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美国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史(又称“公共外交史”)的研究非常热门，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相比之下，尽管一战时期美国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对日后的对外宣传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学界对其研究并不充分。[注] 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综述，见任一：《“一战”时期美国对外宣传研究综述》，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1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一方面，由于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工作更多集中在国内而非国外，因此对一战时期美国宣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国内活动当中；[注] 相关研究如Alfred E. Cornebise, War As Advertised: The Four Minute Men and America’s Crusade, 1917-1918,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84; Nona C. Smith, Breasts, Brawn and Selling a War: American World War Ⅰ Propaganda Posters, 1917-1918, Ph.D. Diss., Temple University, 1998; Suzanne W. Collins, Calling All Stars: Emerging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Cultural Policy in the Propaganda Campaign of World War Ⅰ, Ph.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2008; Alan Axelrod, Selling the Great War: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ropagand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钟美纷：《一战时期美国的新闻宣传与战争动员》，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另一方面，从对外宣传角度出发对公共信息委员会进行研究的著作中，引用史料相对单一，并过于依赖委员会主席乔治·克里尔本人的著述及早期研究著作。[注] 如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The First Telling of the Amazing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that Carried the Gospel of Americanism to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20; George Creel, Rebel at Large: Recollections of Fifty Crowded Year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7; James R. Mock and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39.总之，专门探讨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活动的研究著作十分欠缺。[注] 仅有Jackson A. Giddens, American Foreign Propaganda in World War Ⅰ, Ph.D. Diss., Fletcher School, Tufts University, 1967; 任一：《“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2014年美国官方出版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17—1972：公共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关于公共信息委员会有40余份重要档案。[注]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FRUS),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4.这些档案的公布既是美国外交史研究“文化转向”的产物，[注] 关于美国外交史学界的文化转向，参见[美]弗兰克·宁科维奇：《范式失落:文化转向与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牛可译，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 年第1期。也为研究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对外宣传提供了新的史料。本文在该份文件集的基础上，结合乔治·克里尔本人的著述及早期研究著作探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对外宣传活动，以期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一、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创立与对内宣传

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在其192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中认为，1914—1918年的总体战(total war)已经预示着一个深刻变革的到来，即政治权力在欧洲和北美这些技术先进的民主国家中的运作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战争不再仅仅是敌我双方在军事层面(陆海空军的力量、军事战略等)或是经济层面(获取物质资源、市场等方面的能力)上的较量，还包括针对双方民众展开的心理战。一战期间，心理战得到普遍使用，这也标志着“宣传”(propaganda)作为“现代世界中最强有力工具”的出现。“宣传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与已经改变了本质的社会环境相呼应的。”[注]Harold D.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New York: P. Smith, 1938, p.220.在当时，大众传播技术(如电报、电缆)、广告、公共关系专业已经兴起，这些都改变了社会的性质，也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作为交战双方的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希望获得中立国家的支持，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中立国，成为双方争取支持的焦点。英国通过路透社在美国从事宣传活动以获取美国民众的支持，德国亦展开相关的宣传攻势，[注]关于英德两国在美具体宣传过程及各自影响，可参见钟美纷：《一战时期美国的新闻宣传与战争动员》，第8—20页。双方都试图赢得美国民众对其国家战争目标的支持。英、德等国在美国进行的宣传工作刺激了威尔逊总统建立美国自身的宣传机构。因此早在参加一战之前，威尔逊就有了建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想法，其直接目的是建立审查制度，以抵消国内亲德势力对媒体的渗透。

美国自1917年4月7日参与一战后，民众对于美国参加战争的争议不断，民众入伍的积极性也并不高。为了改善上述情况，以及出于建立审查制度的需要，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13日签署了第2594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并任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落基山新闻》的记者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为主席负责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因此也被称为克里尔委员会。此时委员会最主要的任务是加强对美国媒体的监管，以便控制消息、创建宣传。委员会也宣传美国理想，鼓励民众支持国家的战时努力，目的是使具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民众转变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战士。因此，委员会成立初期的主要任务不是对外宣传，而是强调建立具有审查功能的国内宣传部的必要性。[注]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ume 42, pp.39-41,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1. 关于审查制度在建立后的运作过程，可参见钟美纷：《一战时期美国的新闻宣传与战争动员》，第42—46页。公共信息委员会使得之前对媒体采取的自愿审查制度更具强制性。

(4)农业营养和有益元素中，Al2O3除在莱芜、SiO2除在青岛、Mo除在淄博较高外，其余各市的背景值变化不大；平原区各市土壤中P，B，CaO，MgO的背景值较高，而胶东半岛各市背景值较低，其中威海B背景值(16.7×10-6)仅是其他市的31%～44%；K2O，Na2O在胶东半岛各市背景值较高，N，Se，OrgC在枣庄和淄博的背景值较高，东营背景值最低。

在海外宣传工作具体的实施策略方面，公共信息委员会也进行了充分考虑。首先一点是宣传工作不能公开进行；其次是具体的宣传过程要做到潜移默化，宣传内容要具有趣味性和“真实”性，反对明显带有宣传痕迹或者过度夸张的内容；第三，针对不同的国家实行符合该国民众特性的宣传策略，并且不仅注重对精英阶层的宣传，也注重对广大下层民众的宣传。

高血脂是常见且多发的一种疾病，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高血脂也是引发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另外血脂过高时还会引发糖尿病肾病、心肌病等疾病[1] 。健康教育对控制及预防疾病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实施健康教育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进而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将血脂水平控制在正常范围内[2] 。此次研究针对健康教育在高血脂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以下为详情报告。

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在1917年9月组建了一个由演讲者组成的部门，名为“四分钟人”(Four-Minute Men)。“四分钟人”是所有委员会下属机构中宣传技巧运用最为灵活的分支部门。在广播还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该部门派出的演讲者利用电影放映的中场休息时间，进行四分钟言简意赅的现场演说，使得观众能够对一个战时问题获得迅速准确的认识。这些演讲致力于获得更多观众对美国参战行为的热心拥护，并采取了新潮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空洞说教。该做法激发了公众的热情，获得了公众对美国参战行为的认可。[注]Alfred E. Cornebise, War as Advertised: The Four Minute Men and America’s Crusade, 1917-1918,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4, pp.Ⅸ-Ⅹ.

当然，德国的宣传会搅乱一切，散播灰尘，迷人双眼。当然，日本的宣传也不会忘记日本的愿望。至于英国的宣传——这位曾经有威望的领导者正欲重新获得失去的声望；七十五年来英国主宰着东方，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下午打败这个世界。而如今，英国人不想让世界相信我们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我们才是自由的捍卫者。我们要宣扬自己的信息——民主的故事，否则它将不会被揭示出来。[注]“Letter From Walter S. Rogers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2), in FRUS,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6. 沃尔特·罗杰斯写这封信(1917年8月13日)之前已到过世界各地，有丰富的新闻工作、政治和商业经验，如其提到其曾在中国了解到“东方新闻社”(Oriental News Agency)的宣传做法(关于该机构，详见任一：《“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其在日后担任公共信息委员会下无线电与电报服务局(The Wireless and Cable Service)的主任。在这封信中，沃尔特还提到由于德、英等国的宣传，南美、俄国、东方等地区的人们对美国参战目的所产生的误解。然而在其将情况报告给国务院后，国务院对此未置可否，其建立对外宣传部门的提议并未得到国务院的认可，因此沃尔特十分强调建立一个并不完全受控于国务院的对外宣传部门，最终也确实如其所愿。

