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公共决策是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要形式与手段，贯穿于政府社会管理实践活动的始终。赵成根[1]在《民主与公共决策》一书中对公共决策作出了比较全面详尽的定义，即“公共决策过程是政府决策者运用其掌握的决策权力，解决公共问题、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是在专家学者的辅助下，按照科学规律，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中，权衡利弊得失，选择最优政策的过程；也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运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以及形成的政治影响力，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进行谈判、协商、交易和妥协，和决策者对各种社会主体利益要求、意愿与愿望作出反应、综合平衡的过程”。

选择如下代表性系统作为基准模型：(1)Neural Responding Machine(NRM)[21] 是针对单轮对话设计的序列学习模型。基于训练数据中的问题—答案对训练NRM 模型。主要注意的是NRM 没有与知识库进行交互，它是聊天机器人的代表模型；(2)Embedding-based QA(EQA)[22] 直接匹配问题和事实，是知识问答系统的代表模型，它只能提供答案实体，不能生成自然答案；(3)GenQA[7]是第一个自然答案生成模型。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技术化、科学化，如何充分发挥科技的正面价值，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与规避其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并成为未来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使命。巴里·康芒纳[2]认为：“科学进步带来的问题虽然来自科学知识和技术成就(也有的是失败)，要得到解决却只能诉诸道德判断和政治抉择。”

目前关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日益被公众关注，因此科技风险决策也开始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科技风险决策中对公众风险感知的认知。杜兰特、布雷耶、韦恩等人围绕该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提出不同观点。布雷耶[3]认为，公众和专家会针对不确定性风险作出不同判断，科学和专业的知识胜过公众知识或日常生活实践中产生的知识，由于公众知识总是逊于系统的专家知识，因此不应该把公众价值观融入决策过程；由杜兰特(John Durant)[4]提出的缺失模型则把专家知识神圣化，认为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与合理的知识，公众感知与专家知识产生差距的原因是外行人有限的知识对现实的误解，因此在风险决策中仅需要考虑科学知识就足够了。韦恩[5]则认为，在许多科技风险决策中，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往往与作为系统的专家知识一样重要，是对方案有价值的输入；二是对科技风险决策信任、公平等价值因素的关注。其中，在对信任的研究中，Sjöberg L[6-9]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科技风险决策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其通过建立相关因果模型，运用利克特型评价量表，提出信任与风险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Skitka LJ[10-12]就科技决策的公平性开展了大量实证分析，利用回归分析研究了两类公平(程序与结果)间的关系以及对决策接受性的影响度，提出程序公平对决策结果接受性有显著影响。另外，Siegrist、Besley等[13-15]也对信任、公平因素、公众的风险感知以及公众对决策接受度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三是对科技风险决策中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研究。在代表人物雷恩(Renn,O)的主持下，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IRGC)通过对风险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和技术研究(STS)、政策学、法律学等多学科近40年研究成果的汇总，撰写了风险治理白皮书，提出了风险治理系统概念[16],使科技风险决策程序具有了可操作性。

虽然学术界对科技风险决策的研究较多，但对其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大时代背景下面临的多方挑战研究不足[17-18]。通过从多视角解读科技风险决策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挑战并作出相应制度回应，可以为科技决策者提供开阔、全局性的宏观视野，进而提升科技风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增强其鲁棒性与可接受性。

2 科技风险决策面临的时代挑战

科技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甚至人类造成威胁，使风险成为社会和政治议题中关注的重点。与早期传统或自然界的外部风险不同，科技风险具有其特殊性。如吉登斯认为，它是“由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关不可预测性带来的风险，是一种人造风险，并且是一种高后果风险”。这样的特征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独特属性，风险氛围的转变导致公众对科技风险产生畏惧，这种畏惧体现在个人层面是公众产生存在性焦虑，体现在社会层面则是出现信任危机。

2.1 后常规科学带来本质层面挑战

因此，公众个体层面的存在性焦虑与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构成科技风险决策的内在心理动因，使科技风险决策面临公众发自内心的抵触与怀疑，使决策变得更加艰难。

因此，在后常规科学背景下，科技风险决策议题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低价值共识性和时间紧迫性，决策者需要将议题事实情况和价值层面，甚至两者间的复杂相关性都纳入考量范畴。因此，在无法预期与完全掌控、存在时间紧迫与多元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去对不确定性问题进行适当的决策管理，必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与决策风险。

Huang：I can’t wait anymore.I give you two choices，paying for your debts or bringing your girl to my home.

