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对在“目标语输入贫乏”的环境下学习外语的中国学习者来说(Zhang 2000: 83-96)，外语阅读(下称阅读)在他们外语学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平时很难有机会直接与外语本族语者进行交流，阅读成为他们获取语言输入不可或缺的来源，成为提升他们外语水平的决定性因素(Elley & Mangubhai 1983; Krashen 1985)。除此以外，阅读还能帮助读者附带习得外语词汇，并为他们进行外语写作提供范例(吴诗玉等 2017)。尽管阅读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对阅读这一复杂心理认知过程的了解并不多，以至于有研究者甚至指出，(外语)阅读是“我们关注得最多，但理解得最少的一项技能”(Clarke 1980:203)。

我国有一个庞大的英语学习群体，但是却很少看到学术界针对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的英语阅读活动进行系统的研究。阅读技能在英语学习者听说读写训练中被视为“最自以为是”的技能，不管是英语教师还是学习者本人都认识到英语听力和口语练习的重要，但是阅读技能的训练却往往不被重视。2016年国际知名人文社科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The Use of L1 Cognitive Resources in L2 Reading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201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该书以国内英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采用科学的实验设计，既从阅读结果的角度，也从阅读过程的角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阅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他们在母语学习时所习得的读写等认知资源对第二语言阅读的影响。

(4)Q=q′∪QualityTable∪QualityPage∪QualityItem，其中：QualityTable表示质量表节点的集合，QualityPage表示质量表页的集合，QualityItem表示质量项的集合。质量表由一个或多个质量表页组成，质量表页上记载一个或多个质量项。

2. 洞察第二语言阅读：结果导向

从内容来看，该书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以科学的语言测试为手段，从结果的角度剖析了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阅读的两大变量，即二语水平和母语阅读能力，分析了它们如何相互作用，解释了中国英语学习者阅读的“狮子的份额”，并深入分析了阅读技能迁移的认知心理本质。

政府必须对古镇景区、商店、旅行社、商户等主体进行整合，避免各商家之间恶性竞争影响景区整体形象，宁德市相关管理部门应制定法律法规，规范、统一旅游市场定价系统，对产品进行指导定价，并定期审查整改。

作者还发现，读者运用汉语来识别文章思想、构建意义时，对汉语的使用呈现出清晰的模式。概括起来，读者可能会从八个方面运用汉语来理解文章思想：其一，用汉语简单地把一个单词或一个短语的意思翻译过来；其二，用汉语对单词或短语的意思表示不确定和猜疑，并且运用汉语帮助理解意思；其三，用汉语来概括、证实对超过词汇、短语范畴的更大语块意思的理解；其四，用汉语来猜疑、揣测或者排除超过短语范畴的更大语块的意思；其五，用汉语来试图预测或者预期文章结构和内容；其六，运用“这(个)”或“什么”等汉语词汇来代替不认识的词汇、短语或者更大语块的意思来构建理解或者作出推论；其七，用汉语联系头脑里已有知识，以理解抽象复杂的概念、场景；其八，用汉语来维持或者保持已经对文章形成的理解，从而形成连贯的建构。

现代人饮食中摄入蛋白质过多，这些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造成大多数人的体液都呈酸性。以往人们体力劳动较多，酸性体液通过汗水排出，但现代生活方式减少出汗的机会，酸性体液会不断堆积，易使人感到疲乏。