在诸多压力下，公共信息委员会设立海外宣传部(Foreign Department)的方案提上议程，威尔逊于1917年10月批准了这一方案。在世界范围内宣传美国思想，宣传威尔逊的世界和平计划成为公共信息委员会除了在国内进行宣传之外的另一任务。用克里尔转述总统威尔逊的话来说，海外宣传部是为了“争取人类的思想”(fight for the mind of mankind)，[注]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p.4; James R. Mock and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235.告诉世界美国是为了人类共同的权利而奋斗，并向外国民众发布关于美国的确切信息。海外宣传部包括三个分支机构：无线电与电报服务局(The Wireless and Cable Service)，负责向世界各国提供新闻快报；对外新闻出版局(The Foreign Press Bureau)，负责制作和邮寄短篇文章、图片、海报以及报纸剪辑；对外电影局(The Foreign Film Division)，负责电影出口。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海外宣传部最初由克里尔本人领导，但很快就交给了阿瑟·伍兹(Arthur H. Woods)[注]阿瑟·伍兹(Arthur H.Woods, 1870-1942)，美国教育家、记者、军事及法律执行官员，1917年开始服务于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部。。在1919年6月公共信息委员会解散之前，其海外部领导人更迭频繁，但都由公共信息委员会的驻外记者或者驻外代表担任，其中包括驻外记者威尔·欧文(Will H. Irwin)、公共信息委员会驻俄代表埃德加·西森(Edgar Sisson)、公共信息委员会驻英代表哈里·里基(Harry N. Rickey)等。[注] 威尔·欧文(William H. Irwin, 1873-1948)，美国知名作家及记者，世纪之交时曾积极参与到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欧文远赴欧洲，成为欧洲战场上第一个美国战地记者。1918年时他成为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部的负责人。埃德加·西森(Edgar G. Sisson)，美国记者、作家，因西森文件(Sisson Documents)而知名，1917年开始担任公共信息委员会驻俄代表，并于1918年7月负责海外部工作。哈里·里基(Harry N. Rickey)是公共信息委员会第一个驻伦敦代表，在西森之后负责海外部工作。各位负责人的相关活动，详见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相比海外宣传部门下设的三个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国内的机构要庞杂得多。[注] 根据不同的职能，国内宣传部可划分为以下部门：行政处(Executive Division)、商业管理处(Office of Business Management)、速记与油印部(Division of Stenography and Mimeographing)、生产分配处(Division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新闻处(Division of News)、外语报纸处(Foreign Language Newspaper Division)、公民与教育出版处(Division of Civ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图片处(Pictures Division)、电影处(Film Division)、国家会展处(Bureau of State Fair Exhibits)、盟军展览处(Bureau of Allied War Expositions)、劳动关系处(Divis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绘画宣传处(Division of Pictorial Publicity)、广告处(Division of Advertising)、四分钟人处(Four-Minute Men)、演讲处(Speaking Division)、战时妇女工作处(Division of Women’s War Work)、参考服务处(Service Bureau Reference)、外国出生者处(Division of Work with the Foreign Born)等协助分支机构。详见George Creel, Complet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1917, 1918, 1919. 192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0.公共信息委员会在成立之初便得到大力支持，仅在1917年就获得1000万美元的预算，[注] Timothy Richard Glander,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5.其国内机构扩展迅速，各职能部门逐步创立。其中，新闻处(Division of News)和绘画宣传处(Division of Pictorial Publicity)是公共信息委员会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部门。“在克里尔的领导下，威尔逊的战争思想深入到美国民众私人生活的任何地点。”除了必要的新闻宣传，遍布地铁站和公共建筑上的海报带来的影响尤为深远。这些可视化的项目致力于使观众产生最大程度的共鸣，也十分符合绘画宣传处主管达纳·吉卜森(Dana Gibson)的观点——“战时美术需要吸引观众的心灵”。[注] J. Michael Sproule,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Media and Mass Persua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0.

公共信息委员会在1917年4月成立的公民和教育出版处(Division of Civ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则负责将关于战争的信息输往公立学校和大学。政府出版物如《全国学校服务公报》(National School Service Bulletin)针对青少年提供逐渐渗透式的“爱国主义公民”教育策略。该策略有一个简明的大纲，详细描述了德国好战的民族性格和美国参战目标的道德性。此外，公报还为毕业典礼等学校庆典提供了诸多爱国主义演讲的范本。在公共信息委员会两年间的国内宣传努力下，有超过7500万公共信息委员会授权的教学材料被发送到各学校之中。[注]Timothy Richard Glander,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p.8.在该部门带动下，大学内部开始提供调查战争起因及讲述德国文化缺陷的新课程，同时德语专业报名人数大幅度下跌。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詹姆斯·肖特维尔(James T. Shotwell)所在的国家历史服务委员会(the National Board for Historical Service)则致力于促进美国各级教育体系内的课程向爱国方向转变。[注] J. Michael Sproule,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Media and Mass Persuasion, p.10.关于针对国内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增强民众在反德方面的坚决，增强对本国军事力量的自信方面，克里尔这样声称：

无论如何，以目前的形势状况来看，一场教育战(a campaign of education)应当在国内打响。纵观时局，我们唯一可以令德国总参谋部心服口服的力量便是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横跨连接大西洋两岸作战的能力，这能够使我军对德造成不小压力。任何分散这一目标的准备工作甚至是公众情绪，都只会正中德军下怀，让德军只需要通过评估我们的直接打击力度或潜在打击力度就能判断出我们的实力。我方人民对当前形势应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态度，尤其是对我军的作战能力更要深信不疑，让德国人不要误判我国民意，因为这是在总统手中所掌握的让战争尽早结束的最佳利器。[注]“Memorandum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11), in FRUS,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23.

目前的初中化学课堂中存在一种常见现象：学生埋头苦干，把教师的板书或多媒体课件的内容抄写到笔记本上，生怕没把教师说的每个词语记下来，而教师对知识的系统性讲解却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很大程度被忽略。但由于记录方法不当，有部分学生课后回顾时，甚至忘记当时自己为什么写下这些词语，难以与学习内容建立联系。在缺少一套有效的知识建构方法的情况下，学生面对内容众多的化学知识加工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大脑中缺乏有效知识搜索方法，面对问题不能及时提取到准确、全面的答案。这样的学习负担自然重，学习效果当然差。

除上述提到的部门以外，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其他在国内部门也在对内宣传方面发挥作用，将官方意识形态对民众做了细腻的传达。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国内的工作收效显著，一方面塑造了美国在战争中的正面形象，增强了民众对美国参战行为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激起了民众的反德情绪，其所塑造的邪恶的德国形象被美国民众广为接受。此外，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国内宣传部门也为美国进行海外宣传积累了经验，海外的宣传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宣传活动的对外投射，受众由美国国内民众变为全世界的人民。

二、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外宣传的内容与手段

1917年10月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部成立后，同委员会在国内的部门一样发展迅速，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在世界范围内与战争相关的主要国家建立了分部。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海外宣传部的宣传可大致分为五个方向：对敌宣传(德国及受德国影响的周边国家)、对中立国(如西班牙、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的宣传、对美国传统势力范围拉丁美洲的宣传、对俄国的宣传(期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对盟友(法国、英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的意大利、中国等)的宣传。[注]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部先后共计在16个国家(协约国和中立国) 组建办公室并派出工作人员，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瑞士、西班牙、瑞典、荷兰、丹麦、中国、墨西哥、巴西、智利、秘鲁和巴拿马等。在没有设立办公室的国家，则由美国使领馆、商社和英国代理人来散发美国的宣传材料。参见James R. Mock and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pp.243-245.

