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是一种构建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合理关系的教育形式，它是国家建构、民族整合与社会协调的重要手段，因而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与时代色彩。世界公民教育史上曾形成了以国家为本位的共和主义公民教育和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公民教育两种基本模式，它们对近代中国均产生过深远影响。具体来说，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最初表现样态，其主格调呈现出明显的师法德日的共和主义倾向，但进入1920年代，在一战及新文化运动等政治因素影响下，取法美国的自由主义公民教育在中国开始蔚然兴起。目前学界对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思想体系及实施路径等进行了不少研究，但从政治文化及社会转型等角度对其生发机制的整体阐释还略有不足，因而也制约了我们对这种公民教育的本质、规律及功效等相关结论的客观评述。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与教育联动视角对该问题进行简单探讨。

一、从“师德”到“师美”：一战与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兴起

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兴起，与一战前后中国教育理念的转型密切相关。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界出于对德日等国迅速崛起的赞叹，因此，多将公民教育与这些国家的军国民教育进行挂钩，一战爆发后他们更坚信了这一点。如天民当时就认为，德国之所以在大战中气势如虹、表现顽强，即在于该国“国民体格之强壮、国家意识之强盛、爱国精神之旺盛、商务气象之富盛、经济思想之发达、经济的能率之大、科学知识之普及。”[1]可见，伴随着一战时期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盛行，中国知识界也大力提倡国家主义教育与军国民教育，正因为如此，费希特、凯欣斯泰纳等德国教育家的公民教育思想得到了国人的推崇。

安徽省政府近日审议通过《安徽省淮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纲要》，根据规划，到2020年前，安徽省将投资1929亿元启动新一轮淮河治理，标志着安徽治淮工作从防汛抗旱步入减灾与防污、供水并重的综合治理阶段。

但到了1918年，随着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德国信仰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在中国也自然遭到了质疑。如贾丰臻在《和平后之教育》一文中就说：“德皇逸，欧战息，强权灭公理出，血战五年而功成，协约诚可为全世界庆者也。今日各国人所谓国民教育皆伪教育也。普之胜法，日之胜俄，皆归功于小学教员，于是国民教育之声遍及全球，其结果遂酿成穷兵黩武数百年来未有之全世界大战争。予谓爱国主义今日揣度情势虽未能一时打破，然国民教育之所谓真教育者当注重于生活实用方面，尽土地、本生物以养人非所以害人教育。”[2]而蒋梦麟也认为一战爆发的根源：“一是经济之竞争；二是国家主义之竞争。”[3]不难看出，在人类刚刚结束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开始出现了和平主义的浪潮，这也使得以德国等国为代表的极端国家主义公民教育思想在中国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在猛烈抨击军国民教育危害的同时，还对英美式的民主主义教育予以了高度肯定。他们说：“国家主义中有帝权与民权之别，德之国家主义，帝权者也。英法之国家主义，民权者也。故以他方面观之，为帝权与民权之战争也，而民权之终必得胜无可疑也。”[4]那么，为什么民权必将战胜帝权呢？他们所持的理由是，由于帝权国家的人民缺乏主权，所以，这些国家的教育是一种“牧民教育”，人民尽管在表面上对国家非常顺从，但内心却对国家充满隔离，与之相反的是，在民主国家，由于民权比较发达，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多从意识与感情上对国家充满了爱戴及责任心，这就导致了当国家有难时，帝权国家的人民往往阵前倒戈，而民权国家的人民则多奋不顾身以捍卫国家利益。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爱国犹爱家也，当其全家和乐，为子弟者，见家有患难，莫不奋身以救之。若家主专横，驱子弟以攫取邻家之物，则为子弟者宁有不判者耶？此德之所以败而英法美所以胜也。”[5]显然，随着一战中德国的惨败及世界和平主义的兴起，军国民教育思想日益被视为落后与残暴的代名词。

