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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与外部监管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世界经济的运行结构和治理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伴随着“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也与日俱增。

上市公司对衍生金融工具需求的快速增长和风险的逐步凸显也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如何才能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管?现有的监管对策是否发挥了作用?各外部监管要素对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监管效果如何?基于此,文章实证检验了不同单一外部监管要素对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监管效应以及各外部监管要素的综合监管效应,以期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风险治理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根据财务风险管理理论,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可以通过降低市场的摩擦成本(财务困境、投资不足以及融资约束等)减少公司业绩的波动,进而增加公司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Mayers&Smith,1982;Froot等,1993;Leland,1998)。然而在现实中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并非都是出于“股东价值最大化”,上市公司可能出于管理层的利己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选择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Tufano,1996;Kleffner等,2003)。

黄昏将至时,女人叫了一餐饭,是一客意大利面和一份蔬菜沙拉,还有店家配送的一杯红酒。她细嚼慢咽,直到把餐盘吃光为止。女人自己知道她每天只吃这一餐饭,其他进食的则是水果和牛奶之类的饮品。女人不是在减肥,她的身体堪称魔鬼身材。只是觉得没精神也没有胃口,最近一段时间,她忽然间就对自己没信心了,她曾一个人躺在没有开灯的黑夜的大床上,静想自己生命的尽头,究竟该是个什么样子?她想要是能够看到,那该多好,多美好。那暗藏于内心的那些无名的惨痛,就足可以痛痛快快地消失了。

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动因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对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衍生金融工具投资者根据自身的禀赋状态、风险承受能力对风险进行评估,相机选择风险转移、套期获利和风险收益等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从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产生的主观条件看,在套期保值理论中,投资组合观、基差逐利观和完全避险观分别反映了风险收益组合、套期获利和风险转移三种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目的。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与其运用目的和运用方式息息相关。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对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目的研究,而对运用风险及其监管鲜有涉及。

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涉及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结算风险、法律风险、模型风险、会计风险、税收风险、道德风险、系统风险等多种风险,因此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外部治理主要包括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审计监管。

政府监管是指国家依据法律法规,授权专门机构监督和管理衍生金融交易市场和交易行为。政府监管是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外部监管的重要策略之一。无论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一元监管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二元监管模式,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三元监管模式,政府监管都处于重要地位。政府监管的重要手段是制定法律、法规规范衍生金融市场及交易行为,因此政府监管具有强制性和全面性。随着全球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政府监管部门逐渐意识到非金融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风险。国资委为了加强对中央企业衍生金融工具的业务监管,于2009年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 (国资发评价(2009) 19号),要求各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工作,审慎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积极防范经营风险,有效维护股东权益。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清理取消对企业运用风险管理工具的不必要限制”。

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受政府监管越强的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时越倾向于避险。

市场监管是我国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监管的基本保障。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者首先接触的是市场,其各种投资行为首先要受到市场的约束(许凌燕,2008)。以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视角,考察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市场监管主要是考察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主体对风险的治理效果。现代公司制企业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由此便产生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行为决策更倾向于“管理者利益最大化”而非“股东利益最大化”。由于风险偏好的不同,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导致其在风险效用上的不一致。有效发挥市场中投资者的监管作用,可以减少代理成本。Lakonishok等(1994)通过研究发现,相对于一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更加理性。Brennan(1995)研究表明,与一般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对定价过程更为了解。Gompers and Metrick(2001)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股票规模较大、风险较小的公司进行投资。Shleifer&Vishny(2008)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发挥监督管理者的职能,实现公司价值增值。

在审美文化的指导下,企业要和谐,就要处理好内部各种关系、企业与外部的各种关系,达到平衡、适当与匀称,这样企业才能持续有效发展。因为和谐能够产生凝聚力,凝聚力产生推动力,推动力就形成发展力。

