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注]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是被奉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德怀特·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注] 哈罗德·德怀特·拉斯韦尔(1902—1978)，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早慧的天才型人物。他192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集中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活动，成为传播学的一部重要文献。拉斯韦尔还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创始人之一，其在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著作颇丰，被奉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在其于24岁时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成书的。该书成书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爆发时，拉斯韦尔还是一名中学生，战争期间的宣传活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拉斯韦尔于1920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生导师查尔斯·E·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注] 查尔斯·E·梅里亚姆(1874—195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提倡运用行为主义科学方法研究政治学，即研究政治行为，而不是政治思想，并将定量分析引入政治行为研究。在一战期间，梅里亚姆曾在意大利为美国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曾在意大利为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设立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受其导师影响，战争宣传成为拉斯韦尔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拉斯韦尔在1923—1925年到欧洲进行实地考察，访问了一些经历过战争宣传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并搜集了大量文献档案。在此基础上，其对一战时期各国的宣传信息进行定性内容分析，[注] 拉斯韦尔开创了内容分析法，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内容分析是通过将信息内容分类以便测度某些变量的途径对传播信息进行研究。参见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于1926年完成了这一博士论文。鉴于拉斯韦尔在该书中采用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有大量关于英、法、德、美在一战期间进行宣传活动的实例。因此，虽然本书是一部传播学的经典名著，我们也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从中窥见一战期间各交战国进行广泛宣传的历史图卷。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与作者的主要观点

全书共九章。第一章指出了宣传在一战中的重要地位。随后几章可以依据拉斯韦尔于1948年提出的“5W”传播模式[注]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从内部结构方面分析了传播过程中的要素。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就是著名的5W模式。进行对应。第二章对应“Who”，论述了各国负责宣传活动的宣传组织。第三、四、五章对应“What”，即宣传内容，其可以分为战争罪行、战争目标、恶魔崇拜和胜利幻想四类。拉斯韦尔受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注] 乔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他的“符号互动理论”强调人际传播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米德的基本思想是：个人、自我、社会均产生于持续不断的对话与交往，而人类交往则是通过“有意义”动作，即有别于非人类行为的自觉的行动实现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互动的社会过程而得到发展的。该理论体现在其所著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对自我分析的启发，强调受众的身份特性，将宣传活动的对象分为四类群体：“我们”国内的受众、“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盟友”和“中立者”(第4页)。这四类群体可以视为“5W”传播模式中的“To whom”，在书中对应第三到七章。其中第三到五章论述的宣传对象是国内受众；第六章论述了针对盟友和中立国如何进行宣传；第七章论述的宣传对象是敌人。第八章“宣传条件与方法概述”是对前几章的小结。第九章对应“With What effect”，即宣传的效果。“5W”传播模式中的“In Which Channel”则贯串于各章之中，并在第八章最后进行了总结。虽然本书成书的1926年，作者还没有提出“5W”传播模式，但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已有了这一模式的大致雏形。

第一章《当下事务》主要论述了作者对本书核心概念“宣传”的认识，强调了宣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探讨了本书研究的目的。作者将“宣传”定义为：“通过重要的符号，或者更具体但是不那么准确地说，就是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宣传关注的是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中的其他条件，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第22页)拉斯韦尔如此定义，是建立在各国进行的大量宣传活动的经验事实之上的。作者认为，在一战中，宣传战线与军事、经济战线同等重要。他将宣传视为与军事压力(陆、海、空军的强制力)和经济压力(获取物质资源、市场、劳资权力)并列的一个国家取得战争胜利的三大工具之一。针对其划分的四类宣传受众，他指出宣传最有效力的作用是“动员社会成员仇恨敌人，维持与中立国及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促使中立国转而反对敌国，以及粉碎敌人坚不可摧的抵抗”(第22页)。最后，作者指出其写作目的是基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验，发展出一个关于国际战争宣传如何能够成功实施的理论。

当神经元到达40个时的误差如下:Fx方向最大误差为0.63%,Fy方向最大误差为0.48%,Fz方向最大误差为1.13%,Mx方向最大误差为0.22%,My方向最大误差为0.21%,Mz方向最大误差为0.32%,显然与传统方法相比,最大误差大大减小。

