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一词在我国古来有之，最早在三国魏·刘劭《人物志》和唐·杜牧《阿房宫赋》中都有记载。但是，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精英”一词，还是宋·苏轼在《乞校正奏议札子》中所写的：“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在西方国家，“精英（elite）”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最初是用来形容精美的商品，后来才被延用于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或人物。另外，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精英”一词在英语中出现始于1823年。当时，该词已经被用来表示社会集团。但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30年代，这个词才广泛出现于英美的有关著作中。

“怎么没有，”我妈拿起空调遥控器，硬生生把我设定的25摄氏度调高到27摄氏度，“跟你说了的吧，电视上说空调二十六、二十七摄氏度是最省钱的——现在小学还有补习班咧。”

一、精英理论

关于精英思想，早在古希腊柏拉图时代就萌芽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主张“哲学王”来治理国家。他所说的“哲学王”无疑就是精英人才。事实上，精英人才在各个时代都是存在的，正是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精英人才的发现、鉴别和使用的规律，遂形成了精英理论。精英理论有萌芽期、早期和当代之分。萌芽期是指中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1946-1527），于1513年出版了《君主论》一书，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千百年以来具有永恒价值的三本智慧书之一，是一本阐述精英理论最早的著作。它详细地阐述了精英统治者权力的获得和统治技巧。这本书也成为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思想遗产[1]。

在学术界，人们把早期精英理论的起源认定在19世纪20到50年代，初步确定了精英理论的本质、框架和方法。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他们是：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意大利的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其代表作是《思想与社会》。他给“精英”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我们假定在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他的能力标志的指数……我们把那些在各自活动领域获得最高指数的人确定为一个阶级，并将之命名为精英阶级。”[2]他进一步完善了“精英流动理论”，认为精英的兴衰和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是必然的。这种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基本因素，没有正常的流动，就会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加塔诺·莫斯卡是意大利的另一位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是《统治阶级》。他认为一切社会都存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社会文明随精英的变动而变动，并着重研究了政治精英的本质、地位和获得权力的方式。罗伯特·米歇尔斯是瑞士裔德国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是《政党论》。其独到见解是提出了“寡头政治铁律，认为政党或人类其他一切组织，都避免不了寡头政治的倾向”。

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代精英理论在美国发展起来，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D.Lasswell，1902～1978）、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1916～1962）和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pere，1883～1950）。当代精英理论的主要观点与早期精英理论基本是一致的，但他们既重视政治精英也关注其他社会精英，这些精英既可以产生于上层，也能够从下层产生[3]。显而易见，当代精英理论较之于早期精英理论更为开明，走出了早期专注政治精英的局限。

此次研究的患者均为我院住院患者,其入院时间为2016年8月~2017年10月期间,所涉及的患者例数为110例,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进行研究,其中对照组患者例数为55例,男性患者例数为30例,女性患者例数为25例,年龄跨度最大为78岁,最小为24岁,平均年龄值为(48.93±2.16)岁,而观察组患者中的总例数为55例,男性患者例数为29例,女性患者例数为26例,年龄跨度最大为77岁,最小为23岁,平均年龄值为(48.15±2.12)岁,经统计学分析,以上患者的资料差异较小,可进行下方实验。

法国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在追求“高大全”的中国人眼里，简直是不屑一顾。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所师范学校来到中国寻求建立姊妹学校。当时北京的一所知名大学不客气地告诉对方：你们是一所专科学校，最好还是找一所与你们级别相当的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结果，闹出了“坐井观天”的大笑话。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ile Normale Superieu re）创建于1794年，是一所几乎与法兰西共和国同龄的小规模的精英学校，每年只招收200名学生，却是诞生政治和学术精英的摇篮。迄今为止，该校有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位数学菲尔兹奖（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沃尔夫奖和1位阿尔贝奖获得者。面对这些骄人的成就，我国那些热衷于升格为大学的师范专科学校，难道不感到羞愧吗？他们应当深刻反省自己的虚荣心，重新回归到实事求是的办学理念上来。

