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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文论体制化——以课程和教材为中心

更新时间:2009-03-28

所谓文论体制化,主要强调的是在清末民初,从混融一体的传统文化中渐次分析出来的现代文化、文学和文论方面的话语,将其时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主流文学思想和相关议题确定下来,以国家权力和知识教育的形式固化起来,从而建构国家和民族意识、形塑意识形态的过程。大体而言,体制转型、知识转换、学科建制和课程设置,乃至相关教材的著述与译介,是相对于传统而从整体上显影出来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世界格局内文化的理性分化、国族认同的必然伸张和学术体制的分工逻辑。此间个体思想、意志和精神的主体性与现实性其实并不十分突出,但作为现代国族欲望激荡和话语构型的结果,文论体制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塑造文化的功能也非常突出。本文以“文学概论”课程和教材为中心,梳理和分析清末民初文论体制化的过程,以此透视其间文化建制的结构性和主体性的意涵,理解长期以来对“文学概论”学问和教学的偏见。

一、文论建制初始:从课程到教材的《文学研究法》

从知识学视角看,文论体制化是清末民初以来整个民族国家体制建设潮流的一部分。由晚清重臣张之洞、张百熙等修订而成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体现的是国家文教体制顶层设计者“折衷中西而救济现实”的意志,当然其间也颇多保存传统以文化重构的意图。该章程在1904年1月13日由清廷颁布,其中规定“文学研究法”设置在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的第一学年,每周2学时,第二、三学年每周3学时,连上三学年,这使得它成为“中国文学门”最主要的课程之一。在清末学制中,“研究法”是个新兴术语,其意涵经略不定,从今天看来,其主要用作对学科建制或科目课程的名义和内容的规定,大体上有类于文学研究的思路规范和文学立科建制的总论。也正因此,后来许多研究都将之视为“文学理论”或“文学概论”性质的课程。

“二同”即“推动地方立法工作与改革同频率”。其要义在于,只有“坚持立法与改革发展相适应,突出地方特色,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地方立法工作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也才可能“形成工作合力,凝聚各方智慧”。

目前看来,“文学研究法”课程最早在1910年开设,主要由晚清桐城学者姚永朴在京师大学堂讲授,课程讲义后来结撰为《文学研究法》,由京华印书局于1914年出版,1916年又有商务印书馆版。此课与此书取名“文学研究法”,直接因应“癸卯学制”所规定“文学研究法”这一核心科目,体现了体制内学者对彼时文化重臣之顶层设计的具体落实,其思路和成效,确实值得关注。

晚清各家之于文学教育都有所措意,桐城文派尤其是其领袖吴汝纶对如何开办新式学堂颇多用心,对文学之于国族的担当执意很深。但国家鼎革之际人事纷纭,变化很大。起初吴汝纶获张百熙之邀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考察学制,为建设京师大学堂,吴汝纶颇多筹划,但可惜1903年身病去世。“癸卯学制”颁行后京师大学堂很长时间未能步入正轨,主要办的还是预科和师范教育。1912年5月1日民国教育部下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桐城派传人马其昶、姚永朴等先后进入北大任教,姚永概还曾担任文科教务长。不过,1913年章门弟子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黄侃、朱希祖、钱玄同等被时任文科学长的夏锡祺陆续引进,同时章太炎一系学友如马叙伦、刘文典、刘师培等也陆续进入北大任教。其中尤以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刘师培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为代表,文选派在北大获得优势。

此外,该产品还配备了智能型高端电控系统,采用触摸式按键、高亮彩色液晶屏等智能装置。值得一提的是,找平油缸集成配有位置传感器,可实时显示找平标尺高度,并有效防止异常操作导致的大臂变形,找平、行走、振捣、输分料系统等智能一体化控制,同时,电加热系统具备自动加热、低速加热及过热保护等功能,以提升工作稳定性,保证更高的作业质量。

