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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盆”与“ 虎子” :性别考古的新视角

更新时间:2016-07-05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考古实习工地,一个男生挖到一件年代很晚(相对于夏商周)的陶盆,于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前来请教其年代与功用。懵然中,灵机一动戏言曰:“尿盆”,顿时全场转入静音模式。这时突觉言语有些粗俗,于是趁机讲了几个相关的故事,以显示自己的“文明”与“博学”。

黄庭坚涤母溺器

第一个故事是当年野外踏查时听说的。据说有个考古学家去野外调查,捡回来一个陶盆,后经仔细研究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年代不太久远的尿盆。这个段子似乎在考古界很流行,不知是真正发生过的,还是杜撰的。不过说者大多是告诫或提醒听者要谨慎对待晚期陶片,以免闹出乌龙。第二个段子则是“文学青年”时期“泛读”的收获。据说“宁夏王”马鸿逵最后撤离时,已经走到前往飞机场的汽车跟前了,忽然命令卫兵去拿老太太(母亲)的尿盆。原来老太太65岁大寿时,财政厅长赵文府用65两黄金为老太太打造了一个尿盆。这65两重的黄金尿盆当然值得马主席专门记挂了。

嗣后,时常想起此事,并不时扣问自己:“已经出土的古代器物中有无尿盆?”所谓尿盆是冬夜放在室内用来小解之器。在没有卫生间的房子里,这类器物在冬天是必不可少的。现在中国考古学界对秦汉之前的器物进行分类时,并没有“尿盆”一项。如果当时真有尿盆,而我们却避而不辨或辨而不识,就必然会发生错拿尿盆当食器、酒器的乌龙,给站在太空看地球的大神们增加笑料。

脚盆

只是尿盆一词略显粗俗,不太适合明目张胆地在文题中使用。在反复思量之后决定以“脚盆”代之。这也算得上是春秋笔法吧!借用“脚盆”,也是有“讲”的。在某些时空中,睡前洗脚之盆和夜间方便之盆是通用的,人们就会用稍显文明的“脚盆”指称尿盆,于是有时专用的尿盆也被委婉地称作“脚盆”。天涯社区里的“丢丢妹KK”曾发言说:公公婆婆晚上用脚盆方便,于是请他们改用痰盂。婆婆却说:“我们在家晚上起来不方便,厕所在院子里,冬天冷……所以我们洗完脚,就用脚盆当尿盆。这样方便!”“丫头王小珮”在一篇题为《端脚盆》的博文中说:“检察院的男人们为了解决自己老婆和孩子的方便问题,就都给自己家买了一个小尿盆(这个词不太好听,我们地方有个说法叫“脚盆”,后面就用“脚盆”代替)。”

“脚盆”与“尿盆”的混用现象,对我们探讨盆类陶器的功用颇有启发。我们发现的仰韶、龙山与二里头时代的诸多盆类器(或深腹、或浅腹)中,是否有“脚盆”呢?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市面上仍然少见专用的菜盆、脸盆、脚盆等。刚到别人家的客人,若无主人指点,是很难区分放在一起的脸盆和脚盆。2016年去焦作李屯遗址考古队时,同学照规矩发给一条新毛巾、两个新塑料盆。显然实习队的安排是:这两个大小相同而花色各异的盆,一个用作脸盆、一个用作脚盆。相信在规范化程度远不如今日的古代,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只有身在具体场景中的人,才能分得清楚其具体功用。现代考古家面对一堆盆形器时,很难通过观察推定某器的具体用途。可喜的是,科技考古中有一门“古代残留物分析”的学问。相信经过残留物分析,是有希望进行比较科学的判断的。作为一个普通的考古者,只要能够想到各种可能性,从而提出问题就算合格了!

在查考东周时期“虎子”的过程中,我们想到了二里头遗址、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中的“鸭形壶”。鸭形壶与虎子实在是太相似了:一是造型均取象于动物;二是均为大口,只是鸭形壶者更大;三是背上有一提梁;四是肚大能容。这些共性足以指引我们认定鸭形壶就是虎子的前身。后来读到李铧、郑淑霞的《“虎子”的用途及相关文化》,才知道早已有人认定其为“虎子”。早期鸭形壶与虎子都流行于东南地区,似乎正好验证了这种推论。东周时期兴盛起来的吴越文化,具有浓厚的当地文化特色。现在看来,似乎当时曾经发生过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不少当地传统文化都被发掘出来并加以发扬,虎子的出现与发展,或许正是这次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红色文化金融给老区创收的同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红色文化返贫防止保险”,有针对性地给予受到返贫威胁的群众资金救助,这是防止老区人民返贫的有力措施。

虎子

相对于男女通用,又可能与脚盆等混用的尿盆,男性专用的夜壶是比较容易辨识的。早在1950年代,多数学者已经认定汉魏六朝的瓷虎子就是夜壶,现在已很少有人非议此说了。所谓的虎子多为青瓷,造型为卧伏的虎形,腹部肥大,口部斜直上仰,背上有桥形提梁。

年代稍晚的还有1980年出土于长沙五里牌战国楚墓的漆虎子。全器用两块木料拼合而成,镂空雕刻出口、腹、眼、耳、四肢,尾巴卷到脑后成为把手,器内外髹黑漆,表面用黄褐色绘成云凤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战国晚期的错金银鸟纹青铜虎子,重1.7公斤,宽22.6厘米,高13.6厘米。器扁圆,大腹,管状流,有鋬。通体饰金银丝镶嵌纹饰,腹部以鸟纹为主题纹饰,口部、腹下部饰V形连纹。器底部饰涡纹。现在可以推断,早在春秋时期虎子已在东南地区出现。