目前建成的填埋气体发电工程所用的发电机组设备，国产的主要为济柴、胜动和宝驹的产品，进口的设备有颜巴赫、卡特比勒和道依茨的产品，国产设备成熟机型功率范围在500kW左右机组，进口设备成熟机型为1000kW左右机组。考虑与一期工程的一致性，选用进口1.0 MW沼气发电机组。

二、古今精英教育的概况

在精英基础教育方面，美国常春藤精英教育（IEE，Ivy Elite Education）集团独领风骚。它是最大的精英教育集团，旗下创办了180所私立中学，使之成为精英教育的典范。常春藤大学联盟（Ivy League）的8所私立大学，就是属于精英型的大学。最典型的为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规模小、学科不全的精英大学。此外，还有新常春藤联盟（New Ivies）和小常春藤联盟（Little Ivies）。在美国西海岸，私立斯坦福大学、私立加州理工学院和公立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并称为“西部学术重镇”，也是精英人才荟萃之地。正因为美国拥有最多的精英教育资源，所以精英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这是美国成为科学技术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基础，其经验值得借鉴。

无论是基础精英教育还是高等精英教育，都必须坚持“小而精”的模式。也就是说，以小为特，以质取胜。这个模式就是：小规模，精心培养。“一对一”的教学，精心指导，宁缺毋滥，这是世界各国精英教育基本的范式。我们只要看一看，英国的肯特伯雷国王公学和伊顿公学，都是很小的规模，所以他们培养出了许多精英人才。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如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洛克斐勒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奇点大学和小常春藤的文理学院等，都是规模很小的精英大学。这是造就精英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是教育大国，也是教育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好的顶尖研究型大学。美国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化，既有巨型大学，也有微型大学；既有精英学校，又有大众化的大学；既有公益型大学，也有盈利型大学。美国精英阶层有一个共识：留给子女的不是金钱，而是让他们接受精英教育。因此，美国上流社会人士，纷纷送子女到私立精英学校上学，继而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精英教育体系，既有精英中小学，又有精英大学；既有培养领袖人物的短期培训的奇点大学，又有颠覆传统教育模式的密涅瓦大学。

从人才的成长来看，精英教育是贯彻于从蒙育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这个体系在英国早已形成。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被称为英国高等精英教育“双子星”。仅以牛津大学为例，自1167年创建至今的851年中，为8个国家培养了12个国王（其中英国6位），输送了27个英国首相、64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为19个国家输送了53位总统（或首相），培养了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18位红衣主教。此外，还培养出了一批科学巨匠、思想家和艺术大师等。由此看出，精英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她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的思想、学术、艺术的发展，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英国汤姆·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1920-1992）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64年的《精英与社会》（Elite and Society）。我国于1998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译者将书名翻译为《平等还是精英》[4]，但学术界并不赞成这个译名。在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每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精英群体，认为精英阶层包括三个部分：知识分子、官僚和管理者。而知识分子是产生精英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始终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先导。一个国家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不是消灭精英，而是要为精英的成长营造更宽松的环境。一个国家的科学、教育、文化的兴旺，需要大智大勇的精英人才。为此，国家必须发展各级精英教育，而精英理论正是实施精英教育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继续清除教育领域中的左倾思想，不能把精英与平等对立起来，也不能以大众代替精英。他们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两种力量。

英国的精英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创办于597年的肯特伯雷国王公学（The King’s School，Canterbury），是世界上真正的第一所中学，被誉为精英的摇篮。英国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办的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是一所古老的私立贵族学校，以精英教育、绅士文化和骑士精神为特色，声誉和水平排名世界第一。该校每年只毕业250名学生，从中出现了20位英国首相，以及著名的诗人雪莱和经济学泰斗凯恩斯，对英国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何谓精英教育？英国德·朗特里主编的《西方教育词典》的解释是：“精英教育（elitist education），是针对社会中极少数人集团，通常称为尖子集团，应该得到与他们人数极不相称的庞大教育经费——既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又因为通过对这些特殊的尖子的培养，领导和探索创新，能期望他们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5]

