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埃尔斯特（J.Elster）是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过专门论述。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应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即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原则，以意向性解释为分析模型，以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为具体的解释技术。根据该解释框架，社会现象即被理解为个人欲望和激情所驱动的个人行动的集合体。按照这一规范化研究标准，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因经不起审判而归于虚妄或无效。

（3）水资源论证企业。引进高素质论证人员，提高论证水平；对于不熟悉地区的论证工作，要提前与该地管理部门、技术资料部门和取水企业进行沟通，及时准确地掌握论证所需的基础性资料。水资源论证企业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论证工作要严格依据《水资源论证导则》的相关规定，本着对论证工作负责的态度，在依据当地水资源实际情况下，以业主的利益为主，兼顾其他。

埃尔斯特构建此方法论框架的基础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诸多重释与改造都以此为出发点，因而深入研究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作出科学评判的有效途径之一。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遭到外界的广泛质疑，同时英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也展开了围绕埃尔斯特方法论框架的激烈讨论。马克思在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就人的本质、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问题展开过多次论述，基本形成了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从本质上讲，关于社会现象研究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方法论原则之争，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理解人与社会的观念之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依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与方法论基础上，对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作一批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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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埃尔斯特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方法论个人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大部分学者都来自英美国家各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在实证科学的精神指导下，试图用当时流行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去评判与重塑马克思主义，找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背后的微观机制，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这样做的理论支撑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埃尔斯特也不例外。

其实，早在埃尔斯特以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理解马克思》打开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局面之前，他在另一些著作《逻辑与社会》（1978）、《解释技术的变化》（1983）中已经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过独立的探索。一定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是他的方法论框架的一次检验，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埃尔斯特坦言：“我为马克思的理论的这些严格的阐述而振奋，因而当其主要的用法被严格地用来证明它错了的时候又有些沮丧。”［1］（P1）他相信“有一种特殊的、研究社会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历史地看，马克思是运用这种方法论的一个先驱”［1］（P3）。埃尔斯特对方法论的关注似乎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考量。

在埃尔斯特的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框架中，至少包含三个层次：首先，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包括自然科学的解释和社会科学的解释；其次，解释的方法论即基本原则，包括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它们是判定一种具体的解释方法是否合理的标准；第三，具体的解释方法包括目的或意图解释、因果解释、功能解释、辩证法等等。所谓解释，就是提供一种打开“黑箱”、显示具体细节的机制，其间隐含的基本解释原则就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表示这样一种学说：“全部社会现象——其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是可以以各种只涉及个人（他们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的方式来解释的。”［1］（P4）于是，埃尔斯特将集合性社会现象还原为个体行为（用亚意向和超意向因果解释）；将个体行为还原为个体的目的、欲望或意图（用目的或意向解释）——因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而个人的行为都是由意图所指引的；最后是对个人的欲望与信仰等精神现象的因果解释。在此，社会科学的解释就是解剖社会现象，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的本质就是还原。

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形成对应的是方法论集体主义：“方法论集体主义——作为一种目的本身——假定，在解释的次序中，存在着各种先于个人的超个体的实体。”［1］（P5）埃尔斯特认为，与方法论集体主义紧密相关的，是黑格尔的功能解释和辩证演绎方法，而它们往往导致一种灾难性的科学实践，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根源于此。埃尔斯特在《解释技术变化》一书中，根据不同的解释方法对学科进行划分。对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他认为：（1）社会科学运用意图解释；（2）社会科学当然需要因果解释，包括亚意图因果解释和超意图因果解释；（3）社会科学中一般应该没有功能解释的地位。显然，在这一解释技术的框架下，埃尔斯特明确排斥了功能解释在社会科学中的恰当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理论恰恰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和功能解释的相互裹挟，因而它因违背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标准的社会科学解释原则使得其理论的“科学性”身份不再，这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价值。埃尔斯特试图表明，马克思不求助于这一错误的解释框架也是可能的，将方法论个人主义解释框架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机制，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理解马克思》的全书宗旨正在如此。

