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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的价值旨归

更新时间:2009-03-28

对什么是代价,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不同的解释。但无论怎样,与人的目的、意愿或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后果都是其基本内涵。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野里,社会发展代价是一个内含历史观与价值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哲学范畴。从前者看,代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人类从事的一切活动,无论过程及其结果如何,都要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从后者看,社会发展不是一种离开人的目的和意志而独立演进的纯客观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与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相关联的自觉推进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代价与发展总是相伴而生,如影随形。

本文提出了一种移动自组织网络(机会网络)的多节点间链路预测方法,采用模式分类方法,将链路预测问题转换成模式分类问题,借助CNN在特征提取上的优势提取图像特征,以期抓取出相邻节点、多个节点甚至局部网络拓扑动态演化的规律.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①将预测问题转换成模式分类问题,利用深度学习模型来实现多节点间的链路预测;②应用混沌时间理论解决网络切片的问题;③使用图像数据来表示网络的结构特征.

一、洞悉社会发展与代价付出之间的真实关系

人类的生产活动付出的代价,无论大小、性质如何,其目的都是为了换取社会的发展。既没有不付出代价的发展,也没有离开发展的代价,代价构成社会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为此,马克思批判了历史上在发展与代价关系问题上存在的种种错误看法或观点。

马克思首先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有意回避代价,粉饰现实的虚伪言论。面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给广大劳动阶层带来的诸多苦难,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极力为资本主义确立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作理性辩护。尽管他们也提出了各种消除社会弊病的学说和主张,但总的来说,他们“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1](P429)。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那是因为,资产阶级不仅扫除了封建主义的羁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并且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开拓了世界市场,提升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

然而,这是在背负着极其沉重的代价基础上取得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剥削制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少数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基础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P297)资产阶级对外通过殖民掠夺、贩卖黑奴、武力征服,对内通过残酷的原始积累过程掠夺劳动者的生存资料,把他们变成无产者。更重要的是,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生产资料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亦越来越与“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相违背,即它的排斥私有、要求公有的革命性质,从而导致“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1](P406)。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代价的分析,并不像空想的批判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只是从完美的理想角度去谴责、鞭挞资本主义的罪恶,否认它的历史进步作用,而是从它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来理解它的进步存在的巨大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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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绝对性又不能抽象地存在,而只能存在于相对性之中。由于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产关系反映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一种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或样态出现,不仅受制于一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要求,而且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诸多因素诸如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导致历史上确立起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有基本适合的,也有不那么适合的;或者从暂时看是适合的,从长远看则是不适合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兴起和发展就是明证。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蒂那样,把个人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受到阻碍。[4](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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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尽管猛烈抨击和鞭挞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希冀建立一种新的美好的社会,但它既没有找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力量,也没有试图用革命的手段砸碎旧世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发现上。因此,这种学说一旦诉诸实践,只能陷入空想或幻想,不可能引领人类社会向着更高更新的阶梯迈进。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为对象,通过对其兴起与发展历程的批判性反思,深刻揭示社会发展与代价付出之间的内在关联。代价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补偿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虽然在历史演进的一定阶段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更不能像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所宣扬的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憎恶代价、回避代价,而在于正视代价,尽可能地减少、减轻乃至避免不必要的代价。沿着上述思路,所谓探寻扬弃社会发展代价的可行路径,在这里,既包含马克思对早年资本主义发展代价的反思,指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正确路径的重要思想,也包括他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所造成的一切可怕波折,走上新式道路的积极探索。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马克思说,只有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推翻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这个“虚假的集体”,而代之以“真实的集体”,即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组成的“自由联合体”,才能做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422)。因为到那时,社会的发展就不会再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条件,相反,恰恰是为了使每个人即一切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恶性对立,将为两个方面的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所取代。

只是平素过日子,还是有些不习惯。往日一大家子热闹惯了,突然间只剩下我跟大梁两个,怪冷清的。我们之间好像也变得有些生分了,话也越来越少,在一个桌上吃饭,有时眼光碰到一块儿了,又很快挪开,瞄到别处。

其三,人为因素造成的代价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尤其是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往往从本阶级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有意掩盖或歪曲事实真相,在意识形态中“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P180),在实际行为中从事着违背历史规律的事情。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奴隶制取代原始氏族制度的巨大进步,是通过一种“堕落势力”(私有和暴力的出现)来实现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是通过“物对于人的统治与奴役”来实现的;东方专制制度的革命,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扩张”来进行的。正是由于“恶”充当了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才使得社会发展或进步成为可能。马克思强调,这种人为性代价造成的“历史结果”,尽管从共时态看不可避免,但从历时态看,却是历史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只有通过这种阶段和代价才能为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铺平道路。