二是应适时扩大钾肥储备范围。日前,相关领导以及中国石化联合会、钾盐钾肥行业分会、中国农资传媒层多次呼吁将国产钾肥纳入储备范围。“钾肥观察家”认为,“钾肥国储”不仅要担当调节国内钾肥市场的“蓄水池”,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平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保证供给平稳。应当在流通主渠道发挥优势的前提下,扩大储备数量和范围,特别是将国内开发和境外开发资源统筹规划,纳入储备机制全盘考量。

假设H2:受市场监督越强的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时越倾向于避险。

审计监督是外部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审计监督作为外部独立的第三方,依据审计准则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职业判断、出具审计报告,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客观可靠的信息,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从而发挥其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和治理作用。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外部独立审计对投资者尤其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上市公司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关系到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杠杆性,衍生金融工具一旦投资失败,轻则使公司损失惨重、重则使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因此,如何强化外部审计监管,提前为投资者预警,引导投资者关注可能遇到的风险,从而降低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尤为重要。

(2) 解释变量

表5模型二报告了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市场监管强度解释变量,以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不同风险效应作为被解释变量的Logistic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验证了假设H1,机构投资者作为市场监管的代表对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这种制约作用并不显著。

诸多研究文献表明,公司规模、资本结构、年度以及行业对公司风险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文章选取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年度变量以及行业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这些要素对实证结论的影响。主要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三、研究设计

1.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文章运用Logistic模型对上述基本假设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各外部治理要素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α为截距项,β1~β7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1) 被解释变量

他大吃一惊。他明明记得,在今天下午的祈神仪式结束后,绿衣女子的尸体被抬进了安魂殿,此刻怎么会没有呢?他环顾四周,赫然发现,神殿后侧的一扇窗子大开着。他顺着窗子向外望去,穿过两排青柏,夜色下,一条漆黑而高大的影子,正携着绿衣女子的尸体,翻出了天葬院后院的围墙。

根据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后的风险效应,文章将上市公司分为投机公司和避险公司两类,即若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后风险变化低于公司总体风险变化中位数的为避险公司,用哑变量1表示;反之则为投机公司,用哑变量0表示。85.14%的公司总资产在20亿元以上,表明现阶段大多数运用公司属于大型上市公司。总资产变化趋势图显示,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总资产均值、中位数、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均逐年下降,表明运用公司里中型公司增长幅度较大。运用公

审计监管:现有文献认为,审计质量的高低与审计事务所的规模显著相关。Ferozet等(1991)发现,规模越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诉讼的可能性越低。Dye(1993)认为这可能由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出具不公允审计意见可能导致的损失越大,因此规模越大的事务所在选择客户时越倾向于选择审计风险较小的客户。李青原、周汝卓(2016)研究发现,“四大”显著高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因此文章借鉴上述研究方法,用是否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衡量审计监管质量。

Choi&Wong(2005)通过研究发现,在约束力不强、法律不健全的环境下,外部审计可以发挥法律的替代效应,起到更好的监督作用。江轩宇等(2013)研究发现,外部审计监管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可以实现风险监管功能。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审计监管对防范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微观个体股价崩盘风险都具有积极作用。

外部治理要素用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和审计监管三个指标来衡量。

政府监管: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公司所处的地区环境、行业环境和股东属性来衡量政府监管的强度(叶陈刚等,2015)。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是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在风险管理行为上存在巨大差异。现有文献研究表明,由于衍生金融工具风险较高,国家和地方国资委对国企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要求更为严格,使得国有上市公司在衍生金融工具运用上更加规范和审慎(程玲莎,2016等)。鉴于对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监管文件主要监管对象为中央国有企业,因此文章采用是否为央企作为衡量政府监管强度的标准。

市场监管: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一般投资者。文献研究表明,与一般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在信息、资源、人才、专业方面更具有优势,更倾向于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并能够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对控股股东进行监督,缓解代理问题,是市场的有效监督者。Chaganti&Damanpour(1991)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长期债务权益比率越低,二者呈负相关关系。Khan等(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股权集中度越高,越有意愿对公司实施监督。文章借鉴Khan等(2005)、Shleifer&Vishny(2008)等的研究,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衡量市场监管的强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基础,是所有各门科学的指导思想。科学的研究往往都离不开理论思维,离不开一定哲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导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才能做到真正的随之变化。

