总额；在拨款的使用期限上，参议院向众议院做出妥协，规定使用期限为15个月，但总统有权根据经济合作署署长的意见决定是否在12个月内用完拨款。[注]Aurie Nichols Dunlap,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Arthur H. Vandenberg, Ph.D. Di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5, p.385.

1)农村居民点复垦潜力估算模型。农村居民点复垦潜力应是基于估算区的实际而得出的现实潜力。因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复垦潜力估算的基本观点[13-15]，充分考量复垦区域的农户意愿对复垦潜力的影响，通过建立综合评价修正模型进行农村居民点复垦潜力估算，即

插穗的生长年限决定其体内的营养物质积累和木质化程度。1年生茎可能由于生长时间较短，养分存储不足，加上髓部较大，所含粘液较多而容易腐烂。所以多年生的插穗成活率普遍比1年生茎高，且根系平均长度、根丛数量、新生幼枝平均长度整体上都比1年生茎的表现出明显优势。但如果选取过于老化的枝条，其内源生长素会逐渐减低，细胞的再生能力也会逐渐降低，所以其生根能力和成活率也会降低，故在实际生产中，小花清风藤扦插繁殖建议剪取2～4年生的枝条作为插穗最适宜。

结 语

在美国宪政体制下，国会是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一环，这使某些突出的国会议员可以对国家外交政策施加较大影响。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外交决策中，范登堡正是这样的重要人物。同时，他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作为反对党的外交政策领袖，一反美国党派政治相互倾轧的传统，在共和党占据第80届国会两院多数时，支持民主党杜鲁门当局抗衡与遏制苏联的目标；在马歇尔计划的形成过程中，他积极为一些技术性问题出谋划策，并引导本党议员投票支持“1948年对外援助法”。如果范登堡利用共和党在国会取得的优势，在外交政策上与杜鲁门当局唱反调，势必使其政策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说，范登堡对马歇尔计划的形成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马歇尔就曾评价：“我觉得，范登堡没有从对他欧洲复兴计划的重要贡献中得到全部荣誉。范登堡是我的得力助手，有时我是他的得力助手。”[注]Interview—Harry B. Price and Roy E. Foulke, October 30, 1952, Collection: Marshall Plan, The Six Interviews, http://marshallfoundation.org/library/wp-content/uploads/sites/16/2014/05/Price_and_Foulke_1_000.pdf.

光合指标 采用便携式光合仪(LI-6400、LI-COR,Inc.,USA)对甘薯的光合特性进行测定,测定指标主要为:叶片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Gn)、叶片周围大气CO2浓度(Ca)和胞间CO2浓度(Ci)．每次测定均在日照良好(无云或接近无云的天气)的条件下于上午9点至11点之间采用2 cm×3 cm的透明叶室,在自然日光条件下完成,测定的叶片为该生育期最近完全伸展叶片,每次测定约需30 s，达到稳定后读数,每棵作物读取3～5片,最后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