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女，南昌市实验中学教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主要记录了他从青春期到皈依上帝的这段生活经历。作为一本非典型自传，奥古斯丁选取的回忆对象往往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大事件。相反，他选取的是一些极其普通的，几乎是每个人的生活和心灵都经历过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奥古斯丁第一次在西方思想史上使人成为惊奇”[1]。在基督教的语境下，人作为上帝的肖像，上帝是人的本质。吉尔松说：“……印刻在人性身上的肖像，主宰人最深刻的内在……它转化为了自我认识的问题。”[2]这意味着人对上帝的寻找需要以自我认识的方式实现。因此《忏悔录》的行文表现出双重色彩，即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上帝的寻求。通过对自身所经历的事件的反思，奥古斯丁在寻求作为人的超自然本质的上帝的同时，塑造了人的深度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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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偷梨”作为精神事件

正如James J. O’Donnell所言，哲学即便在奥古斯丁皈依以后也没有消失，而阅读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是奥古斯丁哲学转向的开始，这件事记录在《忏悔录》的第三卷。在哲学转向之前奥古斯丁记录了著名的偷梨事件。奥古斯丁把偷梨事件和阅读西塞罗安排在一起无疑暗示着，他本人也把偷梨当作一个精神事件，并对之进行剖析。事情的经过其实非常简单。深夜，奥古斯丁和一群伙伴潜入邻家院子偷取梨子。梨子本身并不是吸引他们做这件事的主要因素。所以偷盗得手后，他们只是吃了一小部分梨子，其他大部分都扔给猪吃了。奥古斯丁评论这件事的时候说：“我的欲望不是享受我所偷的东西，而仅仅是享受偷盗的快乐和做错的事情。”[3]用更加精炼的表达就是：“我的恶除了恶本身，没有其他动机”[4]。所以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奥古斯丁认为自己是在“为恶而恶”。Vaught指出奥古斯丁在解释为恶而恶的时候进行了两次努力，一次是伦理限度内，一种是存在论上的努力。“奥古斯丁首先把他的偷梨事件的描述置于伦理的框架内而不是置于宇宙论内容之内”。[5]因为奥古斯丁意识到人作恶都是有目的的，为了达成某个目标，这个目标对于作恶者来说是好的，“即便和更高的给与真实快乐的善好相比，它们也是美的和有吸引力的”[6]。即便是对于喀提林这样的阴谋家，他的恶行也不过是为了荣誉、田产、免于惩罚等等。这意味着，奥古斯丁解释“为恶而恶”时采用的是“动机—行动”，也就是“伦理”的模式。但是很快，奥古斯丁发现很难用“动机—行动”的模式解释偷梨事件，梨子本身并不是他的目标，为偷而偷的快感才是他的目的，但是这将引发奥古斯丁更为困惑的问题。一个人怎么享受偷梨的快乐，享受罪恶的快乐，为恶而恶？因为即便是嗜血的喀提林也不爱恶行本身。他向自己发问：“不幸如我，我在我的十六岁的夜晚所犯的偷盗行为中爱什么呢？我的偷窃一点也不美……我在偷窃中快乐的本质是什么呢？”[7]。因此“动机—行动”的解释模式对于解释偷梨行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正如Vaught所说：“虽然他一开始朝向伦理的方向，奥古斯丁很快就破坏了这种解释”。[8]那么放弃这种解释模式意味着什么呢？奥古斯丁将如何理解“为恶而恶”的偷梨事件？偷梨事件本质上作为一个精神事件对于奥古斯丁意味什么呢？