(3) 控制变量

假设H3:受到审计监管越强的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时越倾向于避险。

2.样本选择

由于2007-2009年是金融危机爆发和监管最为集中的时间,因此文章选取2007-2009年A股非金融类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同时期、同规模、同行业的原则选取相应的未运用公司作为配对公司,分别考察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和审计监管对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效应的影响。文中衍生金融工具使用者信息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对数据进行了抽样复核。其他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以及色诺芬数据库。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为保证研究样本之间的可比性,对于资产规模差异超过20%的样本公司进行了剔除处理。

(2) 对于马其顿等这类国家抗震设防烈度、抗震区划概念等地震参数定义与中国有所区别的国家,必须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对比后,才能参照我国规范采取相关抗震设防参数。

 

表1 变量的选取与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描述及计量被解释变量避险公司或是投机公司 Hedge 哑变量,若避险公司,为1;否则为0解释变量外部监管要素政府监管 CC 哑变量,若是中央企业,为1;否则为0市场监管 JC 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衡量审计监管 BF 哑变量,若审计机构为四大,为1;否则为0公司规模 SIZE 用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资本结构 LEV 用公司期末的资产负债率衡量控制变量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指引(2001)》划分的13个行业,去除金融业和未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行业后,以综合类为基准,设置了9个行业哑变量年度变量 YEARi 以2007年为基准,设置了2个年度哑变量行业变量 INDUi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为了观察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审计监管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影响关系,文章对上述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单一监管要素回归分析和综合监管机制回归分析。

1.描述性统计

(1)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的总体情况

为考察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的整体情况,文章对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资产规模和偿债能力进行分析。

从行业分布来看,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广泛且集中于成熟性产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涵盖了除木材、家具制造业、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其中,制造业中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最多,占全部样本的54.5%。在所有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近70%的运用公司来自成熟性产业。从各年运用情况来看,成熟性产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占样本公司的比例各年基本保持稳定,成长性产业中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衰退性产业中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的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处于成熟性产业的上市公司面临激烈的行业竞争,公司成长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公司更倾向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

从资产规模来看,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规模较大但呈逐年下降趋势。文章通过对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总资产的均值为3743652.51万元,中位数为855351.92万元,司总资产的均值、中位数、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的变化趋势见图1。

  

图1 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总资产变化趋势图

从偿债能力来看,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面临更大的偿债压力和财务成本。文章按照同时期、同规模、同行业的原则选取相应的未运用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公司的配对公司,并对样本公司和配对公司的短期偿债压力、长期偿债压力和利息保障倍数进行对比分析。数据显示,短期偿债压力水平方面,运用公司流动比率的均值为1.2605,中位数为1.1432;未运用公司流动比率的均值为1.1846,中位数为1.0512,运用公司的短期偿债压力大于未运用公司;长期偿债压力水平方面,运用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0.5733,中位数为0.5749;未运用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0.5533,中位数为0.5598,表明运用公司的长期偿债压力大于未运用公司;偿还能力方面,运用公司利息保障倍数的均值为11.6852,中位数为3.7819;未运用公司利息保障倍数的均值为12.5564,中位数为4.6573,运用公司的偿债能力小于未运用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见表2。

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若f(yi)(1)和f(yj)(2)都是正态分布,且其分布参数分别为(μi,σi)和(μj,σj),则对遇潜在碰撞船舶数量的计算式可简化为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公司的偿债能力

  

