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时期到布鲁塞尔时期是马克思完成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生哲学思想转换的重要时期。于1844年前后撰写的《巴黎笔记》是青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文本，其中有三本笔记，记录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我们将这三本笔记称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手稿》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早期研究的记录文本，按照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1］（P480）促使马克思转向并对这一领域开展研究有两个原因：从主观上讲，马克思早在中学时期就认识到“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2］（P200），因此他选择从事“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作为自身的毕生事业；从客观上讲，在《莱茵报》时期，初入社会的青年马克思在社会现实的冲击下发现了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认识到经济力量与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限于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手稿》中摘录的部分较多，而马克思自己作出的评述则较少，他发现自己追求人类幸福的初衷与社会现实有较大差距，因而在摘录和评述经济学观点时更多是关注政治立场的批判而非经济理论本身。这种阅读意向虽然难免产生选择性的疏漏，但却能更好地反映青年马克思内心理想的早期观念。

Rest latency: the duration between a light transition and the first rest bout;

笔者通过对上述地层条件和取心难度分析，总结出了岩心堵塞、冲蚀扰动以及丢失三个导致岩心采取率低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三个因素开展技术攻关，提出了这类松软泥砂地层取心钻具设计方案。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的幸福完美与人的自由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他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描绘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并将其视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在撰写《手稿》时，马克思刚刚完成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即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转变为唯物主义意识，从一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位共产主义者。此时，有两条对立的逻辑指导马克思进行研究，即从异化史观出发的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观念论的哲学人本主义逻辑与研究经济学以后接触到的客观逻辑。《手稿》中对自由问题的阐释遵循着这两条逻辑并行，而自由本身同样具有哲学经济学双重涵义，因此对《手稿》中人的自由思想的研究也应从哲学与经济学两条路径进行解析。

一、自由的根基：哲学视角下人的类特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就是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学说。从哲学视角看，“自由总是人的自由，是对人而言的。‘自由是什么’，取决于哲学家对‘人是什么’的认识和理解”［3］（P209）。动物看似自由，但支配其行为的却是无意识的本能，所谓随心所欲的自由活动要以有“人心”为前提，马克思在《手稿》中将“人心”称为“人的类特性”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质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P53）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直接因素，这构成了人的“类存在物”的本质。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的生命活动对人本身而言才可能算作自由的对象性的活动。换言之，人的类特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直接标志，人因此才可能是自由的。

对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我们通常都是从马克思文本中的四个方面来理解，两个“双重异化”并非与马克思的“四个异化”相对立，而是与“四个异化”并行不悖，其理论依据同样是前文中提到的马克思关于存在物对象性关系的相关表述。与“四个异化”相对线性的推导思路不同，在对自由的理解上，两个“双重异化”的层次更加立体，脉络更加明晰，能更加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探寻通往自由之路上的从物到人、从发现问题到思考路径的逻辑思路。

人的类特性决定了人实现自由的可能，那么在此基础上，就该回答什么是自由的问题了。早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史上就有诸多哲学家尝试对自由进行界定，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自由与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自由，逐渐形成自己关于劳动自由的逻辑体系。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源于对“人的类特性”的追问，既然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这种有意识的活动是自由的前提，那么意识又从何而来？意识总不是凭空产生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这种对象性和感性决定了人是一种“受动的存在物”，同时是一种“有激情的存在物”，人在对自己对象性活动的追求中产生的热情、激情等受动的感情是意识产生的源头。因此，可以说，人的“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的类特性是意识生成的基础，这一现实的个人存在问题也是《手稿》的核心问题，它包涵着“对象性的存在物”与“感性的存在物”双重内涵。

（一）人的“对象性的存在物”类特性

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了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基本条件：“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4］（P103）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对象性的存在物”有两层内涵。第一层内涵是人作为存在物与人之外存在物的对象性，即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4］（P103）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通过对无机界的改造，创造其自身的对象性世界，而创造对象性世界和改造无机界的手段就是劳动，马克思由此发现了劳动自由的逻辑起点。“对象性的存在物”的第二层内涵是人作为存在物与第三存在物的对象性，即人与自身生活或人与社会的对象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与人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长为真正的人，因此可以说，真正的人是由社会生产的，或者说社会生产了人；另一方面，如果离开了人，社会当然也无法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又是由人生产的，或者说人产生了社会。

除此之外，社会见之于人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第一层内涵中：“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使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4］（P79）因此，社会是人可能实现自由的另一重要前提，与自然界相比，社会对人的自由的束缚更为复杂，马克思也是由此入手，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对人性的压抑与对自由的剥夺。

