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无论从理论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区划始终都是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是改进有限的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在经济区划进程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然而，事物总会随着量变积累或环境的不确定性而最终使得结果发生变化，经济区划活动也不例外。经济区划的目标、方法和手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经济区划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也将层次性地逐渐消退，或者说，经济改革、经济区划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将永远发展并寻求新的均衡模式。在中国经济实践中，例如，当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区划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增长红利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甚至消耗殆尽，东北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严重衰退，除此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性高新区已经沦为“鬼城”。如果我们有一套科学明确的经济区运行效果评价体系来对所有经济区进行测评，相信还会发现其他经济区的运行效果正在出现衰退。

但是，“今年以来，市场上一些人士认为，央行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并未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中，而是淤积在了银行体系内部。随着央行定向降准的实施，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确实从一季度末的1．30%上升到了二季度末的1．70%。之后，为更好地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监管部门先后出台多项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金融机构三季度末的超储率在二季度基础上下跌0．2个百分点至1．50%，表明央行定向投放的资金正逐步流入实体经济中。后续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步见效，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将会进一步增强。”吴琦说。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认为，目前部分经济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出现衰退现象的原因并非是经济区划加深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内生经济增长出现了衰退，而是这些经济区“非效率”规划的结果。当前部分“非效率”规划的经济区虽然在运行之初也实现了规模可观的经济增长，而这种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由政府行政力量支配本地区经济资源简单堆砌、集聚而造成的结果，资源的配置效率其实并没有得到大幅改善，自然也不能形成内生式经济增长。然而，大量经济资源简单堆砌、集聚势必会引发更高的交易成本，经济区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衰退实质上是快速增长的交易成本对资源堆砌、集聚所产生的经济产出总量吞噬的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对经济区划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进行梳理，明晰正确的经济区划机理，或者说对经济区的形成机制进行正确的表述。然而，实践中的经济区划活动与理论上的经济区划机理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现象，于是，本文将对经济区划实践与理论相背离的基本特征进行概括和梳理；对经济区划实践与理论相背离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对政府行为提出建议，希望以此改善地方政府对经济区进行“非效率”规划的行为。

二、经济区的形成机制

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本文认为，经济体之间通过合作，形成经济分工网络，多个经济分工网络与所处的地理、空间环境相得益彰，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类型各异的经济区。因此，对经济区形成问题的研究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转换，即经济区的形成机制问题，并在一定程度就转换为三个问题：“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经济分工网络的形成”和“经济分工网络的有机组合”。

（一）专业化分工的形成

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研究专业化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柏拉图是较早思考专业化分工的福利含义的学者，他对分工、市场和货币之间的联系有过比较深入的思考。［1］色诺芬也考察过城市和分工之间的联系。［2］威廉·配第记录了专业化对成衣制造的贡献，并指出荷兰人的产品运输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他们每条船都有专门的功能，因此，他建议城市可以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来促进分工。［3］约瑟夫·哈里斯和乔塞亚·图克尔的研究则直接提出了分工对于生产力的含义、进一步分工的可能性，以及产品种类多样化、生产迂回程度与更高分工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4］［5］后来，斯密则通过系统地研究专业化和分工有助于经济增长繁荣的含义，使专业化和分工成为人们在进行经济分析时的焦点，他设想分工是由市场大小决定的，而市场大小却是由运输效率所决定的。［6］再后来，大卫·李嘉图则从另外一条线索展开了对专业化和分工的研究。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性［7］，这也是后来被罗森称之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8］。但在对外生比较优势的系统阐述直到赫克歇尔和俄林才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区分，他们区分了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外生禀赋比较优势，并证明在缺少技术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外生禀赋比较优势也能产生分工。［9］［10］