主要指标 组别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流动比率 样本组 1.2605 0.8966 0.1848 7.4167 1.1432配对组 1.1846 0.7379 0.1454 6.1321 1.0512资产负债率样本组 0.5733 0.1929 0.0752 1.4486 0.5749配对组 0.5533 0.1713 0.1001 1.2228 0.5598利息保障倍数样本组 11.6852 42.9890-19.0840 409.4288 3.7819配对组 12.5564 28.0630-16.1045 234.8171 4.6573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影响要素主要变量 组别 最小值政府监管避险公司0.00 1.00 0.33 0.47 0投机公司0.00 1.00 0.25 0.44 0市场监管值 均值标准差外部监管要素避险公司0.00 0.92 0.33 0.25 0.29投机公司0.00 0.90 0.28 0.24 0.22审计监管避险公司0.00 1.00 0.28 0.45 0投机公司0.00 1.00 0.16 0.37 0最大 中位数

表3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对结果的分析,研究发现:避险公司比投机公司外部治理力度更大。

从政府监管水平看,避险公司是否是央企的的平均数为0.33,中位数为0;投机公司的平均数位0.25,中位数为0,说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司(无论是避险公司还是投机公司)大部分是央企,但是与投机公司相比,避险公司中央企的比例更大,政府监管的力度更强。

从市场监管水平看,避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33%,中位数为0.29%,投机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28%,中位数为0.22%,说明与投机公司相比,避险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更高,市场监管的力度更强。

从审计监管水平看,避险公司外部审计机构是否是四大的的平均数为0.28,中位数为0;投机公司的平均数为0.16,中位数为0,说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公司(无论是避险公司还是投机公司)的外部审计机构大部分不是四大,但是与投机公司相比,避险公司外部审计机构是四大的比例更大,独立审计监管的力度更强。

2.相关性分析

为了考察各监管要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在数据分析时进行了变量间的参数分析(Pearson检验)与非参数分析(Spearman检验),对角线下方为Pearson系数检验的结果,上方为Spearman系数检验的结果,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统计1970—1998年和1999—2016年Ⅰ、Ⅱ、Ⅲ区相对湿度、日平均温度、日照时间和日平均风速年序列,由图4可知,相对湿度随海拔增加而减小,海拔低于1500 m的区域相对湿度约为80%,而在1500 m以上区域,相对湿度降至60%~65%;日平均温度随海拔升高而降低;日照时间和风速则随海拔增加而增加,且日照时间随海拔变化的变化幅度和相对湿度变化较为一致。

统计数据表明:一是大多数监管要素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各监管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监管要素的协同配合;二是当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8时,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产生影响,本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最高的为0.439(公司规模与审计监管),因此本回归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严重影响。

 

表4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表

  

变量 CC JC BF SIZE LEV CC 1.00 0.06 .210 .247 0.07 P值 0.36 0.00 0.00 0.33 JC 0.07 1.00 0.05 0.11 0.09 P值 0.32 0.44 0.10 0.20 BF .210 0.06 1.00 .418-0.05 P值 0.00 0.36 0.00 0.49 SIZE.263 0.05 .439 1.00 0.10 P值 0.00 0.47 0.00 0.14 LEV 0.09 0.05-0.04 0.05 1.00 P值 0.20 0.47 0.57 0.43

3.回归分析

(1)单一机制的治理效应

表5分别从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审计监管三个角度考察公司外部治理要素对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制约作用。

表5模型一报告了以是否为中央企业作为政府监管强度解释变量,以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不同风险效应作为被解释变量的Logistic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是否为中央企业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中央企业上市公司与非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相比,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更倾向于避险,验证了假设H1,政府监管对上市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制约作用更为有效。

因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命题2.8 设伪BCI-代数X的犹豫模糊集,则为X的犹豫模糊闭滤子当且仅当对任意γ ∈P([0,1]), 要么 ∅, 要么为X的闭滤子.