与“德式”教育在中国开始遭遇“寒冬”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由于美国不但一战中获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其在战后世界的影响力也急剧上升，因此这就使得它所推崇的民主主义教育理念在中国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尤其是这个时期一些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不断回国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人们把哥伦比亚大学称为是一所专门为落后地区培养学阀的大学。”[6]这种说法尽管不无偏颇之处，但足见该校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影响力与崇高地位，这在1920年代的中国也表现明显。当时，随着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张伯苓等众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相继回国，他们很快也成为了中国教育界的翘楚人物及美国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积极传播者。如郭秉文回国后长期担任著名的南高师及东南大学校长一职，胡适回国前后更是凭借《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暴得大名”，并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与新文化运动灵魂人物，蒋梦麟回国后则一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及《新教育》杂志主编，张伯苓回国后也创办了中外驰名的南开大学。此外，陶行知与陈鹤琴等人在推动中国师范教育、乡村教育、租界教育等方面也建树颇多。

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真的难以置信。网上讨论也炸开了锅，事后Wine-Searcher葡萄酒总监David Allen MW在主持本刊金樽奖颁奖典礼时，也针对这一话题作出了回应：“现在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亚洲地区的MS与泄题丑闻有关联。我相信今年金樽奖的MS评委都是非常有能力、诚信的品酒师。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也想向广大MS们表达同情；也希望美国的CMS尽快公布‘泄题’的相关细节，还大家一个‘无可挑剔’的MS证书。”

这些教育家在美留学期间大都服膺了他们的恩师杜威的自由教育思想与民主政治理念，因此，他们回国后一方面声讨“德式”国家主义教育学说，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下富有鲜明“美式”特征的公民教育思想：一是主张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反对将学生作为国家的工具。如蒋梦麟说：“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平民主义之世界。你若问二十世纪之教育究竟做什么？我答曰：教人做一个好平民，使个个平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之方法若何？我答曰：先要认定学生是一个自动的平民。把这个自动的平民如养花草的养起来，使他们得一种春风时雨的化育，渐渐而顺自然地发长起来。若把日本抄来之德国式的法令认作金科玉律，把学生一个个地束缚起来，使个个成为机械，则为不良的教育；”[7]二是提倡学生自由与自治。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根基在于地方自治与民权发达，因此，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也主张培养中国儿童的自治精神与自由意志，他们认为：“民权主义之将横行全世界而不可遏，此亦可预言者也。由是而论教育。则当注重自动、自治与训育三者，以养成健全活泼之个人。盖民权之基础在尊敬个人之价值，尊敬个人之价值，而后始足以言自治也；”[8]三是注重儿童健全人格与独立精神的培养。如蒋梦麟说：“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有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则可战可和，无此，则战固不足恃，和平亦不足恃也。”[9]

2.7 香菇普通粉、超微粉膨胀度比较 由图7可见，香菇普通粉和超微粉的持水性指数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与粉体变小持水性降低的原因一样，小分子对于水分子的束缚力小，从而导致香菇超微粉比普通粉的膨胀度差。也可能是香菇在超微粉碎过程中，纤维组织被破坏，从而导致膨胀度下降。

总之，随着一战以后美国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以培养自治精神、人格独立等为重点的自由主义公民教育思想渐渐为国人所认可。

二、杜威来华：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勃兴的“助推器”

鉴于杜威在中国教育界的“显赫”地位，在他来华之前，当时的一些教育家、教育团体及《教育杂志》等刊物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对他的个人情况及主要教育思想作了广泛宣传，《新教育》杂志甚至还特地开辟了“杜威专号”，跟踪他在中国的行程。他在中国期间，正值中国民主主义运动高涨之时，加之他在中国的门徒众多且影响力大，因此，“杜威之行的足迹遍及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11个省和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作了200多次讲演。”[14]杜威在华的各种演讲内容丰富，涉及政治观点、教育哲学、学校管理、学生生活、教学方法等诸多领域。这些演讲经过各种报纸、杂志等媒介的广泛宣传，在当时中国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效应，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思想的兴起就与他的这些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一位在政治上崇尚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杜威的教育哲学也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他反对将学生单纯作为知识灌输的对象，主张用生活教育、实验教育等手段提高学生在教育中的主动地位。与此同时，他在继承卢梭等人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时，又明确反对教育的过度自由化倾向，他努力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构建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与出发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既克服了卢梭式的极端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缺陷，也减少了费希特等人的极端国家主义不足。

