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创新发展是我国发展的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国运所系和我国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确保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战略部署之一就是推动教育创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把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贯穿教育全过程。刘延东(2015)也指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激烈国际竞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迫切需要高校全面提升创新能力。”2015年7月22日至23日，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5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与会代表指出：“大学不仅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还要在服务国家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模式的创新。”全面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就要求我们尤其要着力推进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加快创新人才培养，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于“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双创)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故而，陈骏(2016)指出，“双创”能否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关键在于能否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出既具备科学知识、技术技能，又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的双创人才。

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质是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转变和拓展人才培养模式，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因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陈骏2016)。田慧生(2016)也指出，针对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我国高等教育战线要紧紧围绕提高质量这一主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标准任务，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以深化创新创业改革为突破口，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一些纲领性文件也对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战略主题提出了如下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规律就是市场竞争，所有企业均处于形式各异的竞争环境当中。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管理者必须深入研究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扩大自己的市场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发市场潜力。与赛事市场竞争的产品主要来源于文化市场，2017年云、贵、川三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分别为425.05亿元、344亿元、1 200亿元，增速极为可观。从三省文化产业活动增加值的数值来看，文化产业在三省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已然确立。

2.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建立涠洲岛资源环境监测预警数据库和信息技术平台，定期编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报告，在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超过或接近承载能力时，实行预警提醒和采取限制性措施。

与此同时，培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全球化素养的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外语人才(以英语专业人才为例)已经时不我待。2016年9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习近平(2016)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习总书记的这番高屋建瓴的讲话就是对我国外语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和全球化素养做出了最强有力的注解和最重要的指示。

2. 我国外语教学实践不利于外语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传承过去形成的文化。但是，教育不仅具有传承的功能，还具有创新的功能。人是能够以文化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再认知的动物，教育也是使人获得这种认知对象的过程。正因为人的这种能力，使得教育具有了促进创新的功能，而正是创新促成了文化的发展。民族不仅要“存在”还要发展，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离不开教育，所以民族的发展依赖于教育(王银泉2013)。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永久动力。只有拥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才是最具有发展力的民族。与此同时，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要培养出适应新形势的人才，我们必须不断推动教育创新，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和要求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从“世界工厂”转向“创新工场”，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跨越式转变，这是当前我国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否能够培养出足够的创新型人才是关键。众所周知，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科技强国的第一要素，而创新是人才的第一要素。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产业升级首先是人才升级。高校是“第一生产力”的发源地和“第一资源”的集聚地，是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但是，“目前中国尚未形成一个创新驱动所需要的教育系统，包括高校教育系统很难培养出特别拔尖的创新型人才，亟须改变现行高校教育体制，培养‘拔尖型’人才”(朱恬恬、艾洪山201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的一大突出问题就是严重忽视外语人才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从长期实践来看，“我国外语教育长期以来不重视学生自主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传统教材只注重教师传授知识的作用”(王银泉2013)，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点，这样的学生是知识接受型的而不是创新型的，因为他们的创新能力未得到有效开发。黄源深(2010)指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我们教育的首要任务……然而培养创新型人才恰恰是我国教育的软肋。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知识接受型的，而不是创新型的。英语教学中暴露的人才弊端，是我们整个教育缺陷的反映，只不过放大了而已。已故著名英语教育家杨自俭(2008)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所有的练习和考试都有标准答案……我们的教育简直成了“教答案、背答案、考答案”的机械流程，这样的模式怎么能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教学实践环节，我国外(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太多的不利于创新精神培养的因素，其中的一个最突出表现就是其教学模式长期以来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与传授。早在2003年，何兆熊(2003)就切中时弊地指出，在外语教学中，似乎外语专业学生只要能说会写外语就行了，学生如同鹦鹉学舌那样跟着老师学，结果学生往往只善于简单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这种教学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束缚了学生对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结果使他们缺乏思想，缺乏观点，缺乏创造能力。文秋芳和周燕(2006)也认为，外语专业的学生进入大学外语专业之后，学习过程中更多依赖记忆、模仿、背诵、复述，很少从事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思维活动，因此他们的思维能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训练与发展。郑艳(2006)也指出，外语专业教学过于强调外语的工具性，侧重于技能的培养、训练和运用，结果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及扩展学生知识面和培养学生学术性方面就相应地欠缺，忽视了对学生智能上的开发，从而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外语专业教学一直摆脱不掉对所学外语基础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胡开宝(2010)在论述研究性教学法的时候指出，外语专业本科教学仍然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忽略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外语专业本科教学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之一就是研究性实践教学尚未得到实质性开展，与外语学科相关的研究性实践活动较为少见，因此，外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思辨能力、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均要弱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分析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教学不利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时，李莉文(2010)指出：英语专业过分突出了技能训练，所以在课程设置和教学资源配置上无法兼顾人文素质教育，而人文素质教育的薄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薄弱。另一方面，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本身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严重制约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如果不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所谓“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关于英语专业技能课程严重制约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少专家学者从更高层次进行了探讨，将其概述为“思辨缺席”，如黄源深(2010)依据其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认为英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的原因在于照搬苏联并沿用至今的以“精读”和“泛读”为核心课程的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并形象地称其为“语言中心”办学模式，其弊端多多，包括在培养目标上，专注于造就仅掌握英语语言能力的人才，很少顾及其他素质，如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课程设置大多为语言技能和语言知识课程，缺乏提高综合人文素质的课程；在知识与技能传授中重技能轻知识；在教学方法上，重背诵、记忆、模仿、复述等机械性靠劳动，轻视或者忽视有利于发展思变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讨论与争辩。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英语语言运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往往文化素质差，知识面狭窄，不善于思考和分析，很少有见地，当然更谈不上在自己的领域里实现创新了……思辨能力薄弱对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外语学生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工作中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成果。2013年3月21～25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的“2013年高等学校外语教育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上，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院长查明建教授指出了当前英语专业教育的现状与危机：随着社会发展，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英语专业优势不再，英语专业学生人文视野狭窄、思维缺乏深度等问题突出。在较早之前，查明建(2012)在剖析英语专业面临的严峻挑战时也指出，相较于其他文科专业学生，外语专业(包括英语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人文视野相对比较狭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在人才市场上竞争力减弱，事业发展后劲不足，成为失业最快的三大专业之一。