2.2 风险社会到来引发心理层面抵触

对于科技风险决策者而言，后常规科学的出现、风险社会的来临、社会化媒体的产生、知识社会的兴起、多种价值观的交叉冲突、风险沟通的异化及各种利益的分化竞争等，无一例外地提升了科技风险决策的难度与风险。

随着现代社会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化媒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在线媒体，其使用成本低、约束少，并朝着微型化、个人化与移动化方向发展[27]，赋予了公众极大的表达权与参与度，使得社会化媒体传播与建构科技风险议题的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使得“拥有强大现代传播技术的传媒，既可以促进受众的风险认知与社会风险沟通，同时，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26]。

传统手术方法具有切口大、创伤严重、神经粘连、瘢痕明显、腕关节僵硬等缺点，导致康复困难。因此导致很多CTS患者由于对手术的心理恐惧而在治疗上多选择保守治疗，反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政策扶持也不可或缺。安徽省粮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粮食银行”的运营主体为粮食购销企业或加工企业，营业利润率较低，运转需开发系统软件、添置服务器、改造网点门面等配套设施，一次性投入较大，从调研情况看，运转的前三年很难实现盈利，企业自己弥补亏损。农民卖粮没有了晒干扬净的传统，粮食水分、杂质较大，不利于收储、加工、结算、贸易，“粮食银行”开展业务还必须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资金缺口对其发展制约较大。“粮食银行”也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后托市时代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国有粮食企业通过“粮食银行”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活动呈现出诸多新形式，面对不确定性增多、争议性价值观出现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科学活动不再局限于科学领域，科学与社会、政治以及经济间的互动日益频繁，科学知识的研发与应用已经延伸到科学领域之外，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众多机构与组织，关联到科学以外的多种价值选择与判断，如健康、生态环境、社会伦理标准等，使得自然科学不得不更加关注现代技术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风险。因此，科学与价值无关以及道德中立的观念、科学家无偏见的神话、科学是善(Good)与真(True)担保人的旧观念成为历史[19]，科学问题开始涉及多元价值判断，使得原来的常规科学世界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后常规科学(PNS)的出现。它不同于库恩在范式框架下解决问题的传统常规科学，而是重点强调后常规科学语境下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强调现代科技价值的高度争议性，认为现代科技风险决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众多不确定性，在多种价值观的驱动下进行决策选择，加之现代责任政治的要求，行政机关即使面临科技风险高度不确定与价值难以判断的情提下，也必须作出决策，而不能像“鸵鸟”一样选择回避。随着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决策必然面临时间上的紧迫性，由于不能等待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消除或公众价值判断一致化后再行决策，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决策于未来、决策于未知局面，但是一旦出现偏差便会导致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使社会面临更大成本付出与代价[20]。

2.3 社会化媒体赋权造成风险沟通异化

现代社会中科技应用与发展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公众感到自身的本体性安全受到威胁，存在性焦虑随之产生。科技发展在提升未来可预测性的同时，也产生新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情景，公众无法再凭借以往经验应对，如小到影响网络安全的 “特洛伊木马”病毒[21]，大到波及全球安全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美国三哩岛核事故、日本核泄漏等事件[22]，这些事件的出现使公众从精神、心理上形成不安和恐惧。布雷耶[22]指出，“公众对特定风险的恐惧，要甚于对其它具有同等伤害概率风险的恐惧。面对两个同等级的风险，公众可能会更惧怕或厌恶那些非自愿遭受的、新的、难以察觉、不可控制、灾难性、延迟性、会危及未来或伴有痛苦或恐怖的风险”。

公众存在性焦虑的持续存在最终会导致社会层面信任危机的出现。在当前的风险感知氛围下，公众对“科学作为社会进步‘接生婆’的信任正在被核时代来临以及生物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安全感所放逐”[23]。日益加重的疏离感、无能感，以及对政治、经济、技术和未来形态的难以控制感，导致公众更多地寄希望于公共治理体系(包括国家、社会和企业)，而不是以家庭、个人力量去应对这些区别于传统的现代技术风险[24]。但同时，公众对公共治理体系的专业水平也存在质疑，认为各种专业系统对技术风险的界定不可信，公共治理机构及专家提出的技术风险“可接受水平”、“平均水平”已经变成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25]。