比较两组重型颅脑外伤手术效果;住院时间;手术前后患者生活质量(QOL量表,分值越高则生活质量越高);并发症。

对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人们更为直观的印象就是，专业化分工有助于提高单个工人的劳动技巧，有助于减少从一种生产操作转向另一种生产操作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有助于机器发明方面的优势。对于这一点，在斯密之前的很多文献中都有所提及，而斯密之后，在继承这种观点的基础上，雷提出了分工对于提高工具和材料的利用率的作用，这相对于分工对时间节约的好处而言，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优势［11］；查理斯·巴比奇指出分工还可以通过避免重复学习和训练而节省固定学习成本［12］，后来，贝克尔、巴塞尔和余以及罗森继续将“分工可以提高固定学习和训练投资的利用率”这一思想进行了形式化和数学推演［13-15］；再后来，塔木拉和杨小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固定学习成本对于人们内生专业化水平的含义［16-17］；直到当下，经过大量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最终基本形成了内生专业化分工的基本框架。

综上，专业化分工经历了从外生比较优势到内生专业化分工的历程，这一历程基本上可以解释人类近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现象，这是经济增长的微观核心，也是我们未来对经济发展规划的基础理论。

（二）经济分工网络的形成机制

依据专业化分工的基本逻辑，大量的单个不同经济主体为了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而相互分工合作，从而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分工网络。这些单个经济主体的专业化程度的累积水平就决定了全社会的社会化分工水平，也就形成了经济分工网络的规模边界［18］（P12-15），而经济体相互合作带来的好处（即分工所形成的正网络效应）与分工所引发的交易成本构成了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即只要当分工引起的正网络效应大于分工引起的交易成本，他们就会选择合作分工直到正网络效应等于交易成本为止。这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早在斯密之前的很多学者就已经认识到分工提高单个工人的技巧从而对提高工作效率十分重要，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沿着这一路径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大卫·李嘉图首先引入了相对比较优势概念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完善，李嘉图模型详尽地阐述了一个经济体虽然在所有的方面都不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只要它在某一领域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它就能与其他经济体完成分工合作，实现分工经济增长，因此，事先（外生）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是实现分工经济的基础。而霍塞克则用图形证明，斯密的内生绝对优势的概念可能更具有一般性，它所证明的模型阐述了事先完全一样的人由于选择了不同的专业化模式必然会产生生产率的差别，这就形成了内生比较优势，也可以实现分工经济增长。［19］正如斯密指出的，那些看起来像是事前不同的专家之间的差别，实际上也是由于他们选择不同职业而产生的后天差别，因此，专业化是经济分工网络形成的基础。

（三）经济分工网络的有机组合

经济分工网络结合所在区域的地理、空间环境，在进行分工与环境配对的过程中，完成了劳动的地域分工，这时劳动分工的最小单元已经不是劳动者个人，而是上述的经济分工网络，即多个劳动者从事相同工作的集群（部门），也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实践中的“产业”。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这些经济区主要分为地域经济区、开发开放试验区、功能经济区等。依据上文的分析，这些经济区实际上是由不同的经济分工网络按照不同的逻辑进行有机组合的结果，例如，地域经济区就是以自然资源、生产要素为核心的多个经济分工网络围绕着降低自然资源配置成本而形成的经济区［20］（P18-20）；开发开放试验区却是以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为核心的多个经济分工网络围绕着降低税收以及制度障碍成本而形成的经济区 ［21］（P56-60）；功能经济区则是以组建某种专业要素综合体为核心的多个经济分工网络围绕着如何最大化程度发挥这种专业要素综合体的特殊功能而形成的经济区［22］（P42-48）。由此可知，经济分工网络有机组合形成经济区实际上只有两条逻辑：一是以不同核心进行演进从而极大地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二是围绕某一核心资源极大地提升该资源的分工或组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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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区划实践与理论背离的特征