第二章《宣传组织》探讨了宣传组织的几种模式、谁来负责领导宣传以及如何处理宣传部门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作者以美国、英国、德国的宣传组织为例，指出了三种宣传组织模式：只设立一个宣传主管的美国模式；设立一个主管委员会，每位主管负责某一专门宣传事务的英国模式；设立记者招待会的德国模式。不同宣传模式的设立是由各自国情所决定的。在具体的宣传领导者方面，作者指出，“每个重要宣传机构的领导者都应该是与那些决策者拥有同样声望的人。工作人员应该从报业人员，而不是从业主、受欢迎的作家、新型宣传职业的成员中挑选”(第160页)，理由是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最适合进行宣传工作。最后，作者着重指出了宣传机构与立法机构存在的不协调关系，即立法机关和宣传机构两者之间极易产生误解、批评和怀疑。因此，拉斯韦尔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法在于从事宣传工作的行政人员与立法机构的成员建立秘密而非正式的联系，在餐桌上、俱乐部里、休息室内或是街角上的私下解释是庞大而复杂的政府机器的润滑剂(第46页)。

拉斯韦尔则反对无限制地夸大宣传的作用。他认为宣传尽管重要，但它的适用范围毕竟有限。如其在第八章指出的，制约宣传能否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他指出，“每个特定的群体都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战争，宣传者的任务通常是促进，而不是编造。”(第168页)拉斯韦尔虽然在本书中对战时宣传做出了详尽的解析，但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说的这“是一本马基雅维利式的教科书(即教唆权术的书)，应当马上予以销毁”。[注]沃纳·J·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被宣传者同样可以在本书中找到避免受到宣传者诱导的方法。拉斯韦尔并不认为宣传像“魔弹论”所说的无条件地左右消极、被动的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为，他强调如果缺乏必要条件，任何宣传技巧都无从施展。

莫言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显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13]。在他看来，结构从来不仅仅是小说的外在形式，它有时候就是故事的内容，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展示方式，包孕着作家的胸怀气象和话语寄托，传达着作家的艺术才华和审美意图。只有好的故事结构才能承担起故事的丰富内蕴，呈现文本的多义多解。在诸多长篇小说叙事结构中，“复调型的民间叙事结构是莫言小说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14](P29)，成为莫言文学作品深厚内蕴的有力承载者。

第八章《宣传条件与方法概述》对前面几章的内容进行了总结。作者指出，成功的宣传依赖于在适宜条件下对各种手段(组织、建议、设备)的灵活运用(第171页)。影响宣传成败的因素包括通信网络、风俗习惯(传统偏见)、人际渗透、经济纽带、相对军事力量、紧张程度(公众应激性变化程度)以及在第二章提到的组织方法。同时，作者还提出了选择宣传内容的三个战术标准：1.散布肯定会引起特定群体兴趣的建议；2.选择能够抵消无法隐瞒的不利信息的建议；3.利用那些在宣传目标实现之前不可能被反驳的建议(第168页)。最后，作者列举了宣传可以采用的媒介，运用实例指出宣传的载体可以包罗万象。

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战败的德国军人利用宣传来挽回颜面，他们声称他们的军队从来没有被协约国打败过，只是他们身后的国家因为受到外国宣传的影响而崩溃了(第19页)。德国出现的关于研究宣传的论文也远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战中宣传发挥的明显效果，也使得认为大众传播具有强大效果的“魔弹论”[注]“魔弹论”又被称为“皮下注射论”：受众被视为被动的靶子，盲目地对刺激做出反应；媒介被认为是“注射针头”，传播过程就是射击或皮下注射过程。参见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冯建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20世纪20—30年代盛行一时。因此，一战过后，宣传被妖魔化了，西方民众普遍认为宣传无所不能。“人们谈起宣传的时候，常常把它当作一种神奇的力量，似乎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及身份的制约。”(第5页)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作为拉斯韦尔宣传研究的创始之作，其从经验事实出发，采取价值中立态度，对一战中主要交战国英、法、德、美的宣传技巧和效果进行了实证考察。可以说，他实现了“发展出一个关于国际战争宣传如何能够成功实施的精确理论”这一写作目的。本书也通过大量事例展现了一战时期的宣传战线，可为学者研究一战期间的宣传历史提供借鉴。

二、拉斯韦尔对于宣传的认识

第九章《宣传成果》再次说明了宣传在一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拉斯韦尔特别提到，在宣传战线上取得最大成功的统帅是威尔逊，突出表现是威尔逊主义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在本章中，拉斯韦尔也指出了宣传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即宣传不仅仅在战争时期发挥影响，其还是对当前时代的认可，是对现代社会的广阔性、理性和随意性的本能反应，宣传的机制就是揭示社会行为的秘密原动力(第177页)。虽然一战过后人们对宣传极端恐惧，但其依旧存于现代社会之中并发挥影响。