(一)对外宣传内容

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部对不同的国家采取针对性宣传，虽然宣传侧重点不同，但在宣传目标、内容及手段方面则是相通的。宣传目标简言之是争取人心，争取人心则依靠三类宣传内容。

首先是宣传最表层的信息，即关于美国的“真相”，包括美国的“参战原因、参战目的，其自身的军事准备和军事行动”[注]“Report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Foreign Pres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Document 12),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24.，以及采取的战时政策(如对禁运政策进行解释)。宣传这类信息的目的是，一方面，通过显示军事实力以获得世界人民的直接认可，鼓舞士气并增强盟军作战决心，抵御德国的宣传攻势并消解敌军在别国宣传(如意大利)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注] “Memorandum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11), p.21.另一方面，通过展示自身的参战目标，即“美国正在为呼吁世界各国保持理智判断、激发民主精神而不断努力”，[注] Ibid. p.24.美国参战是为了捍卫自由和民主，对抗专制和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并没有私利，进而引起世界人民内心深处的共鸣，让世界民众打消对美国参战动机所产生的极其普遍的怀疑态度，例如诸多国家认为美国仅仅是为了领土或商业利益而参战。[注] 拉美地区、协约国、俄国、中立国家均出现此类情况，这些国家的部分民众认为美国参战动机不纯，是为了金钱和商业利益，并且认为美国不愿在战争中流血牺牲。克里尔对此情况曾指出：“法国人和一小部分英国人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论调，那就是他们大多认为我们虽然愿意向协约国进行贷款，来捐助红十字基金会并提供大量的救护车，但我们不愿意流血牺牲。能够说明我们坚决作战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无论他们的规模有多小，即使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应当在西线为抵御强大的德军进攻而出一份力，这将预先在欧洲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Memorandum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11), p.23.)公共信息委员会为赢得战场上的心理战制定的三个宣传重点即体现了这一内容，并且这三个宣传重点适应于任何地方：

2）期货交易使苹果产地价格水涨船高，居高不下。期货作为一种新的交易方式，近年在我国苹果销售上风生水起，但期货交易不卖实物，它是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和指定地点交割的标准化合约进行交易，也就是指远期的货物（标准化合约）。说直白一点，就是买空卖空。但是，在期货合约签订过程中，市场分析报告会对成交价产生直接影响，而分析报告的产生大多是根据历年经验数据和当年生产现状、天气状况等得来的，有的分析师难免会因为脱离生产，凭主观臆断提供有违实际的报告，从而误导期货价格偏离实际，这种现象会产生连锁反应，对现货交易产生极大影响。

秦虹路现状东西向下穿宁芜铁路，涵洞车道规模（双向两车道）与限高（仅3m）均收到较大制约，极易造成拥堵。优化后，将铁路走廊改造为城市支路和绿道，同时对该节点竖向进行优化，消除净空不足的安全隐患，也与周边地块竖向实现良好衔接。同时对新平面交叉口进行渠化设计，合理分配机动车与慢行空间路权。

2.在拥护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事业方面，美国将是永远的和平捍卫者。

3.美国能够感受到世界范围内变革的推动力；美国正在迅速改变并结束了一些十分严重地侵犯美国邻国的暴行。[注]“Report Prepared in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anch, Department of War General Staff” (Document 23), p.55. 其中第三条主要针对拉美地区。

其次是宣传能够展示美国特性的内容，如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先进的农工商业水平、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美利坚人民的性格等。例如在俄国，委员会通过展示美国人在商业、教育、农业以及生活方式方面的经验来启蒙俄罗斯的公众。[注]“Telegram from the Consulate in Irkutsk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42), pp.87-88.这种间接展示美国特性的方式更容易获得世界人民对美国的认可，对外新闻出版局主任欧内斯特·普尔(Ernest Poole)[注] 欧内斯特·普尔(Ernest Poole, 1880-1950)，美国著名记者、小说家、剧作家，其在一战期间曾到欧洲进行采访报道，期间担任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外新闻出版局主任。所举的针对俄国采取的宣传内容即体现了这一点：

Then, the morpholog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KYKY EM 3200)with a LEO 1450 VP system.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通过文章、图片，特别是电影向俄国数百万农民展示美国农民的生活、使用现代机械的情况、孩子就读的学校、汽车、报纸、乡村邮递和其他一系列便利服务，这将对俄国自由主义者很有帮助……我们要通过报纸、期刊、农业杂志、演讲、电影院等手段向各阶层民众进行宣传，展示我们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提供我们在过去的众多尝试中所积累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展现美国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城乡儿童的面貌、包括免费中学和免费大学在内的各类免费教育、公共卫生工作、福利工作。[注]“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ress Bureau,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ool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40), pp.82-83.

最后，宣传与威尔逊总统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宣传威尔逊总统的演说。威尔逊的演说也直接体现了上述两方面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战时宣传的重中之重，[注]对于威尔逊总统演说的宣传可谓是全方位的，如美国驻意大利公使托马斯·佩奇(Thomas N. Page)指出：“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很好地理解总统在战争中的言论。这些言论应该尽可能在意大利人的名义下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评论加以突出，以便对不同阶层有所启示。为了使人们对总统怀有深深的敬意，一种对总统的理念和目的的全方位传播将是十分有效的，并且可以忽略成本。还应提供给作家和演讲者有关总统演讲中参战目标的材料。”[“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tal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Document 22), p.48.]尤其是在战争将近尾声时，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如建立国际同盟)成为宣传的重点。公共信息委员会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全世界的主要报纸普遍都完整刊载了总统的演说。这些出版物已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世人了解到美国人的态度与意图”。[注] “Report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Foreign Pres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Document 12),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26.“到停战的时候，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以及威尔逊是和平、自由和民主之友的思想在世界上一些偏远地区几乎就像在纽约、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一样家喻户晓。”[注] Mock and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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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宣传手段

为了争取人心及传播相关内容，公共信息委员会所采取的宣传手段可通过海外宣传部具体的三种服务类型体现：第一，通信服务(Cable Service)，负责向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提供技术支持；第二，邮政、新闻服务(Mail Service)，负责向世界范围内提供第一手新闻；第三，电影服务(Film Service)，负责向世界范围内提供宣传美国的电影。在上述三项服务的基础之上，公共信息委员会还要求“在各个国家工作的媒体处人员能够从收到的电报和文章中做出正确的挑选，并用通俗的语言翻译出来；同时还要求他们彻底了解所在国家的新闻宣传方式，通过新闻报道、周刊和月刊、技术刊物、橱窗展示、照片、演讲和电影院等手段进行宣传。”[注]“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ress Bureau,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ool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40),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81.因此，从具体的宣传媒介来看，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部采取的宣传手段主要包括新闻(出版物、小册子、传单等)、电影、演讲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关系宣传。[注] 具体对各国采取的宣传手段有：在俄国的宣传手段包括电报服务、电影服务、演讲、小册子等(参见Telegram 1808; Foreign Relations, 1918, Russia, volume I, pp.214-215,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8)；在西班牙的宣传手段包括出版物、电影、针对在美西班牙人和西班牙本国民众的个人宣传，即“通过小册子、书籍、传单等手段，并恰当地考虑到特定场合的需要，我们的宣传将产生效果”[参见“Report From the Embassy in Spain” (Document 5), in FRUS,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10]；这与对中立国采取的宣传手段如新闻、电影、个人关系、对战俘的教育等大致相似[参见“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32), p.68]；在拉美地区，“广告牌、小册子、传单被广泛用于影响公众舆论。电影很受欢迎，是一种很好的广告媒介。报纸也很重要”[参见“Report Prepared in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anch, Department of War General Staff” (Document 23), p.54]；针对协约国，以意大利为例，采取电影、演讲、个人关系等宣传手段[参见“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tal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22), pp.47-49]；针对敌方，主要采取传单、宣传手册等手段。综上可以看出，委员会在五类国家(地区)采取的宣传手段具有相似性。

通信服务作为宣传工作的基础，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上述提到的美国对外宣传“如果缺乏与世界各地报纸读者的联系是无法最终实现的”，其“需要通过电报、电缆或无线电广播来传播新闻素材”，[注] “Report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Foreign Pres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Document 12),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24.因此建立美国通往世界各地的通信电缆是必不可少的。如针对中国的宣传，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注] 芮恩施(Paul S. Reinsch, 1869-1923)，1913—1919 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为确保与战争相关的每日新闻能够发放到北京，督促美国政府重视加强泛太平洋地区的电报、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将美国发来的信息材料翻译成中文，同时协助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上海部门的电影工作。[注] 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n and China,1905-1921,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1, pp.158-159.