奥古斯丁虽然从多方对自己的偷梨事件进行了剖析，但是他并没有给出一个他为何会干这件事的确定的答案。实际上他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正如他指自己所说：“偷盗行为本身是虚无，因为这个原因我更加悲惨”[9]。试问对于“虚无”怎么能说出原因呢？奥古斯丁采用新柏拉图主义对恶的解释，认为恶不是实体而是善的缺乏。但是为什么偷梨行为是虚无的行为呢？奥古斯丁指出偷梨事件是对上帝骄傲地模仿，“骄傲模仿高大的事物；但是只有你是高于一切。除了荣耀和光荣野心还在寻求什么呢？只有你值得荣耀并且你是永远的荣耀”[10]。人类企图通过堕落地模仿上帝而“提升自己对抗上帝”[11]，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只会“无节制的朝向处于好的序列当中底部的事物”[12]。“偷梨事件表达了奥古斯丁和他的伙伴成为无限的努力，通过模仿他们只能成为其暗淡相似的无限”。[13]人类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虚妄和欺骗。也只能获得对上帝的暗淡的相似性。奥古斯丁在和伙伴的交往中为了不被轻视，获得伙伴的赞誉，也采取过欺骗的手段。这一切都指向人自身的虚妄。人企图成为上帝，表达了自身对于无限权能的渴望。实际上更是对自我的无限的迷恋。而盗窃事件中人的快乐的本质，实际是对这样膨胀自我的享受。因为人是应该与上帝在一起，享受上帝的。现在人企图成为上帝，对上帝的享受就转向对自我的享受。对自我的迷恋和享受是人骄傲地模仿上帝的结果，那么模仿帝之后人获得了怎样的特性呢？奥古斯丁在第十三段指出了上帝的许多特性，例如上帝是全知的，至简的，最丰富，是永恒的快乐，最为正义，最为温柔稳固的等等。上帝拥有这些特征，当然可以理解，这是上帝的权能。但是如果人也企图拥有这些权能，这是怎样的人呢，该怎样理解拥有这些权能的人呢？这些权能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好奇的，无知的，愚蠢的，懒散的，奢侈的贪婪的不稳定和易受伤害的等等。这些都是人背离上帝的失序的表现。人堕落地模仿上帝，将导致的就是这样的自我失序的状态。人真正享受的，也正是这样失序的自我。但是这样的失序又不能让奥古斯丁满足，我“不能在自我的枯竭中安息”[14]。所以人自身充满了矛盾和悖谬。

性欲使得他无法稳居在上帝之中安享上帝。因此性欲问题逐渐转变为对自我诊断的主题。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于女人和性欲进行过大量的描写。奥古斯丁在青春风暴中难以自抑的骚动；在迦太基求学时，甚至在教堂集会时与女性发生关系；与非洲女性长达13年的同居，这被他认为是出于对于性欲赞同的共同约定；在等待未婚妻成年的两年里，又和其他人发生关系；即便是皈依以后，奥古斯丁仍然在梦中难以摆脱性欲困扰。

如果死亡开始起作用，也就是生命开始减少之时，就算是每个人死亡的开始，即“在死”(因为，如果直到生命减完了才算，那就是死后，不是在死了)，那么，从我们开始在这个身体之中，我们就在死了。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瞬间一瞬间地过，不就是死亡在逐渐完成吗？[23]

二、灵魂分裂与在死的生活

通过对奥古斯丁偷梨事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奥古斯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对自我感到极为困惑的自我形象。我为何会享受罪恶带来的快感，从而干出“为恶而恶”的事情？“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恶的询问的实质上的失败，对自我失序既迷恋又厌弃的矛盾心态等等因素导致奥古斯丁得出自我成为一片荒原的结论。虽然奥古斯丁是在分析偷梨事件时感悟到“自我成为一片荒原”的，然而这句话实质上是奥古斯丁对人的精神荒芜状态的经典概括。因而偷梨事件只不过是奥古斯丁分析自我状态的一个形象化的标本。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通过对不同事件的描写，通过不同的语言和方式表现了这同一个主题。

奥古斯丁把尘世生活诊断为死亡的生活，尘世生活的价值在他的思想中被还原为虚妄、血腥、自私以及脆弱等等负面的价值，从而完成对古典文明的结构。他把尘世生活的过程看成是死亡完成的过程，意味着他拒绝了一切在尘世现实幸福生活的可能性。然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古希腊人对于幸福生活的看法，就能明白奥古斯丁已经离开希腊古典思想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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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困惑在奥古斯丁皈依的道路上逐渐落在了性欲问题上。他表示自己羡慕安布罗斯的生活方式，只是难以忍受独生的生活。在皈依的前夕，他认为自己难以舍弃的就只有女人。性欲是奥古斯丁在灵魂上升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奥古斯丁说：

当肉体不服从灵魂的时候就产生了淫欲。奥古斯丁对淫欲的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淫欲指的是不受控制的性欲；而在广义上，所有对尘世事务的迷恋都可以称为淫欲。性欲作为对人所犯原罪的惩罚，肉体不服从灵魂只是其表面的形式。正如吴飞指出：“所谓身体与灵魂的相争，根本上就是同一个灵魂和自己的斗争，是灵魂的自我分裂”。[21]