本工作提出了一种在水下传感器网络中利用单向广播机制的时间同步算法CB-Sync.在CB-Sync算法中,以Chirp导频信号在节点未被同步状态下来估计多普勒规模因子,减少了时间同步误差带来的多普勒规模因子估计误差.同时,CB-Sync算法提出了只利用单向广播机制同步网络中的节点,这样的机制可以很好地减少信道阻塞.从仿真实验结果来看,CB-Sync算法在同步精度与能量利用效率上都优于其他算法.因为CB-Sync算法是一种集中式的同步算法,随着跳数的增加会有同步误差的积累,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主要利用分布式的思想解决水下传感器网络的时间同步问题.

首先，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以往由政府、专家与传统媒体垄断风险信息的局面，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布自己的观点，同时，对专家观点提出质疑，使得早期由专家决定模型的科技风险沟通方式在现代社会受到了挑战而不再适用；其次，社会化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公众对风险的感知。风险社会学家卡斯帕森认为，风险是客观性和主观性建构的统一，“风险中的一部分是人们受到的客观威胁，另一部分是文化和社会经验的结果”[27]。如日本核泄漏引发中国多地抢盐风波；河南杞县“核泄漏”谣言引发全城大逃亡，上演了现代版的“杞人忧天”；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引发万人逃命等，这些事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化媒体对科技风险主观性建构的结果；最后，由于社会化媒体带来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达,使科技风险信息被快速、广泛地传播与扩散，大面积地到达受众并经过反复反馈、呼应与影响后，最终形成风险的社会强化，并引起风险的社会放大。梅热(Mazur)[28]在研究大众传媒对核电与化学危害报道的影响中发现，“对一项有争议的技术或环境项目的广泛报道不仅唤起公众关注，而且会将其推向对立”。诸如目前在国内被化学界公认的低毒物质PX已经成为剧毒、致癌的代名词，可以说是风险社会放大效应中的典型。

需求分析：教师设计任务时关注学习需求的同时也不忘关注目标需求，课程教学时穿插汽车销售、汽车保险、汽车维修等任务，尽量选取真实情境语料，选择适度难度，以求循序渐进地提高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和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汽车后服务行业的英语语言特点。

因此，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使得早期单项的专家决定模型不再适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建构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感知。“公众对威胁的讨论与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媒体，因此它可以被操纵，有时表现出歇斯底里”[29]，导致公众将风险的经验作为真实结果，带来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造成技术风险“污名化”，这些风险沟通上的异化都可能给决策者“带来意料之外的惊恐或者一定程度的社会震惊”，使科技风险决策者感到措手不及，疲于应对。

2.4 知识社会带来不同利益方的敏感与博弈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生产模式开始发生转变，知识的应用性增强，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由于“知识生产开始在更多类型的社会机构中进行，开始涉及拥有不同关系的更多个体和组织”[30]，不仅在理论和模型上，而且在方法和技术上都从学术界向其它领域扩散。通过外溢或者衍生为其它部门的谋利方式，知识生产正日趋成为一种社会弥散式过程。

知识生产应用性与弥散性的增强，使得科学、技术与产业间形成紧密连接，各主体开始对其中涉及的自我利益变得异常敏感，最为重要的是在科技风险决策中本应该提供客观中立建议的纯粹科学家开始“异化”，在知识与权力、资本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出“经济人”属性，成为利益攸关者。由于知识与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科学不再单纯地是为了满足好奇而进行的事业，而逐渐呈现出利益化、政治化倾向。同时，随着知识社会知识生产应用性与弥散性的增强，公众对科技风险决策的聚焦度与关注度大为提升，这是因为“科学技术不再仅仅在实验室中进行，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实验室”[30]。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会扩展到实验室之外的现实社会，便可能出现一些不可控因素，造成一定损害甚至无法逆转。基于此，公众对拓展到实验室之外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技术十分敏感。另外，公众科学素养不断提高。如1992、1994、1996年的全国科学素养调查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约为0.3%，即1 000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但到2015年中国科协发布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有了大幅提高，达到了6.2%。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也提高了社会整体对科技风险的品鉴能力。

“由于意识到科技发展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影响，……不断增多的利益集团要求在政策议程中以及随后的决策程序中有他们的代表。”[30]这使得科技风险决策中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利益博弈更为凸显。因此，决策者需要权衡与取舍涉及的各种利益，并不断进行谈判、协商，综合考虑不同分歧性科学建议，在普遍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专业性知识与个体性知识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而这必然导致了科技风险决策的滞缓与抉择权衡的困难。