正是基于新世界观，马克思实现了人的理解的突破，人的本质包括：（1）自然本质，“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也是受动的对象性存在物”；（2）类本质，“人的劳动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对象，人是意志的体现，这是人区别与动物的类本质”；（3）现实本质，为了生存发展，人与人建立起多种关系，在其中人不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而上升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最重要的部分。［5］（P93-96）将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是马克思最深刻的认识，它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性区别开来，自此，人与人的意义才真正成为哲学的主题，而且，马克思从动态的角度理解人性，将社会关系引入其理论的主体思路中，“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像早期作品中所做的从人类个体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联系”［4］（P338）。所以，在系统表达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对历史观的论证起点就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3］（P138）

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人”

马克思不仅研究静态的社会现状和现象，还要研究动态的社会历史和过程，他一生的伟大贡献被恩格斯总结为两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在中世纪，人们用神的意志说明历史；近代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人的作用尤其是个人的历史地位得到充分展示，人们更愿意用“人”的观点解释历史，但这里的人是具有某种类特征的抽象的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就是人的良心或理性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实现的不仅是哲学对象的转换——批判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恢复哲学的智慧之学本质而成为关注现实社会的实践哲学，而且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即由知性思维向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实践思维的本质（即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之后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三）回归分析表明，党组织换届及书记选配、以权谋私现象、漠视和侵害师生员工利益现象等8个指标对党建工作评价的影响极显著。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坚持的,历史的主体是人，但人不是仅由欲望和理性所规定的类本质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个人活动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欲望和意图，更重要地取决于他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是一种真正的辩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埃尔斯特将宏观社会现象还原为微观个体行动，在理解个人行动时又依赖于个体的欲望、偏好形而上学的抽象规定性，其实质是混淆了本体论和方法论，在本体论上陷入唯心主义，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社会科学唯一正确的方法论。与以社会生活某一局部领域、某一个别方面为对象的各门具体社会科学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着眼于从总体上、全局上研究社会的一般结构和发展规律，为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与旧历史观不同：它同样认为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作为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类本质的存在，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现实的人无非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他们的性质和活动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去观察人及其活动，才能准确地描绘出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这是马克思历史主义方法的应有之义。可见，建立在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方法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既区别于忽略经验现实的“历史理性主义”，也区别于拘泥于经验忽略规律性认识的“历史经验主义”。

对于作为社会历史之基础的人的理解，马克思同样经历了一番探索，并最终统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视野之下。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以“是什么”的本质性追问对人加以思考；之后漫长的中世纪是神对人的统治，人被称为神的仆人；到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人之个体至上思想得以恢复，思想家们通过重新阐释古希腊哲学思想，把蕴含在其中的个体性思想加以系统阐发，使得个体性原则得以确立：笛卡尔、斯宾诺莎以人的理性为出发点，强调理性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作用。［2］（P79-82）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黄金时代，近代哲学家在人的智慧基础——认识论上大做文章，此时的人性依然在意识的能动性、理性上驻留。康德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即自我意识的活动；黑格尔在康德先验理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费尔巴哈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从意识的反面即客观性上理解人——人的本质是类存在物，即肉身，也包括客观的人之欲望和情感。

第四，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以埃尔斯特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根据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框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重建，其结果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性质、方法和精神。埃尔斯特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让它具有标准社会科学的语言，又按照事先制定的一套社会科学标准或范式来强行“规范”马克思主义。埃尔斯特对“科学”的理解抽象而狭隘，他试图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制定统一标准的努力虽可贵，却也显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社会现实、一味求“真”的形而上学病态思维。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逻辑解释，往往并不是社会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因果链条，如他们一再坚持的雇佣劳动者有选择自由的观点，完全违背被剥削者被迫劳动、被迫选择的历史真实。这种对历史逻辑的分析，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必然导致历史的宿命论。再如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悖论：每个资本家都希望给予工人最低工资，但所有资本家这样做的结果是社会消费不足而资本难以获利。在现实情况下，资本家不能按照狭隘的个体理性来行动，因为成本不是影响收益的唯一因素。现实中的资本家还会考虑：过度生产的经济危机、低工资导致的技术革新缓慢、对付工人罢工和反抗的成本等。埃尔斯特还持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铁的工资规律”：工资围绕心理最低线波动，而马克思坚决批判这点，马克思认为工人创造的价值如何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取决于二者斗争的现实结果，工资有历史道德因素。