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于1957年因发现在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无疑他们堪为精英人才。因此，李政道先生是最懂得精英教育的。他曾经指出：“我一直认为，要培养出善于创新的人才，需要‘一对一’的精英教育。钱学森先生当年在美国留学时，就经常接受他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教育。我所谓‘一对一’，并不是一个老师只教一个学生，而是说一个老师可以教多个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进行‘一对一’的教育。”[8]

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自1970～1989年大学入学率一直很低，大学毛入学率大约在5%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进入到高等教育大扩招时期，急于实现大众化，结果导致了“冒进”的错误。同时，在扩招时又犯了“一刀切”的错误，无论是负责提高或是普及的大学一律大扩招，包括重中之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就说明，在我国教育领导当局的眼里，根本就没有精英教育的概念。但是，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科技大学。在朱清时任校长的十年扩招期，该校每年招生的人数均是1860人，坚持不扩招一个学生。自信地坚持了精英大学的范儿，这正是朱校长备受人们尊敬的原因之一。

三、精英教育的模式

人的智力是有差异的。因此，智力超常儿童或成人中的精英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心理学家们的测试与统计，智力超常儿童在儿童群体中大约占1%～3%，仅北京市就有1.88万智力超常儿童[6]。我们承认人的智力差别，这正是实施精英教育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汉代的官学就是精英教育，是为极少数统治集团服务的。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开创了办私学之先河，他是倡导“有教无类”的，但从中也培养出了不少的精英人才。所谓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七十二人就是精英人才（他们只占2.4%）。在古希腊时代，由柏拉图创办的“柏拉图学园”就是一所精英教育学校。学园门口有一条告示：“不懂几何学不得入内”。这就是他的办学理念，以培养治国的“哲学王”为目的，这些都体现了他实施的是精英教育。在办学的900年间，这里曾经培养出了发现日心说的伟大天文学家哥白尼、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和几何之父、大数学家欧几里得。他们不是一般的精英，而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科学家。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大扩招以后，几乎所有的大学规模都达到万人以上，其中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的规模已经达到6万人以上，而研究生的数量也在万人以上。如此大的规模，不用说教师不认识本科生，甚至指导教师连研究生也不认识，根本不可能“因材施教”，学生完全变成流水线上的规格相同的“产品”。虽然有时也能够出现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但他们并不是精英人才。

我国在古代有精英教育，民国时期也有精英教育，然而，进入到现当代的中国却没有了精英教育，这的确是令人不解的问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依我之见，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是唯意识形态思想造成的。在相当长的阶级斗争年代里，我国总是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判断问题的是非，错误地把精英教育（天才教育）和贵族教育混为一谈，似乎精英教育是不符合大众利益的，因而是必须反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实现了由阶级斗争向现代化转变，但是清除左倾思想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人们对精英教育依然讳莫如深。其次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解有偏差性。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2007）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家。他于1973年6月在巴黎的一次教育讨论会上，发表了《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问题》一文[7]，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三阶段：精英（Elite）阶段，大学生毛入学率在15%以下；大众化（Mass）阶段，大学生毛入学率在15%到50%之间；超过50%即进入到普及（Universal）阶段。马丁·特罗的分类，在国际教育界获得了共识，各国依此制定自己的教育发展规划。但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段论”，仅仅是从数量上来划分的，并没有涉及到高等学校或大学的形态和功能。所谓大学的功能，是指大学有各种类型，既有大众化的大学，也有精英类型的大学，他们各有各的功能定位，各司其职，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彼此串位。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时，即使是精英型的大学，它们也承担了大众化或普及化的份额，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必须强调的是，即使在高等教育极大地普及以后，精英型的大学依然是存在的，肩负着为各个国家和人类输送领袖级和学术大师级精英人才的重任。

