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亟需宏观调控政策发挥稳增长的托底作用。在2014年底开始实施的偏松货币政策边际效应递减情况下，政府倾向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从而实现稳增长。但是，2016年以来，国内通过提高居民和政府杠杆来降低企业杠杆，居民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随之持续回升，政府的债务问题成为制约财政发力的重要因素。随着2017年一系列监管文件对政府融资模式的进一步规范，PPP作为国家政策层面鼓励开展的融资模式，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合规的融资渠道，并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PPP模式作为对传统公共产品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改革，与传统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存在不同。在运作方式上，PPP模式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求、运营目标、社会资本参与资格、项目公司实现收入的途径和社会资本获取收益的资格均围绕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签订的合同进行，而传统模式下则以政府为中心。参与成员方面，PPP项目中除政府外，社会资本方的投资和运营能力至关重要。偿还方式方面，PPP融资主要由项目公司承担，政府对项目公司及社会资本融资的偿还不承担责任，若项目公司在建设和运营中出现成本失控、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等问题，融资偿还则无保障。而传统模式下，政府、平台公司在公共设施建设和运营中融资偿还则完全依托财政保障。PPP模式能有效结合政府与社会资本的优势，解决公共服务的资金、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吴卓瑾、乔宝云，2014）[1]，并具有缓解政府债务压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转变政府职能三大效应（杨俊龙，2017）[2]。但当前金融体系在支持PPP业务发展上还处于摸索阶段。现有PPP模式和新形势发展要求不适应，现行金融体系与PPP项目融资需求也存在不适应问题，改革需求迫切（孙学工、刘国艳、杜飞轮、杨娟，2015）[3]。PPP业务发展中也存在项目吸引力不足、政府“重融资、轻管理”倾向等问题，金融机构参与PPP业务需明确项目选择策略（邢延辉，2017）[4]，加强对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的评估等（张霁阳、蔡庆丰、郜晓雯，2017）[5]。

二、监管政策密集发布，引导PPP业务规范发展

2013年以来PPP模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一系列相关文件明确和细化了各领域PPP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相关部门职责和工作流程以及项目各阶段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以及监管要求，旨在顺利推进PPP项目。2017年以来，规范政府类融资的相关政策频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 （下称50号文） 和《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 （下称87号文） 出台后，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数减少，而PPP项目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途径之一，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来降低债务，提高效率。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共收录PPP项目14424个，总投资额18.2万亿元。PPP业务空间大、需求旺盛，但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并不真正适合PPP的项目以及实质上风险仍由政府兜底并超出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项目，部分地方政府对“PPP项目支出责任不得超过预算支出10%”的规定执行不严，导致地方政府和国企杠杆率进一步提升。为防止政府隐性债务增加，推动PPP业务回归本源，2017年11月10日，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 （财办金〔2017〕92号，下称92号文），禁止了项目公司的债务性资金与政府方的债务性资金充当PPP项目资本金，“名股实债”型资本金融资受限。11月17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PPP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 （国资发财管[2017]192号，下称192号文），细化PPP项目入库审核、项目类型、对项目资本金要求等规定，并强调央企“不得通过引入名股实债类股权资金”，“不得为其它方股权出资提供担保、承诺收益”，防止PPP项目演化成为政府融资平台，增加实质性政府债务，引导PPP有序规范发展。2018年3月28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下称23号文），要求金融企业不得提供债务性资金作为地方建设项目、政府投资基金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本金。此外，在监管趋严、政策细化的背景下，多地也开始细化PPP项目整改落地措施，湖南省发布了实施PPP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负面清单，新疆部分地区暂停了PPP项目建设，并启动排查梳理工作。PPP项目发展进入合规、理性发展阶段。