理论与实践总会存在一定的差距，理论重在基于单一或者确定不变的目标展开逻辑推演，但实践总会基于多目标或者不断变化的目标来安排工作内容。经济区划在理论上旨在“以不同核心进行演进从而极大地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以及“围绕某一核心资源极大地提升该资源的分工或组合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而实践中，地方政府主导着经济区划活动，经济区划活动也自然成为地方政府实现各种行政目标的载体，因此，实践中的经济区划与理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背离”现象，这种“背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一）经济区划的“扩张性”非理性泛滥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区域发展的实践中，拥有更高级别、更大分工规模经济区的地方政府都能获得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支持，以此取得在发展中的比较竞争优势。［23］于是，经济区规模的扩张性就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区战略的显著特征。［24］在政策博弈式的经济区划生态下，简单直接地通过行政手段获取大量的经济资源，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会更具诱惑力，它们可以不用转变政府职能，不用改变经济发展思路，不用长时间等待，只需要通过“游说”“申报”就能获得局部地区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25］经济区划俨然成为地方政府应对政府经济量化考核的重要策略。一时间各种新区、高新区的规划不断出台，截至2014年9月，全国391个城市的新区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197平方米，已建成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达到161平方米，这远超过人均100平方米的国家标准。［26］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5月12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指出，伴随长三角的区域广化和深化，一个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40个城市的“超级经济区”已经浮现，有望带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报告建议政府修改长三角的规划，将安徽也纳入其中，以可持续的方式提升竞争力。［27］相似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这些研究成果的研究视角多集中于经济区运行所引发的经济增长上，多是论证某一具体经济区的可行性和预期效果，对经济区的设立和划分多表现出积极肯定的态度。

（二）经济区划的目标夹杂着过多的非经济增长因素

政府行政目标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但并不代表政府的行政目标不具有层次性和独立性，如果无法正确处理政府行政目标的“层次性”“独立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系，说明政府的部门职能不够明晰，政府各部门不能有序开展工作，各部门行政目标的达成不具有层次性和独立性，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某一具体政府行为“毕其功于一役”，即通过某一具体行为解决所有部门的行政目标。例如，就本文所研究的经济区划问题而言，当政府的行政目标无法正确处理其“层次性”“独立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系时，政府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经济区划活动来直接达成各个政府部门的所有行政目标，比如通过经济区划活动实现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辖区居民就业目标，实现辖区环保目标，实现残疾人保障目标等，“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的结果却是“哪样都没有做好”。基于此，我们回归政府经济区划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为了履行政府的经济职能，其目标的设立也应该体现明确的经济属性，那么，政府首先需要在经济区划的战略决策系统中将经济目标和其他目标进行区分，其次，赋予区分后的目标具有执行层面的独立性。

四、经济区划实践与理论背离的原因分析

（一）复杂的行政目标缺乏多种力量相互制衡导致目标不能精准执行

地方政府有多个不同的部门组成，分管不同的工作，每个部门都有各自不同的行政目标，但是各部门的工作最终会汇聚成政府统一的工作，即各部门的决策和行为受政府常务会的影响很大，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例如，当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一个对环境有较大破坏力的项目，按照当地环保部门的行政目标应该拒绝这样的企业入驻，但由于该项目可能会对当地带来大幅的GDP增长，解决大量的就业，而对当地人民群众的健康又不构成重度危害，这时，环保部门很可能就被地方政府的常务会议以“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的理由而被轻松说服，最终以环保标准的下限执行，从而导致环保部门原本明确的行政目标得不到精准执行，再如，当出现了某一环保事故，被媒体和上级政府高度关注时，环保的行政目标可能就会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政府又会要求企业进行搬迁，造成经济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很多企业在搬迁后，员工居住地与厂区相隔较远，每天都需要乘坐较长时间的通勤车上下班，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上形成了分离，或者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交易成本被大幅提升，这至少不是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情形。然而，导致各部门明确的行政目标不能得到精准执行的根源就在于各个部门与政府常务会之间在决策系统中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

（二）指标化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导致经济区划的“扩张性”不断升级

政府绩效考核的科学性一直是学术界难以攻克的难题。目前的政府绩效考核以及政府对官员的考核体系在经济区划活动中同样受到诟病，最为典型的就是政府绩效量化考核只能通过各种量化指标来完成，而地方政府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应对考核的捷径就是针对考核指标做出政绩。例如，为了迎合GDP指标的要求，不惜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谈到经济发展形势时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各行各业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28］