《著作权法》规定对著作权构成侵犯的以及侵犯著作权的相关权利的，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赔偿。对于难以计算损失数据的，根据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进行赔偿。赔偿数额包括为阻止侵权行为的一切合理合法支出。对损失难以计算或者违法所得不确定的情况，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总之，侵权数额的赔偿要根据实际损失情况、违法所得的金额进行确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为什么说，民国时期有精英教育，原因是民国时大学规模都非常之小，有时一个系只有几个最多几十个学生，往往数学系与物理系的学生合班上课，或者学生在教授家里上课，耳濡目染。教授对学生了如指掌，不仅教授知识，而且还身教言教；不仅释疑，而且还指导选择专业。例如，在四川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有一个叫齐邦媛的东北女生，她考取了哲学系，朱光潜先生是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他十分关注齐邦媛的学习，查看了她的试卷，找到齐邦媛说：“我查看了你的国文考试，你多愁善感，不适合学习哲学。再说，现在抗战时期，有些哲学课程开不出来。因此，我建议你转到英文系来，我可以指导你的学习。”齐邦媛接受了朱光潜先生的建议，转到英文系学习后如鱼得水，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她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后被聘为台湾大学文学系教授，是将西方文学介绍到台湾的第一人，也是把台湾文学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又如，张资拱教授本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曾经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解放前，他在厦门大学任教，讲授普通化学，当时数学系学生卢嘉锡选修他的普通化学。张先生了解了卢嘉锡的学习情况后对他说：“你不是不可学数学，但我认为你学化学今后更有前途。我建议你转到化学系来。”卢嘉锡接受了张教授的建议，转到化学系学习，后来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他于1972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物质结构研究所，率先开展生物固氮结构的研究，提出福州网兜Ⅰ和Ⅱ模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同。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多个国家的外籍院士，获得众多的荣誉，是一位备受崇敬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显然，如果没有当初张资拱先生慧眼识才，兴许就没有卢嘉锡先生后来的成就，这就是精英教育的结果。

(3)帮助贫困农户改善其农业生产经营环境。通过农业产业化扶贫，支持贫困地区依托当地资源、服务或带动当地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增收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生产基地的发展，来帮助纾解贫困地区小规模农业生产发展面临的技术、市场、信息和资金约束，提高其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一直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农业产业化扶贫，帮助贫困小农户实现了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农户依靠农业发展脱贫。

在分析了我国古代、民国时期和西方国家的精英教育之后发现，我国当今缺失各级精英教育是无疑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是根据李政道先生建议创办的，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虽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但它不是精英教育，充其量是培养少年大学生的模式，让一批聪明的少年提前上大学而已。在我国民间，也有一些教育机构打出精英教育的牌子，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坦率地说，他们没有雄厚的资源，包括高水平的教师和资金，所以在公立教育独霸的一统天下的体制中，他们是很难立足的。即使能够立足，这些机构也很难长大，即使长大了，也没有政策保证让它们走得更远。

因此，惟有国家教育当局端正对精英教育的认识，严肃认真地整顿各级教育，对初级和高级精英学校给予准确的功能定位，以构建我国各级精英教育体系。国家为长远计，必须把精英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事业的规划，给以人力、财力和政策的保障，让本来存在的精英人才茁壮成长，充分发挥他们在我国各个事业领域里的先导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炎黄子孙们祖祖辈辈的梦想。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来看待精英教育，否则，我们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切不可以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呀！

4.耶稣遇难时和遇难后，他的母亲玛丽亚也对耶稣毫不理解，有抬不起头来的羞愧；夏瑜生前的革命活动，也得不到他的母亲夏四奶奶的理解，夏瑜死后，甚至在坟场上，夏四奶奶看见旁人，“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

参考文献

[1]　聂文聪.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遗产[N].光明日报，2011-02-27(5).

[2]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1.

[3]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怎样得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

[4]　[英]汤姆·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M].尤卫军，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0.

[5]　[英]德·朗德里.西方教育词典[Z].陈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5.

[6]　王丽云.中科院心理所：北京约有1.88万名超常儿童[N].北京日报，2009-06-03(3).

[7]　[美]马丁·特罗：“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1)：3.

[8]　李政道.创新人才需“一对一”培养[N].人民日报，2010-1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