二、探寻扬弃社会发展代价的可行路径

马克思指明,正是发展与代价之间的这种的内在相关性使得人类社会只能在曲折中前行。在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视野里,社会发展总是有其一定的代价与之相伴相随。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代价往往意味着与人的目的、意愿和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后果。因此,社会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曲折的前进上升过程。这里的“曲折”,既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必然性代价”,也包括“人为性代价”。对于必然性代价,人们的理解似乎没有什么分歧和异议,而对于“人为性代价”,人们往往认为,那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或主观失误造成的,因而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克服和避免的,其实不然。笔者认为,无论是必然性代价还是人为性代价,都是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突破了防线,直接冲入了英法联军的阵地,正在挖战壕的华工们猝不及防,他们只得用铁锹、镐头与德国兵肉搏,当英法联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战死。

依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源于内部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生产力是最革命和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起来的。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的理解往往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而未能作绝对与相对的辩证把握。事实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从总体上看,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绝对的。不仅先进的生产关系不可能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落后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长期容纳先进的生产力。

这一思想还间接体现在马克思对西斯蒙蒂与李嘉图的思想的比较与评价上。作为英国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尤为关心生产力的进步,并竭力为资产阶级追逐物质财富的行为作辩护,认为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利益具有天然的一致性。而西斯蒙蒂泽则站在一种感伤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批评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只顾增加财富而忘却了人。西斯蒙蒂泽从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猛烈抨击工业化和商业行为,认为这种行为完全无视“机器抢走了人的饭碗,全面的竞争减少了各种劳动的合法利益,一泻千里的生产不仅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生活,反而扼杀了穷人”[3](P78-79)。对此,马克思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结果导致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不能因此采取倒退的主张。在这一点上,他认为: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国家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它确立的那一刻起就潜藏着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非合理性。并且随着生产的日益扩大化和社会化,这种生产关系的非合理性愈来愈显露出来。于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主义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这种“对抗”性质不可能通过其制度本身得以解决。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尽管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它的未来命运,正如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向我们所昭示的那样: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或许需要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却不能阻挡“两个必然”的趋势。

在如何减少或避免社会发展代价的问题上,马克思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剖析上。到了晚年,他又把眼光聚焦于中国、印度、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致力于探索这些国家如何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走上新式道路的可能与现实的辩证思考中。

从可能性上看,与俄国民粹派空想的直接过渡想法不同,马克思在分析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具体分析俄国发展问题时,特别注意从资本主义时代各个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整体格局中相互作用的角度把握。他认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强劲势头必将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及其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不能离开世界的发展去孤立地谈论俄国问题,而只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寻求和把握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世界性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切落后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重复或重演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亦不成为落后国家和民族走上新式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前进障碍。恰恰相反,伴随“世界历史”而来的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世界市场及其文明成果,也为落后国家改变旧有的传统生存方式提供了契机和条件。马克思强调,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同时存在”的,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必然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性质。如果能够自觉地将自身纳入世界发展这个广阔背景中加以考察,认清自己在世界发展中的历史阶段和并存位置,注意汲取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完全有可能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情况下,以跨越式的发展赶上先进国家,甚至最终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

从现实性上看,马克思认为,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决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所提供的历史契机这一外部环境,而且取决于俄国内部是否具备利用和创设实现跨越发展的具体条件。

首先,必须保留“俄国公社”免遭破坏。马克思指出,俄国公社只是东方公社的一种,与印度公社、日耳曼公社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但比较而言,俄国公社是欧洲保存最完整的公社,既没有像西欧公社那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全面解体,也没有像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那样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俄国公社的优越性和特殊性,为俄国在公有制度的基础上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保持这种农村公社的完整性无疑是未来“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5](P840)

其二,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和主观失误在历史进程中也在所难免。人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总会受到主观和客观等多种因素或条件的制约。这种认识不仅有限,甚至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为就其可能性而言,“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5](P462)

其次,必须促成俄国发生革命。马克思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5](P832)同时,俄国革命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相互呼应、相互补充。恩格斯在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明确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5](P333)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将俄国公社的命运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实践及其过程中去考察,强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俄国公社进入更高形态社会的前提性作用。

1、20世纪50年代初的探索期是筝乐演奏技术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打破了“右手演奏,左手和声”的观念。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庆丰年》。

再次,积极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求得自身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一切积极成果。就俄国而言,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作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代存在的落后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5](P825),从而绕过一切“重新开始”的阶段,以跨越式的方式完成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任务。马克思这一关于“时间上的差距可以通过空间上的弥补来实现”的大胆构想与崭新思路,在指导后来的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已经完全超出了“跨越”思想本身而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

三、指向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一个不断付出代价和扬弃代价的过程,也是人的自由与发展不断获得和不断提升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洞悉社会发展与代价付出之间的内在关联,寻求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减少乃至避免人类经受的不必要的代价,其目的或价值旨趣都是围绕“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及时进行禁食禁水相应操作,缓解胃肠道压力,降低胃黏膜对组织的刺激,防止胰腺的分泌,并且适当给予患者质子泵抑制类药物,降低胃酸的分泌,及时给予必要的肠道营养支持[3]。