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社会”一词，他试图用“社会”这个中间体来协调“国”与“民”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因此，他说:“教育者，社会作用也。欲使儿童参与其所属之社会生活而指导之发展之，此之谓教育。固教育当之如何，当视其社会生活之性质如何当为断。”[10]不过，杜威所说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国家、人类、宗教、政党等大的社会团体，同时也包括家庭、夫妻、个人等小的社会基本细胞，所以，他主张“教育的社会目的是超阶级的、超国家的。”[11]在他看来，既然社会需要是公民教育的原动力，那么，公民教育内容也应包括社会各方面，即“一个好公民非但在政治方面有参与的知识和能力，在社会生活方面、经济生活方面都要做一个良好的分子。”[12]由于杜威秉承教育的民主性、人文性及社会性等原则，因此，他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暗合了当时中国政治改良及教育救国等进步主张，因而在1920年代的中国影响极大。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声誉的教育家，杜威曾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但是，他的最大影响却是在中国。”[13]杜威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崇高知名度与巨大成功，除了是他培养出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一大批杰出中国学生外，同时也与他1919-1921年间进行的两年零四个月的访华经历有关。1919年初，当杜威携夫人准备到日本进行一次休闲之旅时，东京帝国大学闻讯后郑重邀请其在该校作演讲，他欣然答应，于是便开始了这次漫长的东方之行。抵达日本后，杜威在各地作了多次巡回讲演，好评如潮。他的中国弟子们当然也不愿错过这个难得机会，于是数个教育团体共同向他发出访华邀请，盛情之下，他难以拒绝，从1919年4月28日开始，杜威开始踏上了中国大地，从此与中国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高唱入云与杜威访华也有直接关系。杜威（JohnDewey)(1859-1952)，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主义教育家、心理学家之一，被称为美国“民主教育之父”,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杜威在华期间，曾通过多次演说阐释他的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公民教育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演说有两次。

[10]杜威.教育上之民主主义 [J].教育杂志，1919(11).

[22][23][24]程湘帆.小学课程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54，68-72，75-80.

（一）从学校组织及管理方面做起。一个学校，不但是学生专门求学的地方，它的范围比授课还要大。因为学校是一个社会，学生就是社会里的公民；学生在学校里边受公民的训练，那就是公民教育；（二）第二种方法范围较小，只关于授课及学生在课堂里的态度。教师在上课时，要培养这种互助的精神，可发同样的问题叫他们互相解答；（三）第三法，范围非常广漠，一时不能尽述。简单说一句，就是把现行的学科根本改造，改成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学科。[19]可见，杜威不但强调公民教育的广泛性与重要性，而且还主张公民教育应坚持知与行的相互统一，这些都为当时中国公民教育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

本次共查到泄漏点18处，其中特大漏点1处，大漏点1处，中漏点5处，小漏点11处。对这些漏点的泄漏原因分析及处理情况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杜威以外，罗素、孟禄等人也在中国积极宣传自由主义公民教育思想。罗素（1872-1970），英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920年10月他受邀来中国进行了多场演讲，其中自由主义教育便是他宣传的重点。在他看来，教育的目的应有三个任务：（一）教人学做事情；（二）教人做国民；（三）教人能做人。[20]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罗素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应处理好下列关系：（一）一国之政治，不应由上及下，应由下及上。故欲成好国民，人人应具有政治知识；（二）教育之方针既不是教人学会压制，又不是教人学会服从，遂为能事已了。最要者，在乎教人学会自由，能学会自由后不复以压制诸他人；（三）教育应注重社会不应专重个人；（四）教之要旨，一在使人有智识，一在使人有好心肠。且二者须备于一人；（五）、实用知识之外，教育者尤应重于养成高尚人格。[21]同样，作为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与朋友，孟禄自1921年来中国后，除广泛宣传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外，还直接参与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务及1922年中国新学制制定，对当时中国教育的整体转型发挥了重要影响。