第三至七章，对应作者提出的宣传的四个主要目标：“1.煽动对敌人的仇恨。2.保持与盟国的友好关系。3.保持与中立国的友谊，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他们的合作。4.瓦解敌人的斗志。”(第161页)这四个目标在第一章中也被作者表述成宣传最有效力的作用。第三章到第五章主要对应第一个目标，即煽动其国内民众对敌人的仇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作者指出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煽动：把挑起战争的罪恶赋予某个敌对国家(战争罪行)；提供一个非常理性化和理想化的战争目标(战争目标)；将对立国家描述成恶魔(恶魔崇拜)；增强民众必胜的信念和赢取最终胜利的自信(胜利幻想)。第六章对应第二和第三个目标。作者指出，为了保持与盟国的友好关系，宣传主题可以是为了共同事业而付出艰苦努力、衷心认同盟友崇高的战争目标；对于中立国的宣传策略则是引导中立国意识到在击败敌人方面他与你有共同的利益，最聪明的办法是将中立国引入某种形式的公开合作，还可以利用中立者在中立国发表演讲。第七章对应第四个目标，作者指出通过对敌国民众进行消除仇恨、挑起新仇以反对同盟国、反对政府(统治阶级)以及煽动少数民族进行国家分裂的四种宣传，可以达到摧毁敌人斗志的目标。在本部分章节，作者运用了大量实例，通过诸多战时文学、报刊、音乐、宣传册、书信等优秀的宣传作品，具体说明了如何通过宣传实现这四个目标。

目前许多银行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其多是将资金投放在硬件设备上面，在软件设备跟服务上面的资金投入相对比较少，这也就导致了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在银行中存在有整体运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也就制约了银行信息化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银行作为一个传统行业，其受到以往制度影响比较大，许多人还都习惯沿用传统的制度来进行银行管理工作，也就导致了计算机技术在银行管理应用过程中受到比较大的制约，也就无法获得良好的银行管理效果。

关于宣传，本书成书时，美国知识分子中存在一场争论。争论双方是代表理想主义的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注]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主要著作有《经验与自然》《民主与教育》《自由与文化》等。和代表现实主义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注]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现代政论家、著名记者、舆论学创始人。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为传播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该著作使人们认识到舆论在政治中发挥的力量和作用。。李普曼认为必须由宣传来引导大众选择，大众是非理性的，因此专家应该广泛传递他们的专业知识，以便提供公众舆论，发挥美国民主制度所扮演的拯救者作用。杜威则认为人们有能力做出明智选择，只要他们能够接触到充分的材料，专家或精英的任务就是提供这些材料。两者的分歧本质在于，李普曼认同自上而下的民主，而杜威欣赏自下而上的民主。本书中拉斯韦尔的主张更接近于李普曼，其认为宣传是管理民众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尽管拉斯韦尔反对无限制夸大宣传的作用，但最终的结论依旧是宣传具有强大的效果，且宣传的效果不仅仅是在战时得以体现，宣传还是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迷思”，是最强有力的工具。

在歌声中，高潮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想，在这座城市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中，又有一颗璀璨的星星升了起来，装饰着所有打工者的梦想。而同样怀揣梦想而来的自己，是不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脱颖而出，成为打工者心目中的明星？

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最后一章中，拉斯韦尔这样写道：“宣传是对这个时代随意性的认可。将一个人与他的上司联结在一起的个人忠诚与情感早就不复存在了，君主专制与阶级特权也已寿终正寝，个人偶像崇拜被当作民主的官方宗教。这是一个分化的世界，个人想法比以前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这就需要比以前付出更艰苦的努力来实现合作与团结。对于随意的最新注解就是宣传。如果大众想摆脱铁链的束缚，就必须接受银链。如果他们不能热爱、尊敬和服从，就别指望逃脱诱惑。”(第177页)在这里，拉斯韦尔给现代民主下了一个冷酷判决，“铁链”指的是物质上的束缚，“银链”则象征着意识形态的牢笼。个人奋斗的神话向人们许诺了未来的无限可能、前程的繁花似锦。人们一旦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就会认为自己拥有一张等待兑现的支票，而不会感到处于枷锁之中。也就是说，接受宣传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们注定了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