新闻是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媒介。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建立美国官方新闻社(Compub)之前，美国针对海外新闻的发布工作十分欠缺。“美国已经受到了整个世界的误解，我们的发展情况要么受到外国报纸的诋毁，要么缺乏足够的展示。多年来，美国一直受到不利的宣传。国外那些关于美国的简要报道通常是耸人听闻的，缺乏相应的背景介绍，而且报道篇幅有限。另外，许多重要的新闻发布中心都无法从美国获取到直接的消息。”[注]“Report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Foreign Pres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Document 12),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24.公共信息委员会建立的新闻社改善了这一状况。该部门一方面广泛搜集新闻、扩展新闻传播渠道，与外国报纸的记者和新闻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一方面随时免费向国外发放新闻稿(尤其是威尔逊总统的演说内容)，并提供新闻的翻译文本。

公共信息委员会致力于扩展新闻覆盖的范围，从欧洲逐渐扩展到拉美、东亚等地。其中，日本的国际社(the Kokusai Agency of Japan)十分热切采用克里尔委员会提供的新闻内容。该社在收到从旧金山通过海底电缆传播出的电报之后立刻将其录入打字机，再经由翻译员翻译，然后由日文和英文的首席翻译进行校对，经过如此修饰的文稿在得到美国大使“准予发表”的批复后，便可发放给全国的读者。日本的国际社同各地新闻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因此新闻会遍布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由这些地点再进一步扩散，出现十分火热的新闻传播场面。著名的《大阪午报》(Osaka Afternoon Newspapers)即是一例，在国际社办公室收到新闻的短短几个小时之后，这条新闻就可出现在300英里之外的《大阪午报》上。[注]关于在日本新闻如何传播的内容的描述，出自日本国际社(the Kokusai Agency of Japan)发表的文章，文中详述了新闻传播每一步具体的操作流程。详见“Report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Foreign Pres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Document 12),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p.26-27.英国的路透社和以《新闻之家》(Maison de la Presse)为代表的法国新闻媒体也采取这种新闻合作传播模式。但也有如西班牙这种中立国家，其新闻媒体最初被天主教操控，由于天主教的亲德特性，关于美国的新闻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放，因此委员会不得不采取别的方式(小册子、传单、电影等)进行宣传，同时也试图拉拢天主教报纸到协约国阵营中来。[注] “Report from the Embassy in Spain” (Document 5), pp.10-14.也有中立国的新闻媒体接受了美国提供的报道文章，并进行刊发，如瑞典报纸《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kraten)就在战争末期刊发了不少威尔逊在国联讲话的新闻，这一手段也被克里尔委员会广泛应用到其他国家。[注] National Archives, RG 63, Entry 105, Director’s Office of the Foreign Section,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ox 21, V, 转引自FRUS,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79.

除报纸的形式外，新闻部门还提供关于美国的文章、小册子、图片等形式多样的宣传品，以橱窗、阅览室等方式进行展示并提供阅览。委员会征用了650家美国海外企业的展览橱窗，用来展示宣传美国战争目标的海报和图片，还把说明美国战争目标的传单夹入美国出口海外的商品目录里。[注]Emily S.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1890-1945,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p.79.在拉美地区，有委员会为路人创设的橱窗，以展示支持战争努力的文学作品和相关海报。[注] National Archives, RG 63, Entry 106, Correspondence, Cables, Reports, and Newspapers Received from Employees of the Committee Abroad, Nov. 1917-Apr. 1919, Box 14, Murray—Corres—March-June 1918,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56.此外，它还在墨西哥的一些主要城市建立阅览室，方便当地人民阅读美国的宣传材料。[注] George Creel, Complet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162.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为了宣传威尔逊总统的战后国际理念，委员会在西班牙将总统在国际联盟发表的演讲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5000份，并在印刷完成后四天之内将其分发给了西班牙的文艺协会、学校、图书馆、办公室等。[注] National Archives, RG 63, Entry 105, Director’s Office of the Foreign Section,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ox 19, Attention of Mr. Sisson,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p.78-79.在意大利，委员会还发放了一批威尔逊总统的肖像画，肖像画上印有威尔逊总统演讲的内容。[注] National Archives, RG 63, Entry 105, Director’s Office of the Foreign Section, General Correspondence, Box 3, Atwater-Donald Lee Oct 18-Mar 19,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79.在爆发革命的俄罗斯，威尔逊总统的演说也得到了传播。委员会除了将翻译好的俄文演说稿送往个别报纸进行发行外，还将文本在墙上粘贴或是以传单形式进行发放。这些行为对俄罗斯公众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引起了一些报纸的舆论发生转变。[注] “Cablegram from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St. Petersburg (Sisson)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9),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19.美国驻俄大使馆致国务院的电报中这样描述在苏联的宣传情况：

有线电缆业务已经在俄国打下了根基，其在美俄两方取得的成果令我倍感欣喜。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电缆将总统最新发言的独家版本带到了俄国。报纸的大力宣传足以免去在这里张贴广告的必要性。三十万张传单在早上开始进行分发，在莫斯科则会同时散发海报和传单……如果严格按照战争目的来衡量，宣传效果肯定是不足的，因为布尔什维克人已经打定主意了，我们影响不了他们；但是会有间接的宣传效果，一个是我们对俄国全程展现了美国形象，另外就是威尔逊总统在将来缔结总体和平协议关键时刻的影响力，会很大程度上由于俄国人的持续推动而增强。我建议，整个新闻和传播计划要持续到战争结束，或者最早也要等到俄国出现真正的和平再结束。[注]“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Rus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15), pp.32-33.

在上述各种宣传媒介中，广告作为新兴的媒介得到了委员会的重视。曾担任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部主任的威尔·欧文(Will H. Irwin)这样评价道：

我们不把它称之为“宣传”(propaganda)，因为这个词在德国人口中都和欺骗、腐败相关。我们的工作仅仅只是教育性(educational)和信息性(informative)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没有哪一种方式比公正地列举事实来得更为有效。[注]George Creel,Complet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1.还见于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p.4.

电影是公共信息委员会进行对外宣传的另一大媒介，委员会选择在海外播放的电影共有两种类型，共同起到宣传美国的作用，尤其是在收获中立国人心方面功不可没。第一种是与战争相关的电影，主要展现美国军事力量。此类电影除了在一般的电影院中播放，也在军营中播放给士兵，以鼓舞士气。《美国的回答》(America’s Answer)即为该类电影的代表，该电影在法国播出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鼓舞了士气，成为在欧洲最好的宣传片。[注]“Letter from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France (Kerney)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25), p.57.该类型的电影还有《潘兴的十字军》(Pershing’s Crusaders)、《在四面旗帜下》(Under Four Flags)等。[注] 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p.8.第二种是能够展示美国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电影。该类电影可以增进外国民众对美国先进性的了解，进而加深对美国的向往与敬畏。委员会选择在中立国家西班牙播放的《一粒小麦的故事》(The Story of a Grain of Wheat)即为该类电影的代表。来自西班牙大使馆的报告这样评价该电影：