原料:清汤500 g,动物凝胶40 g,洋葱、胡萝卜、香芹菜根、盐各适量,鸡蛋清 2~3个,熟肉 500 g。

表5模型三报告了以是否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监督强度解释变量,以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不同风险效应作为被解释变量的Logistic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是否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相比,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更倾向于避险,验证了假设H1,审计监管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制约作用显著有效。

 

表5 外部监管要素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影响的检验结果

  

注: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符号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综合模型Constant ?-4.778-5.348-3.4-3.318变量 预测2.682 (3.421)* 1.247 1.154 CC + 0.282 0.227 0.699 0.442 JC + 0.005 0.005 0.676 0.554 BF + 0.782 0.756(3.774)*(3.51)*SIZE + 0.125 0.147 0.058 0.051 0.996 1.418 0.192 0.144 LEV + 1.309 1.301 1.419 1.38(2.728)*(2.727)*(3.166)*(2.964)*INDUi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YEARi ?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Nagelkerke R2 0.133 0.133 0.046 0.146

(2)综合机制的治理效应

表5模型第四列报告以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和审计监管三个外部治理要素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同一模型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看出,所有的公司外部监管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和文章前面实证检验所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上述结果表明中央企业、机构投资者、外部独立审计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制约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同时回归结果也表明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管发挥的作用有限,应当进一步加强。从方程的Nagelkerke R2看,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和审计监管之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促进了综合监管机制整体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风险。

作为一个跨国巨头,诺基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却忽视了具体的现实情况,给销售商的销售压力过高和市场费用过多。恶性的竞争又导致了恶性循环,最痛苦的就是损失巨大的经销商,所以诺基亚与部分经销商的矛盾开始显现,并且这也给诺基亚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该文采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进行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文章将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按照其风险效应的不同进一步分为投机公司和避险公司,从外部治理要素的角度考察单一治理机制和综合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制约作用,结果表明:作为外部治理变量的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和审计监管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的制约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其中审计监管的风险制约作用最为显著,而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管发挥的作用有限。研究还发现,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和审计监管具有协同效应。

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监管。政府监管作为外部监管要素能够对公司内部风险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政府监管的强度和手段会直接影响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风险策略,强而有效的监管能够制约上市公司的投机行为。文章的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政府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监管的效果还有待提高。首先,政府应当根据当前经济形势,通过制定衍生金融交易法律法规,颁布衍生金融交易监管条例等措施建立多维立体的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体系,防范系统风险。其次,政府应当根据上市公司参与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的特点,引导上市公司规范衍生金融工具投资业务,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监控机制,提高上市公司的风险应对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第二,完善市场监管。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监管都会受到人力成本与财力成本的制约,因而都需要其他监管进行配合才能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有效监管。市场监管是规范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运作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对政府衍生金融工具监管的有益补充。但文章研究表明,市场监管在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监管中尚未完全发挥其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不足。因此应当充分挖掘市场监管者的潜力,完善市场监督制度,使市场监管者能够从中获益。首先,应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适度引入机构投资者,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市场监管作用。其次,应提高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水平,通过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等措施,建立公开透明的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制度,使市场投资者充分了解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正确作出投资决策,夯实市场监管发挥作用的基础。

第三,强化审计监管。审计监管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的客观性和公允性进行审计,并发表专业的审计意见,从而发挥其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和治理作用。文章研究表明,审计监管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风险。但是审计监管作用的发挥依赖审计监管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监管环境,降低外部审计监管对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依赖性,加强审计师的业务培训,建立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审计规范体系,提高外部审计监管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第四,提升监管协同效应。文章研究显示,政府监管、市场监管和审计监管具有协同效应,因此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应进一步释放各外部监管主体的优势,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责,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建议构建以政府依法监管为基础,以市场监管为核心,以审计监管为辅助的监管制度,充分发挥期货、证券等自律组织和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作用,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使各监管要素之间形成合力,维护市场秩序。

1.在任务设计方面——细化和分层任务。由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参差不齐,在策划“任务”时,要特别注意学习能力的差别,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文化水平、认知能力等。

文章的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外部监管策略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拓展了单一外部监管要素和综合外部监管要素的影响机制研究。研究表明外部监管能够降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风险,各外部监管要素的完善和协调是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保障。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在选取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时,将上市公司当年年报中披露了当期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或者名义价值的公司均视为运用公司,而没有考虑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使用金额及规模大小,这可能导致研究在样本筛选方面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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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施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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