从长期以来英语专业教学的实践看，之所以难以改变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的授课模式，除了与不重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有关，实质上就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在作怪，尤其是专四、专八考试起到了很大的负面反拨作用，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教学活动的一切为了考试，一切围绕考试运转，在应试和考证指挥棒作用下的英语教学模式充斥着重复进行机械性的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而且学生几乎都是被动的接受者。英语专业围绕专四、专八考试实施正常的专业课程教学的做法在当前不是没有代表性，也可以看出英语专业学生批判性思维欠缺和创新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应试教学在作怪。虽然这种“热衷于考证书而放弃正规课程的极端实用主义”已经遭到了有关专家的批判并形象地称之为“语言中心”办学模式，但是，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以应试和考证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了那么多年英语，只学会了如何上课拼命做笔记，考前拼命背笔记的答题考试技巧，只会面对一堆客观题(选择题)做简单而机械的钩钩画画，俨然就是“语言游戏”(黄源深2010)，整天泡在应试技巧和模拟试题中, 接受了一些支离破碎的语言知识点，让大量分割和毫无联系的知识充斥大脑，而忽视语言本身的应用性特征，未能掌握学习语言的基本内容和实际运用语言的基本能力，以至于“听力课和阅读课的训练满足于对标准答案的寻找，而写作课的训练也停留于语言层面的准确性”(李莉文2010)；“教师将英语当作一门学科知识来传授，让学生被动去接受单个的语言知识点，而忽视语言本身的应用性特征，这是当前学校英语教学的一大通病”(王银泉2013)。试问，这种教学模式如何能够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如某综合性省属重点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级的“高级英语综合技能” 课程，其教学内容包括英语专业八级考试中的主要内容，如阅读、听力、综合知识、改错、写作技巧、翻译技巧等，而教学目的则是巩固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提高语言质量，扩宽表达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该课程的教材，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分别为(1)《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历年全真试题集》；(2)《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3)自编讲义；(4)参考书则是《新编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指南(修订版)》。这门课程俨然就是专四和专八考试的训练营和培训班，如同黄源深所说的“语言中心”办学模式，其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上的舍本求末堪称登峰造极。面向英语专业四年级的学生开设的课程，依然在重复进行机械性的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如何能够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创新型外语人才？于是乎，英语专业的教学只能继续是“语言中心”办学模式，英语专业的学生只能继续缺乏批判性思维和思辨能力，更遑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什么创新能力了，创新型复合型高端外语人才的培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对此，笔者的总结性观点是，为了服务国家战略，同时迎合市场经济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快速增长的需求，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不但十分必要、非常重要，而且已经时不我待。但是，这样的外语人才首先必须具备创新素质和全球化素养。

反观国内教育，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标准化的答案，几十年来填鸭式的学校教育使得我们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逐渐缺失，满堂灌式的僵化教育已经限制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我国科学和教育领域的不少杰出大师也早就对我国教育制度缺乏对创新精神培养进行了论述和批判。钱学森生前的最后一次谈话在论述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时切中时弊地指出：“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朱清时(2012)在剖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时入木三分地指出：“现在的大学都是以给学生输送知识为主。其实，真正优秀的人，首先应该有想象力。有想象力，才会创新；其次应该有很强的洞察力，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的规律；最后应该有很好的记忆力。”