从埃尔斯特在社会科学中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地位、反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就可以察觉到这两种态度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个人是真正的实体，个人是有理性的、其行为受理性支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社会现象是个人行为的加和。关于这些预设，埃尔斯特并没有作出论述，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预设是不证自明的。在进入对埃尔斯特自我感觉良好的自说自话的评价之前，有必要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现象研究起点、研究方式上的观点，从而能较便捷地澄清埃尔斯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观点、研究诉求与理论性质上的异同。

由是观之，马克思关于人之社会性本质的观点与其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是一体两面的，也恰当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实践哲学特质，以实践思维为基础的辩证思维或历史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理解个人之人性、社会现象之本质的基本方法论。

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论性质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现象研究方法论为基准，结合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争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及其整体的理论性质面临一系列考验。施密特（R.Schmitt）撰文梳理过“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历史发展。［6］（P182-200）从源头来看，“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术语最初应用于经济学领域，二战后开始应用于政治学领域，代表是哈耶克（F.A.Hayek）的“个人主义”和波普（K.Popper）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学说。哈耶克和波普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关注的核心是一个“标准化”的主张。在哈耶克和波普看来，他们的反对者，即“整体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方法论集体主义者”“历史相对论者”等，否定人类理性的功效和自由制度的重要性，而赞同集中运行的、有充分计划的独裁的社会秩序，从而在政治生活中导致传统民主程序贬值，而使得其反面的政治和政府策略成为必然，如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可见，哈耶克、波普试着通过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积极促成政治生活中个人理性功效的发挥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恢复。

2.2.3 社会公众态度：社会对帕金森病的态度决定了帕金森病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周围环境，病耻感来源于社会的刻板印象，用于区别有“污名”的个体和“正常”社会人群，导致患者出现被孤立和歧视的感觉。帕金森病患者出现与正常人不同的特征(如面具脸，静止性震颤和姿态异常等)被误认为这是异于常人的行为，遭到来自社会的排斥。研究发现有近一半的帕金森病患者以“耻辱”为特征解释该疾病，部分患者将生活分为“私人”与“社会”，并且希望能从“社会”撤离进入自己“私人”的世界，这将导致患者更愿意与社会孤立[17]。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将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对立起来，否定后者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也会招来其他隐患，主要有四。

第一，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难题，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不构成互不相容的矛盾关系。方法论个人主义崇尚的是还原主义的解释模式，而反还原主义不是反对整体由部分构成，而是指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它具有了整体的功能，整体并不能彻底还原为个体。因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如果不在宏观整体的层面上，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在个体的层面上。

表中：d是子弹的直径；L是子弹的全长；γ是由于子弹抛撒顺序不同引起的邻层角度差；h是由于子弹抛撒顺序不同引起的邻层高度差。

显然，方法论个人主义在最初的经济学领域和政治学领域中的运用已经出现了差别乃至分歧。在熊彼特把它用于特定经济过程的描述时，方法论个人主义更多地作为一种方法论存在；但波普等人将它运用于政治领域，更多地是为辩护标准化的立场服务的，也即此时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不仅仅作为一种方法论，也作为一种带有明显政治化色彩的东西而存在，与政治立场、政治主张联系起来。在众多的反对声音之后，丹托和卢克斯对这些反对者的疑惑进行了整理，并坚持认为：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争论应该集中在方法论的争论上，即我们应该讨论它是否是社会科学中合适的方法、是可被接受的解释，而且这种争论在逻辑上应独立于标准化的立场，在实际中不应该和政治主张混淆起来。当然，在政治生活中有时的确可能会碰到这些标准化的思考，但只应把它们作为辅助性的思考，并且独立于方法论的讨论。

