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福建乡试

明清科举制度在继承宋元的基础上，发展到更加完备的阶段。明清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中式为举人，会试及第为进士，殿试不淘汰，仅按成绩分三甲，一甲共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乡试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第一级考试，是科举考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清承明制，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时间定在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除了三年一次的正科外，还有不少恩科。乡试作为地方上最高一级的考试，当然要在各省会城市举行，乡试考场是在各省会城市的贡院。参加乡试的对象主要为本省府州县学生员、贡生、监生，以及部分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但他们都要经过学政“科考”录科、录遣后，才准予应试，即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福州贡院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兴建后，经过多次的改扩建，已形成一定规模。入清以后，由于乡试规模不断扩大，福州贡院也屡加扩治。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四年（1705年）、四十七年（1708年）、五十六年（1717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先后进行扩治。其中康熙四十四年与乾隆十八年扩建的工程最大，影响也最显著。康熙四十四年，福建巡抚李斯义，“念闽地人文日盛，每科应试，多至万人，与布政使高缉睿集议拓贡院旁隙地，复购民居，增号舍千余楹。”〔1〕乾隆十八年，总督喀尔吉善、巡抚陈弘谋重修福州贡院，“宽展号舍，增高墙垣，又另筑夹道，疏通沟渠，拓至公堂而新之。各堂所房舍俱加增建，规制肃然，福州府知府徐景熹、抚标参将窦宁董其役。”〔2〕

由于清代福建文教发达，人文日盛，闽人参加科举活动的热情持续高涨，参加乡试的考生逐科增多，因而原来的贡院显得狭小，考生的号舍也不够用，需要拓建贡院，增建号舍。号舍亦称号房，是考生的考场，考生人住一间，乡试的三场考试期间，考生的考试答卷与衣食起居均在号内。因此，号舍是贡院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说清代顺天贡院的号舍多达9000余间，晚清时江南与浙江考生常超过万人，号舍不够，须临时搭建简易号舍，广东贡院的号舍也多达7000余间。福建在清康熙年间“每科应试，多至万人”，巡抚李斯义拓建贡院，增设号舍千余楹。乾隆年间，巡抚陈弘谋又重修福州贡院，各堂所房舍俱加增建。以此推算，清代福州贡院的号舍不会少于顺天贡院的号舍，否则无法应付上万名应试者， 可见清代福建乡试的规模是相当之大。省城福州地盘并不算大，人口亦不多，然每逢子、午、卯、酉年乡试，来自全省各地上万名的应试者及其家属、随从云集福州，热闹非凡，盛况空前，犹如过年过节一般，这是三年一遇的科举盛会，给省城福州增色不少。清代福建乡试的盛况以及福州贡院的规模甚至都感染了乾隆皇帝，乾隆九年（1744年）特赐御书匾、联各一件，匾曰“旁求俊义”，联曰：“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则哲；与贤共天位，勖哉多士，观国之光。”〔3〕

乡试的解额，主要是依据各省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之。顺治初年定额较宽，顺天、江南皆160余名，福建、浙江、江西、湖广均超过100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90余名递减，至贵州40名为最少。顺治十七年（1660年），减各直省中额之半。这样，福建的乡试中额仅50余名。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先后又增加了各直省的中额。康熙五十年（1711年），各直省均增20%中额。乾隆九年（1744年），北闱因考生夹带败露者40余人，乾隆为严肃纪律，诏减各直省中额十分之一。于是定顺天南、北皿中额各36名， 中皿改二十取一，江南上江（安徽）45名、下江（江苏）69名，浙江、江西均94名，福建85名，广东72名，河南71名，山东69名，陕西61名，山西、四川皆60名，云南54名，湖北48名，湖南、广西皆45名，贵州36名。此后，这一定额再无超越。咸、同年间，由于各省输饷达数百万，因而先后增加各省中额，福建及台湾增13名。〔4〕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乡试士子系另编字号，额中举人一名。雍正十三年（1735年），福建巡抚卢焯上疏朝廷：“今台属五学，人文日盛，请于闽省解额外，将台字号再加中一名，以示鼓励。”〔5〕礼部议覆，同意增加台字号一名中额。嘉庆十二年（1807年），又增加台湾府至字号举人中额一名。〔6〕