确实,百年来从“五四”到当代的激烈斗争,以西学为样板的整体主义和结构化思路,使得古今中外文化相互碰撞生发的多种可能性、文学和文论各维度相互盘诘互动的交往沟通性、学术形态的多元丰富性,被太多地忽略和遗忘了。如果不拘囿于百年来“文学概论”的西方通论形态和普遍主义传统,“文学研究法”、文学概论和文学理论的诸种样态,或许是可以得到充分的碰撞冲突、渟蓄化育、综合融通和推衍创新的,思想内涵、学问本质和形态样别也可以不断地与时迁化,解析重构。这样看,当代世界的国族建设与文论体制化,应当基于世界意识和现代精神,兼容并包而混杂并用古今中外思想和文化元素,并且有勇于不断地解析重构的进取心。

沈尹默晚年在《我与北大》(1963)中说:“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1]北京大学文科新旧之争,首先体现在六朝文逐渐取代唐宋文。林纾“愤甚”,斥章氏为“庸妄巨子”,并说“吾可计日而见其败”。然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大的背景如此,结果只能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衰”。马其昶、姚永概一气之下“咸去大学”。1917年,黄侃、刘师培二人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姚永朴也于此年3月离开北大,象征着桐城派基本退出北大讲坛。

第五章 文学上之理智原素

第一次在中国文学门科目中列入“文学概论”的,是1917年12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记事》,并且排在第一位,课时为两课时,且为必修课。这算是“文学门”嫡宗“国文学类”对文论课程的重大改造。12月9日和29日刊出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中,文学概论的课时又分别修改为一课时和三课时,必修课的地位不变。此后,1918年9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增刊》载中国文学门正式科目中,第一次出现“文学概论”的名称,然而,并未列出科目下任课教员的姓名。9月26日公布的“文本科七年度第一学期课程表”中,“文学概论”的名称消失了。按照程凯的研究,“虽然当时的新学人已感到有必要开设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教员依然是件困难的事”[3](P6-7)

1913年初,姚永朴与姚永概一起辞职,但奇怪的是,11月姚永朴又回校任文科教员,讲授“文学研究法”。其学生张玮述曰:“每成一篇,辄为玮等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有日昃忘餐……不数月全书成,言曰《文学研究法》。”[3](P2)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一书被认为是桐城派末期文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形制上仿照《文心雕龙》,四卷二十五篇,包括末篇《结论》。

2.城镇住房供给调节机制: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演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住房供给调节机制演进的最大特征是由单位分配到市场购买的结构性变迁。与此同时,国家持续加大保障房的供应。总的来看,尽管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城镇住房供给调节机制市场化改革成就斐然,但同样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表现为商品房供给被住房投资者和投机者引导,炒房时有发生,偏离了住房供给是为了满足民生需求的根本目标。这表明,新时代中国城镇住房供给调节机制改革应当是在市场调节机制基础上,加大政府调节,使城镇住房供给调节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范围之外(譬如保障房、自建房、共建房)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民众配合的城镇住房供给调节机制。

《文学研究法》如张玮言“论文大旨,本之薑坞、惜抱两君”,但其实门户之见并不深。其主旨主要探讨文章法度,总结古文理论,沟通古今,汲取了自周秦到近代各家观点之精华。卷一之六篇或可谓“文之枢纽”,大体通于今人所谓文学本论,聚焦于文学的基本问题,尤其值得注意。《起源》篇认为,文学起源于人类语言文字的交流,内因是性情欲望,外因则是字体、书法、印刷等条件的便利。《根本》篇认为“质”是文章和文学的根本,文学作为修齐治平之学应该“敦本务实”。《范围》篇将文学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指“专以文字之成为书者而论”,狭义则是指“纯文学”和“文学家”。由此可见,桐城派在对接现代文学观念方面,对新概念的接纳有所保留,借重桐城派在义理、考据与辞章三分格局中以辞章偏胜的立场。《纲领》《门类》《功效》三篇则承袭桐城派的“义法”、门类辨析和为文功效的讨论,以门为纲、以类为目,将文章分为十三类,认为文章的功效在于论学、匡时、纪事、达情、观人和博物等,不忘强调以情动人“感而遂通”,也算沟通传统与现代,但显然仍以古文章之学为多。其后卷二探讨文学因革、流派问题,折衷真德秀《文章正宗》、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所提文章分类,以因应中西文学互格的问题。卷三讨论性情与风格的关系,文章的十种“状态”,分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文章各层次或维面。卷四从文章写作和修辞诸角度,强调文章要做到刚柔相济、奇正兼顾、就雅去俗、繁简适当、务去疵瑕、狠下工夫这些要点。结论强调要“熟读”“精思”和“久为之”,“工夫果足,何患不与诸大家并驾齐驱”。

