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的形势，一方面，经过近40年的改革，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的转折阶段，面临着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一般来说，调控宏观经济主要有两种管理手段：一是需求侧管理，主要是解决“总量性”问题，意在通过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手段来实现对需求的刺激或者是制约，是一种基于短期对经济增长形成拉动的调控手段。从这种管理方法的角度出发，在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展开分析时，其根本原因是消费疲软、投资乏力、出口水平下降所致，因此需要“扩需求、稳增长”。但这种刺激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虽然产生了短暂的增长效果，但却给经济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原因是需求侧管理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二是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从生产端入手，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努力使供给结构灵活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多样性。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二者之间，就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矛盾更多的存在于“供给侧”方面。在这种形势下，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

从供给侧的视角分析，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围绕经济增长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的总量生产函数：经济活动总量（即潜在GDP）Y是由劳动力总量L、资本总量K和效率水平A（即TFP） 等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即Y=A·F(K，L)。索洛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新增劳动力和资本外还有一个余值，即索洛余值A，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矫正扭曲的要素配置结构，通过提高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优化结构，促进自主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抓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即要对市场和政府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进行准确梳理，使市场能够在当前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将其决定性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尤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将其作用更加全面而深入的发挥出来。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我国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背景，并说明了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和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结构性减税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我国结构性减税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相关综述并指出了研究的切入点；第三部分论述了供给侧改革与结构性减税的历史渊源；第四部分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对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本世纪初，在社会发展和相关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很多学者开始了对结构性减税理论的探索。我国在200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把结构性减税作为我国实施新一轮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此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的影响，从2011年开始，结构性减税再一次广受各界关注，其中营业税改增值税标志着结构性减税的全面实施。结构性减税从效应上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上是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中观上则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微观上是其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1.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周清(2012)[3]研究认为，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刺激经济的复苏方面成效显著，但是难以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从实际上看，短期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可以通过增值税转型实现，但是效果保持上却不尽如人意；局部的消费增长效果往往比总体效果要明显得多；出口退税政策的实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调整路径是改革增值税，继续加大减税的力度；改革资源、环境税制，加强经济结构调整。杨亚男、佟克胜(2012)研究表明，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领域，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够刺激社会的总体需求，从而帮助经济能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平稳增长，有利于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熊鹭(2009)[4]认为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出口保量，投资增值以及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上，税收收入的结构调整是结构性减税的调整重点。促投资方面，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进项税；保出口方面，我国降低甚至取消了部分产品的出口关税，与此同时，也对产品的出口退税进行了调整。贾康、张学诞(2009)[5]等学者对我国的减税政策环境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我国再进行大规模的减税已缺乏空间，但是进行结构性减税却是目前所必需的。我国不仅要有一系列的减税政策，还要配合整个税费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规划各类税费问题，整理存在的乱收税费情况，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税费征收和税费分配制度。何代欣(2013)[6]的研究结论认为，应该全面启动结构性减税政策顶层设计，对减税规模、具体对象、总体目标和实施路线图等做出清晰规划。从制度上协调财政保收与结构性减税之间的矛盾，从分配体制上解决“减收”预期对各级政府的心理冲击。将结构性减税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调控经济的政策范畴，激活整体经济的同时，也让地方经济获得实惠，实现激励相容。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课题组(2014)[7]通过绩效评价研究指出，我国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仅对税收收入结构的调整发挥了一定的效果，而在宏观税负的降低、政府收入结构调整等方面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后危机时代”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还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

“王医生？”护士轻轻将门推开。那人一只手握着听诊器，一只手悄悄伸向腰间。“原来在做检查啊，王医生真负责，不打扰你了。”说完，轻轻关上门走了。那人迅速收起听诊器，轻轻走到门边，把门拉开一道缝，向外张望。护士站有一个新病人正在办入院手续，另一个护士匆匆忙忙推着治疗车去了另一间病房。他脱掉白大褂，戴上一副墨镜，在头上戴上一顶鸭舌帽，把帽沿拉得很低。