关于录送（参加）乡试的额数，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各直省每举人1名，录送生儒20名应试。其后加宽录送名额。至乾隆九年（1744年）后，又规定，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为大省，每举人1名，录送生儒80名应试，山东等中省为60名，广西等小省为50名。副榜举人1名，大省加送40名，中省加送30名，小省加送20名。〔7〕而台湾初录送200名，嘉庆十二年（1807年）改为录送300名。由此可见，乡试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与会试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明朝末年，顾公燮就曾说到：“乡试难而会试易。乡试定额，科举三十名中一人。……至于会试，进士有三百余人，其途宽矣。故俗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谣。”〔8〕

从以上乡试解额与录送乡试的额数来看，清代福建仍处在科举大省地位。由于福建的文化教育发达以及以往的科举成就，因而清朝政府才一直将福建列为科举大省。这从清初担任各省主考官的职位规定中亦可看出，“初制，顺天、江南正副主考， 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正主考，差翰林官八员。他省用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9〕福建等科举大省的乡试主考官由翰林官担任，而其他中、小省乡主考官的职位就大为逊色。

有清一代共举行110科乡试，其中包括恩科与恩正并科。由于顺治二年、三年福建尚未开科，以及康熙十四年（1675年），福建因耿精忠叛乱，停止乡试两科，所以福建共举行106科乡试。关于清代福建历科乡试的中举情况，根据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162《国朝举人》与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13《清举人》的统计，清代福建中举人数共9967名，其中福州府4309名、泉州府1694名、漳州府893名、汀州府659名、兴化府546名、建宁府398名、延平府311名、台湾府301名、邵武府265名、福宁府195名、龙岩州177名、永春州143名、八旗驻防64名、平海卫与镇海卫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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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正榜举人外，清代还有所谓副榜举人制度。副榜举人之名始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清朝沿袭之，于顺治二年（1645年）定为制度。副榜举人亦谓副举人、副贡，其地位远逊于正榜举人。按规定，副榜举人不能与举人同赴会试，仍可应下届乡试，只有乡试中式后才可参加会试。

《公羊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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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台湾府凤山县士子苏峩首中福建乡试举人，这是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回归大陆后的第一个举人。直至嘉庆九年（1804年），台湾地区的乡试中举人数每科仅维持在1至2名。此后，随着台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台湾的科举活动渐趋发达，科名也日益繁荣，咸丰九年（1859年）乡试中举人数达14名，同治元年（1862年）更达15名。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台湾地区乡试中举人数为8人，分别是：台南的叶仁山、凤山的欧道行、彰化的施耀南、安平的许献琛、新竹的郑家珍、宜兰的林以佃、戴家林、淡水的黄希尧，然而这也是台湾最后一次参加福建乡试，因为该年甲午战争，清朝失败，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二、台湾士子到福州参加福建乡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2万，战船300艘，从铜山出发，开始了收复台湾的征程。澎湖海战中，清军击败郑军，攻克澎湖36岛，取得澎湖大捷。在清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威慑下，台湾的郑克塽走投无路，只好归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清军抵鹿耳门港，郑克塽率文武大臣迎接清军，至此，大陆和台湾复归统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清政府正式在台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府隶属福建，成为福建的一个府，福建的行政区划从此扩展到整个台湾岛，闽台关系更为密切。

在普查结果中可见，该校的学生多数认为阅读学习所得到的收获比较小，所以对阅读的兴趣较低，并且小部分具有一定阅读习惯的学生，其除了阅读内容上存在偏离以外，在阅读时间、目的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大部分有阅读习惯的学生其阅读的时间一般为深夜，在此时间段人体记忆力、理解能力都会达到一个较低的标准。在学习目的上，大多数学生多数是为了打发时间，并不是抱着学习的目的进行阅读，所以综合影响之下，说明该校学生的阅读学习成果较低，同时体现出学生学习动机不当的问题。

台湾统一后，台湾的府县学也旋即设置。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台湾的府县也随之增多，官学也相应增设。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隶属福建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独立建省为止，台湾地区先后建立了9所府县官学。兹列表如下：

 

清代台湾府县官学表

  