创造性思维能力指思维活动的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墨守成规，奇异、求变，表现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欲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就离不开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从这方面来说，研究性教学法可以恰如其分地大显身手。根据相关研究(王银泉2013)，研究性教学在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法的指导下，注重真实场景下的、以明确目标为导向的语言交际活动；它要求学生通过完成任务的学习活动来掌握真实、实用和有意义的语言。在研究性教学中，学生在参与课堂活动时是带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的，所以整个课堂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学习过程。学生能够不断地获得知识或得出结论，从注重语言本身转变为注重语言习得，从而获得语言运用的能力而不是仅仅掌握现成的语言知识点，整个语言学习的过程会越来越朝着自动化和自主化的良性循环方向发展。研究性教学更是提倡以教师教学为主导、以学生的学习为主体的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主宰，而是以组织者、引导者、顾问或者同伴的身份出现，学生的学习也成为一种满足需要、发展兴趣、提高能力的过程。它倡导体验、实践、参与、探究、交流和合作的学习方式，学生在参与教师或教材精心设计的任务活动中认识语言，运用语言，发现问题，找出规律，归纳知识和感受成功。郑艳(2006)认为，我国教育现今提倡“以人为本”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其根本指导思想就是让学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采取能发挥和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有助于培养具有丰富知识、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罗三桂(2013)指出，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是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越来越多的高校在积极地探索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如采取具有探究性的教学方法，教师主要扮演一个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角色，而将学生作为“合作伙伴”和“参与者”，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形成互动式教学，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其中教学效果好且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探究式教学方法有：案例教学法、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等。这些教学方法把学习置于有意义的情景中，通过让学生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来探究问题背后隐含的概念和原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习近平指出，“经济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厦门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硬是凭一股闯劲，趟出了一条开放发展之路。

王洁等(2008)认为，研究性学习让学生通过自主参与获得知识，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和体验，并能掌握研究所必需的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也就是在发挥和发展人的这一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任务。研究性教学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人的智性发展。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国际跨文化学院院士顾力行(Steve J. Kulich)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不能只靠教师的传授，而是需要更多的自身积累。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老师是没有办法教会学生在生活中所需要的全部知识的，所以我们需要教会他们如何快捷而又准确地获取信息，培养他们成为终生学习者。学习并非是一系列的考试，一旦考进大学，这就意味着考试的终结，这时候他们应该学会如何掌握批判性思维技巧，而批判性思维技巧又取决于信息获取、处理、分析和管理能力(郑新民2008)。

针对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开发，已有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并提出了颇有针对性的观点和建议。孙有中(2011)认为，当前中国英语界在教学实践层面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为此，他指出着眼于思辨能力培养的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课程测试、教材编写和教师发展的改革。他的这一观点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具体来说，在课程设置上，应压缩技能课程在总课时中的占比，增加那些有利于思辨能力训练的课程；在教材编写上，应充分认识到按照技能训练思路编写的教材专注于语言技能的训练，学生由此而获得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语言信息，因此学生难以获得思辨能力方面的训练，而新教材的编写应该融入对思辨技能的分项训练，使知识的传授和思辨能力的训练融为一体。李莉文(2010)则从关注教学实践的过程出发，认为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改革面临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如何突破大量的英语技能课程对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形成的瓶颈，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应该贯穿于整个英语专业的基础阶段教学过程之中。教师评价的重点应该转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包括学生如何拓宽自己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渠道，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和态度，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动性。黄源深(2010)认为，要解决英语专业人才培养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对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测试方法进行改革，如教学方法应该推行专题讨论模式，而测试则应该围绕短论文写作进行，而课程设置更是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因为目前的课程体系核心是英语技能课和英语知识课，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微调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因为归根结底把掌握语言技能作为终极目标不可能培养出思想活跃、富有创新性的人才。课程应该根据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来设立。黄源深在这里提到的教学方法改革应推行专题讨论模式，实质上就是欧美高校最常见的讨论班(seminar)授课方式。根据薛涌(2009:87)观点，在美国的大学中，讨论班是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在本科生教育中也很重要，“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人家并不在那里检查你是否读完了书，而是要看你的思想。”哈佛大学有一句名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也就是强调学生必须自身不停地进行探索，通过探究式学习来掌握方法，提升能力。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2008:71)对于如何通过授课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作出了自己的论述：“擅长于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授往往会遵循一些指导原则。他们不是一上来就确定具体的课堂教学内容，而是先思考自己希望学生学到什么——应该掌握哪些推理技能；需要了解哪些知识，以便能解决课堂中提出的问题……他们通过有趣的提问，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思考过程的缺陷；通过组织课堂讨论、小组合作项目及其他形式的“主动学习”活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习惯，鼓励学生对问题作严密地推理与分析。”

近年来，外语界已经开始探索提出最新的外语人才培养观，即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仅是复合型外语人才，而是融合型外语人才。本文认为，这样规格的外语人才必须实现以下五个维度的融合，即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的融合，语言知识学习和文化体验的融合，素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国际化(引进)与本土化(输出)的融合，创新能力与全球化素养的融合。

