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积累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发展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储备快速形成的重要途径。在过去十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76%提高到2016年的42.7%[1]。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为社会培养了大规模的高层次人才，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2-3]。然而，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加之社会就业岗位相对缩减，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毕业即失业”、“大学毕业生蚁族”等现象频频见诸于报端。作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生力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仅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而且将会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自然的疑问是，在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知识失业”？鉴于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失衡，本文从供给-需求框架出发对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细致梳理与总结，以探寻破解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可能机制与路径，为后续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施工要点：（1）提升平台的总高度必须满足每一节模板的组装高度。混凝土浇筑要分层对称进行，每层厚度不超过30cm。混凝土浇筑到一定高度后，应在初凝后终凝前，第1次提升工作平台，高度以千斤顶一个行程（3～6cm）为限。第2次及以后每隔1～1.5h提升1次。（2）桥墩高度超过40m时，必须分段分批抽换倒用支撑顶杆。每批抽换的顶杆不得超过总组数的15%。（3）因故停工时，停工前必须将混凝土面摊平并振捣完毕，不但要确保工作平台的稳定性而且要控制好工作平台的提升高度。复工时加强中线水平观测，做好新旧混凝土的接缝处理。

一、基于供给视角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从供给视角出发，学者们围绕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体制、高等教育结构和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四个方面，对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进行了剖析。

但话说，真要买Penfolds奔富的时候，你果真弄清楚自己到底喜欢的是哪一款？想买的到底是哪一支了吗？而这么多不同的产品里头，都有怎样的不同之处？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一些学者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矛头直指始于1999年的扩招政策，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高校毕业生总量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4]。或者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一种供求错位的总量失衡表现。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吴要武、赵泉（2010）最早在“控制-干预”框架下研究发现，虽然扩招政策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可获得性，但也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一定困难，具体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小时工资的下降[5]。但是，吴要武、赵泉（2010）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高的工资溢价[6-7]。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扩招政策主要影响了那些因扩招而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者，其大学文凭显著降低了缺乏工作经验的新毕业生的失业率，但并没有明显改善其就业质量[8]。

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完全归咎于扩招政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在扩招前就已经存在，扩招政策只是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直接原因[9]。数据显示，虽然近几年中国高校的毕业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无论是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吸纳能力来看，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不是过多而是偏少。很显然，对于想要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而言，现有的人力资本储备远远不足[10]。因此，寄希望于简单机械地通过缩减高等教育规模来应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之策，只有通过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才能真正地化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二）高等教育体制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鉴于高等学校是大学毕业生的“加工厂”，是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部分学者尝试从高等教育体制层面探寻破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答案。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精英教育模式下，大学毕业生“统包统分”，不存在所谓的“就业难”问题。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制约因素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多因素、复杂的、深远的综合存在。特别地，在推行市场化改革后，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和动态调整的。因此，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应该随之呈现多样化和动态化，而且这种多样化和动态化不仅应当表现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中，也应当体现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上。从实践操作层面看，这就需要高校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方面展开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契合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多样化和动态化需求[11]。

然而，或是高校缺乏专业设置和招生的自主权，或是专用性投资造成的路径依赖，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相对滞后[12]。就前者言，虽然教育部赋予了部分高校进行专业设置的自主权，但这只是一种有限的自主权，即高校能够在既定的专业目录内调整专业方向，而不是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市场需求的外在变化及时调整。就后者论，对于某些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即使高校拥有专业调整的自主权，考虑到前期成本投入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也不得不让其“维持性运行”。鉴于此，未来应当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仅要使市场在人力资本的生产和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要很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更好地发挥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作用。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早在2002年潘懋元、吴玫就提出，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只重视数量的扩张而忽略由于数量扩张带来的结构变化，容易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过度教育问题[13]。张德祥（2009）最早运用统计数据剖析了1998-200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规模扩张的同时，其层次、科类、形式和布局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在科类层次结构上呈现出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型学科人才培养的重心上移，而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学科人才培养重心下移的特点[14]。事实上，国内高校不只是学科结构表现出“重理论、轻应用”的特点，在院校结构与层次结构上同样表现出这一特点[15]。研究发现，与扩招前相比，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培养院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本科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民办高校、高职高专院校和独立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所占比例显著上升；类似地，大学毕业生的学历结构变化同样明显，本科与研究生学历毕业生比例上升，大专学历毕业生比例下降[16]。