3 科技风险决策面对时代挑战的制度回应

面对时代的挑战，科技风险决策时应努力建立健全民主协商制，尝试把公众的风险认知引入科技决策系统，加强规范媒体的风险沟通机制，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上给予相应的制度回应。

3.1 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制朝着多层化、广泛化与制度化方向发展。协商民主制是一种隐含巨大潜力的民主治理形式，可以有效应对多元文化中有关社会认知的核心问题。它强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强调政治话语间相互了解，要求识别所有政治意愿，并对所有人的需求和兴趣提供相应支持[31]。在协商的包容性下,协商制度可以促进相关所有方都有机会表达观点和意见，得到平等对待。协商即是“对公共政策价值的一种辩论”，是参与者认真考虑各种实质性因素与信息后作出的独立判断；协商过程包括对各种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活动，是一种独立判断力的标志,谈判过程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和分析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协商民主是一种体现了包容性、平等性、多元化、参与性、责任性与程序性的民主。在协商视野中，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通过创建合适环境、促进公众之间自由交流、表达及平等参与的框架，一种可以确保政治权力回应性与责任性的框架[32]。

在科技风险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理念，可以参考、借鉴公共批判与公共实践的相应形式(共识大会、公民陪审团、公共对话、在线咨询、情景探讨及21世纪城市会议等)，通过决策主体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以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审议、辩论、争论等协商民主形式，使公众很好地得以嵌入社会、参与决策，使决策中达到社会知识的最大化，使科技决策能在更广泛的价值考量中达成公共合意，提升决策民主性与科学性，增强公众接受性，缓解科技风险决策面临的时代挑战。

3.2 尝试引入公众风险认知

目前的科技风险决策仍局限于基于定量、标准化的风险评估方法，没有对公众风险感知进行考量，忽略科技风险决策系统的复杂属性，漠视其对心理和行为因素的考量，仅局限于纯科学议程，缺乏多样化视角，导致在应对未知和不确定性科学与技术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决策狭隘化或带有偏见。决策文化与科学文化并不完全相同，同时，政策也不等同于科学，而是糅合了科学、政治、传统、制度安排等多种因素。“任何专家知识在涉及价值性问题时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任何风险决策都必须考虑价值问题”[33]。因此，忽视公众实际考虑与价值偏好的风险评估和技术决策，容易造成信任危机和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也不能很好地应对科学与政策的“超科学”现象。为了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作出科学决策，应考虑纳入非标准(non-standard)的科学方法，优化科技决策程序，引入公众风险感知，构建纳入了公众风险感知的科技决策程序。公众的风险感知侧面反映了公众的关心点与价值取向，可以作为公众偏好的指示物，记录公众期望的生活方式[34]。因此，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有助于提升科技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将不确定性后果控制在公众容忍的范围内，提升决策结果的可接受度，缓解公众内心焦虑，同时，有助于为决策者提供多样化视角。

3.3 加强规范媒体的风险沟通功能

在科技风险沟通中，首先要重视新媒体对科技风险的传导机制，防止新媒体引发科技风险社会放大效应，加强规范与监管新媒体对科技风险的报道。要求在进行科技报道时采取审慎态度，明白科技风险报道不同于娱乐报道，不能为追求噱头、夺人眼球、哗众取宠而对其进行戏剧性解释。另外，在科技风险沟通中，既要依靠新媒体，也要避免对其产生过度依赖，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在预警、报告科技风险中的角色，如让报纸就特定科技风险议题进行系列深入报道，围绕主题及分支话题展开讨论，引发公众展开更深入、理性的思考。除此之外，电视也是风险沟通的重要渠道，可以通过各种电视科普节目解释科学现象，挖掘现象背后的科学理性、科学知识等，使公众更直观地了解科技风险[35]。

当然，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不能只对科技风险进行简单报道，而应该在报道的同时承担培育科技风险规避意识与能力的教育责任，开展一定科普宣传，充当信息沟通使者，把科技风险概念“通俗化”，把晦涩难懂的科技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把科学语言通俗化或转化为具有可译度的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公众风险感知偏差，改变公众科技风险知识匮乏的状态，提升其对科技风险的辨别力，提高风险沟通效果。媒体也不能只是从上到下的单向传播，而要尝试为科学和民众间的双向对话提供信息平台与发表意见的渠道，引导公众从多方视角对社会性科学进行深入探讨。在科技风险报道中，要从公众角度出发，引入伦理、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争论，让公众充分理解争议的实质，在开放、多元的社会脉络中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增强公众对风险知识的了解与判断，减少科学风险误解，增进科学争议理解，提高社会性科技议题认知力，提升风险沟通效果[36]。

参考文献:

[1] 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2.