从总体上看,“文学研究法”这一课程及著述,主要是系统整理和总结古文家思想,以宣讲桐城义法为多。《文学研究法》有因应形势、中西比较、沟通新旧的要求,其间提及一些西来观念和时代术语,与西方观念偶有碰撞,但主体部分仍是以桐城派古文“义法”说、体裁分类、文章赏鉴和为文“法度”等内容为主体。对照以《奏定大学堂章程》尤其是其“研究文学之要义”混杂而进取的要求,即可见全书精神在体现桐城古文乃至历代文章学的特点:长于体味、品鉴、揣摩和模仿,而短于现代视野、专业考辨和阐释创新,缺乏较为充分的世界意识和现代精神。《文学研究法》虽然在清末民初形势摧迫下有竭力涤除传统文人阶层一向自守的痼疾而求解济世化民大道的倾向,但落实到国族文学的教与学上,还是显现出自诩优雅,因循趋附于传统轨道,而与清末民初社会大势、现代学术和教育改革渐行渐远的意态。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间,文论课程虽然受国族体制推动,在形式上渐趋体制化,但整体上的学术样式、思想气质仍处于古今杂糅参差的过渡状态。

阿东说完磕了三下头。他起身叫阿里过来磕头。墓碑四周炸过鞭,又有些灰渣。阿里有些不乐意,说:“姆妈讲的,脏地方不能坐。”

二、课程建制与教材名目:从“文学研究法”到“文学概论”

说到底,文论体制化主要依靠的是现代大学建构中的课程建制乃至教材建设。这主要从清末的“文学研究法”到民国后“文学概论”课程建制的变化可见。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任首任教育总长,颁布各类大学令,推动又一轮学制改革,史称“壬子癸丑学制”。1913年1月12日部令第1号确定大学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文学门又分为八类。这个安排与1904年的大学章程对照看,既有接续,又有变动(详见表1)。

值得注意的倒是国文学类下设的13门课中并未出现“文学概论”课,而“文学研究法”则依然排在首位;新设有“言语学概论”“美学概论”和“哲学概论”“论理学概论”等分工更为明确的西学名目,但过去的“古代论文要言”不见了。北京大学1916年订立《国立北京大学分科规程》,第五章“文科大学”下列第二节“学科课程”中,“国文学门”的第一位课程仍为“文学研究法”。登载于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文科本科现行课程”中,“中国文学门”下用“中国文学”取代“文学研究法”。这门课由黄侃、刘师培、吴梅等人讲授,估计其内容和实质是“中国文学概论”,和当年的“文学研究法”一样,课时为3个学年。从此“文学研究法”一课在北大成为绝唱。

民国后文学门的不少学类,包括外国文学类乃至言语学类,都已经出现“文学概论”课程。与此同时,各学门下不仅出现“哲学概论”“美学概论”“言语学概论”“伦理学概论”等偏指理论的课程称谓,而且也出现“中国哲学概论”“西洋哲学概论”等具体知识及其概要课程的称谓。在历史学门中,则同时出现“史学研究法”和“中国史概论”。

如表1所示,恩施州整体旅游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旅行社个数、A级景区个数、五星级农家乐以及星级饭店数都是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增长明显。恩施州旅游接待人次从2012年的21 985 802人次上升到2016年的43 663 382人次,5年间增长了约98.6%。旅游综合收入增长更加显著,从2012年的1 195 524万元增长至2016年的3 004 847万元,增长率达到151.34%。到2016年底,恩施州高级旅游景点数量和旅游业综合排名均进入“全省四强”。旅游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表1 民国教育部大学章程与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比表