以上资料源自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66《学校·台湾府》。同治以后所建台北府学、宜兰县学、新竹县学，主要根据《光绪台湾通志稿》的相关记载。因《光绪台湾通志稿》没列“学校”专目，故这三所学校的创建者、建立时间无法准确记录，只好空缺。

 

官学名称 建立时间 创建者台湾府学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巡道周昌，知府蒋毓英建。台湾县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知县沈朝聘建。凤山县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知县杨芳声建。嘉义县学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 署县孙元衡建。彰化县学 雍正四年（1726年） 知县张缟建。淡水厅学 嘉庆十九年（1814年） 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倡建。台北府学宜兰县学新竹县学

此外，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回归大陆并隶属福建之后，台湾地区的府县相继建立了数量可观的书院。根据民国《福建通志》总卷24《学校志》、（同治）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63-67《学校》的记载，清代台湾地区的书院仅8所，兹列表如下：

按照何璟的批示要求，刘璈第四次呈文，向船政大臣何如璋与福建巡抚张兆栋两人作复。详尽开列了关于善举（如购建两试馆）经费的使用情况，但始终固持反对态度的何璟，仍不依不饶地指责刘璈“提拨购建会馆一节”，认为当时并无绅矜禀请，现在才罗列百余名绅矜具禀，斥责“其情可知”；还强词夺理称，钱款“既捐在官，自应由官处置”，硬指捐款为官款。何璟还转移话题称：“此项杂款应办善举尚多”，不一定非要用于“购建会馆、试馆”，可见是无赖托词。最后，何竟耍赖妄责，质问刘璈文教宾兴之典包括兴建乡会试馆，不知“见于何典”。面对何刘之争，巡抚张兆栋的批示颇有意味，其态度也颇显圆融。看来他自有判断与倾向，故一方面指出：“此案迭奉宪批驳查”，暗示总督已有成见在先，自己虽另有看法但碍于同僚面子，故只是舒缓口气，作出表态：“如内地之善举办理，提款有余，方准扩充别项”；“范围已定，办理各有遵循”。要求刘璈按内地他处方法办理，看是否实属收支有余。城府颇深的张巡抚，无形之中为刘璈作了转圜，授梯下楼。所以刘璈随即于翌年（1884年）三月，给督抚部院再上《咨覆收支各项善举经费由》呈文，就自己上任后的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至九年（1883年）十二月底止的收支情况列出清单，载明“省城购建台南北两郡试馆，价值工料经费银一万一千零九十八两零”，“京都购建全台会馆，价值工料经费银三千四百两”，加上其他多项善举经费，“共需支库平银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四两零”，“尚存库平银三千四百三十九两零”。结算确有余裕，满足了张巡抚所提条件，也堵住了何总督的口，这段公案似乎就此有了结局。

 

同治、民国《福建通志》所记载清代台湾书院一览表

  

书院名称 地址 创建年代 创建者海东书院 台湾府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巡道梁文煊崇文书院 台湾府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知府卫台揆邑绅黄拔萃、十八年改名台湾书院文石书院 台湾县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通判胡建伟玉峯书院 嘉义县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知县李倓改建白沙书院 彰化县 乾隆十年（1745年） 署县曾曰瑛文开书院 彰化县 道光四年（1829年） 理蕃同知邓传安捐建明志书院 淡水厅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署同知胡邦翰引心书院 台湾县 嘉庆十五年（1810年）

但根据王启宗《台湾的书院》一书统计，台湾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独立建省之前，一共建立了50所的书院，〔10〕远远超过同治《重纂福建通志》所记载的8所。

随着台湾学校教育的开展，台湾士子也开始正式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后为官从政，这不仅是一件文化盛事，也是一件政治大事。台湾隶属福建，台湾士子须到福州参加福建乡试，到了光绪年间，经过近二百年的倡学教化，台湾地区已文风渐盛，台湾士子每届应乡试者多达八百余人，经福州再赴京师参加会试者每届亦有二十余人。

关于清代福建副榜举人情况，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没有任何记载，而民国《福建通志》从咸丰元年（1851年）开始则有详细记载。以此看来，清代福建似乎从咸丰元年才开始实行副榜举人制度。现根据民国《福建通志》卷13《清举人》的统计，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福建共录取副榜举人425名，其中福州府265名，其他10个府州合计才160名，福州府占有绝对优势。