尽管在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的纠正下，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有所减缓，大力提倡“绿色GDP”以及综合更多民生方面的考核指标，但是对经济发展总量的考核依旧是重头，无论政府的正式考核，还是地方官员获取上级的印象分，经济总量考核的权重总是十分显要。另一方面，有了更大规模的经济总量，就等于扩大了地方财政的税收基础，地方财政规模自然会得到大幅改善，有了坚实的地方财政基础，地方政府无论是实现亟须的经济行政目标还是其他方面的行政目标都会显得十分从容，那么追求更大规模的经济区划活动自然就成为地方政府实现更大规模经济总量的优先发展途径，毕竟中国式的经济区划一旦被确立，经济区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就能迅速扩大其水平效应。

（三）经济区划的决策机制过于放大政府的主观能动性

目前，中国经济区划大致分为三种类型：（1）以地理环境优势互补为依据的经济区划模式［29］，这种模式的经济区划是以区域内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为基础，在信息共享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诱发出生产要素自发流动的冲动，属于经济、社会、技术进步下的自然进程；（2）以区域专业化分工表现出来的“相对比较优势”为依据的经济区划模式［30］，这种模式是以信息共享程度不断深化驱动下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政府行政政策加速所导致的生产要素定向流动的经济区划模式，具有明显的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特点；（3）以区域功能为依据的经济区划模式［31］，在该种模式下，“经济要素合理布局”的评判标准中掺杂的政治、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比重较高，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向受政府偏好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府偏好的生产要素流动方向和生产要素追求更高边际产出的自然流向相一致；另一种情况却是政府偏好的生产要素流动方向和生产要素追求更高边际产出的自然流向不一致。如果是前者，生产要素结构在区划中被重构就得到了效率改进；如果是后者，经济区划实际上只是完成了效率被降低的要素聚集和堆砌①，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程度因此加剧。实践表明中国的经济区划是一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区划，经济要素结构重构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偏好而非信息共享程度的深化。目前，国家的经济区划战略宏观层面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微观层面有具体经济区扩张性发展，如长三角经济区的上海浦东新区、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滨海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福州（平潭）综合试验区、珠三角经济区联合的港澳地区等，都在进行后续开发、整合、再发展以增创优势再上台阶。如此，“自然进程式”的经济区划越来越少，政府的主观偏好影响着经济区的发展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文是在否定政府主导的经济区划不具备科学性，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至少政府主导的经济区划在判断正确的基础上可以大大缩短“自然进程”的时间，这是政府主导经济区划最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如果在没有充分的数据分析，专业的参谋机制，科学的决策机制，也会诱发决策错误的风险，因此，在经济区划的决策中过于放大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具有一定的风险。

五、对实现经济区“效率规划”的政府行为建议

（一）对政府经济区划目标设立的建议

经济区划的目标是为了对区域空间中的生产要素结构进行重构，使其原来结构中的“要素拥塞”现象得到改善，以提高经济要素配置效率，最终达到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目的。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行为，对其效果的考量应该使用纯粹的经济指标。然而，现实中，政府在进行经济区划活动时，还要考虑辖区的就业数量、就业结构、环保、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民政事业发展等多个非经济增长目标，这样就极易陷入“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困境之中。以兰州新区战略规划中的《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为例，在该规划总体方案中，规划的重要意义就包括四个方面：（1）建设兰白试验区，是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2）建设兰白试验区，是实现跨越式发展、与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小康的有效途径；（3）建设兰白试验区，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和潜力的重要举措；（4）建设兰白试验区，是优化科技创新资源布局、统筹区域科技发展的现实选择。在兰州新区的总体规划中，除了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规划之外，还有《兰州新区就业与社会保障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兰州新区民政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多个规划，加总形成了兰州新区发展的总规划。从这些规划来看，经济规划只是兰州新区总规划中权重较大的一部分，其中每一个分项规划都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目标，因此，政府最终的行动决策往往是兼顾经济、政治和社会公平等多种因素的折中方案。