针对什么是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不少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广泛探讨，认为复合是学科间的复合、交融和渗透。复合的模式有英语+专业知识；英语+专业方向；英语+专业。辛涛和黄宁(2008)认为，复合型人才是指掌握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或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人才。胡开宝(2010)以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为例介绍该校的复合型、研究性和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时候指出，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一大批精通英语，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且谙熟中西文化差异和国际惯例的复合型、国际化英语专业人才。社会发展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要比仅仅掌握一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更为迫切，因此，复合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戴炜栋和王雪梅(2012)在论述创新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水平外语人才时指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包括国际金融人才、国际贸易人才、国际翻译人才、国际新闻传媒人才、对外汉语教育人才等。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教育国际化对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都提出了新要求。孙有中(2016)指出：“在中外文明全方位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可以说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具有跨文化能力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仲伟合(2013)指出，现代大学所培养的拔尖型国际化人才，应该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创业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强烈的创新意识、卓越的专业技能、深厚的公民素养，是能够直接参与国际活动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型国际化人才。程永林和刘毅强(2013)在论述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时指出，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更好地培养学生既了解美国社会，又知晓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他们将来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异质化、价值多元化、文明融合化的世界做好准备。为此，哈佛大学坚持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和创新，其教育模式十分重视训练学生的问题推导和决策过程，而非寻求问题的标准答案。2006年，哈佛大学在其改革大框架下提出，核心课程体系中，每个学生还要学习两门外语课程。外语是工具，通过外语学习的过程，让学生了解背后的庞大的文化体系和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核心课程的有限课时中，教师不需要考虑语法、单词，而考虑精神、文化、价值(王银泉2013)。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外语人才显然已经面临着生存危机，而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和不足，尤其是不重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引起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依托研究性教学方法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乃是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庄智象等(2011)指出：“所谓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人才。创新型人才既能继承前人的知识成果，又能超越前人的成果，能创新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自身特色是创新型人才的标志。”针对外语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文秋芳(2002)的高屋建瓴见解是：“创新型英语人才应该是具有新素质的复合型英语人才。也就是说，创新英语人才首先是合格的英语人才，然后必须具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在此基础上，还要包括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所谓创新精神就是求新和求异，这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所谓创新能力，就是指创新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所谓创新人格就是创新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素质。上述三要素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如同一个稳定等边三角形，它们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同等重要，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3. 全球化素养与国际化视野的外语人才培养

德雷克·博克对专业课教育提出了四个标准，而为了实现这些标准，他认为专业课程的教学应该设置为循序渐进的四个阶段。他的这番深邃论述显然是他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时间的经验总结和思维反射，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深邃哲理和思想。在另一方面，他的论述其实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英语专业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改革的方向，即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应该依托研究性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在专业基础课阶段着重于专业基本知识的传授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这与我们目前的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教学的做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随后的教学过程中，教学重点不应该继续是该领域知识的传授，而是培养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获取信息，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方法。在接下来的教学阶段，就应该给学生提供机会，去验证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锻炼和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最后则是通过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来展示汇报他们多年的专业学习收获，而教师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进行综合考查和评价。只有在这样的教育理念指导下，通过如此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的训练，学生才能锻炼其批判性思维，从而获得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2008:40-41)曾经对大学教育的目标进行论述，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学生获得对全球化社会的适应性。在谈到全球化素养时，他认为，今天的学生需要比他们的前辈了解更多有关国际事务和外国文化的知识。因此，大学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如何构建一套知识体系，以便让学生有效地适应任何可能出现的国际问题，把握任何可能出现的机遇，为此，大学有责任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帮助学生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在论述我国长期以来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面临的诸多问题时，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做出了透彻的分析和指引。文秋芳等(2011)指出：“掌握行业知识、了解国外语言文学知识的高水平外语人才也极度欠缺，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外交和国际交往的需要。”在第六届全国英语专业院长/系主任高级论坛的发言中，查明建(2012)也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大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国家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显得越来越急切。过去以培养英语技能专才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以语言技能训练为目标的教学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赵为粮(2016)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常态下，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十分缺乏。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人在有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权威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中，担任职务特别是高级职务的相对较少，直接导致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不够。从企业层面上看，国际化人才短缺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瓶颈，也是造成企业对外投资失败、跨国经营能力较低、海外并购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从网络媒体的报道来看，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潮中，国际化人才严重欠缺造成的后果也相当严重。2014年9月19日，新华网刊发《人力资源国际化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关键》一文指出，中国企业在境外发展往往遭遇“人才匮乏”困境，不敢和国际同行竞争。2014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刊发《企业“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一文指出，国际化水平欠佳，“走出去”实力受制约。2014年11月25日，宣讲家网(http://www.71.cn)刊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人才障碍》一文指出，尽管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并正在扮演着跨境并购的主要角色，但却面临着人才支撑的问题，比如国际兼并收购一般涉及收购、整合、争议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人才，而中国企业因为人才方面的薄弱，吃过不少亏。2014年12月13日，中国经济网刊发《中企“走出去”存五大劣势——海外经营人才短缺》的报告指出，企业海外经营人才短缺和项目管理能力薄弱的劣势更为凸显。2016年9月27日，彭拜新闻网(www.thepaper.cn)刊发《中企“走出去”盈利仅一成：缺国际化人才，还要有视野和胸怀》一文。该文称，根据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近期发布的报告，中国“走出去”企业中，仅有13%的企业盈利可观，有24%的企业处于持平和亏损状态。另一方面，中企海外并购有效率仅有30%，加权跨境跨文化整合因素，只有不到20%的海外并购能够真正成功。其中的原因，虽然包括前期调研不足、缺乏可行性论证、缺少对当地国情的了解、难以融入当地文化等等，但关键原因还在于人才的缺失，尤其是缺乏走出去过程中的国际化人才。