高等教育结构的不合理不仅造成人力资本错配，加剧了结构性失业，而且不利于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鉴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崛起以及第二产业逐渐向高精尖制造业转换，国家不仅需要理论型和创新型人才，而且需要大量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因此，未来应当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驱动下，调整优化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构建多层次、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市场对不同层次和类型人才的需求[17]。具体而言，我们既要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培养更多的服务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军型科技人才，也要鼓励、推动和引导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大力推广技能和职业教育，以矫正人才要素配置的扭曲，提高供给结构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18]。

（四）大学毕业生综合素质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部分学者从大学毕业生自身寻找原因，认为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深层次原因是就业能力不足、就业观念滞后以及社会资本匮乏。基于“可雇佣性”的调查研究表明，就业能力取决于大学毕业生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资产以及他们使用配置这些资产的方式[19]。来自北京市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调查显示，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有比较高的期待，但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岗工作、实际知识的应用率不足40%[20]。另外，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和《201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我国2014届高校毕业生“孔雀东南飞”现象仍然明显，无论是本科生还是专科生，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三大经济区域。由此可见，我国高校毕业生对就业的自身期望仍然相对过高[21]。因此，未来高校应当进一步创新发展思路，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人才培养目标动态调整机制，在培养大学毕业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念的同时，从理论和实践技能的角度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使其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动态匹配。

还有学者关注了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苏丽峰、孟大虎（2013）将求职者在就业过程中实际使用的社会资本按照互动频率、感情强弱、亲密关系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弱关系”主要体现于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而“强关系”则直接影响职位的获得。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影响就业结构的作用机制中，“强关系”的作用更为显著；“强关系”可以提高大学毕业生入职于国有经济部门的概率，且直接影响了职位的获得[22]。石红梅、丁煜（2017）将就业质量区分为工资水平、就业单位类型和主观满意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规模和质量，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社会资本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比人力资本更弱[23]。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只是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可能原因，而不会影响整体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另外，行业垄断还通过就业挤压机制与产业关联机制影响大学生就业[34]。就前者言，由于经济结构的转换，目前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受到进入壁垒的限制，民营企业涉足的大都是竞争性行业，很难或无法进入垄断性行业。这样一来，经济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潜在需求就减弱了。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国有企业不仅扩大了其在垄断行业的影响力，而且重新进入了一些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部门的扩张进一步抑制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增长。就后者论，我国垄断行业大多处于供应链的中上游，产业链下游的大都是竞争性行业。上游产品的高售价往往会通过纵向产业关联机制传递到与其关联度高的下游产业，影响到下游竞争性行业的产品价格与市场利润。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产业链下游的竞争性行业只能通过削减投资和降低雇佣规模来压缩成本，无形中又减少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

二、基于需求视角的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深化体制改革的攻坚期，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市场进入人才需求结构的调整时期。由此以来，学者们将研究视角从供给端转向需求端，从劳动力市场需求转换、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调整、行业垄断视角审视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自2014年10月以来，红枫家政公司根据四川省质监局下发的《关于下达第六批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的通知》精神，认真开展了四川省第六批省级家政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试点工作，并在四川省妇女联合会、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的牵头下，成为DB51/T2197-2016《家政服务家务服务规范》和DB51/T2199-2016《家政服务居家养老服务规范》这两项地方标准的起草单位。2016年12月，红枫家政公司通过四川省质监局专家组评估，成为“四川省家政服务标准化单位”。