我被你的美抓住，但是很快因我的重量被你厌恶。带着内心的哀嚎，我坠向更低的事物。这个重量就是我的性欲习惯。但是在我的内心保留着对你的记忆。毫无疑问，我知道我自己应该依附谁，但是却不再能够处于那样做的状态中。[18]

奥古斯丁从新柏拉图主义的角度对恶进行解释。他发现自己“为恶而恶”导致的是虚无，是一种极深的恶。“为恶而恶”意味着对上帝骄傲地模仿，指向的最终是虚妄的自我，对罪的享受也是对虚妄自我的享受。这样远离上帝的堕落行为，最终导致的是人的失序和无限度。但是，为何自己还会干这件事本身？奥古斯丁并没有给出解释，他在讨论自己的行为的时候，都是在以询问语气请求上帝，或者猜测他的行为的原因。因此对于自己的行为奥古斯丁实际上仍然困惑不已，实质上对自我感到困惑，难以理解。此时正值奥古斯丁青春风暴到来，爱与被爱的渴望，淫欲的驱使，虚妄的友谊等等因素将他“无果地分裂了”[15]。他渴望上帝能把他收束起来，“对我的失序施以限制”[16]。这就是奥古斯丁十六岁，或者说青春期的失序和渴望收束的精神图景。“我对自己成为一片荒原。”[17]

孙帅指出，是奥古斯丁把性欲问题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无法克服性欲问题，在古典哲学家看来仅仅意味着不自制，因此意味着他仅仅是一个不明智的人。但是在奥古斯丁笔下，作为哲学问题的“性欲”和对人精神诊断、精神塑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性欲问题标志着人在原罪之下的根本性分裂。

奥古斯丁一方面渴望早日摆脱纠缠他的性欲问题，另一方却又企图推迟摆脱性欲的日子，也就是说又渴望继续享受性欲的满足。“我害怕你可能迅速听到我的祈祷，并且你肯能迅速地治愈我淫欲的疾病，然而与抑制淫欲相比，我却偏爱淫欲。”[19]这样灵魂就陷入到自相矛盾，愿而不能，肉体不服从灵魂的深深的痛苦当中。那么肉体不服从心灵的根源是什么呢？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回答了这个问题。

奥古斯丁认为初人由于高傲，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把自己交给了自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控制自己，而是自己与自己产生了冲突。从而灵魂不受身体的控制，犯下了原罪。原罪是极大的罪，从而作为罪的惩罚也是巨大的。除非上帝的恩典，否则难逃永恒的惩罚。作为对人犯罪的惩罚，就是肉体不服从自己的灵魂：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 李猛认为，亚里士多德把人理解为政治的动物，是将根植在人的生命本性中的政治一面作为人性的根本规定。人作为政治的动物，城邦的共同生活不仅仅是让人活着，而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仅仅让人活着的生活是无限的，而让人活得好的生活是有规定性的。城邦生活恰恰能提供这样的内在价值和规定性。因为城邦政治生活形式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尺度之上的。[25]人因个人的不足而组成城邦，以达到自足或者说幸福的生活。因此城邦的内在规定性成为人们实现自己的自然本性，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因而人本身可以在理性的限度内得到理解和界说。所以苏格拉底可以说德性即知识。在古典逻辑中，城邦的持续最终必须落实在个人的德性上，因而德性成为自我和城邦共同的规定性，成为两者内在一致的东西。

结合新闻报道、学术研究以及裁判文书网，笔者发现针对共享单车不法行为类型繁多，处罚方式各异。总结对共享单车的不法行为，笔者发现三种较为典型的不法行为：私藏共享单车、给共享单车上私锁以及毁坏共享单车。相较于传统犯罪，针对共享单车的犯罪属于“新生事物”，因而理论界和司法界对于针对共享单车的刑法规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以下，笔者将对这三种典型不法行为的刑事责任进行探讨。

奥古斯丁说：“就我的情况而言，当我思考我很久以前就被安的排侍奉上帝时，愿意侍奉的自我和不愿意侍奉的自我是同一的。都是我。”[22]因此自我对于自我而言既同一又分裂。如果人类无法摆脱原罪，那么意味着人类将永远处于自我与自我分裂的状况中。人类在精神深处永远也无法摆脱自我分裂所带来的动荡、不安、焦虑与痛苦。