2018年2月6日，第四批财政部示范PPP项目正式公布，虽然受政策影响，项目规模有所下降，但对PPP投资额影响有限。一是因为退库项目主要集中在识别阶段，属PPP备选项目，识别阶段的项目还须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审核才能进入正式的PPP项目实施阶段。据统计，92号文发布后，截至2018年03月09日，退库项目1665项中，处识别阶段的项目共1224个，占比74.71%。二是退库项目多为进展缓慢项目，且单个项目体量相对较小，发起时间集中在2015年和2016年，其中2015年802项，2016年603项，部分项目由于合规性等问题，长期难以落地。PPP项目投资周期较长，存量项目对未来投资额将形成有力支撑，当前PPP项目的质量和规范性的要求也明显提高，落地率有所提升，项目在区域和行业上的分布更为均衡。因此，在监管方加大规范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行为之后，PPP业务仍将是未来国家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未来项目总体投资规模依然较大。

 

表12017 -2018年主要PPP相关政策文件

  

日期 文件2017/3/7《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国办发〔2017〕21号2017/4/25《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指引》发改办财金〔2017〕 730号2017/4/26《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2017/5/4《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 〔2017〕 41号2017/5/16《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62号2017/5/28《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 87号2017/6/7《关于规范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资产证券化有关事宜的通知》财金〔2017〕 55号2017/7/21《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2017/7/3《关于加快运用PPP模式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7〕1266号2017/9/1《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9号2017/10/19《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指南和信息披露》2017/11/10《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 财办金 〔2017〕 92号2017/11/17《关于加强中央企业PPP业务财务风险管控的通知》国资发财管〔2017〕 192号2017/11/22《收费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操作指南》交办财审〔2017〕173号2017/11/28《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指导意见》2018/1/8《关于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支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指导意见》保监发〔2018〕6号2018/2/8《关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严格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8〕194号2018/3/28《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金 〔2018〕23号

三、银行业务空间较大，目前态度以“稳”为主

我国PPP业务受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等持续推动，面临巨量业务机会，且根据国际经验，PPP应用领域也将从硬经济基础设施、硬社会基础设施领域推广到如研究开发、社区服务、环境规划等软经济基础设施和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中，业务空间较大。在政府类业务受限和利率下行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顺应监管政策导向，符合信贷投向，并且通常可以获得长期、稳定和适度的回报，带来更多贷款客户以及融资、咨询和基础服务业务机会，有利于产品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有助于密切银政关系，是银行较好的资产配置方向。相应的，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大，资金价格低，是社会资本的首选融资来源。此外，银行参与PPP项目，能利用其项目分析经验，帮助PPP项目发现正确合适的价格，为PPP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金融咨询服务，并可依托PPP项目，为“走出去”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创新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根据规定，PPP项目不得采用保底承诺、回购安排等方式进行包装。故政府不对PPP项目承担兜底还款责任，社会资本方不仅要完成项目出资、建设，还需保障合作期内的项目运营，其履约能力将直接影响项目偿债资金能否按期落实。

自古以来，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大体上都被宗教观念统治着，宗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对园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体现为以教堂为中心的庭院，东方则出现了寺庙园林。中国寺庙园林的大量出现是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以后，更早的也许跟古代的祭祀活动有关。它更注重文化内涵的营造，将宗教思想、文化精神寄予园林景观、宗教建筑群中，是一类综合了儒、道、释三家文化内涵的宗教园林。

当前财政部、发改委关于PPP的定义和规范不尽一致，相关政策要求不断变化，致使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或难以得到法律的明确保障。PPP项目定价、收费标准及特许经营权变化可能对未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而地方政府换届和主要领导变更则可能会带来违约风险。

四、银行参与PPP项目的主要难点

1.制约银行参与PPP项目的外部因素

一是推行PPP项目的区域多数财力相对较弱，各地政府对PPP模式态度冷热不一，平均签约落地时间长，部分地方政府推动力度不大。大部分PPP入库项目实际上分布于地市级甚至区县级，以政府付费的公益性项目居多，低层级政府财力相对较弱[8]，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优质PPP项目较少。二是市场上价格竞争激烈，融资成本持续下滑。参与投标的社会资本方在价格方面竞争非常激烈，企业中标价格低，导致可以支付的融资成本更低，金融机构利润空间更加收窄。三是PPP业务对银行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和非信贷业务不同，作为创新型重大工程融资业务，PPP项目因具备周期长、涉及领域广、专业复杂程度高、资金需求量大、现金流不稳定等特征，对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通常较为谨慎。四是PPP业务对银行的行业运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政府推广PPP项目旨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9，10]，丰富的行业投资及运营经验应是政府方考量社会资本方的主要指标。商业银行多年来在公共服务领域积累了一定的项目贷款评估经验，但对于公用事业、教育医疗、养老等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并无实际运营经验。