（一）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传统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与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冲击，表现为对人才数量、质量和结构需求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才需求数量的下降。根据“奥肯定律”，在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的过程中，劳动力需求量必然下降。同时，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政府部门执行了以“去产能”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政策使得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制造业释放大量劳动力，加剧了就业压力。第二，人才需求质量的提高。随着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放缓，以及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抚养比上升，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在2012年左右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红利日渐势微。由于劳动供给不足，劳动力雇用成本就开始持续、快速攀升，实际工资水平进入上升通道。为了降低成本，企业纷纷加速资本替代劳动过程，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第三，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以“互联网+”、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催生了大量新业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就业的灵活性也有所增加。同时，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工资同时上涨，但是常规性和重复性强的中等技能职业的就业机会将大幅度减少，最终形成哑铃型劳动力市场结构。

面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诸多变化，赖德胜等（2017）认为，教育应当更多地聆听劳动力市场的声音。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既是教育发展的机会，也是教育的责任[24]。鉴于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从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最重要的依托是人力资本。因此，未来应当扩大教育供给，加强人力资本储备，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培育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以应对人口红利的减少；同时，以重塑企业家精神为目标，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通过创新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同时，全面推进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中间的共享，解决教育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和特色化的教育需求。

（二）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作为一种派生需求，劳动力需求根植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固有的路径依赖，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速度缓慢，长期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被锁定全球价值链低端，低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特征制约了其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吸纳能力[25]。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制造业仍然是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虽然第三产业吸纳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在增加，但直到2012年，其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占全部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的比重只有17.43%。而从第三产业内部看，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行业仍然集中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等传统意义上“铁饭碗”所在领域。相对而言，批发零售、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贸服务业等流通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受到大学毕业生的青睐[26-27]。

当前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的战略选择，而产业转型升级必将伴随着知识密集型就业岗位的增加，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拓展新的空间。周德禄（2012）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的三个构成要素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系，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均可以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但后者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拉动后劲不足；第三产业发展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有积极拉动作用，但其作用需要依托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28]。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三大产业就业规模依次增加的新阶段，但就业结构偏离度较大，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仍会增加。因此，未来国家应当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以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同时，应当根据各个产业吸纳大学毕业生的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合理、有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三）投资结构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如今，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工作，却依然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信息系统之间相对独立，账号密码较为杂乱，系统之间无法有效地共享资源不能有效共享。由此可见，企业工作人员承担着较大的建设维护工作量。信息化管理建设无法将其综合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工作人员却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之所以构建一个信息化管理系统，业务部门主要是为了实施电子化办公。然而，由于系统之间无法共享数据，关系度较差，数据录入也存在着一些重复，形成“信息孤岛”。

另外，相对于代表性发达国家，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制度建设极不完善。目前国内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系统主要是由高校自建，而高校面临着就业服务内容不完善、场地紧张、职业化发展规划缺失等问题。政府部门在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中也存在着效率不高、灵活性差、信息搜集和传递功能不健全等问题。由于政府、高校和用人单位各自的就业服务系统相对孤立，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就业信息的获取往往是高成本和低效的[39]。在信息经济时代，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搭建高效合理的就业信息平台，保障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信息低成本地传递，实现就业岗位和高素质劳动力之间的精准匹配，可以有效地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

（四）行业垄断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行业垄断是指特定主体为了保护本行业或企业的利益，通过构筑行政或市场壁垒来限制或排斥其他行业或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垄断包含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三种情况。由于中国垄断行业的形成，不是由于竞争出现生产集中而形成垄断，而是由国有企业独家经营或少数几家国有企业垄断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行政性垄断。虽然政府推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逐渐退出了竞争性行业，但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然占据垄断地位。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垄断厂商出于理性往往在较低水平的垄断产量规模上进行生产，较低的产出水平背后必然是较低的劳动投入水平。这样一来，垄断行业有限的劳动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吸纳能力。同时，垄断行业凭借其相对较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在劳动力市场拥有极强的用工选择权，他们往往偏好于选择更高学历的劳动力和专业技能熟练型劳动力，而并不喜欢吸纳刚刚接受过通识教育且几乎没有工作经历的大学毕业生，垄断行业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吸纳能力。因此，垄断性行业本身特性决定了它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弱。

