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证上岗是从业的基本要求，是从事该岗位的必要条件。而唯独做父母不然，只要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即可。孩子出生了，做父母的摸索着抚养、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才慢慢体会出做父母的方法，体验到做父母的不易，即使孩子长大了，依然会有很多父母不懂得如何施教，不能正确处理亲子关系，将孩子培养成人。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加快，这种抚养教育孩子的弊端便显而易见，孩子在自然状态中野性成长，如果学业不怎么样、习惯不好则会受到歧视，需要家长及时介入呵护孩子时，家长却浑然不知，时间一长，孩子便自暴自弃。更有很多家长，特别在农村，为了生计早出晚归，也有大量父母外出打工，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别人。亲情的缺失极易让孩子出现问题。即使有的家长能够陪伴孩子，受“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影响，在孩子的学业问题上出现焦虑、急躁，逼迫孩子报各种辅导班，致使孩子厌学、辍学。

父母本身不具有教育孩子的资格，再加上有的孩子没有亲情润泽，这种“雪上加霜”的教育方式，不能有效疏导孩子的心理，解决孩子的成长问题，而这些问题积攒到一定程度，一旦有外部条件的引发便会酿成大问题。

笔者从事班主任工作近20载，接触到的问题学生基本是因家庭原因促成的，我越来越感觉到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学校老师管不了的学生，其家长也管不了，一个问题学生背后必然有个问题家长，其家庭教育必然出现了问题。更为可悲的是，有的学校为了便于管理，将这样的学生劝退，让家长领回家，而学生回到家中父母更不能奈他何，用家长的话说“管轻了不入耳，管厉害了还怕孩子跑了”，只能任其发展，最终又流向了社会，自由散漫的孩子在社会中经受不住诱惑，加入小团伙必定又会危害社会。

成都在全国率先试点亲职教育，强行要求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抓住了未成年人司法最关键最核心的监护问题，尽到了检察机关司法保护的职责，值得点赞。此举对挽救失足少年、重建亲子关系、修复破碎家庭、减少社会负担都是一举多得的做法，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创新之举，能够促进更多父母主动、自主地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让家庭、学校、社会更和谐，人际关系更融洽，不仅能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避免其遭受犯罪侵害，更能为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重塑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促其顺利回归社会提供了保证。

章组在上古的具体读音仍有待探讨，但郭店楚简中的这几组通假字反映了上古时期章组与精组字在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上至少是相近的，其中又以心、书二母关系最为密切。

事实证明，父母在潜移默化中带给孩子的影响甚至比学校教师施加的影响还要深远。而我国所有青年男女结婚时都没有相关的家庭教育培训课程，许多年轻夫妻对于怎样做好家庭教育是没有意识和概念的，因而迫切需要推行更为广泛的亲职教育，真正提升家长的亲职素质，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当今许多家庭教育的困惑。因此，笔者认为，待条件进一步成熟，不仅要将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纳入强制亲职教育范围，还要将这一做法逐步推广、扩展至所有准父母，让他们通过学习具备了做父母的基本条件再“上岗”，避免问题孩子的出现。

因为接受“亲职教育”的家长，才更懂得孩子的成长规律，明白孩子各年龄阶段的特点，能够按照孩子的个性因势利导地抚养教育孩子，减少教育误区，取直教育弯道，把孩子引向美好的未来。这样看来，“亲职教育”则提早让家长进入角色，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努力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风，建立起融洽的家庭成员关系，让孩子从小得到父母亲情的呵护，在爱的阳光沐浴下健康成长。

“亲职教育”能让家庭教育未雨绸缪，让想承担起父母责任的家长有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认知机会，学到了更多抚养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巧，提升了抚养教育孩子的能力和素养。对于破解传统家庭教育的困惑和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学校、社会也会因此多一个健康的孩子，孩子的成长需要多方提供平台，为其成长保驾护航，而亲职教育则符合教育起始于家庭、形成于学校、完成于社会的终身教育的教育走向规律，盼望“亲职教育”早日得到强化和推广，让每个孩子都有光明而美好的未来，健康地成长。

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化曾有名喻：“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中华文化兼收并蓄，以唐、宋文化形态为例：唐代中国文化呈现外展性的一面，充分接纳各族、各国文化，“胡姬酒肆”是市井景象，诸如“菩萨蛮”“苏幕遮”“苏和香”等教坊词牌都来自西域；国力已弱的宋代文化则出现内生性特征，转向社会内部、底部挖掘，出现世俗化趋势，方言诗词常见，如“渠”“勃姑”等字。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今天，中华文化有了强大国力的支撑，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