（二）对政府经济区划决策机制的建议

政府经济区划决策组织的科学性。经济区划决策组织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决策专家的专业配置需要具有科学性。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区划决策内容涉及的专业领域十分广泛，而各项工作的决策者都需要是所在领域的顶尖专家，但专家只能对自己所擅长专业提出合理的决策方案，对于其他不熟悉的领域，往往会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在处理经济区划中每一个具体项目的决策时，必须依据专业知识互补的原则配置齐全所涉及领域的所有专家，杜绝用行政代替专家的现象。二是决策组织需要有科学的分工协作。这里的科学分工协作并不仅仅停留在不同领域专家的合作中，同时也存在于同一领域专家进行快速决策的过程中。决策组织分工协作的预期是决策组织能够又快又好地实现决策目标，不同领域专家的合作是为了应对不同领域专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合作使得信息实现充分共享，而且避免各自的专业短板，最终实现决策质量的提升。同一领域专家的合作是为了充分利用不同专家在具体业务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实现快速完成既定工作的决策目标，最终实现快速决策。三是决策组织需要有科学的组织秩序。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区划活动中，决策组织意见的冲突实际上是各种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结果，而一致意见的形成也应该是各种利益经过充分的“利益博弈”所形成的纳什均衡，那么，在设计经济区划决策组织秩序时，首先要吸纳经济区划活动所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代表和行业专家；其次是要设计好各方利益充分阐述利益诉求的机制，极大地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保证各方利益都能获得阐述诉求的机会，并且都能有效获得同等程度的关注；最后要形成科学的表决机制来保证各方利益的诉求都有所体现，各方利益也都有所让步，最终形成“利益博弈”的纳什均衡。

政府经济区划决策过程的科学性。科学的决策结果必须以科学的决策过程为前提，如果经济区划活动的决策过程出现缺陷，那么最终形成的经济区划决策结果必然会出现缺陷。而科学的决策过程必须要尊重决策的自然规律，决策行动也必须讲究严格的先后顺序以保证其逻辑的正确性。对于经济区划活动的决策，（1）决策组织应对经济区划活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进行充分认识和分析，要以数据为依据，杜绝“行政包办决策”“官员替代专家”“利益集团替代公共利益”的现象发生，以专家团队合作的形式对辖区的经济资源、发展问题和发展机遇进行识别和论证；（2）决策组织应依据数据分析出来的经济区资源禀赋结构特征进行目标设置，在目标设置的过程中，需注重目标设置的层次性、具体性和明确性，以及目标达成的责任划分的精准性，这样就形成了总体目标、子目标的明确化和责任人格化；（3）各个部门应依据总目标和子目标设计出相应的备选方案来达成各级的预设目标，这些备选方案必须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其操作难度、实现概率、收益和成本都应尽可能地实现量化；（4）决策组织需采用各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决策方法对既定的备选方案进行分析和优选；（5）再按照优选出来的方案实施，并对实施的方案进行评估，做好控制工作。在现实的经济区划活动中，关于决策过程容易出现一类错误，即“规划”替代“决策”，即在规划过程中，一边规划，一边从中提炼决策目标，规划结束就等同于决策结束，对于后期的“控制实施”和“方案评估”都从决策过程中被剔除了，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区的规划内容虽然丰富，但是规划和具体实施往往存在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也是部分经济开发区出现“鬼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府经济区划决策评估的科学性。一方面，政府经济区划的评价标准需加入“成本考量”。实践中，地方政府在对自身经济职能履行效果进行评价时，往往会更加偏好对自身的工作成绩进行罗列，也会“格式化”地总结工作结果的不足，但本文想要表达的重点是，地方政府对所列出的成绩清单付出的成本几乎都是回避的。例如，甘肃省的经济发展清单相对于甘肃省过去的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也算是靓丽的，但直到央视播出了祁连山生态破坏的纪录片之后，公众才明白原来甘肃省经济发展的成绩单所承载的成本如此高昂。因此，要构建一个科学的政府经济职能履行的评价体系，将“成本考量”纳入其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政府经济区划决策评估的主体需多元化。经济区的运行效果关系辖区内所有居民的福祉，那么经济区划决策评估就应该体现更多人群的意志，而经济区划决策又只能在政府主导下由经济发展过程所涉及领域的专家或精英来完成，由于不同领域专家不可能擅长所有领域的知识，他们存在“知识缺陷”，而专家的经济层次、社会层次以及人际圈子的局限，会导致他们同时还存在“经历缺陷”。在管理学上讲，决策评估是决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将决策评估的结果反馈到原来的决策系统中对原有的决策进行调整使之达到预期的决策效果。基于此，决策评估的质量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决策评估的质量就应该由所有（或者最大数量）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共同表决，只有最大数量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决策评估才能有效回避“知识缺陷”和“经历缺陷”所带来的决策偏差。