受杜威等人的社会本位公民教育思想影响，当时中国的公民教育理论也大致以此作为建构框架。如程湘帆在《小学课程概论》一书第四章部分就专门论述了公民教育的意义、方法、途径等问题。首先，他认为公民教育意义重大，他说：“今日社会之兀惶不宁，既生于不适，则求适为目前救济之一图。人民必使之适用最良之制度，或改造制度必使之适用于人民。适用之法，则有赖于教育，教育之应此方面需求者，则曰公民教育；”[22]其次，他建议公民教育内容应该广泛，为此，他列举了38项公民教育基本目标，并建议公民教育教材应注重以下内容：一是家庭生活；二是学校生活；三是本城生活；四是本省生活；五是国家生活；六是国际生活；七是社会生活。[23]这种从小及大、从内及外的广义公民教育很明显与杜威的主张基本相同；最后，他强调公民训练与公民教学同等重要，因此，他认为公民教育应包括：一是参加公共活动也；二是阅读书之机会也；三是听讲之机会也；四增加课外活动也；五是尊重学生之公民人格也。[24]

总之，杜威来华全面加速了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兴起。如在1922年新学制正式颁布后，当时中国中小学校除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的公民知识外，还重视通过学生自治、童子军、课外运动、辩论会、出版物、周会、模范学生选举等途径对学生进行各种公民行为的训练。

三、民治国家：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政治理想

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蔚然成风、高度发达，这除了与一战后美国教育模式对中国产生吸引力与示范效应有关外，同时也与当时知识界寄希望通过公民教育手段实现民治、改良政治、规避革命等政治理想有关。

首先，北洋时期独特的政治环境为自由主义教育兴起提供了必要性。当时，由于中国在政治上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因而这既使中央政府权威流失严重，也使地方割据局面基本形成。从前者来说，自1916年袁世凯暴毙后，中国即开始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大小军阀为争夺地盘、政权、军权等，相互间不断爆发战争，“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成为当时中国真实写照，“据统计，在民国初年，光是四川内部各派军阀之间的混乱，即达400余次之多。”[25]“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头目，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从1912年到1928年的17年间，内阁变更了47次，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26]这些都导致了中央政府权威流失，公信力下降；从后者来说，当时大小军阀均拥兵自重、割据称雄，这就更加剧了中国的政治乱象。正是在此背景下，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倡导“教育救国”，主张以公民教育手段改良中国政治，他们说：“我国今日政治腐败，社会紊乱，民不堪命，国将不国。推其原故，皆因国内军阀、政客、官僚之为所欲为，不顾国家之前途，人民之幸福所致。而人民缺乏公民常识，对于国事不闻不问，不能尽主人翁之责任亦不能辞其咎也。故救今日之中国，舍实行公民教育，其道莫由。”[27]可见，取法美国的民治理念实施公民教育是这时期不少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其次，自由主义公民教育体现了当时中国实现地方自治与民治的要求。地方自治本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宪政过程中萌发的一种治国方案，晚清时期即为不少人士所提倡，如“晚清维新运动时代，无论是立宪、革命两派的志士，都有将来仿效联邦制度的观念。”[28]清末新政中，地方自治甚至成为当时实施宪政的重要举措之一，及至民初，这种政治思想才遭到压制。但进入192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重新提出以地方自治革新中国政治的主张，如章太炎、胡适等人当时就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给社会与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自由采取联邦制，改良腐败政治，才能把中国引向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29]而一些军阀为保住地盘、抵制中央，也打出了“省自治”旗号，如湖南军阀谭延凯、赵恒惕等人于1920年率先颁布湘省宪法，实行地方自治，其他一些省份也相继跟进。但总体而言，“发生于1920-1923年曾喧嚣一时的‘联省自治’‘省自治’本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之一，其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改良范畴。但这一口号被军阀利用，便成了他们纵横陴阖、制造纷争的工具。”[30]在中央政府层面，为树立“遵守宪法、维护共和”的形象，北洋政府于1923年制订了《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差别，人民依法享有选择住居和职业权、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信秘密、信教等自由，有财产所有权、诉讼、请愿、陈诉、选举、被选举、从事公职等权利。”[31]地方及中央政府的宪政口号与自治主张尽管多空洞无物、有名无实，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当时民治主义及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发展。