（二）人的“感性的存在物”类特性

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对人的异化是全面的：从横向上讲，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不仅使人与人的对象相异化，同时使人与人的感觉相异化；从纵向上讲，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不仅使人与自然相异化，同时使人与人相异化。人在自我异化中全面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自由应是横向与纵向全部的统一，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

马克思奋斗的毕生事业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而使他转向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动因是崇高的个人理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马克思看到的客观世界是不自由的。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客观世界为什么不自由以及怎样实现自由的探索，同样是从他的劳动自由逻辑出发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及生产方式的观察，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是自由的局限的观点。

二、自由的局限：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异化劳动与私有制

马克思的劳动自由逻辑由此得到了补充：“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创造人化自然，同时维持人与社会本身，人化自然与人类社会是“感性世界”生成的前提，“感性的存在物”类特性是意识产生的重要源泉，也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之一。至此，劳动与自由之间的通道得以打通，马克思设想的作为理想社会标志之一的“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的概念也由此而来，“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与实践的人类活动，同样是人的类特性之一。

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与实践的人类活动，本应是“自由自觉”的，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显然并非如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其称为劳动的异化或外化。“异化”的概念，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存在，马克思之前的先行者如霍布斯、黑格尔或者费尔巴哈，都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这一概念，并作出了不同理解。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种现象，即具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的主体，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与实践的人类活动，产生出控制和奴役自我与主体力量的反面结果。“与许多存在主义者的思想一样，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为物。”［5］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现象的分析，发现了异化劳动下作为自由根基的人的“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的类特性双重内涵的异化。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扬弃。“扬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肯定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即个人主体意识的确证；另一方面，克服私有财产带来的消极结果，即物的依赖关系或物的必然性对人的类特性的异化与控制。马克思之前的共产主义者大多看不到前一方面的内容，而对解决后一方面问题的设想也往往沦为空想。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设想的“普遍私有财产”已经悖离了私有财产的本身概念，完全否定了劳动的基本尺度与个体差异，必然会导致私有财产的彻底的无差别的平均主义。而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前提下，平均主义的唯一结果就是生产力的倒退与社会个体的共同贫穷。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是从“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的，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来越多，工人的生产规模与生产活动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但随之而来的不是他们愈发富裕，而是愈发贫穷。工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身的价值却越廉价，马克思将这一现象归纳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P47）。据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P47）

菲式春卷（Lumpia）还有芭露特煮鸭蛋（Balut）也自不用多说。其中，芭露特煮鸭蛋在菲律宾的必食清单中更是名列前茅，甚至被誉为“黑暗料理”中的代表（就是即将孵化的鸭蛋），不过也有不少人对它敬而远之，反倒是口味清淡的菲式春卷得到更多中国游客的支持。

（一）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与人之外存在物相异化

从这一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以将其归结为两个“双重异化”。从纵向上讲，“双重异化”的一种是人作为存在物与人之外存在物相异化，另一种是人作为存在物与第三存在物相异化。值得注意的是，人作为存在物本身同样包涵双重属性，即“对象性”与“感性”。这两种属性贯穿于纵向的“双重异化”之中，发展出新的“双重异化”，即横向上的人和人的对象相异化与人和人的感觉相异化。

选择这一出发点，一方面是缘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的劳动自由逻辑的展开。在马克思的劳动自由逻辑中，首先要考虑的是人作为存在物与人之外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对象化”的详细考察中，马克思认为，工人如果离开了作为感性外部世界的自然界的支持，那么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一方面，劳动所需的劳动资料依赖于自然界；另一方面，工人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同样离不开自然界的供给。然而，由于人与自然界的异化，工人越是占有自然界和外部世界，他在自然界和外部世界中获取的生活资料就越少，“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P48-49）。

在研究“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的基础上，马克思敏锐地发现掩藏在劳动对象异化之下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和外化。他认为，国民经济学忽视了工人劳动产品与工人劳动本身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问题。劳动结果或劳动产品只是生产活动的总结，体现的异化并不是劳动异化的全部，劳动的异化更深刻地体现在劳动结果的生产活动过程及生产行为本身之中。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4］（P49-50）。工人对劳动感觉的异化和外化，是劳动本身异化和外化的显著表现：异化和外化使工人只有在不劳动时才能感到自由，而劳动时则感到不自由，本应成为满足生活需要的劳动活动本身，已经成为满足劳动之外其他需要的一种手段。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4］（P50-51）。