  

国家教令 大学分科 文学科分门 文学门课程安排 可资参照者奏定大学堂章程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学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学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主课:文学研究法(列第一)、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代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国文学门下设7门课:主课:英语英文补助课:英国近世文学史、英国史、腊丁语、声音学、教育学、中国文学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哲学门文学门(其下分八类: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历史学门地理学门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及韵学、尔雅学、词章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论理学概论、世界史梵文学类下设11门课:梵语及梵文学、印度哲学、宗教学、因明学、中国哲学概论、西洋哲学概论、文学概论、言语学概论、论理学概论、伦理学概论、中国文学史英文学类下设10门课: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

其后,不管是文化舆论界还是大学讲坛,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派”主将逐渐占据文化和思想上的领导权。表面上先是文选派取代桐城派,后由新文化派排挤传统学者的人事争斗,其实意味着由现代学堂所固定和树立起的学问范式从传统向现代实现重大转换的若干环节。按照陈平原的说法,至此,桐城派这些“文章家”已逐渐被注重文学史演进脉络的“学问家”“思想者”乃至后来“启蒙者”和“革命家”所取代,而“古文学”以及传统文人的生活意态、文化情怀和写作技术,不仅在大学,日后在整个社会,都被边缘化了。[2](P314)

1920年北大国文系将“文学概论”列为正式课程。据当年《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载,初次教授此课的是周作人,每周两课时。在这个课程目录中,这门课与文字学、古籍校读法、诗文名著选、诗、词曲、文、小说史、文学史概要、欧洲文学史并列为中文系主要课程。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自1920年受聘北京大学后,除自编讲义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外,还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学理论。据当年《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一览》,梅光迪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设了文学概论这门课。教材是温彻斯特著的《文学评论之原理》,这一教材相当有名,很快汉译版于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译以文言,为方便国人将原著中案例换以中国文学例证。更有甚者,译者竟以与本土情况多所暌违为由,完全删去原著中“诗歌”一章而改附吴宓所著《诗学总论》作为补充,用心实在良苦。这一教材的章节如下:

第一章 定义与范围

第二章 何谓文学?

第三章 文学上之感情原素

根据《农用地定级规程》、安徽省2016年度试点工作的调查与安徽省针对定级因素体系征求意见汇总结果的要求,确定坡度、灌溉保证率、中心城镇影响度等21个因子为安徽省所要求的必选因素体系。

Docker是基于LXC(Linux Container)的容器引擎[1] [2]。由图 11可以看出,与传统的虚拟化不同之处在于Docker容器是直接在操作系统层面上实现虚拟化,通过操作系统的进程进行区分,与其他容器共享内核。不需要如传统的VM 技术一样对硬件进行仿真,没有带来额外的中间层开销。因此Docker容器资源利用率极高,并且执行效率可以近似达到宿主机的物理机性能。

第四章 想象

[18] Mark Valencia and Kazumine Akimoto, “Guidelines for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Marine Policy, Vo1. 30, No. 6 (November 2006), p. 705.

第六章 文学上之形式原素

第七章 诗学总论

2.3 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有益探索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现代经济结构的构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形式是关键。而要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的有益探索。

第八章 散体小说

第九章 结论

注释:

1922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文学概论”课的教员是新来的张凤举。1924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民国十三年度课程指导书》说明“文学概论”课程由张凤举讲授,每周增为三学时,并且注明此课“为始入本系诸生必修之科目,宜在第一学年以内修完”。1925年国文系进行调整,从大二开始进行“分类专修”,大抵类似于今天的语言、文学和文献的专业三分,整体课程中有四门“共同必修科目”,此即学生在大一必修的,其中包括了由张凤举讲授的“文学概论”,程凯认为“国文系是把它当作基本指导性的科目来看待的”[4](P6-7)。到1931年,北大国文系《民国二十年度课程指导书》将“文学概论”课程列入第一学年之必修科目,具体说明是:“本学科先从文学论本身之源流,然后将历来关于诗歌、戏曲、小说等形式之发生嬗变的理论,作一系统的叙述。俾修习此科者能获得纯文学之正确的概念。”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对“文学概论”课程建设的具体化和体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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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始,全国各地中高等学校竞相开设“文学概论”课程,文学理论书籍也开始大量出版。可堪玩味的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往往是小规模大学、专科学校,乃至大学预科和高中,经常开设“文学概论”课程,而学缘深厚的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在是否开设和如何开设“文学概论”课程的问题上,则往往有所矜持。在中国,个中原因细讲起来极为复杂,其中之一单就讲“文学概论”这门课程而言,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吃力不讨好,因为随着文学观念的普及,以及大学国文系专业化程度提升,无论教师还是学生,“论一般文学之内容及形式”等要照顾普遍文学及其一般性的整体理论,显得四平八稳,又往往以西方文学作品和经验为主要参照,所以在中国大学课堂上往往会被认为没有学问,这一时期大部分正式高校都不设置文学概论这种讲授文学基础概念和知识的课程。一般来说,给其他学科和专业开设“文学概论”课程较为容易,而给文学学科和国文专业开课则较为简省,大体主要都设置为本科一年级课程。

“概论”一词,意指相关理论或论述的概要化和体系,既囊括相关理论课程,又整体概观相关学科内容和方法。诸多“概论”的频密出现,说明大学文科学科化进程的迅猛强劲,另一方面也使得“研究法”一词的含义越发明确化和具体化,而趋向于研究方法的类别和性质。学制改革和课程设置进一步推动以西学为典范的分科之学,加快了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文学概论”课程逐渐代替“文学研究法”,是中国文学教育和文论体制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至20世纪30年代全面抗战以前,作为体制教学的文论已完全转换到以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为样板和典范的轨道上了。

三、“文学概论”:课程与教材的体制化及其问题

“文学概论”作为课程愈发地体制化,教科书也就迅猛发展起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和各大高校对文学概论类教材的需求显然是旺盛的。据研究,目前可查的第一本以《文学概论》为名的书是伦达如著,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贸易部1921年出版,但实际上该书是根据日本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编辑而成。全书分为七章,上编“文学总论”,论述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下编“文学各论”,介绍诗歌、杂文等文体。程凯认为“从其目录可以看出这是一本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教材”,但这部教材似乎因出版地偏僻,编者无名,而影响不大。到1924年,有两种东洋的文学理论名著的译本在中国面世,相当知名。一种是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分别有章锡琛、汪馥泉两个译本,两者都是先在杂志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另一种是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发表在1924年10月1日至31日的《晨报副刊》上,并由新潮社印行。由于鲁迅译本曾用作北大、女师大讲文学理论时的讲义,影响很大。但比较起来,前者体系更为严密,内容更为翔实,更像本教科书,所以再版次数很多,影响自然也很大,程凯的说法更确定:“事实上,那时出版的国人撰写的同类著作很多是在摘抄它的内容,乃至例证都一模一样。”[4](P32-33)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说,中国百年来“文学概论”这类教材写法,整体上都受到本间久雄式的普遍主义论述语体、体例框架,乃至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国民性问题意识的影响和笼罩。

及至20世纪30年代,汉语学界进一步引进不少西方著名的文论教材,突出的如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韩德的《文学概论》等,还有日本学者丸山学的《文学研究法》,以及从日文转译而来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这些英美学者著作,其体系更为严密,虽多数仍基于人文主义的思想立场,但已浸染19、20世纪之交人文学术学科化的时代诉求,从而为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合法性竭力进行辩护,带有很强的学术自觉和学科诉求。当然自今天眼光看来,这种人文主义基点的学科诉求在强大的自然科学和学术分工趋势面前,往往显得那样苍白和虚弱。