台湾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归属福建，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割让给日本的200余年间，在福建乡试中共有301人中举，名列福建全省第8位，次于福州府（4309名）、泉州府（1694名）、漳州府（893名）、汀州府（659名）、兴化府（546名）、建宁府（398名）、延平府（311名），高于邵武府（265名）、福宁府（195名）、龙岩州（177名）、永春州（143名）、八旗驻防（64名）、平海卫与镇海卫（12名）。此前，台湾人并无科举的经历，回归之后，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绩斐然，其科名甚至超过闽北、闽东以及闽西南的一些府州。这是清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倾斜以及两岸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台湾科举的成就 给福建增添光彩，同时对促进台湾文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国家统一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来福州参加福建乡试的台湾士子中，不乏有一些优秀的学子与名士，他们中举后，来年又进京参加会试，进士及第后，步入政坛文坛，最后发展成为台湾地区的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他们对振兴中华文化和促进祖国统一产生重大影响。诸如：连横、许南英、丘逢甲、陈肈兴、汪春源等人。

连横，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台湾省台南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先到厦门捐得监生，再赴福州应补行经济特科乡试，不第。虽然乡试不第，但没有影响连横对文化事业的追求，成为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被誉为“台湾文化第一人”。著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诗乘》《大陆诗草》《剑花室诗集》等。

雪萤举着一把枪，瞒准范坚强的头，说：“坐下！”范坚强措手不及，把匕首缩进衣袖，坐到旋转椅上。他哀求地看着雪萤：“小龙，这几年我待你不薄，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六日，刘璈首向闽浙总督上《禀筹办全台乡会试馆宾兴及育婴、养济、义仓各事由》呈文，指出当时台湾“文风日起，每届应乡试者约八百余名，应会试者二十余人。”说明在清朝统一台湾后，经过200年的教化、倡学，不仅民风淳厚，士气振作，而且文风渐盛，以致每届乡试、会试之期，都有众多秀才和举人，渡海来到省城福州参加乡试或经过福州再进京参加会试。大清朝廷这一抡才大典对台湾士子确有很大吸引力。

丘逢甲，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光绪十四年（1888年），来福州参加福建乡试，中试为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赴京参加会试，中进士。《马关条约》签订后，丘逢甲悲愤交加，率全台绅民上书反对割台，并建立“台湾民主国”，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联合一批爱国志士，与日军展开抗战。抗日斗争失败后，丘逢甲离台内渡广东，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投身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丘逢甲擅长诗文，诗风豪放激越、震撼人心，多为怀念台湾和感愤时事之作。其作品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钞》等。

本地籍测绘项目位于苏北某市某街道，面积约30 km2，测区内宗地数目多，种类繁杂，而且权属界址点数量比较大，权属关系非常复杂。考虑到该项目规模较大，由多个单位参与完成，牵涉到多种工序衔接，业主方通过招投标实行了测绘监理制度。监理的内容包括本地籍测绘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以及组织协调等多个监理要素。

(2) 逆变器供电引入了开关频率处的电流谐波,开关频率附近的电流谐波产生的径向气隙磁密幅值虽然较小,但仍会产生较大的电磁振动和电磁噪声。对于样机而言,开关频率附近的0阶和8阶模态频率处会出现振动噪声峰值。

汪春源，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台南安平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和爱国诗人丘逢甲来到福州参加福建乡试，同榜中举。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中日《马关条约》割台议和，举国震惊，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此时汪春源正在京城准备参加会试，于是他联合在京台湾举人及官员上书都察院，强调台湾为东南门户，“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随后参与康梁等人的“公车上书”。故后人称汪为“公车上书第一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汪春源再度进京参加戊戌科会试中贡士。后因庚子事件，北京贡院被烧，直至1903年，两科合并终得进士。成为台湾最后一位进士。著有《柳塘诗文集》。