其二是心血管方面的症状：人会觉得心慌、胸闷、头晕眼花，这是因为屋里暖气过热，水液蒸发过快，血液变得黏稠，供氧不足导致的。如果不能及时改善，很可能是心脑血管病的诱因，如果原本就有肺心病、心功能不全等问题，除了寒冷，过热过干也同样危险。

PPP能够为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带来广阔的契机。银行若以社会资本角色先期进入，可参与筹建基金或项目公司，若为已成熟的PPP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则对接贷款、融资租赁、保理、托管、结算、网银等一系列产品。具体而言，银行参与PPP项目的可行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一是直接信贷支持，包括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过桥贷款、保理融资等。二是产业基金，即以一定比例出资与相应地方政府或平台企业成立有限合伙形式基金。三是投贷联动，即同时通过信贷资金和投行资金介入PPP项目，商业银行同时成为PPP项目的债权人和股东[6，7]。四是资产证券化，主要适合经营性项目和准经营性项目。五是股权融资，即银行募集资金通过信托等机构投入PPP项目。六是通过资金与项目撮合、顾问咨询、资金管理、债券发行承销、信用增级等辅助业务支持PPP项目前、中、后各期的金融需求。七是通过集团子公司参与，如金融租赁子公司可参与基础设施类和市政工程类PPP项目。

2.制约银行参与PPP项目的内部因素

一是管理机制亟待完善。对重大PPP项目和复杂项目进行前期营销、直接营销和高位营销的牵头机制有待健全，开展PPP业务的指导和项目运作的一揽子方案和系统、清晰、易懂的操作指引或业务管理办法尚待完善。二是部分PPP项目的质量不高，部分社会参与方运营能力不足，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现象，多数PPP项目实现收益仍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三是PPP项目主要涉及公共品、准公共品提供，投资回报率较低，且市场上参与投标的社会资本方在价格方面竞争非常激烈，许多优质PPP项目对于资金成本敏感，企业中标价格低，导致可以支付的融资成本更低，金融机构利润空间更加收窄。四是PPP业务对银行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和非信贷业务不同，作为创新型重大工程融资业务，PPP项目因具备周期长、涉及领域广、专业复杂程度高、资金需求量大、现金流不稳定等特征，对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通常较为谨慎。五是PPP业务对银行的行业运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政府推广PPP项目旨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丰富的行业投资及运营经验应是政府方考量社会资本方的主要指标。商业银行多年来在公共服务领域积累了一定的项目贷款评估经验，但对于该领域，尤其是公用事业、教育医疗、养老等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并无实际运营经验。六是PPP项目的退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化退出路径不成熟，银行对通过股权退出的方式接受程度较低。

PPP模式下，政府以较少的资金投入，撬动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资金参与公共产品投资。因此，PPP模式容易造成项目整体财务杠杆偏高，债务偿付压力加大。

五、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的主要风险

1.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风险

PPP项目建设期长、涉及领域广、复杂程度高、资金需求量大，建设期可能出现的工期延误、验收困难、成本上升、预期收益偏差、财政补贴无法到位、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变化等都将影响融资提供方本息如期收回[11]，需评估项目、社会资本方、政府的长期信用和运行能力。