2.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莫兰琼(2014)[8]研究认为，我国出台的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降低了它们的税费负担，让它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企业的外部环境上看，改善了企业的投资氛围，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机会；促进市场空间的扩张，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新机遇，鼓励投资，促进创新等。刘方(2015)[9]认为，现阶段应科学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收调整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服务业发展，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大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牛倩(2013)[10]指出，结构性减税政策应与调节收入分配相结合；作为结构性减税，应该要平衡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利益。从企业角度来看，中小型企业是市场活力的体现，也是劳动者就业最主要的渠道，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小企业剩余劳动力能够再度创业或者就业，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邱峰(2012)[11]认为，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规模不大的微型企业来说，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帮助企业“输血”，降低税费的压力，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和发展空间。但仅依靠减税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有金融政策的配合。对于中小微企业，要进行一定的区分，建立差异化的、针对性强的减税政策，要做到具体行业具体分析；要进一步降低税收优惠政策的门槛，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都能够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苏宗敏(2012)[12]指出，国家产业结构中最基础的元素就是国家的各类企业。结构性减税对于企业来说是利好的，有利于企业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时，国家通过税收政策，还能够进行进一步的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市场需要的新需求点和经济的新增长点，从而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来适应时代和国际的发展要求，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3.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常颖(2014)[13]指出，我国居民的收入呈现出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分布状况，也就是说中等收入人群较少，但是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较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税收是最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可以让“哑铃”状收入分布变为“橄榄”状分布。首先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机制；其次，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最后，完善现行房产税。聂海峰、刘怡(2010)[14]以中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投入—产出表技术模拟间接税在不同部门间的流转情况，以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为对象，估算了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所承担的税负情况，这对于认识我国的税负转嫁及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潘世琴(2017)[15]在其研究中明确指出，要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首先要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进行拓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应包括保险分红、证券理财所得等；其次，对个人所得进行分类综合计算个人所得税总额；最后，构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制度，真正减轻居民家庭负担。

结构性减税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长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从理论上提出不同的建议和想法。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结构性减税进行政策调整，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必然要求。不同的学者对于结构性减税的研究，也因专业知识、研究角度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权衡这些理论上的差异，如何立足于实际发展的要求，是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中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结构性减税发挥出应有的成效。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改革”后，学者们对供给侧改革与结构性减税的理论联系与实际操作的文献分析较少。在“新常态”时期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结构性减税未来能发挥怎样的效用？如何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税制如何改革？结构性减税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会产生怎样不同的经济效应等问题还较少涉及。因此，文章以“供给侧改革”作为背景，分析结构性减税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之间所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基于此，对完善三部门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实施局部均衡分析后能够发现，在税负变化的条件下，以及收入人群存在差异的条件下，不同群体的劳动激励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如图2所示，在实施税改后，高收入人群税负水平有明显的提升，收入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劳动时间则相应的减少。由于高收入者以往的财富积累较多，虽然由于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导致高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的有所降低，不过对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如图1所示，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税负水平明显降低，收入增加，闲暇时间变短。这也反映出在这一群体中，更多的人选择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劳动中，税负的减少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促使低收入人群增加劳动供给，提高消费支出，从而改善生活水平。

三、理论渊源

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减税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1975年，美国的裘德·万尼斯基率先组建了“供给学派”。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学派所强调的需求侧管理不同是，供给学派是侧重于从供给侧着手推动经济发展，主张“四减四促”，即：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和减货币发行以及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16]。代表理论是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供给会自动创造等量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在美国声名鹊起，影响深远。主要归功于两方面因素：一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涨”问题，导致“二战”之后盛行的凯恩斯需求理论的指导作用在这段期间内失效，而由其所主张的政府干预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思想，在经济学地位上遭到质疑和挑战，人们迫切希望有新的经济学理论政策引导西方经济走出困境，供给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运而生。二是持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政界得势，而这一政策的理论根基恰好是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而且供给学派减税的经济政策顺应了里根低税收的执政理念并很快成为里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多数美国人民接受了减税的“里根经济学”，而学界也将其所实施的减税政策划入到供给学派理论的范畴。正是由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实施，使美国保持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繁荣[17]。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管理中，将供给学派、货币学派二者有机结合，其主要措施包括：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全力支持市场自由竞争，对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和公共开支，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等[18]。其中，减税是里根经济学，即供给学派的真正精髓和核心。里根政府上任后，将个人所得税整体削减25%，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行动，大大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提高了税制的公平；同时大幅削减企业税以刺激投资，简化税制，取消部分税收特惠，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以提高税收的效率和公平[19]。但经济思潮如同经济周期一样起伏不定，供给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奠定了美国等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基础，但过于自由化的政策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财政预算状况恶化，缺乏监管的金融机制日益膨胀，这些都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金融危机迫使一些西方国家对“供给学派”的政策产生质疑，因而不得不重新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