世事无绝对。有些考古语境足以帮助我们辨识出尿盆。1959年发掘的江苏镇江阳彭山东晋墓“原葬两棺……棺前各有一小砖台。较高的随葬品都放左边,较矮的放右边。同时在左边出一虎子,右边出一盥盆,并在棺中出戒子和银发钗,因此也许左边是男棺、右边是女棺”。墓中与虎子对应的高9厘米、口径26厘米的“盥盆”很有可能就是女性墓主所用的尿盆。

产后出血是分娩晚期严重并发症,其发病率占分娩总数的2%~3%,约占孕产妇死亡的30%,其中子宫收缩乏力是导致出血最常见的原因[1]。缩宫素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预防产后出血指南》中推荐的用于预防产后出血的宫缩药物,但是存在受体饱和现象,加大剂量不仅效果不佳,反而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的弊端[2]。卡贝缩宫素是合成的8肽结构长效受体激动剂,作用机制与缩宫素相同,其对受体亲和力更高,生物半衰期是缩宫素的4~10倍,因此起效快,维持时间长[3]。

阳彭山东晋墓“盥盆”与虎子

青铜虎子,王家山春秋墓

漆虎子,长沙五里牌战国墓

实际上,类似虎子的器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是1985年4月在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春秋晚期土墩墓出土的。这件青铜器呈卧伏状,前有一个近直椭圆形大口,背上设半环形把手,全身素面,四只蹄足以浮雕的形式显于器身。

《亮剑》中的李云龙曾向陈赓立军令状:若是消灭不了山崎大队,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用。对于充分享受了现代取暖设备的年青一代,夜壶是一个很陌生的玩意儿,可对于古人而言,它却是高级享用品。有了它,在寒冷的冬天不出被窝就可以解决问题。

⑤高水位时间久,洪峰过程长。嫩江、松花江干流超警戒水位历时46天,黑龙江干流超警戒水位历时58天。松花江干流哈尔滨站洪峰水位119.49 m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黑龙江干流勤得利站洪峰水位48.65 m持续时间长达84小时,同江—抚远江段超历史最高洪水位历时长达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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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形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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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自从人类有了旅游活动,便出现了旅游文化,而旅游经济则是在人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在19世纪中叶才出现的,所以说旅游文化是一个比旅游经济古老的多的概念,旅游文化的产生是先于近代大规模旅游经济活动产生而产生的。从产生之日起,旅游文化就渗透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其特有的个性;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旅游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继承和创新的两条根本路经不断丰富着自己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历代虎子造型图(《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

1.商(河南偃师二里头 灰陶)2.商(上海马桥 陶)3.商(浙江上虞长山乡 灰陶)4.商(福建闽侯黄土仑 陶)5.东汉(河北迁安于家村 灰陶)6.东汉(广西兴安 灰陶)7.东汉(浙江慈溪 青瓷)8.东汉(浙江上虞 青瓷)9.三国(南京赵士岗 青瓷)10.三国(南京王圹村 青瓷)11.三国(浙江武义 青瓷)12.三国(江西新建 青瓷)13.西晋(南京郑府山 青瓷)14.西晋(江苏丹徒 青瓷)15.西晋(浙江浦江 青瓷)16.西晋(江苏江宁 青瓷)17.北燕(辽宁北票西官营子 铜)18.南朝(江苏镇江 青瓷)19.南朝(浙江上虞五驿乡 青瓷)20.唐(广西灌阳黄关乡 青瓷)21.清(江西景德镇窑(传世)青花瓷)22.清(江西景德镇窑(传世)褐釉瓷)23.清(广西桂林 青瓷)24.清(广西石湾窑(传世)釉陶)

二里头遗址的鸭形壶非常引人注目。1965年发表的简报已经报导,后来随着对马桥文化、良渚文化的认识日益深入,学者们一致认为二里头的鸭形壶来自东南地区。由于其造型别致,又来自外地,因此很多面向大众的媒体都对此壶予以充分的重视。

铜虎子,十六国北燕,辽宁省博物馆藏

鸭形壶,二里头遗址

无锡运河西路的鸭形壶雕塑

二里头遗址被列入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时,主题图片就是在发掘现场照上贴上了铜爵、牌饰和鸭形壶,并将鸭形壶视作“水器或酒器”。因为鸭形壶造型美妙,苏沪杭地区的学者与公众对其颇为珍爱。无锡的运河西路建有两个鸭形壶的雕塑。分别以无锡许巷遗址和上海金山亭林遗址出土者为原型。如果鸭形壶最终被认定与虎子是同类器,那么学者还会不会选取鸭形壶作为陶器代表呢?由此可以体会到辨识夜便器的意义之大。当然,鸭形壶的功能现在还不能定论。这主要是因为鸭形壶普遍比后世的虎子要小,而且鲜有出土于墓葬者。希望将来的残留物分析会给我们带来肯定的结果。

性别标识

不少学者总结说虎子在夫妻合葬墓中都出现在男性一边,多放在死者脚边或单置一处。这一规律对于判断不太确定的同类器颇有启发。相信,随着材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夜便器的辨识会越来越有自信。

女权主义运动催生的性别研究,也波及到考古学,从而形成性别考古这一学术领域。已有的性别考古集中在墓葬研究,主要探讨男女在埋葬习俗方面的差别,而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辨识墓主的性别。除了利用人骨来判定墓主的生物性别外,还可以利用遗迹遗物来判定墓主的社会性别。如果我们能够确认鸭形壶或其他器类是虎子的前身,那么我们在判定墓主的性别时就多了一条比较可靠的标准,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张立东
《大众考古》 2018年第09期
《大众考古》2018年第09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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