意境和意象虽然概念上不同但是两者是相通的，据史料记载“意境”和禅宗学说有着密切联系。唐代诗僧皎然云：“了空如藏史，始肯会禅家”；王昌龄说：搜求于象，心人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诗格》）[3]；唐代僧人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表明他已参透人生，不入红尘。他们作诗风格都是深受禅宗的影响，作诗时将佛境引入诗境。诗人将有形变化成无形，无感变化为有感，实境幻化成虚境，这使得诗中的意境深远且韵味无穷，将普通的生活境界升华到了艺术境界。

不言而喻，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态势下，在“一带一路”倡议展示中国全球治理新理念推动全球治理新格局形成的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对国际化人才提出了时不我待的迫切要求，而外语人才培养理应顺时而动，通过培养创新型国际化外语人才来服务于国家战略。关于何为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不少专家学者也做出了相似的解读。庄智象等(2012)在界定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时指出，所谓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应该具有良好的语言基本功、完整而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创新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国际化视野和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力。陈欣(2012)也指出，国际化外语人才的培养强调人才的专业知识、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视野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张红玲(2012)在论述以跨文化教育为导向的外语教育理念时也指出，将跨文化教育融入外语教学不仅能使外语学习本身更有意义、更加有趣，而且能促进外语教学人文社会目标的实现，使外语学习者成为既掌握外语交际能力，又具有跨文化意识、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孙有中(2016)撰文称，即将颁布的《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已把“跨文化能力”作为外语类专业的核心能力指标之一纳入培养规格。可以预见，跨文化能力概念将成为新一轮外语教育改革的一个热门关键词。

其次，每篇开场白中都有一定的话题与己方立场相关。而且，辩手所提出的立场都是己方动议的总体原因。Yoni Cohen-Idov用一个话题说明了己方立场：政府在公共场合设立监控录像的行为，“超越了其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社会秩序的权利”，所以，我们提议取消这项政策。

另一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外语人才的培养应该高度重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学习中国国情，坚持中国主流价值观，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并且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学习外族语言满足了民族间各方面交流的需要，而其中的主要成效就是文化交流——引进和输出。如果为了学习外族文化而丧失了本民族文化，那无疑是舍本逐末。刘利民(2009)认为，外语人才的培养可以抓住一些国家“汉语热”的机遇，促进汉语国际化的推广和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刘春燕(2012)认为，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应该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使学生具有全球意识和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能进行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双向建构，尤其是能从西方文化反观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再创造与生成。张绍杰(2011)在论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扩大教育开放时对新时期下我国外语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创新思路，认为可以把“传播与借鉴”作为外语教育的指导思想并以此指导外语教育实践，培养具有“传播与借鉴”能力的人才，而所谓传播能力就是指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参和国际事务与国际交流的能力，借鉴能力则是指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和科技成果的能力。

根据系统需求,滤波器性能指标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系统对滤波器的远端抑制(≥25 dB@5.95～10 GHz)要求较高。

据此，我国的外语教育战略规划必须进行大幅度改革和重新定位，外语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围绕提高学生的全球化素养而着力推进创新型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在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专业教材、专业实习、文化交流等方面构建立体化的国际化办学体系，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培养具有全球化素养的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外语人才。

再者，外语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乃是发达国家的根本国策。很多发达国家都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外语的地位和价值(彭龙2015)。魏纪东和董礼扬(2014)指出，新世纪以来,美国外语教学与时俱进,顺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外语教育的方针政策、人才培养的计划目标、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新的调整、革新和发展。这启发我们要对其体制化全球化的外语政策、国家战略高度的人才培养目标、全面系统严格的师资培养方案、灵活多样注重能力的教学方式、定位于实用主义的教学法研究等予以借鉴，以期对我国外语教学起到改革和促进作用。

4. 五个维度融合的外语人才内核：创新能力+全球化素养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迎合市场经济的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快速增长的需求，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掀起了英语(外语)+其他专业(知识、方向)的办学热潮，似乎觉得这样的办学模式就一定能产生复合型外语人才，教学模式也就因此实现了学科知识的复合。教育部2000年颁布实施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而《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修订说明》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需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外，还需要大量的外语与其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新闻、法律——结合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这种复合型外语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在表述21世纪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格时，《大纲修订说明》的具体指标是：21世纪的外语人才应该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其中的能力范畴主要是指获取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独立提出见解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其中创新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此外，经由教育部高教司核准、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于1998年8月发布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表述21世纪对外语专业提出的挑战和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规格时明确指出：(1)由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的趋势，过去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小。因此，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2)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际交往中经济因素的不断增大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在外语专业教学中迫切要求我们在原有的文学和语言学基础上增加有关外交、经贸和金融等方面的内容。《意见》在论述复合型人才培养进一步指出：“过去常见的是外语与文学、外语与语言学的结合。应该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高校仍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的任务。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我国每年仅需要少量外语与文学、外语与语言学相结合的专业人才以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大量需要的则是外语与其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法律、新闻等——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这种复合型的语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专业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新时代的需求。”根据《意见》，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试验模式有：“外语+专业知识”、“外语+专业方向”、“外语+专业”、“专业+外语”和双学位等。