2.增信措施落实风险

银行前台部门和风险部门应密切关注PPP业务相关监管政策变化，完善银行内部针对PPP项目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覆盖。例如，近一年来政府类业务新规密集出台，但各地政策落地程度有所不同，总行可动态关注各区域监管政策的落地情况，通过梳理业务模式，尽可能地满足前台业务诉求。根据现行监管要求，进一步明确PPP项目选择标准，建立系统、权威、清晰、易懂的操作指引或业务管理办法，对社会资本方的准入标准、融资期限、地区层级、产品设计、定价标准、组织营销、展业模式、投后管理、考核激励等要求予以制度规范。同时，前台部门和风险部门应对监管关注重点有所预判，主动排查和化解项目风险。对不符合已有政策要求但银行已形成实质性投放的存量项目，应逐步压缩额度，整体退出，但应给项目方预留一定应对时间。对已签订意向协议但尚未投放的项目或储备项目，应重新启动项目调查与评估，调整方案。

3.政策变化风险

目前，银行对PPP业务的态度整体上以“稳”为主。各地金融机构竞争程度及各银行对PPP业务的推进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整体上看，银行对PPP业务发展有信心。但一是由于存在优质项目不多且竞争激烈，运作机制不成熟，银行自身产品、授信政策、营销政策不适应PPP业务等问题，以致部分银行支持力度不够。二是银行对PPP模式的风险认定和授信审查较为严格，介入相对谨慎。股权投资风险较传统债券融资更大，主要体现在融资期限更长、政府兜底义务普遍偏弱。因此，在前端资本金支持方面介入较为谨慎。三是92号文、192号文、23号文发布后，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类项目收紧，非规范化PPP项目被叫停，2018年3月31日前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面临出库，PPP监管形势趋严。随之，银行对PPP项目的区域、项目情况以及合规性审查也趋于严格。加之2017年银行面临资金成本上升，同业理财表外资金纳入MPA考核等严监管形势，2018年初，银行对PPP业务进入调整观望期，实际投放时利率有所上升，并暂停对PPP项目的审批或放款，对已落地的PPP项目进行风险排查。但由于市场对PPP业务的需求仍然旺盛，随着整顿清理的结束，PPP业务进入规范发展期，金融机构也将恢复平稳投入。

4.地方财政可承受能力风险

根据相关规定，“地方政府每年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而政府付费或部分付费项目的PPP项目通常需由政府承担部分支持责任。在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偿债的压力可能会增大，导致风险上升。

在施工中要严格控制泥浆的黏度、密度、滤失量、含砂量及pH，在泥浆的调配中要适量加入部分降滤失剂和护壁剂，以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和下套管的一次性成功。松散层的泥浆配方见表7。

5.社会资本方履约能力风险

1.2 节点通讯方式 在数据采集模块中安装了GPRS DTU设备，将监测终端的IP地址配置到GPRS DTU设备上，并设置一个TCP协议公用通讯端口，端口号为5002。然后GPRS DTU设备就会通过安装在它里面的SIM卡访问互联网，将数据采集模块采集到的昆虫生境数据发送到对应IP地址的监测终端。在监测终端处理原始数据并上传至Bmob后端云数据库，安卓移动监测终端可以随时随地通过2G、3G、4G或者Wi-Fi上网，从Bmob后端云上获取昆虫生境数据并显示出来。

6.财务杠杆风险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最新消息，中国水稻研究所种质创新团队发现一种新型水稻种质“小薇”，可以像双子叶模式植物拟南芥一样，在实验室内大规模种植和筛选。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分子植物》杂志上。

7.参与主体众多、还款来源和交易结构复杂带来多重叠加风险

PPP项目参与方为银行、政府和社会资本三方，其中，社会资本方可能同时包括多个不同主体，涉及不同地区、所有制形式、行业领域，合作背景较为复杂，涉及多方利益平衡，银行对其实力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合作关系的稳定性较难预估。此外，还款来源由项目自身现金流、政府补贴和购买服务资金等多方构成，并需经多个环节划转支付。同时，项目交易结构、法律关系复杂也导致信用、法律、操作等多种风险叠加。

六、严监管下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的对策建议

1.密切关注监管政策变化

PPP业务的融资主体多为新成立的SPV项目公司，多数项目公司成立之初能提供的股权质押、项目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在商业银行的实际操作中很可能无法落实。同时，PPP业务中政府的兜底义务普遍较弱，不对优先资金的本金及收益承担差额补足或回购义务。