三、福州台湾两郡试馆的建立〔11〕

台湾试馆，又称台湾会馆，准确地讲应是台南、台北两郡试馆。是清代专供全台士子参加乡试、会试而在省城（会城）福州下榻的试馆。

福州台湾两郡试馆的旧址何在，至今仍难以确定。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于2012年编著的《台湾会馆与同乡会》书中提到，“随着赶考人数的增加，光绪九年（1883），分巡台湾道刘璈在台湾地方乡绅的支持下，在福州贡院附近设‘天衢’和‘云路’两试馆，作为台北、台南两郡参加乡试人员的居住地，两馆可同时容纳三百多名秀才居住。”文中明确指出了台湾两郡试馆是建在贡院北面的天衢坊与云路坊。然而，两坊旧址今已难觅，故而试馆自然也难追寻遗迹。也有记载称，在台湾试馆购建之前，先有商人醵资在南台购建“澎湖会馆”，然其地址于今更难查考了。

许南英，清咸丰五年（1855年）生于台南。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赴福州参加福建乡试，中试为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京参加会试，中恩科进士。许南英是台湾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歌鲜明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讴歌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猛烈地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表现出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强烈向往。许南英留有诗集《窥园留草》和词集《窥园词》。

鉴于士子到省城参加乡试每科常达七八百人，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也常有20多人，所以刘璈先在岛内筹得善款并预提银两，用于购建试馆、会馆。同时向闽浙总督何璟上呈禀文，申明“今筹款既有成数，拟就此二款内，先提银一万五千元，即在省城贡院左近，构建台南、北两郡试馆，遴委员绅监造，以为全台乡士子栖息之所。又提银三千元，函托在京绅友，即在都城购建全台会馆，以备台湾会试举人及供职于京者，藉以居住。”应该说，刘璈作为台湾道官员，为振兴辖区的文教事业，为便利当地应试士子与在京供职人员的旅居之便，作了周密的安排。这本是一大善举，况且“经费均已支拨”“以台地之款办台地之事”。谁知报告一上到何总督案前，即遭何大人严词批驳。何某在三月初八日的批复中，大打官腔，并罗列刘璈的举措有四点不宜：“狥一隅之见，不为全局计”；“尚未请奏，先行支拨”，是举不当；试馆不应“官为构建”；“违道干誉，古所深戒”。

针对何总督的批复，刘璈于同年（1883年）四月二十四日，向总督、将军、巡抚三大员上呈《申报停办试馆各事宜由》，报告称，正月上呈的“通禀”，已于三月初八日收到总督部堂的批复。这份呈文刘璈主要针对何总督主观认为的用官款“购建试馆会馆”事进行申辩，说明“台湾建造京都试馆、会馆暨乡试盘费”等项开支，“皆系无关报部之杂款项下提给举办”，而且前此主办绅董等业已“屡次陈请”过。刘某特别针锋相对地指出：“亦知前举本系民捐民办，无关报部，且系遵照宪批办理，似非有违。”这就响亮回应了何总督的无端指责。他明确表白，自己是按规定、按程序且是经批准办理建馆之事的，根本没有违令违规。但恪于总督的威权和指令，他表示“自应恪遵批谕”，奉令行事。因此在呈文中他报告了执行批谕的情况：“转饬停办，一面驰函省会、京都各绅董，如原购馆屋，可退即退，其已购修有成者，设法召变归价。”即便如此，刘璈还是带着情绪揶揄上司，自承是为了“未便狥一隅之见，衹为台湾计、不为全局计也”。他还没好气地交待省会、京都各绅董，“静候司道详奉宪批，再行饬遵，免贻后累。”刘璈虽然表面报告已经“恪遵批谕”，停建或退购试馆，其实仍然执着力挺。

俄罗斯在主观要件上囊括意思表示不自由的全部情形——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和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某些情形(如通谋虚伪表示、误解)，强调婚姻意思能力的持续性。俄罗斯将严重精神疾病作为能力欠缺的事由，属于主观条件。但不存在精神病人被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形，只存在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人的情形。我国把严重精神疾病、性病、艾滋病都作为禁止结婚的客观条件，而俄罗斯则把隐瞒这些疾病作为主观条件，属于明确列举的“欺诈”。

陈肇兴，生于清道光十年（1831年），台湾府彰化县人。咸丰九年（1859年）赴福州参加福建乡试，中试为举人。陈肇兴是清代中叶崛起的台湾著名诗人，他的诗不仅有个人心灵世界与理想抱负的抒写，更有深切关心民生的表述。在形式上，他擅长以长篇诗歌来抒怀、言志，诗风雄健豪迈，颇有唐代杜甫风格，被视为清中叶台湾文坛之“诗史”。著有《陶村诗稿》六卷。