选择我院2012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手术病理学确诊、临床资料完整的胸腺瘤患者52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22例、女性患者30例，年龄21～68岁，平均年龄为(48.3±3.9)岁，临床表现：伴重症肌无力者19例、伴上腔静脉综合征者8例、伴胸前不适者17例、伴气急、咳血者15例、无上述症状者9例，病理类型：21例侵袭性胸腺瘤(侵袭组)和31例非侵袭性胸腺瘤(非侵袭组)。

目前在医院发展中产生的所有药品信息，都主要是来源于医院的药库信息系统。新的药品信息都是在药库工作的管理人员进行维护和录入的。信息的维护和录入工作包含有把药品的名称、规格、生产厂家、门诊药房以及发药单位和医保编码等项目进行录入管理，其中还要详细的记录好药品的出库和入库数据，方便后期的药物盘点工作开展。

从理论上来说，在经济下行期，减税是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过渡期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比较突出，因此发挥税收政策作为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连接点作用意义重大。在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过程中，应从提升微观市场活力的层面出发，使各个要素部门的积极性都能够被充分的调动起来。税收会影响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决策，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因此分析税收对不同要素部门的激励影响，释放税收对不同要素部门的激励效应，对促进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和宏观经济平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研究的治疗疗效评价标准主要根据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及硝酸酯类用量情况,划分成显效、有效和无效三个等级,其中的显效是指患者心电图ST-T恢复正常,心绞痛发作次数或硝酸酯类用量≥80%;有效是指患者心电图ST-T回升0.5mm,心绞痛发作次数或硝酸酯类用量控制在50%~80%;无效是指心电图没有出现变化,心绞痛发作次数或硝酸酯类用量<50%,或者患者出现病情加重或死亡。总有效率(%)=(显效患者例数+有效患者例数)/总患者例数*100%。

为切实落实好企业减税政策，应坚持如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全面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2012年开始实施的“营改增”，对于原先“进项”不能抵扣成本的行业，“营改增”能够起到减税的效果。自2016年5月1日开始，“营改增”试点在范围上进一步拓宽，金融业、建筑业、生活服务业、房地产业等也被纳入进来，同时全部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的增值税也被划归到抵扣的范畴，其目的就是要使全部行业在税负方面都能够有所下降。如全面完成“营改增”后，增值税改革实现整体减税规模可达到9000亿元左右；二是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和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的企业而言，应使其税负整体下调，政府也应从政策层面采取相应的措施鼓励其发展。税收的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应该拥有较高的产业匹配度，这种匹配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对所有行业的税收标准都一概而论。与此同时，政府应加强减税政策的针对性，实现精准调控减免；三是将行政事业性收费划归到免征的范畴，在范围上由原来的小微企业逐渐扩展至全部企业[21]。在经济下行期，应使得更多企业享受到免征税的优惠政策，放宽惠及面；四是对于过剩产能集中的传统行业，应采取结构性减税措施。对于兼并重组的产能过剩企业可以给予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产能过剩的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升级，减少破产清算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三部门”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有总量的问题，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全盘复制供给学派自由主义的理论政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让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它不是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自由主义的简单对立，而是要从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入手来解决供给与需求的问题，减少过剩的产能并刺激新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良性发展，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匹配。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既非供给学派的市场决定论，也非凯恩斯学派的政府决定论，而是努力在市场和政府间找到平衡发展的关系[20]。

1.结构性减税对居民部门的经济效应分析

从居民诉求来看，我国宏观税负偏高，仍有下调空间。减税有利于实施消费者剩余激励，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释放国内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减税还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税后边际收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皇上得知秀容月明降了胡人，吓得手里茶杯都掉了，胡人有了梨友，就打下半个宁国，再让秀容月明带兵，宁国就保不住了。