2.明确项目合规性审查要点

PPP项目监管趋严、政策更新频繁、管理部门较多，业务面临的合规性要求较为复杂，商业银行应梳理并明确项目的合规性审查要点，确保业务开展的相关主体、范围、流程、预算管理等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在参与各方的合规性方面，政府方应取得政府的正式授权文件，社会资本方应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竞争性磋商、竞争性谈判、邀请招标、公开招标的方式取得项目合作资质，取得中标、成交结果公告或者中标通知书。流程的合规性方面，项目应经省财政厅审核纳入PPP项目库，并取得财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物有所值评价的批复、财政部门审核通过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批复、同级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同级人民政府同意拟签署的PPP项目合同的批复。预算审批的合规性方面，地方政府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应当不超过10%，并取得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对PPP项目涉及的政府跨年度财政支出纳入中期财政规划的批复。若当年涉及财政付款，则当年即取得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复，在既有预算中安排。若当年无政府付款，后续付费逐年落实预算审批。

3.建立健全PPP项目管理体制

加强顶层设计，建议相关银行的总行成立跨条线和部门的PPP项目团队。指导省直分行及分支机构开展PPP项目运作，提供融资与运营全流程解决方案和多元化的PPP金融服务，以提高PPP项目运作效率。对于重大PPP项目，建议成立总分行联动的重点项目小组，在招标开始就从总行层面直接发起业务流程，高效率地完成招投标及资金对接流程，提高市场响应速度。

2006年，压缩感知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压缩感知原理是将信号投影到给定域上，感知到一组压缩数据，利用最优化的方法实现对压缩数据解密，估计出原始信号的重要信息[7,8]，该方法最大的优势是突破了香农采样定理的瓶颈[9],使得高分辨率信号的低采样率采集成为可能[10,11]。通过信号在过完备库上的分解，用来表示信号的基可以自适应的根据信号本身的特点灵活选取，分解的结果将会是信号的一个特别简洁的稀疏表示[12]。

（2）多年作业积累的经验，国外大企业学习借鉴，胜利油田拥有一套独特有效的勘探开发技术，其中很多技术水平都是全球领先的，比如在复杂地形下的油气勘探等。

4.创新定价机制

建议创新定价方式，赋予分行较好的灵活性。对于财政部PPP示范项目或财政实力较强地区的省级入库项目，可放宽直投资金对接机会。PPP项目多为新建项目公司，公司评级较低，可通过FTP专项补贴等方式，对优质PPP项目扩大补贴范围，提高PPP项目报价的市场竞争力。

5.创新差异化产品

为适应PPP业务在融资主体、还款来源、担保方式等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的变化，建议商业银行梳理项目融资需求，开发PPP业务专属产品。在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如政府采购、公司设立、项目建设、项目移交、项目经营等环节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对接。在以资本金方式介入PPP项目时，可采取总对总模式，与中建、中交等大型央企总部合作设立产业基金，用于支持央企下属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中标的优质PPP项目资本金出资，后由项目所在地分行完成对项目后续贷款业务的跟进工作，实现对优质PPP项目的投贷联动。对于符合条件的PPP项目，可在传统贷款业务之外，加大以PPP专项债承销、专项债过桥融资等投行业务方式介入PPP项目的力度。此外，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可通过与集团子公司和海外分支机构开展业务联动，进一步整合国内外金融资源，创新产品和服务。一是可与集团内信托、保险、租赁、证券、基金等子公司开展联动，参与PPP项目的全过程服务。例如，金融租赁子公司可通过直接融资租赁、设备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等业务参与基础设施类和市政工程类PPP项目，信托子公司可通过权益投资、债权投资、股权投资和信托贷款等方式参与PPP项目。二是可充分利用海外分支机构，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合作，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PPP项目和企业“走出去”。