作者采用了Vygotsky (1986)的社会文化理论作为框架，并对三组共21名被试进行了实验研究。为了有效捕获读者阅读时的认知心理活动，作者对实验进行了精心设计。在挑选被试时特别关注了他们之间语言水平的差别，从而体现出区分度。通过有声思维来获得数据时，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实验过程的“自然和没有干扰”，因此在实验开始前，作者对被试进行了科学的培训。通过这些努力，作者收获了一些重要发现。首先，从阅读过程的角度，它进一步证实了“门槛效应”的存在，即读者要能有效地利用他们在母语里所习得的读写和认知能力，他们需要达到一定层次的第二语言水平，否则将出现“短路”现象。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它证实了外语阅读已不再是单一语言的事件(monolingual event)，而是涉及双语的(dual language involvement)事件。作者提出，外语阅读时，读者的母语通道总是开放的。阅读中，读者常常会把母语当作一种策略，来帮助理解外语阅读材料。外语学习者利用他们擅长的母语，创造一个内在的心理或认知的平台(cognitive plane)。在这个平台上(“最佳发展区”)，把他们的外语能力(阅读能力)提升到超过目前的水平。尽管由于读者的外语水平不同，母语对外语阅读的帮助作用存在差异，但从总体上看，母语的使用会对读者的阅读理解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相当于给了他们一种额外的办法来理解、加工正在阅读的文章。作者发现，对汉语的整体使用和帮助性的使用取决于读者的外语水平。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汉语帮助理解的作用随之增加，但读者对汉语的依赖性降低；另一方面，读者运用汉语识别文章思想、构建意义比重有所减少，但运用汉语作阅读推论及监控的比重有所增加(吴诗玉、王同顺 2006)。

3. 洞察第二语言阅读：过程导向

第二部分，作者通过有声思维的方法，以口头原案(verbal-protocol)报告为手段，以过程为导向，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母语能力如何被当作一种有效的资源，来帮助读者解决他们外语阅读中的难题。

概括起来，本书的重要创新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作者在先前学术界都已经认识到的第二语言阅读“门槛效应”的基础上走得更远，采用了科学的实验范式，进一步证明了二语阅读中的“门槛效应”本质上是读者的语言水平与各种认知机制，如抑制机制、工作记忆能力等因素“共舞”的结果。第二，作者采用有声思维的方法，以口头原案分析为手段，以直接观察外语活动时的心理认知过程为目标，从而获得阅读活动中的一些直接证据，分析论证了中国读者是如何在英语阅读时使用他们的母语资源，帮助解决阅读中的难题。这两大创新点已经可以成为足够的理由让英语学习者及英语教师去阅读这本专著，去认识和发掘作者的学术思想和观点。

但是“门槛效应”的存在却并不是作者的新发现。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经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大量研究(Alderson 1984)。然而，先前的研究只是从多个角度，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开展实验并证明了它的存在，但是在描述这一现象时却多是“描述性的”，而且流于肤浅和表面，对“门槛效应”这一现象的内在和本质却几乎没有涉及。而这本专著的一个重要突破也就在这里。作者除了进一步论证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汉语与英语阅读之间，还采用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理论框架，采用实验的范式进一步分析和论证了“门槛效应”的认知心理的本质。作者提出，二语阅读也是一个构建对所阅读内容连贯心理表征的过程，在母语里习得的读写能力的迁移与读者在理解时的心理表征建构联系紧密，母语读写能力的迁移也是读者心理表征建构的迁移。成功地迁移了汉语阅读理解能力的读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看，也就是成功地迁移了心理表征建构；反之，则是心理表征建构能力的迁移失败。由此，作者提出，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分析，外语阅读中的“门槛效应”及优劣“互补效应”，应该都是语言水平与各种认知机制如抑制机制、工作记忆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者还创造性地提出，自动化(automaticity)与控制(control or suppression)是外语阅读熟练表现(skilled performance)的两个方面，然而外语阅读熟练表现的更高阶段不是自动化，而是控制。

作者一共调查了国内200多名被试。通过设计科学的语言测试工具，作者分别测量了被试的汉语阅读能力、英语水平以及他们的英语阅读能力三个变量，然后采用相关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母语阅读能力以及他们的英语水平如何共同作用影响他们的英语阅读。一方面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读者在母语里所习得的认知和读写技能会有效地迁移到他们的英语阅读。尽管汉语与英语在正字法以及语音系统规则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但是结果仍然表明读者的汉语阅读能力可以显著地预测他们大约14.2%的英语阅读的方差。另外，作者还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Yamashita 2002)，进一步证实了母语的读写能力与他们的英语水平在英语阅读中优劣“互补效应”的存在，即汉语读写能力高能补偿英语水平低的影响，英语水平高也可以补偿汉语读写能力不足的影响。尽管实际数据表明母语的读写能力的补偿作用低于英语水平的作用，但这种优劣“互补效应”的存在进一步表明了母语的读写能力等认知资源对外语阅读的重要作用。