近期出现一些从专门角度研究的论文，例如卓文中《刘勰的自然与自然之道说浅探》[6]、魏家川《刘勰的自然之道与文贵自然》[7]、冯春田《“融道于儒”——文心雕龙的文学自然论》[8]以及韩湖初的《略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说》[9]和《文心雕龙之“道”溯源》[10]等都是从“自然观”这个角度写的论文。而王小范《文心雕龙与道家关系的文献学考察》[11]和陈中的《道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体现》[12]这两篇硕士论文则是较新的研究成果，清晰地分类出《文》一书和道家思想的种种关系，并做深入分析，很有借鉴价值。本文的撰写就是基于前人这些基础之上生发而来的。

人类无法控制灵魂与肉体争端的最极端事件，就是肉体的必然死亡。在奥古斯丁看来，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奔向死亡。因此奥古斯丁把尘世的生活定义为死亡的生活或者说生活的死亡。他说：

三是患者自身的因素。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效果不仅仅是医院单方面的工作，还需要有患者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因此患者自身的因素也是影响到心血管内科护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患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对于治疗效果的影响更加明显。如果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焦虑、情绪波动大，不遵照医嘱服药，不配合治疗很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我们看到，通过对死亡作为肉体不受灵魂控制的极端情境的分析，奥古斯丁把尘世生活的活生生的过程描述为罪与死的完成。血液中流淌着温度的尘世生活被冷冰冰的罪性诊断所凝固和冻结。失去的温度只能在天堂找到永恒的补偿。于是死亡作为让人颤抖的命运悲剧经过改头换面之后成为关于救赎的喜剧。尘世生活如果只是原罪的一场对人的考验和惩罚的战场，在整体上是死亡的完成，那么在尘世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寻求到幸福的生活。人类将永远在自我矛盾的深渊中徘徊和挣扎。

在对性欲的哲学分析中，奥古斯丁把自我的分裂和迷惑与原罪相联系。从而使得自我呈现矛盾和分裂的状态，自我成为大的谜题和深渊，成为对人的形而上学设定。正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不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这大大深化了古典哲学对自我讨论的深度。在分析偷梨事件时，Vaught指出奥古斯丁的偷梨事件表达了对初人偷吃禁果的隐喻。偷吃禁果将初人抛向了要自己面对善恶选择的境地。偷梨这件事情表明人并没有能力单独面对善恶的决断。[24]通过对奥古斯丁的偷梨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奥古斯丁不能理解自己偷梨事件的动机，实质上是不能理解自己当时的意志，也就是自我。因此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的视野之下，意志问题成为行为中更加根本的因素，成为自我的更根本的要素。人作为一种让人迷惑的，成问题的存在，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怎样面对自我，或者说怎样达到幸福的生活，成为思想家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思考的主题。

三、“幸福生活”:属于尘世还是天堂？

吴飞认为基督教杀死了古典文明。单单是从这样一个大的论断就可以立刻明白，奥古斯丁的新世界将与古典世界之间有多大的差距。然而在他们心中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幸福生活。

其中indexSy(T′(y),0)是在空间Sy上线性算子T′(y)在0点的指标,σ是T′(y)在Sy上的大于1的特征值的代数重数之和。

那么，简单说来，对不服从之罪的惩罚，不就是“不服从”这一报应吗？除了自己不服从和反对自己，难道人还有什么别的悲惨？……他不服从自己；即，他的心灵，乃至他的更低下的肉身，不服从他的意志。[20]

我也便退进在屋檐下，虽则电车已开出，路上空空地，我照理可以穿过去了。但我何以不即穿过去，走上了归家的路呢？为了对于这少女有什么依恋吗？并不，绝没有这种依恋的意识。但这也决不是为了我家里有着等候我回去在灯下一同吃晚饭的妻，当时是连我已有妻的思想都不曾有，面前有着一个美的对象，而又是在一重困难之中，孤寂地只身呆立着望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只为了这些缘故，我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旁边了。

然而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自我恰恰不是有限的，可以被城邦的内在价值和目的所规定的。孙帅指出：“在马里翁看来，这个大问题的出现，首先揭示出人的‘不可理解性’，并且这正是基督教之后所有关于人定义最终都会导致对人的否定的原因”。[26]如果不能定义人，我们该如何界说和理解人呢？“‘人自己不能理解，亦不能理解自己，因其为天主的肖像’……”。[27]当然我们可以回答说，人是上帝的肖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理解人，反而把问题导向了更为复杂的方向。在基督教的视野下人作为上帝的肖像，以上帝作为人的超自然的本质。作为具有无限特性的上帝，人以他作为本质那么人也就具有无限的特性。自我因此成为难以完全把握、难以被规定的存在。