马克思也反对为摆脱资本主义的“历史代价”而采取历史倒退的主张。19世纪4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粉墨登场。其中,有妄图开历史倒车的贵族们宣扬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一些只顾生计的小生产者宣扬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某些法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宣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既有秩序而宣扬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初期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宣扬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马克思首先指出,所谓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统统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1](P426)。一句话,它们的实质就在于妄图把社会历史的车轮向后拉,倒退到资本主义之前,这种倒退主张是非常有害的,它只会导致人们重新回到争夺生活必需品的可悲境地之中。

众所周知,“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点和目的旨归。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人是社会历史得以形成与发展的主体和物质承担者,社会历史从来都是人的历史,尤其“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6](P409)。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其之间的矛盾运动都不可能是离开人的活动的自在过程。表层地看,生产力虽然给予人以物的表象和外观,但深层地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实在化;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只不过“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P204)。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1](P151),因此,“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6](P254)。因此,在如何看待个人与社会、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既反对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的极端观点,也不赞同轻前重后的致思取向。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马克思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与个人对立起来,社会是人们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尽管为其自身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而不得不与他人相互交往和合作,但社会作为“人们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不过是人们在历史活动中形成的相互结合形式,这种形式的使命理应保证人们的历史活动顺利有效地进行,而不是相反。然而,从这一关系的动态结构来看,由于私有制、旧式分工以及阶级对立的存在,历史过程的演进往往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社会发展往往以个人发展的受阻和压抑为代价。

其一,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是由无数参与其中的因素交互作用编织而成,因而在很多场景下,代价的付出往往呈现为必然性和人为性的双重性质,如劳动异化现象、社会不平等现象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目标、多向度的,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至少包括生产力和人两个方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总是与人自身的发展同步。在阶级社会中,人类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历史进步,往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马克思从英国奴役印度的历史中总结道:“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1](P861)这是“文明时代的基础”带来的必然代价,同时,在社会压迫和阶级剥削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中,也不乏人为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阶级社会里,某阶级的受损正好是另一阶级的获益这样一种“历史现象”。

传送到车轮推进车辆运动的能量至少来自两种不同的能量转换装置(如内燃机、燃气涡轮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电机、液压马达、燃料电池等);这些能量转换装置至少要从两种不同的能量存储装置(如燃油箱、蓄电池、飞轮超级电容、高压储氢罐等)中获取能量;从储能装置流向车轮的这些通道中至少有一条是可逆的(既可放出能量也可吸收能量),并至少还有一条是不可逆的;如果具有可逆能量传递路线的储能装置供应的是电能,则称为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按最新的国家定义,除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称为新能源汽车外,其余的混合动力汽车只可称为节能型汽车。因此,本文将重点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行较为深入的介绍。

然而,人的自由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渐进和提升的历史过程。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人追求自由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发展过程。“自由”是一个与“必然”相关联、标示人的自主活动状态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积极吸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阐述了自由与必然的相互关系。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他“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5](P491)。但是,黑格尔仅仅把自由限定在思想观念领域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自由不只是个认识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认识了必然只是自由实现的前提,并不是实在的自由本身。真正的自由不仅在于对必然的认识,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将人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结合起来,形成实践观念,去指导人们从事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实践是人的自由得以成为现实、得到确证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就不会有人的真实的自由。同时,人的实践既是具体历史的,又是动态发展的,因而人的自由也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

从发展的角度看,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追求的自由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人类的早期,人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摆脱自然对人的压迫和束缚是人对自由的最初追求。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自由的社会涵义真正产生并富有越来越多的具体内涵,诸如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婚姻等等方面的自由。到了现代,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新的社会分工和普遍交往等的发展,人的个性自由问题凸显出来。除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自由之外,认识自我,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使个人获得更多闲暇的时间和空间,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追求自由的旨趣。展望未来,也就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已不再盲目地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自觉控制之时,人才真正“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P817)

应当强调的是,即使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也只是开启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真正历程,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表述他的唯物史观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演进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消除这种“对抗”只是结束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不仅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从事自由自主的创造活动,反而会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历史代价。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人类才有可能真正进入自由发展、自觉创造历史的时代。即便如此,正像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时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同人类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一种尽善尽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满的认识只是一种幻想中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开启了人的自由与发展历程的共产主义永远是一个向着未来的开放过程,对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理解与解答亦如此。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丰子义.发展的呼唤与回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三年前,这山还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除了能挖石头别的没啥用。”站在凤凰山顶,看着往来的游客,村民石兆利心里乐开了花。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叶泽雄,李茂军
《江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03期
《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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