6.创新人员激励机制

建议创新专才模式，实现行内交流、培养与行外顾问相结合。银行可进一步加大PPP业务培训力度，搭建行内沟通交流平台，推广成功案例。加大专业人才储备力度，切实提升其PPP项目管理能力。此外，也可建立合格的第三方顾问咨询机构和建设工程企业数据库，聘请外部专才参与项目前期决策，以提高效率、规避风险和积累经验。激励机制方面，可通过专项资源奖励、全产品计价等奖励机制，调动经营单位和一线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加大对成功落地PPP业务的奖励，给予利率优惠或按笔数的专项奖励；加大对新型创新类业务的考核和资源配置力度。

7.优化授信政策

一是在重点支持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较强的省市区的基础上，适当放宽优质PPP项目的层级限制。在区域内，首选省会城市，其次是副省会城市和财政实力较强的地级市，对于财政实力较强的区县，如项目综合实力较优，建议也可一事一议。例如，京沪等直辖市的市区级政府类项目基本通过政府发债解决融资问题，许多PPP项目由镇一级单位牵头组建，由于执行层面较低，不符合很多商业银行项目准入要求；但如果PPP项目资质优良、属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层面，可适当放宽优质PPP项目的层级限制。二是优选政府合作伙伴和项目公司。考察当地政府以往公私合作信用记录和当地政府财政部门的专业素质十分重要，通过当地财政实力、市场化程度、招商引资环境、过往资信记录等方面调查，全方位地评估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和违约概率。组建项目公司时如有经验丰富、专业素养较高的运营企业加入也是重要加分项。三是提高优选项目的审批效率。对财政部PPP入库项目、优质省级PPP入库项目，以及重大民生类、示范效应突出、建设资金能够闭合、未来有充足现金流、财政还款安排明确、组织实施规范、综合效益较好、整体风险可控并在当地具有长期需求、经营具有排他性、定价机制明确的PPP项目，可提供快速审批通道，增加审批人员，提高审批效率。四是适度延长优质信贷和非信贷项目的授信期限。特别是可通过项目收益债、资产支持票据、资产证券化等中长期限投行类融资工具对接PPP项目。

8.细化风控政策

对项目建设和运营风险，建议选择资质较高的施工单位，并在合同中约定，因项目建设延期、不合格等引起的损失，由施工企业或保险公司承担[12]。对增信措施落实风险，建议严格审查PPP合同的要素是否设定清晰，如是否约定了较为明确的支付保障措施。对地方政策风险，充分关注政府类业务领域政策复杂、变动频繁的特点，在前期合同拟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政策变动风险，约束部分地方政府违约行为，在融资提用前需确认项目进入管理库；对于海外或跨境合作PPP项目，还可向国际保险机构投保与政治风险相关的险种来避险。对财政可承受能力风险，建议应密切关注各地财政收入状况和PPP项目运营情况，确保所参与项目涉及地区的PPP支出规模控制在一定比率内。对社会资本方履约能力风险，建议应深入考察社会资本方的综合实力，对其股东背景、财务状况、行业前景及企业竞争力等进行分析评估，并全面掌握投资规模、工程投标、资金预算等情况。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全国金融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防控金融风险的任务。在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政策背景下，一系列规范政府类业务的监管政策颁布，旨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降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杠杆率，同时给PPP业务带来了较好的发展前景。随着PPP业务监管政策逐步到位和不合规项目的出清，PPP业务逐步进入规范理性发展轨道，落地率有所提升，项目质量提高。商业银行参与PPP业务模式多元、空间较大，虽在开展业务时存在项目所在区域政府财力相对较弱、项目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难度较大、退出机制尚不健全等外部制约因素，以及银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相关从业人员经验不足、银行资金与PPP项目资金期限匹配不足等内部制约因素，但PPP作为国家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未来仍有较大业务机遇，商业银行参与PPP项目，能够为其业务发展带来广阔契机，银行应从PPP业务政策跟进、顶层设计、合规审查、产品创新、定价、人员配备、授信和风控政策等方面予以优化改进，配套PPP业务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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