存在价值是衡量一件物品的主要标准，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主动结合其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两方面，如此才能体现及具备一定的市场受众和突出其自身的市场价值。

文章在进行分析时，具体应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首先，假设劳动者在时间分配层面上分为两部分，即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其中，工作时间和名义收入、劳动力要素供给两个因素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为正比例关系。其次，利用无差异曲线呈现存在收入差异的劳动者在劳动收入与闲暇时间方面的偏好关系。对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征收比例税率为t的个人所得税。那么，假定个人所得税改革能够对按比例税率征收的税收产生直接影响，个税改革实施后会使高收入人群在税负方面的支出相应的有所提升；反之，低收入人群在税负方面支出则相应的有所降低，从无差异曲线上看，两者移动的方向则正好相反。图1、图2表明，针对高、低收入人群，其无差异曲线由原来的I1移动至I2，同时无差异曲线与税后可支配收入预算线的交点相应的发生变化，由原来的E1移动至E2。

  

图1 低收入人群税改后收入变化情况

二是参加“打省议会”的运动。1919年5—6月间，省议会，议员们借口经费困难，否决了恢复“创办浙江大学堂案”，取消师范生半膳费的补贴，但同时主张增加他们自己的薪水，提出“议员加薪案”。当时，议员月薪80元，已经很高，可购大米1500斤。因而，这个议案引起全省舆论大哗。可是，一般人敢怒不敢言。一师学生则联合其他学校同学与会旁听，从而产生冲突，以至发生公民团殴打议员事件。1959年5月4日，魏金枝回忆说：

  

图2 高收入人群税改后收入变化情况

近些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大约维持在0.45左右，超过0.4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贫富收入分配差距始终较大。所以，加快推进我国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改革进程，有利于使低收入人群实现税负的降低，使之在劳动供给方面相应的有所增加，从整体上使劳动力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升；同时刺激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改善其生活水平，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从而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结构性减税对企业部门的经济效应分析

尽管我国企业在税负方面的研究数据尚不完整，不过我国企业在税负方面的负担始终都比较重，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企业目前面临的普遍问题是：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各项成本上涨过快，包括低端劳动力成本、物流成本、运输成本、土地成本等，有些成本不仅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表现出“未富先贵”现象。由此所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当前企业面临的处境更为艰难，如社保负担较大、税负过重等，这也造成企业的利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缩水，一些企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无论是企业的经营意愿，还是企业对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都表现的更为消极。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税收负担过重，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如果实体经济受到打击必将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毕竟GDP是靠企业一块钱一块钱做出来的。因此对企业来说，首先，如果税负能够有所减少，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会直接降低，从而有效缓解企业所承受的负担；其次是企业的税后报酬能相应的有所提升，以此来促进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并对潜在的产出增长形成有效的推动作用；最后利用结构性减税的相关措施，对我国当前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税负调整，努力使其中所存在的行业性的结构矛盾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供给结构优化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所强调的是产业、区域、城乡等结构方面的整合与优化，攻坚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在高成本中，税负太重基本上是共识，税负既涉及到总量性问题，也涉及到结构性问题，因此减税是势在必行的。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就与“结构性减税”有关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实行减税政策”和“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等相应的政策目标，其中“结构性减税”将继续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加以落实。

3.结构性减税对政府部门的经济效应分析

从政府层面来看，供给学派的思想核心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政府最小限度的干预市场，最小限度的涉入经济。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应减税和取消管制，释放市场的决定性力量，激发企业内在活力，从而更好地提升经济活力。

以著名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线是一个描述关于税收和税率关系的模型。税率满足在某一特定限度(t*)以下的条件时，税率提升能够使税收收入相应的有所增加，如果超过了这一特定限度(t*)，若继续提高税率，那么将会造成税收收入(N*)下降（见图3）。拉弗曲线意在说明单纯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这是由于在税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市场投资额度、效率、频率都会相应下降，这也导致整体税基会有所降低，进而造成税收收入下滑，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实现适度减税，那么对经济增长则会形成显著的刺激作用，从而使税基有所扩大，税收收入也会相应的有所提升。