最后，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勃兴体现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规避革命的主观愿望。1920年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具体来说，在宪政破产、军阀混战等无情现实面前，南方的国、共、青三党均举起了革命的旗帜，而北洋政府治下的一些地区则继续高举新文化运动形成的“突出人权，呼唤人权，要求人权”的传统，[32]主张以教育手段改良中国政治，如江苏省教育会当时就认为:“我中华民国十四年来，所以纷扰无已者，最大原因，即在于国民缺乏公民智识，而对于自动互助之界限，未能彻底明了，以至为感情所驱使，或不免逾越范围。故鄙会认为真正救国，惟赖教育同人一致提倡公民教育，正本清源，庶垂危之中华民国尚有更进之希望。”[33]很明显，这些社会团体与自由派人士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革命，采取了一种规避及严防的态度，因而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改良主义主张。

[5]蒋梦麟.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 [J].新教育，1919（1).

四、结语

嗜热厌氧杆菌Ana．Pif1解旋酶核心结构域蛋白与DNA底物结合的反应特性……………………………………………………………………… 段晓雷，等(11):1269

所以，如果单纯从理想上来说，1920年代的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确实代表了国人对教育的本质及人性的重视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美好追求。但若从社会基础与政治诉求等方面来说，这种公民教育却是一战后国人在对国家主义教育进行舍弃之后采取的一种民主主义教育理念，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为消除国家各种“不适”而开出的一剂“求适”良方与救国方案，杜威访华、新文化运动兴起及北洋政局动荡等诸因素更为这种教育理念的繁荣提供了深厚土壤。不过，由于这种公民教育模式脱离了中国政治现实与文化传统，因此，它在规避革命的改良主义、和平主义、世界主义等政治主张后不久就被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所吞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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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丰臻.和平后之教育 [J].教育杂志，1918（10）.

[3]蒋梦麟.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J].新教育，1918（10）.

乳腺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和生命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逐年上升并趋于年轻化[1]。中晚期乳腺癌患者大多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作为治疗晚期乳腺癌的重要方法一，一直以来备受临床研究的关注[2]。但目前治疗乳腺癌的化疗药物和方案甚多，且疗效和不良反应报道不一[3]。本研究探讨了沙利度胺联合GP方案治疗晚期乳腺癌的近期疗效以及对患者肾功能和血清Th1/Th2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以期为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

[4][8]蒋梦麟.欧战后世界之思想与教育[J].教育杂志，1918（10）.

（4）提高村干部待遇，稳定村干部队伍。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是稳定村干部队伍、提高村干部工作积极性的有效方法之一。

[6]谢长法.留美学生与杜威来华[C]，纪念中国《教育史研究》创刊20周年论文集，2009.

[7]蒋梦麟.教育究竟做什么 [J].新教育，1919(1).

[9]蒋梦麟.和平与教育 [J].教育杂志，1919(11).