我家里那台缝纫机，只要爷爷奶奶在家，就从来没有停过踏踏的声音。之前村民用针缝衣服，清清晰晰的针线又别扭又难看。有了缝纫机后，村民便喜欢拿衣服来给爷爷奶奶缝缝补补。爷爷戴着眼镜缝补衣服，奶奶穿针引线缝纫成了我家夫唱妇随的风景。开始，我以为缝衣服有工钱，可以买糖解馋。可是爷爷奶奶不止免费帮村民缝补衣服，还热情地请他们吃粥饭、吃粑粑。这样，他们再叫我穿针剪线我就不乐意了，爷爷奶奶就教导我们，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别做一个计较的人。

虽然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但主要分布在大学毕业生吸纳能力差的低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真正需要大规模大学毕业生的生产性服务业却投资不足①数据显示，在我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始终占据前两名，二者之和自2003年就已经超过50%，其中制造业占比26.4%，房地产业占比23.7%；到2013年，二者占比之和已经超过了60%，其中制造业占比上升到33.1%，房地产业上升到26.6%。。在投资结构引致就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我国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普遍较低，如果从行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2012年在我国19类行业中，只有教育、金融、公共管理等8个行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达12年左右，即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29]。刘志彪（2016）指出，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与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不足并存，表现为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传统服务业进入过度与现代服务业进入不足并存，表现为传统服务业的低利润与现代服务业获取垄断高利润的结构性矛盾[30]。因此，要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放松管制、降低进入壁垒。同时，优化现有的投资格局和资本配置效率，通过知识创新和内源式的产业升级，增强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在长白山天池北侧天豁峰和龙门峰的中间有一个缺口，天池的水从缺口奔流出来形成“通天河”，河水在距天池约1250米的地方被切割，从悬崖峭壁上飞流直下68米，形成“长白瀑布”。

从行业垄断视角破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可能思路是：首先，政府应当打破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尤其是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行政性垄断。清理整顿妨碍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与做法，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使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制度环境。其次，放宽服务业，尤其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使得非国有资本可以参与部分垄断性行业的非关键性且易市场化的领域，充分发挥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潜力。最后，在垄断行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对垄断行业行为尤其是利润分配的监督，降低竞争性市场的企业成本，减少垄断性行业内部的公开失业和竞争性行业内部的非公开失业。

三、基于供需匹配视角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影响因素都排除掉，劳动力市场供求间配置的低效率仍有可能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与信息不完全，都可能加剧中国固有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搜寻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赖德胜（2001）最早在搜寻匹配和市场分割理论框架下讨论了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他指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劳动力流动是低成本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将大大降低。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开始便是分割的，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性分割。具体而言，由于存在工作转换成本，无论是城镇生源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都愿意在城市就业。但是，由于各种制度成本的约束，城镇部门对大学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小于最佳需求，这就难以避免会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35]。赖德胜、田永坡（2005）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进一步分解为就业制度分割和社会保障制度分割，认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的高昂的工作转换成本提高了大学毕业生整体的保留工资，降低了大学毕业生与工作岗位的就业匹配度，造成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36]。

首先，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引起了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兴趣。但是，无论哪一个学科都无法简单地解释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研究不应该是教育领域的一个封闭话题，而应当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跨学科研究。

（二）信息不完全、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执行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纵观已有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围绕供给-需求的分析框架，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形成机制和破解之道进行了广泛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取决于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质量和结构状况。而人力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关键在于其所具备的特殊生产功能，即要素功能和效率功能。前者强调了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会诱致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促进了其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和转移，提高了产业转化速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效率功能强调了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会通过“干中学”和“知识外溢性”促进技术引进与吸收[31-32]。历史经验表明，人才结构、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可以通过在“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和产业调整的引领和适应[33]。

四、研究述评与展望

（一）对现有研究的述评

无论是搜寻-匹配理论还是保留工资理论，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即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信息是完全的，换言之，不仅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的信息是充分和对称的，而且劳动需求双方可以无成本地搜寻信息，以实现最佳的匹配效率。但是，这种完全无摩擦的劳动力市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根据李岚冰、律明（2017）的调查，在全国两千余所高校中，普通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仅有63%，而众多独立院校信息化建设的普及度在27%左右[38]。各高校的就业信息网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信息公告板”的角色，缺乏一个完整的系统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难度。