[2] (美)格雷厄姆.寂静的春天续篇[M].罗进德，薛励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10.

[3] BREYER S.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toward effective risk regula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4] WYNNE B.Institutional mythologies and dual societ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risk[M].Berlin：Springer,1982:111-127.

[5] WYNNE B.Rationality and ritual:the windscale inquiry and nuclear decisions in Britain[M].London: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1982.

[6] SJÖBERG L.Risk perception and credibility of risk communication[R].Risk Research Reports，1992.

[7] SJÖBERG L.Perceived competence and motivation in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as factors in risk perception[A].LOFSTEDT RE,CVETKOVICH G.Social trust and the management of risk[M] .London: Earthscan,2010:89-99.

[8] SJÖBERG L.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 revisited[R].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Warwick,1999(7)：12-15.

[9] SJÖBERG L.Limits of knowledge and the limited importance of trust[J]. Risk Analysis，2001(21):189-198.

[10] SKITKA LJ.Do the means always justify the ends, or do the ends sometimes justify the means a value protection model of justice reasoning[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2(28):588-597.

[11] SKITKA L J, MULLEN E.Understanding judgments of fairness in a real world political context: a test of the value protection model of justice reasoning[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2(28): 1419-1429.

[12] SKITKA L J, WINQUIST J, HUTCHINSON S.Are outcome fairness and outcome favorability distinguishabl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s a meta-analytic review[J].Social Justice Research，2003(16)：309-341.

[13] SIEGRIST M, CONNOR M,KELLER C.Trust, confidence, procedural fairness, outcome fairness, moral conviction, and the acceptance of GM field experiments[J].Risk Analysis，2012,32(8):56-78.

[14] BESLEY J C. Public engagement and the impact of fairness perceptions on decision favorability and acceptance[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0(32):256-280.

[15] BESLEY J C. Does fairness matter in the context of anger about nuclear energy decision making [J].Risk Analysis，2012(32):25-38.

[16] RENN O,GRAHAMP P.Risk governance toward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R].Switzerland: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2005.

[17] 李瑞昌.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8] 方世南，曾德贤.技术风险的防范与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的重大课题[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3(1):88-93.

[19] (意)S O 福特沃兹,(英)J R 拉维茨.后常规科学的兴起(上)[J].吴永忠，译.国外社会科学，1995(10)：32-38.

[20] 欧阳君君.后常规科学时代公共决策模式的转变[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3(3)：24-29.

[2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15-19，59,62，88.

[22] 史蒂芬·布雷耶.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3] BECK U.The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M]. London: Sage，1992：20.

[24] (美)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28.

[25] 刘金平.理解·沟通·控制：公众的风险认知[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71.

[26] 黄和节.警惕传媒沦为风险制造者[J].新闻实践，2007 (1):33.

[27] KAAPERSON R E.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progress in developing and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risk[J].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1992：53-178.

[28] MARZUR A.Nuclear power,chemical hazards,and the quantity of reporting Minerva[J].1990(28)：294-323.

[29] (英)安东尼·吉登斯,(德)乌尔里希·贝克,(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9.

[30] (英)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15,31,7.

[31] (美)乔治·瓦拉德兹.协商民主[J].何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23-30.

[32] COHEN J. Procedure and substance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C]/ JAMES BOHMAN ,WILLAIM REH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ssays on reason and politics[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407-437.

[33] WEALE A.Science advice,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and public policy[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2001，28(6).

[34] 孙壮珍，宋伟.公众科技风险感知与科技决策“困惑”之实证考量[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8)：3-10.

[35] 陈璇，陈洁.信任、风险感知与科技的公众接纳——兼论中国转基因大米之争[J]. 科学与社会,2016 ,6 (1):93-109.

[36] 杨嫚.沟通的错位：公众风险认知与科学议题报道[J].科学学研究，2014,32(4)：481-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