但比赛中可选曲目就非常多元化了，因为每位演奏者都要演奏完整的作品。这种情况下，不仅考验演奏者的演奏水平，还考验演奏者安排一场或多场完整音乐会曲目的能力。我看过许多选手，在可以自由选择曲目时，依然全部选择德奥作品，或全部选择现代主义作品。这样的选择难称明智，我建议选手首先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为赢得比赛而选曲？还是为了伟大的演奏而选曲？在我的价值观里，我会建议选手想想，他们究竟想为观众带来怎样的审美体验，每首选曲都应当践行演奏家的美学观念，且互相之间保持一致，或互有补充。完成这些之后，剩下的事情，不妨尽数交给评委来决定吧。

（三）对经济区划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建议

1.政府管制应该体现在市场公平性的维护上。在经济区运行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要当好“场地维护员”，而且还要当好“场地建设者”，努力提升经济区域内的信息完全程度，向市场提供更多关于经济交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降低市场机制的试错成本。政府是经济区划的发起者，它可以依靠行政手段大手笔地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用完全垄断的方式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也可以退出竞争市场，只当“场地维护员”而不当“运动员”，把资源配置的任务完全交给市场。完全垄断存在实质性操作难度，人们更倾向于市场手段。但是，在经济运行的实践中，市场机制也同样会因为“经济外部性”而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纠正这种“经济外部性”，让市场机制保持健康状态，这就是政府作为“场地维护员”的角色定位。

另外，市场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会存在着差异，其原因除了“市场失灵”之外，还表现在市场机制存在高昂的市场试错成本，这是由市场中人们的“自利决策机制”所诱发的。现实中，试错成本与市场中信息完全的程度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例如，商品的出售者需要将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经过一次市场配置就能完成交易，如果信息滞后严重，该商品可能会经过多次转手才能到达出价最高的人手中，但在对市场机制的理论分析中，商品无论经过多少次交易，最终总会到达出价最高的人手中。新古典经济模型往往就是这样抽离了时间变量，也就抽离了模型中的市场试错成本，所以理论模型分析的结果就是：市场机制是除完全垄断之外的最具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而现实中，这类理论模型却很难解释在同样的市场化程度条件下不同经济区的运行效率不尽相同的现象，由此可见，市场机制存在“试错成本”的现象恰好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区划方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3.1 评估患者是否需要导尿 只有通过各种护理措施均无法诱导患者排尿时，才考虑使用导尿术(A级推荐)［4］。在确定为患者进行导尿术之前，应尝试热敷、按摩、听流水声、温水擦拭会阴、改变体位及心理疏导等措施，帮助患者自行排尿。只有经上述处理均无效时，才使用导尿术。

2.政府职能应逐步完成由“行政调拨”向“公共服务”的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应该从通过“行政调拨”直接干预要素流动向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转变，以此降低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成本来提升经济区内总体的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依据前文的论述，进行经济区划的目标就是要使得辖区内经济要素的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改善，而同一种具体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存在边际技术替代率之差却是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改善的基本前提［32］。因此，目前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区划的逻辑就是通过“行政调拨”来促使生产要素实现区间流动，并且使其朝着缩小同种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之差的方向流动，以此来提升经济区总体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最终实现经济辖区的经济增长。在理论上讲，因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减去行政调拨所产生的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就构成了经济区划的经济增长效果。但笔者并不认为“行政调拨”对经济区划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因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都是符合“自利决策机制”的，只要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存在边际技术替代率之差，它们便会为了追求更大的边际产出而进行自发流动，市场的“自利决策机制”不仅可以替代政府的“行政调拨”促使生产要素朝着缩小边际技术替代率的方向流动，而且还能比政府的“行政调拨”做的更好。然而，在市场的“自利决策机制”下，要素要进行自发流动的条件除了要素在不同区域具有边际技术替代率差之外，还需要缩小边际技术替代率之差引起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要素流动所产生的成本。实践中，要素在不同区域存在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之差往往是刚性的，那么要实现促进要素充分流动的途径就是努力降低要素流动的成本。