高压氧(hyperbaric oxygen，HBO)在外科的一些领域已经证实可以促进伤口恢复，减轻瘢痕增生。本研究通过动物实验研究HBO对减轻鼻腔黏膜术后恢复过程中产生的瘢痕粘连是否有效。

事实上，除了存在城乡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外，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样会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37]。由于就业单位的体制属性所带来的福利待遇、社会声望与社会资源不同，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国有企业就业。即使是在行业的竞争中被淘汰，由于过高的保留工资他们也会选择等待，也不会到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部门工作。也就是说，所谓的“就业难”只不过由于劳动力市场上雇主提供的待遇低于大学毕业生的保留工资，他们选择继续等待，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愿性失业[12]。消除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不合理的制度，加快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劳动力市场的融合，降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成本，是化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可能途径。

聚类的结果就是对数据集合进行划分，划分后保证不同类间的数据差异度高，而同一类中的数据相异度低，即具有较高的相象度。可通过类间差异度和类内差异度的计算对分类结果进行评价：

其次，从供给视角来看，现有研究主要是从高等教育规模与高等教育结构视角审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虽然学者们在研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起薪等影响时引入了投入-产出方法和微观计量技术，但是，由于不同研究所采用的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不统一且具有间断性，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另外，由于关于高等教育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数停留在现象讨论的统计分析层面，缺乏对于研究结果科学性的定量判断。

再次，从需求视角来看，研究者主要是立足于中国转型期的特殊历史背景，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及其变迁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可能影响。鉴于一国或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是由制度安排和要素禀赋内生决定的，因此，要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其核心在于推进技术进步，而这又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来改善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另外，由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产业结构难以发生质变，这也要求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进行调整，培养适合目前我国产业发展特点的应用型、技术型、复合型人才。但是，高等教育结构改革不应当一蹴而就，应当根据不同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特点，合理有序推进。

最后，供需匹配的问题可以延伸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全面清理和取消不合理的行业管制与行政垄断，充分释放就业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学生就业市场也不例外。鉴于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利用劳动力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同时，进一步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就业中介服务和培训、就业市场监管、就业信息平台建设，利用公共就业信息平台消除信息鸿沟，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保障大学毕业生就业公平。

同时，在本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三明治”教学法存在一定的不足：①由于课程的安排紧凑和时间有限，由于个体化差异的存在，少量学员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信息的总结和分析，从而造成了跟不上课题节奏的“掉队”情况，这种掉队现象会导致教学时间的适当延长；②由于项目的人数规定，每期培训人数均在50人左右，人数过多而造成的分组过多，在交叉讨论等更换座位环节中出现混乱的情况。这些不足之处都希望能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逐渐完善。

（二）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新常态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相反，创新驱动和产业转型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支撑，因此未来的研究趋势应当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大数据理念构建完善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统计制度。研究者或是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初次就业率，或是通过将大学毕业生与青年农民工工资进行对比，得到目前我国存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结论。但是，上述统计指标能否真实刻画大学毕业生就业难？①国内部分研究者如曾湘泉（2004）认为，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只是一种假象，主要是由于初次就业率指标涉及的缺陷，客观上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具体而言，初次就业率或是承担了政绩、任务功能，从而间接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或是设计不准确从而夸大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很难真实反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程度如何？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此，科学界定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内涵，设计合理的统计指标，进而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展开跟踪调查，以完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统计制度。

第二，构建“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分析框架。高等教育结构与大学毕业生就业之间并不是孤立的，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通过增强与当期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匹配发生作用，表现为一种静态的适应与促进关系；同时，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也不仅仅是对产业结构的被动调整与适应，其也会通过改变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引领与创造过程[40]。因此，在理解高等教育结构和规模调整与大学毕业生就业促进间的内在关系时不应简单地从表象出发，而是应当置于中国产业转型的制度环境，从动态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结构—产业结构—大学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

第三，加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量化研究。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仅体现在就业的概率、起薪等数量指标上，同样表现为社会地位和主观幸福感等就业质量指标上。未来的研究应当在加强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更为客观、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来考察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受教育者个人特征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另外，不仅产业结构会对大学生就业影响，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累积同样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影响大学毕业生需求。因此，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和大学生就业结构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是实证研究中值得拓展的一个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盛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阶段特征[J].高等教育研究，2016，（12）：1-6.

