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科发展越来越细化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是两者之间的科学求真精神是一致的，可以说，坚持科学求真精神是所有研究活动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什么是科学求真精神？简单地说就是理性认识事物的基本态度。研究者如果缺乏这种基本态度，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所谓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科学求真精神，就是指在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过程以及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处处体现科学求真精神。笔者最近读高淮生教授《周汝昌红学论稿》[1]一书，一方面感慨作者在现代红学研究中思维的敏锐与视角的刁钻，另一方面则深为作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始终体现出来的科学求真精神所折服。

一、问题意识与求真精神

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动因，“问题意识”则是研究活动之所以发生和持续进行下去的前提和基础。抓住了实践中的“问题”，就找到了理论活动的“对象”。

自2008年开始，宁夏每年对全区农民用水户组织和基层水利管理人员进行培训，重点是农民用水户协会负责人及骨干。2008—2013年共举办培训班52期，合计201天，共有7 340多人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相关人员掌握了水费的计算方法，为让农民用上放心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

反观《红楼梦》研究史，可以看到，从《红楼梦》的问世到红学的创立，再到红学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乃至学科，这期间，围绕着《红楼梦》的话题不断，新说不断，人称“说不完的《红楼梦》”。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红学研究不容乐观。由于没有新史料的出现，便没有标杆性的研究成果，考据则往往猜测，探佚则更多比附，文本则信口臆说……虽然研究成果联框累箧，但实质性的创新成果十分少见，红学虽“显”而不“彰”，无法彰明其独特学术价值，从而被一些人斥之为“俗学”。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包括高淮生教授在内的新一代红学研究者深以为忧。

肿瘤微环境刺激响应型叶酸靶向前体药物研究…………………………………………………… 李鹏熙等（21）：3018

高淮生教授早年立志研究毛泽东，与红学研究结缘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曾在一次给大学生做的经典导读讲座中讲授《红楼梦》，随后将讲授的手稿整理发表于《红楼梦学刊》，从此对《红楼梦》的热爱与研究一发不可收拾。而他在红学方面的研究之所以不断产出新品，就在于他时刻关注红学研究现实，善于突破当下研究瓶颈，展望以及规划未来研究的方向。于是，从2010年开始，高淮生教授另辟蹊径，开创了红学史写作的一条新路——“现代红学学案”，以学案体的写法为现代红学学人立案，藉此来展示不同学人的学术精神、学术个性和学术成果，使读者更直观更生动地了解红学学人的研究业绩、了解红学的学术生态。

另一方面，高淮生教授撰写这本书还体现出一位当代红学家的仁爱之心，试图为红学界多年来无聊纷争降温即归于学术理性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消除长期存在于个别红学家心中所谓的“正义的火气”，给红学研究加一把充满正能量的火焰，为红学转型做出重要的建设性工作。通读了《周汝昌红学论稿》，笔者对红学界竟然流行过那么多暴戾的词汇诸如“欺骗”“乌七八糟”“居心叵测”“某某不死，红学无宁日”等感到心惊肉跳，这难道是学术研究应该使用的词语吗？这种偏执的具有强烈斗争性意味的词汇究竟是否适用于红学的学术研究之中呢？其实，凡是喜欢用这些戾气很重词汇的学者，应该冷静一下，还红学以文雅的氛围，红学原本是高雅的学问啊！(笔者按：最初“红学”一词来自于“经学”的比附。)这样的话语曹雪芹不会说，程伟元不会说，高鹗不会说，却竟然出自今天的“红学家”之口，实在辱没先辈，愧对纯质的红学。高淮生教授或许比过去一代的卷入纷争的红学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主动充当承前启后的角色，试图将发生偏离的红学拉回正轨。因此，可以说，作者是一位遵循学术规律、讲究学术斗争策略的学术高手。

如果说有了《红楼梦》，就有了红学；可以说，有了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就有了“周氏红学”。高淮生教授的“现代红学学案”要为现代红学研究史上颇有重要影响的红学家作学术考察和总结。在这一考察过程中，高教授尤其关注周汝昌对于红学学科的特殊意义，于是富有启示性地提出了“周氏红学”的概念，这一提法的确需要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和相当的学术准备。今天，举凡稍有红学知识的普通人，如果让他举出最有影响力的红学家，他应该会说出“周汝昌”的名字。正是因为如此，高淮生教授深感有必要将周汝昌与百年来其他红学家区别对待，并为之作更为详细、更为全面、更为彻底的学术专案，于是，《周汝昌红学论稿》应时而生。