电影绝佳地展示了美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水平，创造出一种仿佛置身于卡斯蒂亚小麦种植区的感觉。我敢断言，凡是看过这部片子的西班牙人都会对片中所呈现的那个拥有如此大规模农田的民族施以尊重与钦佩之情，正是通过这一方式，才成就了这样的美国。而在此之后，西班牙人心中会产生一种观念，即自己最好不要与这样的一个民族发生冲突。[注] “Report from the Embassy in Spain” (Document 5),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p.13-14.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是受美国上述两类电影影响的典型地区。作为中立国，最初该地区(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国家的剧院里都放映着大量的德方宣传片和德国拍摄的剧情片。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外电影部门为此与相关国家举行会议，并同当地的各大电影公司达成协议，以消除德国电影的影响，增加美国电影的排片量。由于美国电影的优越性，它们上映后很快便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德国电影的影响力逐渐消退，美国很快在1917—1918年间垄断了挪威、瑞典和荷兰的电影市场。[注]Nicholas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公共信息委员会驻斯堪的纳维亚分部电影部主任盖伊·史密斯(Guy C. Smith)在报告中提到了美国电影所发挥的宣传作用：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8个月里，我分发了约 10万英尺的官方电影胶片。其中包含有关于美国工业题材的影片，也有赫斯特—百代公司(Hearst-Pathe)和《环球周刊》(Universal Weeklies)对美国国内关于协约国战争活动事件的报道，还有电影《潘兴的远征军》以及协约国战况回顾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首先在首都斯德哥尔摩、 克里斯丁亚那(挪威首都，今称奥斯陆)、哥本哈根最好的剧场中进行了放映，接下来在小剧院中放映，之后遍及这三个国家的其他大城小镇。这样，对大批观众而言，他们原先只能通过德国人的眼睛看到战争的新闻影像，现在他们已经能够看到我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了解到我们的工业成就和巨大利润，欣赏到无论是题材还是角色都具有地道美国特色而不是德国特色的剧情片。[注]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the Scandinavian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Film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Smith)” (Document 43),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92.

“对民众来说，一部电影比一篇文章更有吸引力”，[注]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ress Bureau (Poole) to the Chairman (Creel)” (Document 40), p.81.在热衷于电影这种娱乐方式的意大利，美国传播的电影确实产生了比一篇讲述事实的文章还要大的作用。起初，美国输往意大利的电影只有20%经过了精心编辑和审查，大多数是一些乏味而老旧的电影，而当地需要更加生动活泼的电影。因此，生产更多寓教于乐性质的电影成为委员会的努力方向，这些电影在生产后会租给海外的民间机构(如基督教青年会、红十字会)进行播放，也会免费提供给当地的电影经销商。[注]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tal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26), pp.58-59.

不可否认的是，电影这一宣传媒介具有一些缺陷。首先，相比报纸而言，电影的传播方式更为复杂，需要相关设备和技术人员，一旦这些条件不具备，电影这一手段便无法施展；且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电影这一手段主要面向当时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消费能力较高的阶层。其次，电影要经过海关部门的审查，而审查的效率往往很低，并不能达到报纸即时传播的速度。最后，一些有损美国形象或对输出国产生不利影响的电影也需经过审核，这一工作由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经过排查后，一些电影会被取消上映资格，而一些电影则要经过改编才能出口。例如，电影《穿过黑暗的路》(The Road Through The Dark)因剧中主人公表现出的亲德倾向遭到委员会的禁映；[注] “Letter from the Assistant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Foreign Picture Servic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Tuerk)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41), pp.86-87.而电影《美国的回答》(America’s Answer)在日本放映时，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影片中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如删除电影中“民主”“自由”等字眼，以防引起日本的反感。[注] “Letter from J.F. Abbott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Department of War General Staff to the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Film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Beeman)” (Document 37), pp.76-77.

除了出版物(publications)、电影(cinema)两种常见的宣传手段外，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广泛采取个人宣传(personal advocacy)的手段。这种个人宣传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目标国家直接进行宣传活动，另一种则采取委婉的宣传手段，通过侧面展现美国的先进，来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以西班牙为例，美国在西班牙首先安排一些美国牧师，这些牧师要擅长西班牙语，甚至同西班牙人沾亲带故，以方便在西班牙国内进行宣传活动。此外，他们还安排一些赴西班牙旅行的美国游客，这些游客要“接受过良好教育、彬彬有礼，熟悉西班牙的语言与风俗，并能够同重要人物谈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注]“Report from the Embassy in Spain” (Document 5),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14.针对意大利，除了派遣会意大利语的美国人到这里进行演讲，宣传威尔逊总统的思想之外，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发动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写信给他们在意大利的朋友和家人，讲述美国的战争精神和对意大利的态度等，这些信件产生的宣传效果可能要大于客观的文字宣传。[注]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tal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22), p.48.针对广大的欧洲盟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对于派驻什么样的人员在各国建立的宣传局工作考虑周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工作人员必须是当前美国形象的生动体现：

伦敦、马德里、罗马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分局领导人不仅要了解和同情其派驻地的情况，还要熟练掌握当地语言。领导班子应包括一名杰出的学者、一名实干的办事人、一名经济学家、一名新闻记者，以及若干可以接触到不同机构和社会阶层的人。在对这些人进行精挑细选之后，负责人会审核其工作成果，看他们是否拥有一种典型的新美利坚人的性格，以高尚谦逊、一丝不苟的态度开展工作。而这种形象与欧洲人所联想的那样一个夸夸其谈、浮华虚假和唯利是图的美国人形象是截然相反的。[注]“Memorandum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11), p.22.

1.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坚持十年。

出色的演讲是在外国从事直接宣传的个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针对俄罗斯，公共信息委员会则派出一些出生在俄罗斯，成长在美国并事业有成，具备良好的写作和演讲能力的人到俄罗斯进行宣传活动。[注] “Letter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to President Wilson” (Document 6), p.15.在民众热衷于集会的法国，委员会十分注重在这里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公共演讲者都是十分优秀的宣传员，公共信息委员会致力于组织美国人在这里开展法语演讲，让他们注意文辞得体以便法国人能接受的同时，在其中植入美国需要传达的理念。[注]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Section,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Irwin) to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France (Kerney)” (Document 18), p.42.

公共信息委员会并不仅仅是单向地从美国派出人员到他国进行个人宣传，也会邀请目标国家的人员到美国，通过身临其境的感受，促进他们对美国的理解和认同。例如委员会鼓励并资助法国的知名记者、作家访问美国，并进行关于美国的正面书写，增强美国在法国的影响力。[注]“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Section,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Irwin) to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France (Kerney)” (Document 18), pp.42-43.而对于不喜欢报道美国新闻的墨西哥记者，委员会同样赞助他们到美国旅行，以此增加关于美国的新闻报道。[注] Emily S.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p.80.针对来自拉美的游客(包括作家、艺术家、商人等)，美国十分注重展示其政治上致力于民主、商业上追求改革的形象，以减轻之前拉美民众对美国的误解。[注] “Report Prepared in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anch, Department of War General Staff” (Document 23),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55.

(三)合作部门

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海外宣传工作无疑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和军事情报部门(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都为委员会的宣传工作提供帮助，其中军事情报部门在提供情报和分发宣传材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公共信息委员会也同欧洲原本就有的协约国宣传机构进行合作，典型的如盟军宣传委员会(Inter-Allied Propaganda Boards)。

需注意的一点是，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部同其他美国海外部门在功能划分方面并不明晰，相关职能的分工也处在探索阶段。[注]例如，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同军事情报部门的分工方面，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就曾进行多次探讨。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美国的驻外使馆并不成熟，外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共信息委员会作为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美国创建的首个正式宣传部门，在处理事务方面并没有经验积累。且委员会在总统直属[注] 公共信息委员会由威尔逊直接负责，威尔逊高度重视对宣传工作，其希望“宣传工作完全掌控在我的手里”，不希望其他机构染指。见“Letter From President Wilson to Acting Secretary of War Crowell” (Document 34),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71.的情况下主要工作是针对国内人民进行宣传，从前文中委员会在国内和海外设置的部门数量对比便可知一斑。委员会在海外部门的建设过程也离不开驻外大使的协助，但其海外驻地也仅仅是美国驻外大使馆内的一间办公室而已。

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分部的建立依托于大使馆的基础之上，美国驻当地大使也为海外分部的建立提供必要帮助。但同时公共信息委员会也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应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关系密切的大使馆的理解下独立行事。为了避免重复和交叉，要同其他友好团体协调配合，但是要始终保持其影响力和控制权。”[注]“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Mexico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14), p.31.