为此，专业课教育应当满足四条标准：其一，应该让学生掌握与某一重要问题或领域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其二，应该让学生学会本领域学者获取相关信息时通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其三，需要让学生掌握最有效的分析方法，用所学知识回答本领域的常见问题。其四，让学生完成体现不同难度的任务，以检验他们深入研究的能力，最好让学生完成一项毕业设计，以考查整个专业学习的成果。专业基础课可以让学生熟知本学科的主要分支领域，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思想。中级课程可以让学生掌握本学科获取信息、分析信息的方法。高级课程可以让学生把之前所学的知识与方法用于解决本学科的重要问题。最后，通过撰写研究论文，学生在所学内容的基础上搜集、分析信息，独立完成一项学术研究，以展示自己深入探究问题的能力。

英语专业应该如何通过全方位的改革来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英语人才，许多专家学者针砭时弊之余的真知灼见显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关于专业课教育目的和教学方法的一段论述，对于正在探索和摸索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我们来说太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了。德雷克·博克(2008:81-82)指出：大学要求学生选择专业的最初目的，是让他们深入探究某一学科。专业课上训练的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是任何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例如，学习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学习搜索信息，用独特视角分析信息的特殊技巧，最终运用这些方法解决复杂问题。因此，专业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使学生能在日后生活中受益。

(4)从知识服务关键词热点词频和共现关系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出，目前情报信息机构知识服务研究和实践工作重点集中在信息资源、知识管理等方面，而对知识服务的内容、模式、手段和体系建设等涉及不多，还有待于今后重点加强，从而更好地发挥知识服务工作的科技创新支撑和保障作用。

限于篇幅，关于这五个维度融合之间的关系，在此不做赘述。但是，无论是复合型还是融合型外语人才，绝对不是简单的1+1=2。在不具备创新素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纵然选修了英语和其他专业的不少课程，这样的学生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型或融合型外语人才。更何况，学生走上社会之后会面临知识快速更新换代以及更换职业所带来的对自身知识结构的挑战，由于创新能力的缺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或者说由于其不是在创新人才培养环境中成长的，无法实现知识融合，因此不具备随时更新旧有知识结构、构建新的知识结构、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即“终生学习能力”，所以说，在不具备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简单的1+1未必等于2，英语(外语)+专业(知识、方向)造成的未必就是复合型或者融合型外语人才。社会上早就流传这样的看法，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外语能力不如纯外语专业的，其他专业知识不如纯其他专业类的，如在我国最流行的经贸英语专业，其经济贸易方面的专业知识肯定不如纯专业的学生来的扎实，而英语语言能力也逊色于纯英语语言专业的学生，对此，张绍杰(2010)十分形象称之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似像非像”，与社会对高端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梁雪松等(2006)也以商务英语为例指出，有些学校只追求英语语言授课的形式，忽略学生的接受效果，依照这种模式培养，今后毕业的学生对英语和商务专业都只能懂一点皮毛，既不是通才，也不是专才，易陷入“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尴尬境地。2010年7月8日，《中国青年报》在题为“人才短板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报道(董伟2010)中透露，全国范围内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仅有2000个左右；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更是稀缺，即便在最前端的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约50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为此，外贸人才短板正阻碍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脚步。对外投资风险巨大，在没有人才做保障的情况下更被放大至无限。该报道还援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方虹的话说，一个优秀的外贸高级专才必须熟悉国情，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丰富的专业知识，熟悉WTO和国际经贸活动的基本规则，了解国际经济法律的基本知识，掌握国际经贸基本技能，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同时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这需要长期而系统的学习和实践而非一蹴而就。从这则新闻报道不难反推，除了我国外贸人才培养本身存在着很多短板之外，以经贸英语为代表的外语专业过去20年左右坚持奉行英语(外语)+专业(知识、方向)人才培养模式事实上未能实现预期目的。这也再次佐证了在不具备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简单的1+1未必等于2。

③治疗结束后:正确教导患者做好外阴及阴道内的卫生清洁工作,尤其是经期、流产后或炎症急性期内应禁止性生活[4],若无生育计划应做好科学避孕措施,并嘱其定期到院进行复诊。