谈及从事红学学案的创作初衷，高淮生教授说，自己年轻时读《史记》，就很偏爱写人的部分即本纪、世家、列传等。此后，在阅读大量的红学学术史著作中，开始萌生换种写法的想法。受到中国传统的学术史写法的影响，加之他一直心存的中国文化情怀，他想到了可以像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样以学人为案。在对百年来红学学人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他的忧患意识日趋增强，思考最多的往往是红学学科当下出现的种种问题应该如何破解、红学学科未来发展可能会走向什么地步等，诸如此类的学术困局促使他近年来不断地策划并组织“高端论坛”或“座谈会”，试图谋求合理的答案……真可谓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于是乎，他将这种浓厚的忧患意识自觉地流露或体现在他的红学著作里，并借这种饱含忧患意识的学案体红学著作让读者能够关注到这个时代学人因学科危机而生发的忧虑*参见张大蔚、刘洁、荣园园、王祖琪：《不是情人不泪流——访我校文学与法政学院高淮生教授》，http://youth.cumt.edu.cn/54/9a/c3649a218266/page.htm。。

《周汝昌红学论稿》的作者是客观的、中立的，撰写本书的目的是还原一位红学学人的学术生态、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当然，每每论及周汝昌从事红学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高淮生教授往往不吝赞美之辞，如称“周汝昌为此目的坚守红学领域60年，这种执着甚或执拗依靠的是信念的力量。这种凭借信念力量的坚守成就了周氏红学，尽管振振有词的批判者不乏其人，周氏红学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反而成为了另一种不可低估的阐扬过程。于是乎，周氏红学由于肯定与否定两方面的‘阐扬’进而成为了红学学科建设难以绕过的话题”[1]120，这是“仰视其人格，平视其学术”的最好注脚。高淮生教授首倡“周氏红学”之说，也可见其对周汝昌其人其学的重视程度了。

二、才学识智与诗性表达

科学求真精神成就了求真和务实的品格、严谨和坚韧的作风、宽容和灵活的心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求真精神浸润在社会的精神文明里，因而是崇高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并能够利用规律来改善人类生活，为人类生活注入人性的关怀。《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3]，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红学长期存在着“批判多于反思、反思多于建树”的景况，为了使这一景况得到改善，有必要倡导那种基于“批判出于反思，反思为了建树”学术考量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这就需要充分拓展研究的学术空间。如周汝昌先生曾说自己的红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前所未知的重要成果”，是来自于从胡适处借阅甲戌本《红楼梦》，“从此方才正式建立了作者、版本、脂批、探佚‘四大分支’这一完整体系的‘新红学’”[4]，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周汝昌一如既往地坚持‘政治事件’说或‘政治阴谋’说，从而坚持维护自己建构的周氏红学体系过程中不免‘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境地’，这，的确是我们做学问的人时刻都要记取的”[1]55，可以说是周氏自己把自己推进了死胡同，推到了所谓红学“学术共同体”的另一面，很长一段时间内，红学研究陷入了无谓的纷争，有时候这种纷争十分无聊和动气。为此，高淮生教授忧心如焚地疾呼：“红学深受非学术的绑架，动辄兴师问罪，不能达成基本的学术共识；红学虽有所谓的‘泰斗’‘大师’，却没有学术权威，缺乏认同感，易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红学需要自律，红学需要基本的学术共识，红学需要开发的学术空间，红学需要公认的学术权威。红学不需要造神，红学不需要宗派小团体。”[1]65-66由此可见高淮生教授的学术用心。

诗性表达需要仁心和感情。读完全书，笔者十分体谅高淮生教授的良苦用心，其目的是要总结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方法、成就和影响。周汝昌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红学，他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考证，使得人们对于《红楼梦》作者有了一个空前清晰的印象。周汝昌的红学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今年恰逢周先生诞辰百年，给“红学泰斗”举办多么隆重的纪念都不为过。可以说，这本书应该是周先生冥诞百年的最好纪念品之一。