同时，作者还进一步研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母语里所习得的读写能力在英语阅读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作者的研究表明，母语里所习得的读写能力并不会自然地迁移到第二语言阅读。读者要能有效地利用他们在母语学习时所习得的读写等认知资源，必须使他们的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即越过“门槛”(threshold)，否则他们有限的英语水平将使得他们的阅读体系出现“短路”现象。此时，他们的母语阅读能力与其第二语言阅读体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系统的关系。在最近的研究里，作者采用“熔断”这一术语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吴诗玉等 2017)。而一旦读者的外语水平达到或超越“门槛”，迁移就会发生，读者的母语阅读能力对外语阅读的影响和作用也将逐步增加。

4. 评价及启示

阅读是一项复杂的心理认知活动，因此，很难直接观察到阅读活动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先前的研究大多像本书第一部分所作的那样，采用测试的手段，以结果为导向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样获得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突破就是采用有声思维的方法，以口头原案分析为手段，以直接观察外语活动时的心理认知过程为目标，从而获得阅读活动中的一些直接证据，分析并论证中国读者是如何在英语阅读时使用他们的母语资源，帮助解决阅读中的难题。

除此以外，本书为中国英语学习者阅读能力发展和教师阅读教学提供了一些启示。作者提出，在外语阅读中，读者应该积极地运用他们在母语中所习得的有效阅读策略、技能和相关的背景知识。阅读技能的可迁移性也表明，教师如果把时间花在教授读者在母语学习时早已掌握的策略和方法上，会显得多余和缺乏效率。同时，对学习者来说，应该在平时保持对母语的积极阅读，尤其是对成年的外语学习者来说，他们不必等到外语水平达到很高时，才有效地运用母语资源，并从中受益。最后，应该强调的是，语言水平，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等对成功的外语阅读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既然如此，纪实性为导向的新闻述本与虚构性为导向的“新闻电影”之述本都是“片面化的再现”，二者区别何在呢？区别就在于，新闻文本作为纪实型叙述，从底本的可能世界到述本的实在世界是一种直接指涉的再现关系。而电影文本作为虚构型叙述，从底本的可能世界到述本的“三界”混合则是“再现之再现”。这种“再现之再现”由于通达关系数量相对纪实型叙述要少得多，从而可能导致底本与述本之间的“模糊化”和“错位”。

如果说，这本专著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本书的两大内容之间的衔接按理应该做得更好些。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多少会觉得两部分之间有“割裂”感。但毕竟瑕不掩瑜，本书的价值还值得读者去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Alderson, J. C. 1984.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A reading problem or a language problem [A]. In J. C. Alderson & A. H. Urquhar (eds.).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C]. Essex: Longman.

Clarke, M. A. 1980. The short-circuit hypothesis of ESL reading-or when language competence interferes with reading performance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64 (2): 203-209.

Elley, W. B. & F. Mangubhai. 1983. The impact of reading o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19 (1): 53-67.

Krashen, S. D.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M]. London: Longman.

Wu, S. Y. 2016. The Use of L1 Cognitive Resources in L2 Reading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Yamashita, J. 2002. Mutual compensation between L1 reading ability and L2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L2 reading comprehension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25 (1): 81-95.

Zhang, L. J. 2000. Metacognition in L2 reading literacy acquisition: The case of ten 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to read EFL [A]. In A. Brown (Ed.). English in Southeast Asia: Developing Multiliteracies [C].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吴诗玉、王同顺. 2006. 外语阅读中的汉语思维[J]. 外语研究 95(1)：41-47．

吴诗玉、张宇英、胡青青. 2017. 第二语言阅读“熔断”假说的认知心理证据：在线篇章处理的范式 [J]. 心理学报 49(3):285-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