一是1920年在南京所作的《平民主义之精义》的讲演。在演说中，杜威强调共和国国民须具有共和精神，他说:“共和精神有二：一曰自立，一曰自助，二者为共和国最要之特征。”[15]“自立”实际上就是他倡导的“自动”“自治”主张。杜威认为共和国家与专制国家最大不同之处是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对国家的态度，他说：“共和国国家之事业多从平民发生，政府不过从而鼓励之、辅助之而已。其创设之原动力，仍在平民自动。至贵族国家。则凡事业皆由政府发动，人民不过承政府之命而已。其最著者为德国，而日本则事事仿德。其种种事业，皆因政府压迫而成，虽可收效于一时，绝难持久于将来，一旦有变，因无稳固之基础，即不免失败。试观德国自大战后，各项事业全行瓦解，此其明证。”[16]而“自助”实际上就是一种“互助”精神。杜威认为共和国人民的互助精神、合作意识是保证共和国稳定的关键条件之一。那么如何养成共和国人民的互助精神呢？杜威主张必须通过公民教育祛除国民各图自私、损人利己的恶习，并培养他们下列互助习惯：“第一，须有共同利害之观念，即以人之利为己利，以人之害为己害；第二须舍弃自己之小利，而顾全多数之大利，简言之，即不可以利己而害公也；第三须互相信任，即遇事当公共商酌，不可倾轧是。”[17]这种以合作取代斗争的思想体现了战后世界人民对和平自由的期盼，因而具有一定合理意义。

[11][12]龚启昌.公民教育学 [M]，正中书局，1948.57、57.

[13][14][15][16][17][18][19]单中慧，王凤玉.杜威在华教育讲演 [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6、6、259、259、260、262、269.

[20][21]曹元勇，陈思和.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C].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151，151-152.

二是1920年6月3日在上海浦东中学所作的《公民教育》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杜威具体阐述了他的好公民四大标准：一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在政治方面，要有一种精神来辅助中央政府，为国家谋公共利益；二是一个良好的公民的义务，不但趋重于政治方面，对于家庭方面也是非常重要；三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一定还要注意经济方面的，不但是谋个人的经济，也要顾及到谋公共的经济才好；四要做一个好公民，总要善用余暇，到社会上去谋人与人的交际，勿使有害身心的事情发生。[18]可见，杜威的好公民标准涉及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生活，是一个广义体系。那么如何实施公民教育呢？杜威认为有三条途径：

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运动曾高唱入云、轰动一时，特别是在北洋政府治下的不少地区更是曾进行了从理念到行动的公民教育实践，因而在近代中国公民教育史上书写了辉煌篇章与浓重一笔，因此，对于这种以“美国化”为本色的公民教育模式，学界长期以来赞叹有加、深情难忘。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教育与政治具有高度依存的联动传统，因此，教育转型的背后往往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动因，作为两者连接点的公民教育更是体现了这一规律。

[25][26][3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375，37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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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493.

此时，由于d1点、d2点均接地，相当于在两个接地点间短接。根据欧姆定理，电压220V、电阻为零，电流无穷大，电源开关跳闸、熔断器熔断，如开关跳闸及熔断器熔断失败，还可能烧损电源及电缆绝缘等，非常危险。而该回路中的负荷1至负荷4，由于两侧电压均为零，没有电流流过。

[29]陆德生.中国宪政史纲[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108.

[30]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149.

随着建筑工程造价的改革，结算审计工作也处于适应阶段。在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工作中，通过科学合理的结算审计方式降低审计成本、提高审计效率十分重要。无论采用哪种结算审计方式，都应按照审计的规范化程序完成审计工作。从某种角度而言，部分地区政府在投资结算审计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可见，本文对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工作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进行探究具有现实性研究价值和意义。

依据张之南主编《血液病诊断及疗效判断标准》（第3版）急性白血病诊断及疗效标准[9]。所有患者在入组研究前皆已行血常规、骨髓细胞形态学、免疫分型、融合基因以及染色体核型分析等检查明确诊断。

许晴呢，天生有种瘫在蓝丝绒大床上的贵族娇病气质。她像殷桃演的莫莉，同性对她千般不悦目，异性为她颠三倒四。她却对谁都仿佛，“哼，管他的。”

[31]卞修全.近代中国宪法文本的历史解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27.

[33]江苏省教育会提倡公民教育之通告，申报[N].1925-8-6.

受到外界和他人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容易产生行为偏差，沉溺于游戏厅和网吧等娱乐场所，法律意识淡薄，出现违法违纪现象。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具有长期性和特殊性的特点，关心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留守儿童的需求，有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