混凝土充灌完成后，应同时进行护面混凝土的清洗、养护。一般养护期为7天，要求在此期间护坡表面处于润湿状态。

张庆善先生曾说：“红学研究的现状如何，有哪些成绩，有什么问题，只有建立在对红学现状的科学分析评估上，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发展。”[1]《周汝昌红学论稿》对周汝昌红学研究的地位和影响有着比较精准的考辨，全书分为五章，即知人论世：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红楼梦新证》：说不完的话题；“红学论学”：红学何为；中华文化之学与新国学；周汝昌与周氏红学的影响。作者要做到“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撮要举凡，存其大体，试图兼顾周汝昌其人之个性气质和人格精神以窥其为学之心迹以及‘周氏红学’之真貌”[1]1。作者用“落落寡合”概括其个性，用“孤独无助”概括其心境，又用“光荣的孤立”概括其为学心迹。如果褪去学术上伟大造诣的光环，周汝昌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周汝昌红学论稿》一书坚持客观中立地为周汝昌立案，并不是为之树碑立传，其科学精神是严谨而客观的，在学术回顾中寻找问题，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

三、严谨诚明与创新格局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这是因为诗的精神主宰着中国艺术的整体精神，同时以诗为灵魂的艺术精神深刻地影响着艺术之外的文化产品。《周汝昌红学论稿》虽是一本学人学术评传，但是作者饱含激情，充分体现自己的才学识智，全书文字跳跃起伏，穿插自如，完全是一种诗性表达。

生活中，高淮生教授是一位非常感性的人，书生本色，与其相处毫无违碍；而学术上，高淮生教授则是一位博观而善通的思辨者，往往表现出“诚明”的学风。近年来高淮生教授红学著述颇丰，其中《红学学案》《红学丛稿新编》《红楼梦丛论新稿》等著述往往试图体现出文学史家的大视野、大胸襟，即高淮生教授的红学思考并非仅仅局促于某一个小题目而乐此不疲，而是小题目中寓大立意，在为红学“建档归宗”的同时，思考着转型期红学研究的出路尤其是下一个百年红学发展的新格局。

诗性表达需要胆识和智慧。在红学界中，几十年来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反周势力，时至今日，这股势力并未因为周汝昌先生的去世而减弱，且大有“后生可畏”“后死者尤可畏”的趋势。在此情况下撰写这样一部书，作者十分有勇气，有担当，不回避矛盾，不因人废言，而是铺陈事实，用史料说话；所有论断，皆以文献为基础，不妄发议论，授人以柄。如论顾随说：“顾随致周汝昌书信中对于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的评价可谓极而言之，其中的‘褒扬’难免带有师生之谊的夸饰，这是传统文人的评文习惯，不至于从所谓道德方面置疑。顾随的评论涉及了《红楼梦新证》的可取与不可取两个方面，而且评价得都很坦诚的，所谓‘言为心声’而已。”[1]78高淮生的评价十分中肯。

高淮生教授对于红学研究有一种责任担当，勇于主动接过前辈大旗，不断开拓创新，谋求发展，其在红学研究中的新创——“红学学案”——颇为引人瞩目。他主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现代学案”栏目，近几年做得风生水起，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办好这个栏目，高教授还专门撰写《现代学案述要》一文，文中给现代学案的写作立下了两条原则：一则“仰视其人格、平视其学术、俯视则不取”的心理原则；二则“非遇亲者而谀之、非遇疏者而略之、非遇强者而屈之、非遇弱者而欺之”的撰述原则。高教授的这两个原则在《周汝昌红学论稿》中有充分的贯彻和体现。从现代学案体的撰写角度来看，本书又有诸多开拓：一是用一本书为一位学者做学案，《周汝昌红学论稿》属于首创，难能可贵。相信有《周汝昌红学论稿》的拓新，此后这样的学案著述一定会越来越多。二是《周汝昌红学论稿》撰写体例不拘一格，有学术评述与学术争论，还有学术侧记和札记，这样做的好处是文章既凝重，又轻松。

四、余 论

科学求真精神是贯穿于人文社会科学始终的精神因素。正是因为科学求真精神的注入，今天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才具有越来越高的客观性和理性，在方法论上也越来越趋向科学化。但是，作为一部从立意到写作到出版时间有限的作品，《周汝昌红学论稿》亦存在些许不足：一是红学门外人读本书有意犹未尽之感，至少，作者应该把周氏红学研究的历程、观点等方面较为平实地概述出来，这将有助于更广泛的读者群体阅读。因为这样一部学案体著作，不仅会引起红学研究者关注，也会引起非红学研究者甚至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如果安排相关章节对于周氏生平及其红学之路略作介绍，可能会更好些。二是本书如果适当添加图片，展示周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周先生的学术成果照片等，做到图文并茂，则会增加本书的可读性与愉悦性。

参考文献：

[1] 高淮生.周汝昌红学论稿[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2] 高淮生.红学丛稿新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3] 郑玄.礼记正义[M].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47.

[4] 周汝昌.我与胡适先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