[2]黄燕萍，刘榆，吴一群，李文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基于分级教育的效应[J].经济研究，2013，（4）：94-105.

[3]王征宇，姜玲，梁涵.受高等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研究[J].教育研究，2011，（10）：32-37.

[4]常进雄，项俊夫.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工资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3）：104-111.

[5]吴要武，赵泉.高校扩招与大学毕业生就业[J].经济研究，2010，（9）：93-108.

[6]刑冰春，李实.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J].经济学(季刊)，2011，（4）：1187-1208.

[7]颜敏，王维国.中国技能偏态性技术变迁的实证检验：兼论大学教育溢价[J].统计研究，2014，（10）：55-62.

[8]蔡海静，马汴京.高校扩招、能力异质性与大学毕业生就业[J].中国人口科学，2015，（4）：102-110.

[9]袁晖光，谢作诗.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和相对工资调整检验研究[J].教育研究，2012，（3）：27-34.

[10]姚先国，张海峰，乐君杰.产业转型与大学生就业难[J].劳动经济研究，2014，（5）：34-47.

[11]马廷奇.人才培养模式、劳动力市场与大生就业[J].高等教育研究，2013，（3）：34-39.[12]吴克明.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

[13]潘懋元，吴玫.从高等教育结构看大学生就业问题[J].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2004，（3）：4-6.

[14]张德祥.1998-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发展变化的制度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1-7.

[15]祁晓.论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范现象及其动态优化[J].高校教育管理，2015，（5）：95-103.

[16]苏丽锋，陈建伟.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配置状况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6，（4）：2-15.

[17]徐小洲，辛越优，倪好.论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J].教育研究，2017，（8）：64-71.

[18]金保华，刘晓洁.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教育与经济，2016，（6）：17-23.

[19]王霆，曾湘泉.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原因及对策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9，（1）：1-4.

[20]贾利军，管静娟.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3，（13）：51-56.

[21]吴克明，孙百才.大学生就业期望偏高的经济学分析[J].教育与经济，2005，（4）：52-55.

[22]苏丽锋，孟大虎.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大学生就业中的社会资本利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155-162.

[23]石红梅，丁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J].人口与经济，2017，（3）：90-97.

[24]赖德胜.教育要更多聆听劳动力市场的声音[J].教育经济评论，2017，（2）：3-6.

[25]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59-68.

[26]孙凤，谢维和.行业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投入产出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4）：81-96.

[27]余东华，范思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J].财经科学，2011，（2）：61-68.

[28]周德禄.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产业升级与大学生就业[J].中国人口科学，2012，（2）：14-24.

[29]李长安.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大学生就业[J].山东高等教育，2016，（8）：1-10.

[30]刘志彪.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改革[J].南京社会科学，2016，（5）：10-15.

[31]冉茂盛，毛战宾.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6-59.

[32]张国强，温军，汤向俊.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0）：138-146.

[33]闵维方，蒋承.产业与人力资源结构双调整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一个历史与比较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3-12.

[34]吴克明，肖聪.论行业垄断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J].教育发展研究，2012，（17）：43-48.

[34]赖德胜.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4）：69-76.

[35]吴克明，赖德胜.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4，（3）：38-41.[36]赖德胜，田永坡.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经济研究，2005，（11）：111-119.

[37]杨金阳，周应恒，严斌剑.劳动力市场分割、保留工资与“知识失业”[J].人口学刊，2014，（5）：25-36.

[38]李岚冰，律明.高校就业信息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情报科学，2017，（2）：107-111.

[39]孙文博，颜吾佴.我国高校就业服务质量提升路径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9）：84-88.

[40]马永霞，马立红.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6，（6）：4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