军事情报部门对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海外宣传工作，尤其是对敌宣传助益甚多。因为军事情报部门具有专业的收集情报能力，[注]军事情报部门搜集情报的手段多样，其信息源包括俘虏、逃兵、代理商、在德游客等，或是直接通过空中观测、巡逻、突袭等手段在敌军战壕附近搜罗情报。参见“Memorandum from the Chief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Department of War General Staff (Van Deman)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13), pp.28-30.又负责对敌分发宣传品，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部主任埃德加·西森将委员会和军事情报部门的分工比作工业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公共信息委员会首先利用自身和军队的情报机构(军事情报部门)获取消息，之后依据这些消息来源准备并制造产品。生产(宣传品)的分工职责主要归公共信息委员会执行，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例，具体指的就是编辑准备、翻译、印制等工作的完成情况。在整个过程中，公共信息委员会将得到军事情报部门代表的咨询帮助。出于军事问题的考虑，分配(宣传品)的职责则属于军事情报部门，其负责对操作手段、前线执行地点进行选择。“总而言之，公共信息委员会将充分利用军事情报部门所提供的咨询援助以获得有用的材料，之后进行产品生产；军事情报部门则负责产品的分配。”[注]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Section,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Sisson) to the Chief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anch, Department of War General Staff (Churchill)” (Document 29), in Ibid, pp.62-60.从资金分配也可以看出这一分工：军事情报部门负责出资生产自动气球，而公共信息委员会则承担材料的印刷费用。[注]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 1910-1929, Box 733, 103.93/672f,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69.尽管军事情报部门助益甚多，但在具体的宣传工作方面，公共信息委员会是占主导地位的。“军事情报部门和军方应特别注意其没有权力发起宣传，也不能干涉或批评公共信息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方法或人员。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其所应选择的宣传材料的性质和数量，以及宣传的方法和途径，是绝对有自己的判断的。”[注] “Memorandum from Churchill to all military attachés” (Document 36),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74.

在公司激励机制运作中，心理学是连接激励措施与激励效果的关键纽带，也是为员工与公司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桥梁。第一，在公司实施激励的过程中，需要对激励措施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反馈，修正偏差。随着激励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员工的心理会发生改变，对所处岗位产生感知与评价，从而调整心理。因此，在调整激励措施时，企业需要参照员工的心理变化，以使企业能够有效地运作其激励机制。第二，建立激励主体和激励客体两者关系的桥梁是心理学。两者关系的强化也由心理学提供媒介，且激励主体和激励客体两者心理学的履约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从而强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巨大改变，导致糖尿病患病率逐年上涨。糖尿病发病与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均有较大关系，这些因素导致患者血糖含量不断升高，最终诱发糖尿病[1]，由于糖尿病属于终身性慢性疾病，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重要影响。该研究旨在探讨健康教育在糖尿病慢病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特收集该院2017年3月—2018年8月收治的100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现报道如下。

针对敌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公共信息委员会“生产”了大量宣传手册，手册的内容还包括译成德语和奥地利语的威尔逊总统的演说。[注]“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Russ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15), p.32.公共信息委员会致力于将宣传手册发往敌军阵营，在敌方军队开展“传单战役”，以逐渐破坏敌方的士气。其中“分配”传单的工作交由军事情报部门。军事情报部门分发宣传材料的工具包括飞机、迫击炮、步枪、榴弹等常规工具，也包括新的工具——气球、风筝。因为德国禁止士兵了解任何有关威尔逊总统的理想和政策的文字材料，因此公共信息委员会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印刷，把文字印刷在很小的纸片上，然后压缩成颗粒形式用火枪发射出去，或是用飞机撒落。[注]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Fr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19),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45.气球播撒是在敌人领土上发放出版物一个新方法。“这个发明是对此前向德国民众发放出版材料所设计的东西的重大改进。该物体由直径约9英尺的气球运载装置组成，其将装载1万张仅四分之一缩尺的传单，按印刷机的自动进给原理，以每分钟12张或24张的速度发放。这种气球在平均气流的推动下可以行进5—700英里范围之内，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普鲁士境内。它可以上升到大约两英里半，因此可以利用稳定的高空气流。”[注] Telegram 3601 from Paris, April 18;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 1910-1929, Box 732, 103.93/183s,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p.45-46.此外，风向也有助于宣传材料的发放，因为协约国军队处在上风向，方便将传单分发到德国境内。

三、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外宣传的策略与效果

(一)对外宣传策略

随着战争的进行，威尔逊总统以及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成员意识到仅在美国国内做宣传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其他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宣传工作使得宣传受众如之前的美国民众一般，并不能了解美国的参战理念，正如沃尔特·罗杰斯(Walter S. Rogers)致克里尔的一封信中所言：

关于在海外的宣传工作是否公开进行的讨论中，威尔逊总统强调工作不可公开，而是要以民间机构的名义进行。以维拉·怀特豪斯夫人(Vira B. Whitehouse)[注]维拉·怀特豪斯夫人(Vira B. Whitehouse, 1875-1957)在1918年1月26日到4月12日、7月1日到12月25日期间担任公共信息委员会驻瑞士代表。为例，其作为公共信息委员会委员在瑞士工作时，由于对她的指令界定模糊，公使馆人员拒绝为她提供对于工作来说必不可少的认可与便利，她十分抱怨这种“非官方”(unofficial)的工作方式。[注] “Letter from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Switzerland (Whitehous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17),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p.36-41.怀特豪斯夫人的情况最终得到威尔逊总统的批复，她被要求仍继续以非官方的形式工作。威尔逊总统的回复中也提出了如何做好宣传活动的建议：

pH值能够反映肌肉内部游离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浓度，所以作为一项比较重要的指标来评价水产品的品质[23]。由表6可知，处理条件不同的海螺肉在4 ℃贮藏20天，pH值不相同。pH值会随着海螺贮藏时间的增长而呈现出先降再升的趋势。兰洋的研究验证了兔肉微冻保鲜技术中pH值都先下降后上升，宋华静等[24]在研究微冻保鲜技术中鲜猪肉的pH值变化时也有类似的发现。红茶处理的海螺肉在第15天达到最低pH值。红茶处理后海螺肉样的pH值均略低于未处理的海螺肉。pH值上升速度越快表明样品腐败变质水平越高。本实验表明红茶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海螺肉的货架期。

miR-133b靶向下调EGFR对鼻咽癌SUNE-1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的影响 … 闫勇，等(12):1420

从表13的“假设方差相等”行读取数值，t值是8.9590，Sig.(双侧)是双尾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0.0001，远小于0.05。可以得出结论：高低侧裂缝严重程度有显著差异，表现为较低一侧的裂缝面积大于较高一侧，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向心力，较低一侧的路面所受的荷载作用力更大，路面某点的荷载作用持续时间相对更长(车辆通过弯道的时间一定，而较低侧的路程更短)，而沥青混合料是一种黏弹性材料，在持续荷载作用下易产生塑性变形，久而久之产生裂缝。

我感到承认政府参与宣传活动是非常不可取的。自战争开始以来，德国的宣传就如洪水一般淹没了瑞士，以至于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自然而然会远离某一方向任何的事物(宣传)。……此外，我相信一篇编者带着自己真情实感写出的文章比成千上万的宣传品更有价值。让具有私人的、非官方关系的编者去解释美国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最好的宣传类型……我认为如果她(指怀特豪斯夫人)作为一个官方公认的从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派去的使者，将妨碍她与报纸的编辑们达成这种关系。[注]Telegram 2600 from Bern, February 8;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 1910-1929, Box 736, 103.9302/25,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35.