同年（1883年）八月初八日，刘璈再次上书总督何璟，开篇仍强调兴建试（会）馆的必要性，继而说明各项善举经费及修建会（试）馆款项的使用情况。该呈文称：“现已督同绅商筹议，在省垣构建台南、北两郡试馆及京都全台会馆，并会试宾兴盘费。”刘璈再三强调，支出附捐经费兴建会馆，确实得到台湾绅商的支持，确系“民捐民办”“商民乐从”，“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他还进一步重申，所提兴建款项，“概系不报部杂款”，是“归新设全台培元局、作为筹办台地各项善举经费”，同时他也不忘趁便提醒上司：“若不俯顺舆情办理，恐多棘手。”对于刘璈这样据理力争的说明，何璟自然十分不快和不满，他在九月十六日的批示中，依然指责刘璈“含混”入告，坚持要他“候抚部院批示”。

“既是皇上要你照顾的人，怎能委屈住在西厢，明儿让人家搬到东厢来吧。”我微微一笑，现在，我如此成全他，日后，他可会记得我的好，给我一条生路？

由于刘璈对何督的批复阳奉阴违，暗中执着力挺，遂使福州的台湾两郡试馆最终得以建成。我们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的刘璈呈文中看到刘璈的交待：“台南北两郡试馆……现已告竣”，“京都购建全台会馆……尚未报竣。”表明福州台湾试馆此时确已建成；而北京全台会馆其时尚未竣工。另据《台南市志》“祁征祥”条记载，光绪九年（1883），祁自台湾“移知闽县。十一年（1885年）乡试，台湾士子往谒，尚礼下情殷，纡尊至台湾会馆回拜。”也说明了会馆在1885年以前确已建成。应该说，福州台湾两郡试馆的建成，全赖刘璈顽强而执着的抗争精神。

福州台湾试馆的创设，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它的最后建成当归功于晚清分巡台湾道刘璈。刘璈，字凤翔，号泳仙，一号兰洲，湖南临湘人，以“附生”入左宗棠军。同治三年（1864年），因军功受道员衔。光绪七年（1884年），朝觐光绪皇帝，授福建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他在台湾锐意革新，兴学校，招开垦，整顿盐茶煤业和税收；整饬政风，修路浚渠、架桥灭疫，颇有政声。他还积极备战，抵抗法军入侵。

药香的氤氲里，藏着一个恶梦般的夏天。就在那个夏天，我曾亲眼目睹一个生命被无情的河水吞噬。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少年，他常常为我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比如说挽起裤腿走进村东淤泥的荷塘，去折下任何一朵我求之不得的荷花。就在出事的几天前，他还曾为我折下一朵盛放的白荷，在我期待的目光里轻描淡写地递过来，他说，拿去。

总之，晚清福州台湾试馆的建成与使用，为台湾士子来榕参加乡试带来极大的方便。它的建立是形势使然，说明了在清朝统一台湾后，经过200年的发展，台湾的社会经济文化已有了充分的发展，闽台关系更为密切。因而，试馆的建立，适应了闽台关系发展的需要，对促进闽台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乾隆《福州府志》卷46《名宦一》。

〔2〕〔3〕乾隆《福州府志》卷18《公署一·贡院》。

〔4〕《清史稿》卷108《选举三》。

〔5〕《清（世宗）实录》卷156，第7页。

〔6〕《清（世宗）实录》卷179，第33页。

〔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37、卷338。

〔8〕《消夏闲记摘抄》卷中《金举人银进士》。

〔9〕《清史稿》卷108《选举三》。

〔10〕王启宗.台湾的书院〔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4.20-23.

〔11〕关于福州台湾两郡试馆的建立，主要参考引用卢美松先生的文章《福州台湾试馆钩玄》

4.加强课外体育活动，提高学生技能。课外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工作的组成部分，它可巩固和扩大体育课的效果，使学生得到全面锻炼，但必须把课堂教学与课外体育活动紧密集合起来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以传统项目为主的运动队。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山区初中，大部分学生的耐力跑能力较强，基于这个优势，我们对有特长的学生组织一支中长跑的队伍，利用第四节课课后、周末和节假日进行集中训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为县市田径队输送了一批运动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