（四）对政府提升经济区科技进步能力的建议

目前我国的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是以国家投入为主，主要由公立科研院所具体承担，由于体制原因，国家科技投入和产出的效率不高，成果转化率也较低，导致了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中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缓慢。我们认为快速提升生产技术效率首先要改变政府单一投资的科技投入模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企业涉足科技创新领域。目前民间资本和企业不愿涉足科技创新领域的原因有三：第一，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极强的经济正外部性，而我国又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知识产权法制不够完善，且执法力度低，企业应该得到的专利保护仅仅停留于法律条文层面，挫伤了民间资本和企业涉足科技投入的积极性；第二，我国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生存竞争白热化，而科技创新活动对资金和科研硬件条件的依赖都相对较高，民营企业难以独立完成；第三，我国现行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较为严重，中小民营企业往往被界定成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很难吸引到一流的科研人才。基于上述原因，建议：第一，政府需强化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体现在进一步健全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加强执法力度；第二，加快现有科研机构和院所的改制，实行股份制，并提高民营资本的占股比例；第三，积极鼓励和引导区域性行业协会的建立，以行业协会为中心，由各会员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科研所，实现科技成果按股份共享；第四，统一民营和国有科研院所中科研人员的职称管理和其他福利待遇，建立科研人员的流动机制，鼓励其合理流动。

注释：

①生产要素的这种聚集堆砌，在局部空间内会表现出经济总量明显提升的现象，但这是以牺牲其他区域发展为代价的，生产要素在过分聚集的过程中，其边际产出会因要素拥塞而降低，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际上是降低的。

［参考文献］

［1］Plato.The Republic．Trans.H.D.P.Lee，Harmondsworth，Penguin Classics，1955.

［14］Barzel and Yu．Measurement Co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2，（25）.

［2］Gorden，B．Economic Analysis before Adam Smith．London： Macmillan，1975.

［3］Petty，William.Political Arithmetics，in C．H．Hull ed．Economic Writings of Sir．William Petty．Ressued，New York： Augustus M.Kelly，1963.

［12］Babbage， C.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4th enlarged edition.New York：M.Kelly，1977.

辛镇地区沙四段沉积早期砂体是辛镇地区勘探的主力油层，而高压盐水层主要发育在其下部，这种分布方式是油水的分异作用造成的。由于水层比油层对储层物性的要求更宽松，故盐水层的分布范围较油层应该更为广泛，在研究时考虑砂岩储层均可作为盐水层的载体，因此沉积体系和储层展布规律是研究盐水层形成机理的一个重要前提。

［23］Veeck， G.，Pannell， C.W.and smith， C.J.China’s Geography： Globaliz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Changing Regions in a Global Context： New Perspectives in RegionalGeographySeries）.Maryland： 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11.

［10］Ohlin，Bertil．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7］Ricardo,D.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London:Gaernsey Press,1973.

［8］Rosen， S．Substitu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Economica， 1978，（45）．

［9］Heckscher，E．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Ekonomisk Tidskrift，1919，（21）．

［6］Smith， Adam.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劳动教育是高校教育中长期被忽视的环节，很多高校依旧没有发现劳动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劳动中的创造工具、使用工具是把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标志。

［11］Rae，J.．Statement of Some New Principles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issued．Reprints of economic classics， New York： M.Kelley， 1964.

［4］Harris，Joseph．An Essay Upon Money and Coins．London： G．Hawkins，1757.