在具体内容宣传策略方面，公共信息委员会通过广泛建立事实，使读者得到自己的观点，而非通过张贴标识，直接表露自己想要传达的观点。委员会所遵守的一条规则是：“对事实没有阻碍的材料与教化性的观念应携手同行”。[注]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21),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48.委员会在意大利散发新闻时便注意到不带有明显的宣传或官方印迹，并添加由受欢迎的意大利艺术家绘制的关于战争的生动形象的漫画。[注]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Ital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 26),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58.因此，内容的趣味性也是委员会在进行宣传时需要留意的，当然，在宣传内容的趣味性方面，电影相比新闻更具优势。新闻的优势在于真实，这也是负责海外新闻发放的对外新闻出版局所坚持的原则：

本部门自身仅限于发送美国的新闻事件，而且秉持的理念是，从长远来讲最好的宣传仅仅是让美国的事件自己说话。驻外编辑接收到新闻后，应该能够合理地按照预期将消息刊发。这些新闻应该是多种多样、具有吸引力的，而且要涉及时新、能引发兴趣的话题。另外，不应有“伪造”的宣传出现。[注] “Report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Foreign Pres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Document 12), p.27.

PISA2012将情境定义为个人的、职业的、社会的和科学的四个方面[1]，据此也对中考题进行分类(见表4).

“防止夸张的陈述被用于宣传”[注]“Letter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War Crowell to President Wilson” (Document 35), in Ibid., p.72.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没有什么比立即防止出现‘宣传’‘官方的’这样的字眼更为重要的事了”。[注]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ress Bureau,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ool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40), p.81.委员会曾在瑞典撤回带有明显“宣传”迹象的小册子《美国的作战精神》，因为“美国政府反对可能被描述成宣传的任何工作形式，这个词在当前战争期间被赋予了和德国所做活动一样的含义。”[注] “Letter from Edwin Björkman of the Division of Work Among the Foreign Born,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to David F. Swanson” (Document 30), p.64.因此，虽然“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内部通信中可自由使用，并且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将这个词汇应用到一系列的活动中，但在公开文件当中，公共信息委员会采取“宣传”的委婉语如“爱国服务”(patriotic service)来展示其目标；其供应的是“信息”(infomation)材料，其国际项目以“改良”(reform)欧洲政治工具的形式呈现。[注] James R. Mock and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286.克里尔本人对此做出如下解释：

我一直在留意英国和法国的宣传。他们都显得笨拙，因为在广告游戏(advertising game)方面落后了我们一代。我们发明并发展了广告，我们也是除了德国以外唯一被训练成心理学专家的一代。我想将此技能派送欧洲，并在那里使用，这是美国广告人(advertising man)十分擅长和珍视的技能。[注]“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Section,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Irwin) to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France (Kerney)” (Document 18), p.43.

在对具体的国家进行宣传工作时，委员会也重视宣传对象的特性。例如针对法国的宣传工作，海外部主任欧文指出：“法国人是有着巨大智慧，但同时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特征的一种人。与我们(美国人之间)相处得很好的方法，对他们来说经常完全相反，反之亦然。”[注]“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Section,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Irwin) to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France (Kerney)” (Document 18),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44.对外新闻出版局主任普尔亦曾指出：“撰写宣传材料时要符合国外的风格，编辑和计划出版时要仔细推敲，以保证国外的编辑确信这些材料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而广泛使用它们。”[注]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ress Bureau,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ool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40), p.81.

此外，委员会不仅注重对精英阶层的宣传工作，广大下层民众也是其关怀的对象。欧文在法国南部调查时看到法国下层民众对美国在战争中的形象存在误解，其认为美国参与战争完全是出于攫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对此他指出：“欧洲正在变得非常激进，今天被淹没的这些下层阶级所说的话，可能就是明天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即使在友好的法国，我们也不能忽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注]“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Section,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Irwin) to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in France (Kerney)” (Document 18),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42.欧洲的激进主义倾向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有关，布尔什维主义对下层民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因此公共信息委员会注重针对下层民众的宣传，支持俄国、巴尔干地区、中欧和其他地区出现的民主力量，通过展现美国民主力量的强大，提供美国关于发展民主政治和工业的方法，试图抵消布尔什维主义对民众的吸引力。如前文所述，委员会针对俄罗斯的农民阶层进行了相关的宣传，而在拉丁美洲，美国则营造出一种改善对劳工的态度和加强对剥削工人的公司的限制的形象，以迎合广大的拉美下层民众。[注] “Report Prepared in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Branch, Department of War General Staff” (Document 23), World War Ⅰ, p.55.由于下层民众识字率较低，文盲普遍，图像形式的宣传成为委员会经常采取的方法。

(二)对外宣传效果与委员会的解散

从具体的对外宣传效果看，公共信息委员会出口的“产品”至少在两个方面被证明是流行的：电影(包括委员会负责制作的)和总统威尔逊的思想。[注] Alan Axelrod, Selling the Great War: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ropagand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209.尤其是在威尔逊思想的传播方面效果突出。当战争快要结束时，威尔逊的战后和平解决计划成为委员会在国际上宣传的重点。因为已经在各大洲建立了文化和教育的联系网，委员会安排了美国知名学者进行巡回演讲，以解释威尔逊的计划中所体现的美国民主原则。[注] Nicholas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p.8.最终在1918年秋至1919年春出现了国际关系史上的“威尔逊时刻”(Wilsonian moment)[注] 关于“威尔逊时刻”和全世界的“威尔逊热”现象，可参见王立新：《踌躇的霸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87—491页。，威尔逊的国际关系新原则得到了广大遭受压迫的亚非地区人民的支持，中国、印度、埃及、朝鲜即是典型的受众国，其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对威尔逊理念的热情空前高涨。

就委员会在各国的具体宣传效果而言，由于各国特性不同，宣传效果也不尽相同。通过在美北欧裔移民与北欧国家的天然联系，委员会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美籍意大利移民与母国联系甚多，因而委员会在意大利也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而在拉美地区，以墨西哥为例，当地民众对美国心存芥蒂以及受之前德国宣传的影响，对委员会的宣传产生一定的抵制，甚至在德国雇佣人员的煽动下，通过示威游行抵抗美国的宣传。公共信息委员会最终通过电影、海报、新闻图画等图像宣传手段，逐渐改变当地公民对美国的态度，打消了墨西哥人对美国的偏见和误解。[注]参见Alan Axelrod, Selling the Great War: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ropaganda, pp.201-202.在西班牙的宣传也经历了对抗德国宣传以转变西班牙对美敌意的过程，威尔逊思想在西班牙的传播也取得一定效果。委员会在俄国的宣传效果则较为有限，俄国内战爆发后常规的通信网络崩溃，布尔什维克完全接管新闻出版部门，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领导人都对别国的宣传工作进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只能见缝插针，如通过与军事情报部门的合作使宣传工作渗透到西伯利亚最偏远的地区，因为这里的革命热情较弱。委员会在俄国制作宣传材料的工作也一直坚持到1919年3月17日。[注] National Archives, RG 63, Entry 106, Correspondence, Cables, Reports, and Newspapers Received from Employees of the Committee Abroad, Nov. 1917-Apr. 1919, Box 2, 转引自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93.

就对法、英的宣传而言，委员会取得的效果更为有限。英、法是信奉传统国际关系准则的国家，其领导人更多的是想通过传统的胜利方式结束战争，而非威尔逊提倡的和平处理战败国家的新国际关系准则。尤其是就英国而言，针对这样一个有着共同语言、文化的盟友，委员会竟然没能制订一个略微有效的宣传方案。[注]Alan Axelrod, Selling the Great War: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ropaganda, p.209.英国保守的政治势力认为威尔逊的思想及主张的“人民自决”目标毫无疑问是大英帝国的威胁，因此英国对委员会关于威尔逊总统思想的宣传进行了强力抵制。十分讽刺的是，最初美国在各国的宣传活动一直受到德国宣传的破坏。例如委员会在拉美、斯堪的纳维亚、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地区的宣传的首要目标是消解德国宣传的影响力；而在战争后期，委员会在传播威尔逊思想的同时，却遭受英法两国的蓄意破坏。1918年10月25日，委员会驻西班牙委员弗兰克·马里恩(Frank J. Marion)在写给委员会驻俄代表埃德加·西森的信中提到：“我办公室里每天都在积累的数据证明，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以多种方式抵消威尔逊总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注]James R. Mock,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p.274, 转引自Alan Axelrod, Selling the Great War, p.198.