以三才阵出战的袁安、上官星雨、李离三人，也在阵中迎来了七绝逍遥阵的第三变。三人既顺势而为，已经明白今夜七圣并非是以阵杀人，而是布阵调教佳子弟，如果发动杀阵，转动死门，以七圣之能，三人早已魂飞魄散，死去不知多少回了。

至此，作为自由根基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成为使人失去自由的趋同于动物的活动，同时也把人自己的本质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一种手段。而人的类生活与类存在物的本质只有在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得以确证。“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4］（P54），人作为存在物与人之外存在物的关系被异化了。

（二）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与第三存在物相异化

在发现人作为存在物与人之外存在物相异化的基础上，马克思顺理成章地推出了人作为存在物与第三存在物相异化的结论。“第三存在物”泛指人的自身生活中人与自然之外的他人或他物，在《手稿》中，马克思最初将其称为“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或者“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那么，“这个存在物是谁呢？是神吗？……神从来不是劳动的唯一主宰。自然界也不是。……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4］（P55-56）。在对人的“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的类特性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明确了只有通过对他的人关系，人对自身的关系才能成为现实的对象性的关系：“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4］（P56）如此，马克思提到的“与他不同的人”“有别于我的存在物”“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等说法与“第三存在物”实现了统一，而作为存在物的人在无形中被挂上了被统治者（工人）的标签。

工人通过异化的劳动，或者说在工人异化劳动的过程中，生产出了一个异化劳动之外的人与异化劳动的关系，这个异化劳动之外的人，被人们称为劳动的主宰，或者“资本家”。在马克思的劳动自由逻辑中，作为在异化劳动中被统治、被主宰的工人无疑是不自由的，那么作为统治者和主宰的资本家是自由的吗？马克思之前站在被统治者（工人）立场上做出的对自由的分析适用于资本家吗？马克思自然看到了这一问题，在之后的研究中，他“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引出了私有财产与私有制的概念：“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4］（P57）它“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劳动产品的关系”［4］（P59），在异化劳动视角下，对于工人而言，非工人是第三存在物，而对于非工人而言，工人是第三存在物，两者看似对立，却又紧密联系，因为对于工人而言是异化活动的东西，对于非工人而言必然是一种异化的状态。

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本身就是异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对工人而言，这种占有是一种异化活动；对非工人而言，是一种异化的状态。这种表现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的异化对自由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感觉的剥夺之上。在私有制社会中，无论是工人还是非工人，作为存在物的人，都受到“占有”的支配，许多本应成为自由根基的对象化的感觉，只有在被占有时才成为看似真实其实虚假的感觉，“占有”的感觉压倒其他感觉，使人们忽视周围对象的其他品质和特征的感觉关系。这种对感觉的剥夺同样是双向的：一方面，非工人从思考如何占有工人劳动的角度观察世界，占有工人劳动的感觉压倒了他对其他事物或者事物其他方面的感觉，所以“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另一方面，工人从思考如何维持自身生活的角度观察世界，维持自身生活的感觉压倒了他对其他事物或者事物其他方面的感觉，所以“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4］（P84）。至此，本应互为自由前提的工人与非工人却都异化为压抑对方的力量，本应作为通往自由的意识生成基础的人的“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的类特性的第二层内涵，即人作为存在物与第三存在物的关系被异化了。

可以看出，系统开环传递函数的幅值裕度为14.3 dB，相位裕度为67.8 deg。在增加补偿网络后，相位裕度和幅值裕度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性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满足设计要求。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感觉和感性本质的阐释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局限，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在马克思看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4］（P84），人的感觉是客观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映像，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与“对象性的存在物”的两层内涵相呼应，马克思对“感性的存在物”类特性的阐释同样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人作为存在物与人之外存在物的对象性决定了人的感觉只有经过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才能成为人的感觉，即人的感觉是“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P84）；另一方面，人作为存在物与第三存在物的对象性决定了人的感觉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感觉能力也是从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如果将其之外的“吃、喝、生殖等”机能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4］（P51）。马克思由此找到了劳动在“感性的存在物”类特性视角下的定位：“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4］（P52-53）

三、自由的出路：社会历史学视角下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以自己的劳动逻辑为主线进行推导，发现异化劳动与私有制是自由的局限所在。既然作为存在物的人被私有财产压抑，主要表现为人的全面异化与自我本质的丧失，那么，实现自由就应突破自由的局限，即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与人的对象、人与人的感觉、人与自然与人与人的全面统一。马克思将此视为人发展的终极目标，并将这一终极目标得以实现的社会状态称为共产主义。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描绘为：“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4］（P78）