总的情况是,20世纪20年代的体制化建设和西化风潮已经压倒世纪初的中西错置混杂,翻译并使用西来教科书已经成为文论教学的主流。作为体制的文论也曾出现对全盘西化和退守传统的双重反拨和思想再平衡,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文论思想之折衷调停的刘永济、马宗霍等人的努力,以及与清浅而激进之“五四”思潮相适应然而又充满着巨量矛盾和张力的作家式文学概论,如郁达夫、田汉、夏丏尊等著述者。但总体而言,这二十余年中国文论体制化的内在逻辑,体现的主要是世界范围内近现代文化、文学和文论的结构性的一面,即以19世纪西来的人文思想为范型,而形成的对文学的结构性规定,其本身的思想内容与中国日益危机化的社会现实和激进化的革命斗争不甚贴切。

应当说,国人对民族化的文学理论写作和教材经营,也有自己的考量和追求,他们对西方和日本中转的文学理论教材,有自己的考虑和调整,毕竟中国的文论必然要经历一个消化西来资源和继承传统意绪的过程。即使在西来文论压顶而占据着统治性位置的20世纪20、30年代,他们也做出了自己的调适和努力。突出的有力图会通中西的学者,如刘永济的《文学论》(1922)、马宗霍的《文学概论》(1925)、姜亮夫的《文学概论讲述》(1930)和程会昌的《文论要诠》(1948)等,也有新文学作家们的努力,他们也写出自己的见解,如《文学概论》(郁达夫,1927;田汉,1927;许钦文,1936)、《文艺论ABC》(夏丏尊,1928)和《文学概论讲义》(舒舍予,1930-34)等。[4](P15-62)

关于“文学概论”课程在百年文学教育进程中的具体实施和现实遭遇,已有不少研究著述进行了探讨。针对长期以来不少人认定“文学概论”没学问、不好上的看法,学者陈平原认为,“文学概论”照样能讲得 “很学术”。《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所录)中“通科”课程的“文学概论”,其后有说明:“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类。”陈平原由此推断,当初刘师培、黄侃在北大讲《文心雕龙》,其实就是讲授“文学概论”课程,所以难怪当年国文门学生杨亮功日后撰写回忆录直截了当称:“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及至1923年黄侃在武昌讲演“讲文心雕龙大旨”时,仍坚持综合清末民初学制改革以来兼容并包中西“文学研究法”的态度,而以一种强悍而独断的本土文化自信,借用《文心雕龙》而“概论文学”的思路:

凡研究文学者所应知之义,略举其目有如下方:文学界限,文章起源,文之根柢及本质,书籍制度,成书与单篇,文章与文字,文章与声韵,文章与言语,文法古今之异,文章与学术,文章与时利风尚,外国言语学术及文章之利病,公家文,日用文,诽俗文,文家之因创,文章派别,与政治人心风俗,历代论文者旨趣不同,文体废兴,文体变迁之故,摹拟之伪托述作,文质,雅俗,繁简,流传与泯灭。[5](P4)

黄侃认为刘勰《文心雕龙》至为重要,而“汗青之期,绵以岁月,苟取坊贾新编,率然陈说,谬种流播,贻误无穷,则又不如依傍旧籍之为愈也”[5](P4)。就此,陈平原追问:“探讨‘凡研究文学者所应知之义’,这不就是‘文学概论’吗?”[2](P54)这个追问实堪玩味,应会大有启发。

“你这是在为‘清穿’做准备工作吗?”一进门就被吓了一跳的王小景好奇道,“现在的‘清穿’都是直接穿到后宫的,身为一个男生,你有足够的思想觉悟了吗?”