本文对发生在国内外实验室典型安全事故进行分析 [10-17]（如表1所示），发现未遵守制度、人为疏忽、防护不当、监管不力、设施不完善、安全意识淡薄、措施落实不到位等原因是引起实验室安全事故的重要因素。

因此，可以说奥古斯丁摧毁了古典文明幸福之路的人性基础。奥古斯丁进而把政治解读为罪的产物，因为人有原罪，所以政治对人既是必须要的，也是对人的惩罚。所以政治生活，并不对成就人的幸福生活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此作为城邦之为城邦的内在目地也就无法得以实现。因此城邦从精神上也就解体了。对城邦政体制的进一步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就显得毫无必要。因此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讨论很多的政体问题都消失了。[28]尘世生活除了荒芜和死亡不会再产生其他永恒的东西。尘世即便有美好的品格，最终也要消亡，因而与永恒的幸福相比，也只有次一等的价值。幸福，在奥古斯丁看来只属于天堂。摆脱对尘世的一切眷恋，在上帝的光辉中安享上帝，和上帝在一起构成了真正不会腐朽的幸福的基础。这意味着古典哲学家的一切努力都变成了这出救赎喜剧表演破坏的道具。而古希腊城邦追求幸福的努力最终在这出喜剧中沦为了精神的废墟。基督教因此在废墟的上重新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基督教与古典最大的分歧可能在于基督教对于新的共同连接的强调。”[29]。在基督教视野下家庭，城邦的纽带都变为次一级的关系，建立在人和上帝的关系的基础上。这样，对于国家、城邦或者他人的爱——这些在古典意义上被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都被相对化了。这意味着即便人一个朋友也没有，也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他的生活，因为“尽管孤身一人，上帝也不会失去对他的爱”[30]。“对上帝的依从导致人从城邦中，以及从城邦对政治友爱的需求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可能性”。[31]人只要爱上帝，本质上就可以达到自足，获得幸福的。而不是像古典城邦那样，因自身不足而联合在一起。通过与上帝的关系，人摆脱了古典城邦的政治关系，在圣爱下结成的友谊也不再是政治的友谊，而是一种团契关系。因而团契成员弭平了尘世身份对人的本质规定性。正如孙帅指出的：“既已取消了家人、外人甚至仇人之间的区别，爱便不再表现为对具体人格的爱，而变成对抽象人性的爱，非个人化关系的爱”。[32]既然爱的内容并不指向具体的关系，而是抽象化的爱，处于团契中的人，仍是孤独的，只是单独地面对着上帝。

因此奥古斯丁才会在蜕变的关键性时刻说自己面对的是赤裸的自我。孤独才是团契的特征，所以奥古斯丁会在最重要的那一刻选择独处。“于是我们认识到，只有在团契中，我们才能孤独，且只有身处孤独者才能生活于团契中。只有在团契中，我们才学会正确地孤独，并且只有在团契中，我们才正确地生活于团契”。[33]

通过上文的简单梳理，我们看到了奥古斯丁解构古典城邦的内在逻辑。通过对上帝这一绝对价值的信仰，使得尘世的一切关系和价值相对化。通过这种方法奥古斯丁掏空了古典文明的价值，从而为我们天堂的幸福铺好了道路。但是在尘世生活中如此的孤独，我们真的值得为那份看不见，摸不着的“真正的幸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么？在基督教和古典之间的这种探问，对人的价值和神的价值的平衡拿捏，成为分析每个时代哲学精神的有力抓手。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奥古斯丁的偷梨事件和性欲问题的分析理解了蕴含在《忏悔录》中这些主题的内在精神意蕴。人在奥古斯丁的笔下成为一个巨大的谜题，成为永远分裂的存在。而人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原罪。尘世生活因而转变为自我矛盾角力的战场，转变为事关救赎的喜剧。尘世的政治生活被抽去了其对于安顿人幸福生活的内在价值，使得城邦从精神上解体了。奥古斯丁对人自我矛盾分裂的形而上学形象的塑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深刻思想成为后世思想家们都不得不去面对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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