事实上，早在2006年，孙琛辉等就在《科学时报》发表《外语专业是否要复合型培养?》一文，其内容颇为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该报道针对外语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引起的广泛争议采访了两位从事外语教学的教师和一位外语专业毕业的学生。其中，对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持反对意见的教师认为，与其在外语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不如培养具有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因为外语专业毕业生的创新意识不足，虽然可以学习复合型课程，但最多也只是浅尝即止，为此，我们应该强调英语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而不是培养“万金油”。外语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较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全球化素养，不但可以因为拥有创造性思维而较快适应国际化的工作，而且还具有终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该报道中，对复合型人才培养持支持态度的教师的观点是，社会对于单纯的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是有限的。如果学生全部仅仅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学习，会缺乏用武之地。单纯的一门外语知识是很难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因此，学生有必要学习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来拓宽自己的竞争能力。该报道援引的案例是一位毕业于某211高校外语本科专业毕业生在北京的求职坎坷，英语教育专业的她试图从外企、合资企业、外贸企业甚至私企获得一份职位的行动无一不铩羽而归，远远不如那些行业对口的专业性英语毕业生(如外贸英语、旅游英语)好找工作，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她除了拥有一张专业八级证书之外别无所长。虽然她后来好不容易谋得了一家教辅出版公司的编辑职位，但是四年后她跳槽找工作时遇到的最大瓶颈仍然是因为缺少求职企业的行业背景而被拒之门外。

戴炜栋和张雪梅(2007)在评价我国通识型外语人才理念时指出，所谓通识型外语人才是指英语技能熟练全面、人为素养深厚、知识面宽广、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较快适应各种工作的专业人才。显而易见，这就是我国外语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和促进作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的德雷克·博克在《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论述大学本科教育目标时候指出，培养大学生学会思考，提高学生的清晰思维和批判思维能力是大学教育的一大基本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目标。黄全愈(2017)曾指出，哈佛大学的校徽以三本书为背景：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刻的是“TAS”这组字母，“VERITAS”在拉丁文中就是“真理”的意思。但是哈佛的真正用意是想借此告诉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第一，创新素质有利于人才具备随时更新旧有知识结构、构建新的知识结构、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上述那位英语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求职坎坷颇能说明问题。概而言之，复合型外语人才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前提是这样的人才必须诞生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从而成为融合型人才。只有在研究性教学方法指导下的教学环境和国际化的教学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人才，才能够在掌握扎实的外语基本功以及学习其他学科专业知识之后，充分发挥其融合型人才的特点和优势，满足社会对融合型人才需求的期盼。

第二，全球化素养要求外语人才必须在一个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里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成长机会，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应该充分体现外语能力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以及国际化素养的全面熏陶，其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可以涵盖“外语+专业”、“专业+外语”、“外语+外语”三种类型，从而实现五个维度的融合。“外语+专业”是针对外语专业学生而言的，主要培养通用外语语种学生的专业竞争力和跨文化思维和交际能力。“专业+外语”则是针对外语专业以外的其他所有专业的学生，高度重视和体现专业教学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以提升非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外语”模式则是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即主修一门外语+辅修另一门外语，以便使他们具备多外语语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立体的国际化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造就的毕业生可以广泛就职于具有国际化发展需求和前景的社会各行各业，以不同方式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

第三，国际化的创新型高素质外语人才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能力。在新的形势下，外语人才的培养应该突出高素质和复合型，其内核就是创新能力+全球化素养，这也是融合型外语人才的重中之重。其中的创新能力来自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来自于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的实施可以通过任务型教学法、合作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等。而全球化素养的保障则是国际化的教学体系，该体系的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国际化的教材与师资和国际化的经验(游学、修学旅行、交换学生)。只有当学生具备了创新能力和全球化素养，其对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涉猎和掌握能够较为轻松地实现预期目标。反之，如果学生不具备创新能力和全球化素养，即便是在本科就读期间给他(她)传授了一些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其能力和素养还是无法满足社会对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的期望的。