那么，从方法论层面讨论个人主义，人们首先要问的是社会科学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关系。埃尔斯特将方法论个人主义作为社会科学解释的基本原则，因为科学的解释就是要揭示具体细节。但是，质疑之一恰是针对于此：对微观基础的坚持一定要诉诸方法论个人主义吗？埃尔斯特明确表明：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没有功能解释的地位，是因为功能解释常常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纠缠在一起。显然，在探寻微观机制的原则上，埃尔斯特将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对立起来，因为在解释者层面上，埃尔斯特只承认个人的地位，不允许任何超个人的实体的出现。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在埃尔斯特那里，本体论和方法论常常是相互纠缠的。在本体论意义上，“微观为基础、个体优先性、个人组成社会”是唯物主义者的共识；但是，在认识论层面的方法问题上，并不一定对应着“个人行为解释社会现象”的观点——这恰恰是埃尔斯特的还原主义解释观。因为认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它除了受制于客体的属性，还取决于主体的能力、意图等；它不仅涉及“是什么”，还需解决“为什么”和指导“怎么办”的问题。

第二，方法论个人主义留下解释的真空。并非所有集体都能还原，因为有些事情只有群体才能做，如只有集团才能罢工，此种情况下，个体作为群体的一员而行动，它区别于简单地作为独立个体的行动。希特勒为什么成为德意志的领袖？这类情况不能仅用个人行为解释，阶级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导致的政府统治力量比起任何个人的力量都要重要。曼德尔（E.Mandel）认为，埃尔斯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解：“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个人活动中得到解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必然会涉及对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分析，它们有着完全不同于组成它们的个体行为的特定的逻辑。”［6］（P86）正如马克思所言，以往所有时代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诸多社会现象都不能由个体的欲望来解释，相反它们是社会组织和适合力量的相互联系、相互冲突和斗争的结果。

她被救援队救了出来，在医院的时候邵南有来看她。也许是内疚他帮她支付了所有的费用，请了高护给她。这之后她一直没有再给邵南打电话，她把他的号码和微信从手机里拉黑。她知道，她盛大的爱情已经落幕了。

第三，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下还原的边界问题。如果将社会现象还原为个体行为，那么，如何解释个体？埃尔斯特一方面用意向性把个人行为解释为个人的欲望，另一方面用理性选择尤其是互动策略博弈论模型解释个人行为，此种分析中包含着用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来描述个体，这样必然模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界限，在解释的终端到底是个体还是社会关系问题上模糊不定。

马克思的思想发源正是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改造。青年马克思首先是批判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绝对精神说法，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从撰写《博士论文》到《莱茵报》工作期间，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本身，现实中人的本质是受限的；在《德法年鉴》期间，他认为：人生活在以人为类群组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社会特质，如生活习惯和社交方式等，这构成了人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进行社会交往形成各种关系，人的本质是劳动。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马克思写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135）在此，马克思开始抛弃费尔巴哈的朴素唯物主义“类个体”的人性观，强调自然属性只是人本质的一部分，人的本质的根本在于其社会性，因而要根据现实人的社会关系来认识人。恩格斯将《提纲》称之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里的“新世界观”指“实践的观点、社会关系的观点、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的观点”。［4］（P331）

四、结 语

马克思旨在考察社会历史的整体性质及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具有典型的实践特性。作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思维方式上必须坚守实践思维即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马克思主义把社会性作为分析人的现实起点，用社会性解释个体性。与之相反，以埃尔斯特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却回到了马克思之前的老路上，把抽象人性作为分析社会的逻辑起点，用个体性解释社会性。可见，方法论个人主义所秉持的其实是理论的形而上学性，其思维方法也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知性思维。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何怀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敏光.人的发现——近代西方哲学经验视阈下个体性之觉醒与高扬［J］.长江论坛,2012,（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唐正东.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刘柳.个体性与社会性：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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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固体废弃物中较难处理的是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的常见处置方法有：填埋、堆肥、焚烧、热解、固化等，其中焚烧法可使垃圾减容85%以上，减量75%以上［5］，适用于海岛。由于我国多施行垃圾混合回收，含水率普遍高于50%［6-7］，热值低于进入焚烧炉最低要求6 002 kJ/kg［8］，为垃圾焚烧处理带来一系列问题：焚烧效率低、腐蚀焚烧设备、易产生二恶英等有毒有害物质［9］等。因此我国海岛垃圾处理的关键问题在于垃圾干燥，降低含水率［8-10］。

［6］（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C］.鲁克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