俗话说:“爱子爱在心里。”然而,他爱子是爱在脸上的。有一次,我应邀在其老家作客,吃饭时,大人还没有动筷子,他的大儿子却大口大口地先吃起来,还说:“这是我要吃的,你们不能吃!”一点规矩都没有。然郑君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老大!客人在,你收敛些好吗!”饭后,我和郑君正在品茶谈天,突然,有一孩子哭着来告状,说是他额头上的乌青块是郑君的大儿子用砖头砸的。郑君连句安慰他的话都没有,却反问那个孩子:“他为什么砸你,而不砸别人呢?”这无疑是在默认、纵容其子的错误行为。

该书在文学理论方面有两大鲜明特色,颇具影响力。其一,在相当程度上明确了文论教材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内容,虽然是以饱含评价和规范性内容的“评论”一词,来指称一般规律性“原理”的概论意涵:“评论之能事,在说明文学之所以为大者,实具某种要素,俾读者善能欣赏之而已”,所以“评论学”重在探问文学“其自身之价值与旨趣何在,其所以动人者何故,其能垂诸久远者又何恃”,“评论学”当“舍一切外缘而不问,而深求文学自身之要素”,“故此评论之性质,近于科学,远于美术,以其所求者为普遍原理,而非个别之规律也”,“以现普遍原理,以为品定之标准”。其二,总体上以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崛起以前的传统人文主义思想,追踪构成文学内质的四大原素:“苟文学评论,不本于感情、想象、思想、形式四原素……无以评定其永久之价值。”在这四原素之中,“感情”最为核心,“其于人情物理息息相通”“能以人生最深之事,动人之同情”者,方可进入伟大文学之列;“想象”则是唤起感情的必要手段,“其想象高卓者,则感情必深而强烈,秩然有节”;“思想”是指文学中所包含的“理智”因素或“真理”成分,“真正伟大之书,亦未有无理智者”“人性必纯正,所为必合于人生真理”;“形式”则是传统上述要素的工具,“形式非他,传达意义之导体耳”,“故文学之形式,实间接表现人格之具也”。这些原素的概括,充分集聚了19世纪西方文论主要内容,其译介所塑造的文学观念在20世纪30、40年代左翼文论席卷中国文界以前,占据统治地位,流风余韵亦至深远。

①黄侃于1914年至191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此间撰讲义三十一篇以课门生弟子。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其中《神思》以下二十篇于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刊印;1935年黄侃去世后中央大学所办《文艺丛刊》出版“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刊印了《原道》以下十一篇;1962年中华书局将两次印行的各篇合为一集出版。1913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的范文澜,后来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称:“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范著《文心雕龙讲疏》于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馆出版,后改名为“文心雕龙注”。

②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1933年至1935年制定的《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选修指导书》中,中国文学系必修课中有“文学研究法”科目,其科目说明“本课目研究文学之内质与外形与其他关于文学上之重要知识”,或可说是“文学研究法”一课的余绪。

④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景昌极、钱堃新译,梅光迪校,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1924年再版,1927年第3版。

⑤这种情况有如西方文学学科的故事:“英国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英国老牌大学如牛津、剑桥屡屡不获立科,而受“经典学”“语文学”乃至“语言学”之挤压。相反,牛津、剑桥以外的新兴大学对英国文学较早开放。此间故事参见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3页;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之第一章“英国文学的兴起”,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按照傅莹的统计:“至1928年9月该译本先后共出了四版。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又出版章锡琛的铅印本,更名为《文学概论》,为《新文学概论》的修订本……同年8月再版。”而汪译本:“很快即有7月再版;1930年4月上海东亚图书馆又出版该译本,次年4月再版。”“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的译介,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迹。1920年至1930年十年间,出版重版再版了十二次之多。这种影响延伸到了台湾地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台湾地区出版和重版《新文学概论》达七次之多。这些数字就足见这部文学理论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受欢迎程度和学术影响,以及中国接受和传播外来文艺理论的特殊途径和模式。”参见傅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6页。

⑦参见韩德生《文学研究法》,宋桂煌译,光华书局1930年版;韩德《文学概论》,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丸山学《文学研究法》,郭虚中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维诺格拉多夫《新文学教程》,楼逸夫译,天马书店1937年版。

参考文献

[1]沈尹默.我与北大[A].中华文史选辑(第61辑)[C].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彼时,他正在山东忙于工作,谈及获奖,淡淡一笑,谦逊道:“我们正是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加上自身的努力,才能有一点成绩。”

[3]张玮.原序[A].文学研究法[M].姚永朴,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

[4]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陈雪虎
《江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03期
《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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