税收对居民部门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十三五”期间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是由分类税制转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此次税改将使高收入人群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负有所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税负有所降低，这也将使得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定的增强，从而激励低收入人群更多地提供劳动供给，刺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这对于促进收入分配的纵向公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3 拉弗曲线

虽然减税会使政府短期财政收入有所减少，但根据拉弗曲线，政府减税并解除一些管制政策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会增强，企业也会加大投资，这样产品的供给就会增加，从而形成的供给效应也会使税源和税基有所拓宽；从长期角度分析，这显然对政府增加税收是有利的，而且可以促进经济持续的良性增长。因此，减税是提振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而言，减税可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增强企业活力，刺激个人消费，进而使经济能够得到持续的增长。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全面减税的条件，但是对于一些极具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减税政策还是要一直贯彻下去的。此外，政府还需进一步合并相关税种；减少进口商品消费环节的税收，把消费者留在国内；适度下调社保缴费率，减轻企业负担，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与环境，进而使微观经济活力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激发。

在经济下行期，由于推行结构性减税，政府的税收规模和财政收入骤减是必然的，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弥补减轻税负后的财政缺口？文章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对此问题加以解答：

一是使财政赤字适度扩大。对于国家实施减税的行为，必然会存在一个过渡期或称为“换挡期”，这时财政出现赤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用以保证政府的各项正常支出；此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及转移支付等职能不受影响。

二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应在去产能、补短板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结构性增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去产能过程中企业的破产清算、兼并重组、安顿失业人员等进程，需要政府一定的财政支持；补短板方面，包括软硬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区域基础设施互通互联等都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本身可以驱动较长时期的投资增长，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利用结构性增支，政府将财政赤字作为手段，用以填补减税所引发的财政缺口是可行的[22]。

三是通过PPP（公私合作模式）等新型投资模式，积极引入庞大的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使之能够积极投入到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中。税制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应努力从“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财政支出应更多关注社会保障以及解决民生问题，对于政府的投资项目，市场因素应该成为主导因素，应将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PPP的优势也得益于此，让各方能够通过合作，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政府来说，解决了政府资金不足的问题，提高公共投资回报率，把一部分“过剩产能”转化为“有效产能”；企业可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回报率和收益率；同时合作双方可以形成互利的长期目标，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

五、结论

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复杂的经济形势背景，就我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矛盾更多的存在于“供给侧”方面，因此，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尤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发挥税收的作用；其次，文章从宏观经济发展、中观企业发展和微观居民福利三个层面对我国结构性减税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研究的切入点；再次，以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论述了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减税的历史渊源，提出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减税不是全盘复制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相关政策，而是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努力让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匹配。在供给侧改革中，攻坚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在降成本中，税负既涉及到总量性问题，也涉及到结构性问题，因此“结构性减税”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最后，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对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分别进行了分析，认为结构性减税会影响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决策，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因此，释放减税对不同要素部门的激励效应，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可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文章的创新点首先在于研究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背景，有助于了解新的背景下结构性减税较以往的减税政策有何不同以及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影响；其次，文章分析了结构性减税分别给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带来的不同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比起之前相关研究的泛泛而谈，文章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分析，以便于提出更切合实际的对应政策建议。

但基于作者的研究水平有限以及关于我国企业税收负担的研究数据尚不完整，因此，关于企业税收负担的部分难以量化，导致无法具体估量不同类型企业的税收负担界限，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作者今后继续研究的重点方向。

3b 1H NMR(CDCl3) δ:8.23-8.21(m,2 H),7.75-7.71(m,1 H),7.58-7.55(m,1 H),7.36-7.27(m,2 H),7.08-7.03(m,2 H),3.87(s,3 H).

总的来说，税收是保证国家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在推动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结构性减税，是一种政策性的减税，它有特定的适用性并针对特定的群体，它强调遵循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规律，以内部改革作为突破口，因此结构性减税往往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调整。在操作时，有的放矢，整体考量，科学设计十分关键。对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执行，也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以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我国当前面临着复杂的经济形势背景，宏观经济管理方向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在“供给侧”方面，减税是提振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此，用结构性减税政策辅助“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税制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平、效率、科学等原则，将有助于我国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在给企业和居民带来更多的收益和更大的福利，提升微观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可以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并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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