明确了自由得以实现的理想状态，那就自然产生一个问题：通往这一理想状态的出路在哪，或者说，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是什么？马克思在《手稿》中采用逆推的方法：既然由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存在，才使得一切变得不自由，那么想要回归人的自由，就只能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一）私有财产本质与个人主体意识

在思考如何扬弃私有财产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私有财产。早在马克思之前，巴贝夫、蒲鲁东等朴素共产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私有财产的强大力量，并据此提出早期的共产主义理念：通过建立“公共仓库”或其他“公有化”的实现方式，使生产出的社会财富满足每个公民生存的基本需求，以消除社会个体财产的绝对贫困。这种共产主义理念中的私有财产从劳动成果角度出发，因此，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将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看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以满足人作为生命体的基本需求，或者说以谋生的自然需求为出发点，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4］（P75）来思考共产主义，他们“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4］（P75），并没有深入了解人的本性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因此在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上难以打破“普遍私有财产”与“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桎梏，在对私有财产本质的理解上也难免陷入“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4］（P75）的怪圈。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南京城的发展同秦淮河息息相关，相存相依。改善秦淮河水质环境，进行水环境综合治理不仅是南京经济发展需要，更是民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意义十分重大。

将劳动作为私有财产本质的早期共产主义之所以“粗陋”，其症结在于对劳动本身的片面理解。劳动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谋生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物质过程，而是人区别于物的“类特性”之一，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一。在人的劳动活动中，人的“对象性、感性存在物”的类特性生成出一种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凝结在作为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上。因此，仅从客体方面来考察，将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是说得通的，但从主体方面来考察，或者说从“人的本性”方面来考察，劳动是发挥人的主体意识的活动过程，私有财产的本质应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形成与确证，这也是马克思所指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所在。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积极本质的异化才使得“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4］（P81）。

（二）私有财产扬弃与类特性的复归

2.4.1 不同施钾肥处理对甜玉米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 从图1中看出，施钾明显促进了甜玉米干物质量的增加，与NP处理相比，施钾处理的钾干物质量增加了 28.42%～47.39%，等施钾量条件下，100%OF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小，为 12 335 kg／hm2，30%OF＋70%CF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大，达到14 157 kg／hm2，其次为 100%CF 处理，为 13 618 kg／hm2。

与前人不同，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以人的“对象性、感性存在物”类特性为基础，他在否定私有制与私有财产的同时也看到了它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积极方面，因此，他采用了“扬弃”而不是“抛弃”或其他类似的说法。同时，马克思提出的私有财产积极扬弃，其基础是对之前那些“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还是不理解它的本质”［4］（P77）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因此，他更多是从本质的角度理解私有财产：“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4］（P77-78），而对于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4］（P82）。这意味着人超越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从物的必然性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以创造性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非劳动，实现个体的解放与类特性的复归，“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P81）。

四、结 语

《手稿》是青年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的早期文本，包涵着许多天才思想的萌芽。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晚年思想有着明显的断裂。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马克思早年青睐的抽象哲学化分析方法与《资本论》中采用的量化经济学分析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那么，是什么促使马克思从哲学话语体系走向经济学话语体系，从异化劳动逻辑走向雇佣劳动逻辑，从对人和人的本质的研究走向对劳动量与劳动时间的研究的呢？对《手稿》中自由思想的探究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无论是运用哲学逻辑还是运用经济学逻辑，马克思研究的问题始终落脚在实现人的自由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以自由为主线，以“类哲学”语境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将马克思早年与晚年的思想串联起来，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消除雇佣劳动，人才能实现自由发展。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了实现人的自由与扬弃私有财产的关系，虽然更多的是运用哲学逻辑进行分析，但其内在逻辑理论却明显蕴含着后期经济学逻辑的展开，蕴含着新的世界观的萌芽，为之后《资本论》的研究做好了铺垫。因此，《手稿》中蕴含的自由思想或许可以成为弥合马克思思想断裂的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一定要根据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确定管道配件的承压，配件承压不能过高，否则配件费用会成倍增大；若配件承压低于系统的工作压力，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

(1)给出输入信号x(t)，设置迭代次数，通常情况下，迭代次数越高，分解越精确，但是同时所花时间也越长。将重建信号初始化置零。

［3］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5］（美）埃里希.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J］.涂纪亮，译.哲学译丛，19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