［13］Becker,G.ATreatiseontheFamil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在项目水资源论证阶段，对项目区实行严格的水资源论证审批制度，项目规模和布局以取水总量控制指标为指导，项目取水不得突破国家下达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对于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不得新增取水，对于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限制新增取水。地下水超采区内不得新增取用地下水，生态脆弱区限制地下水开采，防止出现生态环境问题。

［15］Rosen， S．Special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3，（1）.

工业控制系统应用空间相对封闭，在设计之初很少考虑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系统的开放，系统漏洞不断涌现，黑客极有可能通过这些漏洞发起对工业控制系统有针对性的攻击。2016年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工业互联网安全论坛中提到：“2000年至2016年间已发现1 552个工业控制软硬件设备漏洞，涉及123家工控厂商，其中516个没有被修复”。工业控制系统的漏洞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如何解决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工控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2012—2014年统计的漏洞报告和涉及的工控产品见表1所列。

［16］Tamura， R．Efficient Equilibrium Convergence： Heterogeneity and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92，（99）．

［17］Yang， X.and Yeh， Y．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Endogenous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eminar Paper，Monash University，1996.

［18］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9］Houthakker,M.Economics and Biology:Specialization and Speciation.Kyklos,1956,（9）.

［20］董锁成.经济地域运动论——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规律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1］杨树珍.中国经济区划研究［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22］郭振淮等.经济区与经济区划［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5］Tucker，Josiah．Four Tracts on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Subjects．Gloucester，R．Taikes，1774．

［24］邓晰隆，郝晓薇，叶子荣.基于规模扩张与交易成本冲突的经济区划理论分析框架［J］.经济问题探索，2015，（3）.

［25］邓晰隆，叶子荣，赵晖，张清辉.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区效率分工规模研究——来自上海浦东新区的数据［J］.管理工程学报，2015，（3）.

（一）核电厂储运作业特点。首先，核电厂的经营生产的基础之一是物料，是保证核电安全的关键因素，与之相关联的仓储与运输作业的风险控制，直接影响核电厂安全绩效评价的结果。其次，以高空作业、吊装作业、核燃料转运作业为例，核电厂储运工作涉及大量高风险工作，近年来，行业内多次发生储运相关的人员伤亡、核安全相关设备损坏等事件。然后，储运作业具有业务种类规范，业务流程统一，作业器具标准，作业环境变化较小的特点。最后，因储运作业外部受到供应商到货计划的影响，内部受到需求部门领料计划的影响，还具有需敏捷管理的特点。

［26］李丹丹.国土资源部：严格控制城市新区无序扩张 防“摊大饼”现象［EB/OL］.人民网，http://sc.people.com.cn/n/2014/0926/c359545_22445113.html.

［27］王浩娇.40城超级经济区已现［N］.京华时报，2014-05-15.

对于电力企业而言，应包括自然环境资产和人工环境资产，特指在电能的开发使用过程中，为了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的，从而为电力企业购置的仪器、设备、原材料以及相应的无形低碳资产。

［28］范旭光.刘明康：低水平重复建设令人发指［N］.新京报，2012-03-07.

［29］段学军，陈雯.省域空间开发功能区划方法探讨［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5）.

［30］徐辉，彭萍.基于引力模型的江西省经济区划与协调发展研究［J］.地理科学，2008，（4）.

依托新媒体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国梦为指导的校园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为抓手，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多层次平台。注重学生“三观”培养，提升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此外，要落实好教育主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的关注度与普及度，切实保证其教育效果。同时，把丰富多彩的图片、视频等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突出网站的多样性与互动性。

我的微博主页几乎是全网最全抽奖锦鲤合集，老朋友纷纷问我是不是被盗号了，一位新粉丝专门留言，“特意从你这里转走，中了的话请你喝一杯奶茶”。

［31］杨开忠，姜玲.中国经济区划转型与前沿课题［J］.中国行政管理，2010，（5）.

［32］邓晰隆，叶子荣.基于成本考量的经济区划逻辑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