最终，威尔逊的抱负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得以施展，这当然与英法两国的蓄意阻挠有关，也由此引发了亚非地区人民巨大的失望和幻灭感。美国国内民众同样对一战抱有幻灭感，丧失了对威尔逊总统的信心。在没有战争压力的情况下，国会自然不会支持宣传工作继续进行，特别是在许多共和党人看来，公共信息委员会本身就是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的传声筒。参议院否决美国加入国联的行为也同样破坏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在此前一直致力于宣传的目标。国会内部权力的重组使得公共信息委员会最终被废除，1919年6月，公共信息委员会被国会下令解散。

结语：公共信息委员会与美国对外宣传的起源

尽管随着战争的结束公共信息委员会即被下令解散，但其行为却为美国政府资助的宣传与情报行为开了先河。1917年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1938年，公共信息委员会档案开放之后，詹姆斯·莫克和塞德里克·拉森基于此写就《言辞赢得战争：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故事，1917—1919》(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注]James R. Mock,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由于只能对档案进行大致浏览，此书没有相关注释。一书。该著作出版于1939年，无疑为美国在二战中的宣传活动提供了宝贵了经验。据学者艾伦·阿克塞尔罗德(Alan Axelrod)描述，他在这部“老旧”著作的书页中发现一张备忘录的复写纸，该备忘录是由公共意见领域方面的专家科尼利厄斯·杜波依斯(Cornelius DuBois)写给一个被称为情报咨询部(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Consultants)的工作人员的，目的是指导该研究机构成员以公共信息委员会为蓝本对二战时期的情报工作进行研究。[注] Alan Axelrod, Selling the Great War: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ropaganda, p.217.

具体而言，公共信息委员会从“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与“信息外交”(informational diplomacy)[注]文化外交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政治目标，即促进相互理解和培育国际善意，而不是短期的政策目标；主要通过慢媒介(slow media)，如学生、学者和文化领袖之间的交流，艺术展览以及书籍交换等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象主要是外国的精英阶层。文化外交的目标无疑是政治性的，但其方法是非政治性的：思想和人员之间的自由交流。文化外交的倡导者相信，让其他国家人民到美国来了解美国社会以及让美国的文化人士到海外展示美国人民的面貌就是对美国的最好宣传。文化外交注重的是知识的交流而不是对方情感和态度的转变，其基本预设是国家间越是相互理解，就会越支持对方的对外目标，越同情对方的行动。同时文化外交强调互惠性而不是单方面文化输出，试图通过文化交流借鉴其他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成就。而“信息外交”旨在向其他国家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改变外国公众的态度，着眼于取得短期的政治效果，主要利用快媒介(fast media)，如广播、电影、新闻和海报，其对象是大众。快媒介所进行的信息外交是单方面的，不注重互惠性，不需要政府间的正式安排和协议。信息外交通常使用公共关系技术和心理战的方法，试图通过对信息和表达的操纵来有目的地影响受众的态度、认识和情感，无论手段还是目标都是政治性的。信息外交实际上是“对外宣传”(propaganda abroad)的委婉说法，以避免当时“宣传”一词在人们印象中的贬义。参见Emily S.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p.215；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第515—516页。两个维度为日后美国的对外宣传提供了经验。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外新闻出版局主任普尔曾指出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性：

为了共筑一个更加自由和友爱的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世界各地的教师共同就儿童教育和公民塑造的问题展开大规模的国际性交流，而这些公民将主宰着未来的世界。这项活动最好通过全球性的教育期刊来完成。在教育领域，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与各国分享，包括联邦、州、市各级的教育制度。但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有很多。无疑，在从事各项宣传工作时，我们应该尽力避免一种过于傲慢的态度。我们要乐于学习，勤于学习。有人说，在接下来的年代里，“教育”一词将成为热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提供一种手段使得一国优秀的思想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就显得尤为重要。[注]“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ress Bureau,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ool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40),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84.

在墨西哥，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工作预演了二战期间美国国务院在此进行的文化和教育活动。委员会的活动包括在墨西哥城建立本杰明·富兰克林图书馆以提供英文书籍，开展免费的英语课程，赞助墨西哥顶级的记者和编辑团体去美国旅行。[注] Emily S. Rosenberg,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pp.79-80.1938年7月，美国国务院设立“文化关系司”(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专门负责实施美国与拉美国家的文化关系项目。二战过后，1946 年 1 月 1 日，美国设立国际新闻和文化事务处(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1947 年，该处改名为国际新闻与教育交流处(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负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项目。1946 年 8 月，杜鲁门正式签署了以来自阿肯色州的国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的名字命名的《1946 年富布赖特法案》(The Fulbright Act of 1946)，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对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正式介入。此后富布赖特计划实施顺利，发展迅速。

从“信息外交”角度来看，无论是采取的宣传媒介及宣传策略，还是海外机构具体人员安排，公共信息委员会为日后美国对外宣传机构提供的借鉴甚多。1940年，由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创始人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设立的“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局”(The 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简称OIAA)即旨在通过艺术、教育、旅游、广播、新闻出版和电影等领域的政府和非政府的资源，加强国防，促进西半球国家之间的联系。该机构设立的新闻部、广播部和电影部等，利用美国的地缘优势和信息优势向拉丁美洲地区传播信息，促进拉丁美洲国家民众对美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设立的战时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在中国分部的宣传活动，即采用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人员机制，引进来自公关和记者行业的专业人士从事在华宣传活动。美国的对外宣传机构在冷战时期设立美国新闻署(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时臻于极盛，这也最终实现了1918年公共信息委员会众多海外工作人员的心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人为美国建立一个永久存在的对外宣传系统”。[注]“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ress Bureau,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ool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40),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85.

作为美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对外宣传活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活动成为研究美国对外宣传活动史不能不提的一部分。公共信息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建立，是威尔逊所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注]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可参见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五章《自由主义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和国际秩序思想》和第七章《“传教士外交”：伍德罗·威尔逊与美国队中华民国的承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的产物，是美国对此前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突破。公共信息委员会贯彻了威尔逊的外交理想，即美国要以政治榜样和思想力量来影响世界。委员会在克里尔的领导下成功把美国“推销”给世界，其采取的对外宣传手段与宣传理念也为日后美国的宣传机构所继承。随着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在美国的不断完善，相应理念下建立的对外宣传机构也日臻成熟。

公共信息委员会最初从事宣传活动是为了应对德国的宣传攻势，争取中立国的人心。委员会在消解德国宣传影响、展现美国形象方面用力颇多。它通过把德国塑造成一个专制残暴、热衷于侵略战争的帝国，呼吁世界民众支持崇尚民主、捍卫和平的美国。而在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俄国，委员会则通过展现美国关于发展民主政治和工业的方式方法，展示美国农民的生活以及政府为耕种土地的农民提供的服务，以争取俄罗斯广大民众的心，减缓十月革命影响下大众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倾向。这一做法实际上预演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人心之争”。按照冷战史著名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说法，美国和苏联的立国原则，也即后来成为两个国家在冷战期间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人类进步的理念和规划的基础之上的”。[注][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6页。美苏两国在第三世界通过展现各自的现代化版本以争取第三世界的民心，这与公共信息委员会通过展现美国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获取世界民众支持的做法如出一辙。如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外新闻出版局主任普尔有言，“这是一个外交越来越公开的时代，为了使政府的政策在国外有效地传播，我们必须运用合法的宣传手段让国外的广大民众了解美国的生活和国家的一系列重要目标”。[注]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Press Bureau,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Poole)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reel)” (Document 40), in FRUS, 1917-1972: Public Diplomacy, World War Ⅰ, p.80.这句话放到现在仍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