第四，只有坚持培养创新能力，发展全球化素养，坚持五个维度的融合，外语+其他专业知识的外语人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型外语人才，是国家战略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需要的创新型、国际化、高素质人才。集高素质、国际化、创新、复合于一体的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更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素。根据何增科(2002)的研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迪亚·森(Amartya Sen)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而是增强人们实现理想和有所成就的能力(Capabilities)，能力论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人们自我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在其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概念，积极倡导一种全新的发展观，指出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民众的各种选择的过程，标志着发展观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克服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把发展的焦点由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于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和人的潜力的发挥。根据“人类发展”概念，人类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能力如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形成，另一方面是人们将自己所获得的能力运用于闲暇或生产性目的，或者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积极参与。新发展观主张把人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认为发展是通过增强人们的能力来不断扩大所有人的选择的过程，发展的目的在于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从而增强人类幸福、自由、尊严、公正、安全、参与等。从这一意义上说，创新型的、国际化的、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因为它既尊重了学生的个性化天赋，又给予学生多样化的探索路径，最终促进学生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更好地面对知识快速更新换代以及更换职业所带来的对自身知识结构的挑战，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样的外语人才既能顺应外语人才在未来职业生涯中随时更新旧有知识结构、建构新的知识结构、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可持续发展个性化需求，也满足市场经济的各种实际需求，同时又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软实力，主动融入全球创新创造，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增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传播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中发挥作用，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5.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进，但是在国际社会上，一些敌视中国的冷战思维仍在作祟，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从长远看，在国际舞台上消除这些恶意言行，最终还是必须依靠中国的软实力——文化，而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除了加大汉语的国际推广力度之外，必须依赖的语言就是全球通用外语英语。因此，我国的外语教育战略与政策必须顺应国家战略，作出重大战略调整与改革。张绍杰(2011)认为，中国的外语教育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从扩大教育开放的内涵中把握其外语教育思想。传播中华文化，不断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中发挥作用，乃是国家发展的大局。沈骑(2011)也指出，外语战略价值观是当前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中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问题，而中国外语教育战略发展的核心所在，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为了提升国际化程度，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大国崛起，加强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诸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定位本国的外语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将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外语教育的客观需求与国民成长和发展的主观需求相融合，通过吸收和借鉴国际外语教育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结合本国的外语国情，积极改善本国的外语教育质量和效率，争取本国的国际话语权，传播和推广本国文化价值观，从而实现国际理解，走向世界，发现东方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高教国际化的背景下，外语教育理应成为高校科技创新驱动的一条重要路径。伴随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全面实施，外语教育的路径功能及其智库作用日渐突出。外语教育有助于夯实创新人才的知识基础、拓宽研究视角、丰富创新思维、反思自身不足、吸纳先进的科学思想与人文精神，为科技创新积聚动力。外语教育还可以促进学科前沿知识、边缘学科知识和跨学科研究知识类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提升高校国际合作水平，增强高校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推动学术科研国际化。整合优化外语教育资源，并以此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提高高校创新的起点上可以发挥事半功倍之功效。

68Ga-DOTA-TATE合成：用5.0 ml HCl(0.05 mol/L)淋洗68Ge/68Ga发生器，以5个1.5 ml EP管收集，选取68Ga浓度较高的第3管淋洗液用于标记；在EP管中加入47 μl HOAc-NaOAc缓冲液(1.25 mol/L)，混匀后(pH值3.5～4.5)，加入50 μl DOTA-TATE，置于100 ℃恒温金属浴加热10 min。然后取出反应管室温冷却5 min，用薄层色谱分析法测定放化纯。过无菌滤膜注入无菌密封瓶中，得到注射液。

STEP3：设备数据采集开始，设所有设备总数为n，建立与第i台设备连接，连接成功后对该台进行数据采集，遍历所有设备；

从宏观角度出发，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应该服从于国家战略，从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以及国家的语言安全与文化安全的战略角度考虑，因为我国的外语教育水平高低在最终层面影响到我国的国际软实力竞争能力，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乃至国际话语权。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应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尤其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借助于“一带一路”倡议出台的契机，发出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声音，不仅仅以踏实稳健的步伐推动着全球治理更加健康、公平、有序的发展，还向世界贡献了全球治理理念，提出了以中国智慧、中国思想、中国方案来创新全球治理，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Commons)，体现了大国担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既有世界观又有方法论的重大判断，其中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有所体现。报告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更需要以我为主，用自己鲜活的语言来表述世界。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充分体现了对本民族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充分的自信心，也要尊重、包容外国文化，反映了充分的文化自觉。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就是要做到用自己的核心话语把自己解释清楚，同时在不伤害别人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做到解释别人，唯有文明自成体系的国家才有这样的抱负，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抱负。这就是对“四个自信”的具体诠释，更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和谐平衡。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就是为中国话语权的建构奠定了心理基础、政治基础与实践基础，更是为我国今后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必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治理能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构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国家战略高度的指引，无疑对新时代我国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时不我待的更高要求。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及其的影响力的空前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我国将在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地区安全与合作等方面与沿线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年中国为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国际社会并未给予相应高度的评价，原因在于中国虽然充分表达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意愿，但是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能力还不够理想，这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较弱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更是对国际话语权和话语塑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而对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带来外语教育战略和外语教育规划转型升级的大好机遇，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外语人才应该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这就是国际化的外语人才。

参考文献

陈骏. 2016.“双创”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N]. 光明日报(04-08):11.

陈欣. 2012. 从跨文化交际能力视角探索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课程设置[J]. 外语界(5):73-79.

程永林、刘毅强. 2013. 哈佛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研究：经验与借鉴[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102-107.

戴炜栋、王雪梅. 2012. 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战略规划的思考[J]. 外语界(3):2-9.

戴炜栋、张雪梅. 2007. 对我国英语专业本科教学的反思[J]. 外语界(4):2-11.

德雷克·博克. 2008. 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侯定凯等译)[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董伟. 2010. 人才短板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N]. 中国青年报(07-08):02.

何增科. 2002. 人类发展与治理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6):19-28.

何兆熊. 2003. 办好外语专业之我见[J]. 外国语(2):46-50.

胡开宝. 2010. 复合型、研究性和国际化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理念与实践——以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为例[J]. 中国外语(6):8-16.

黄全愈. 2007. 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J]. 同舟共进(5):20-21.

黄源深. 2010. 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J]. 外语界(1):11-16.

李莉文. 2010. 试析英语专业技能课程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关系[J]. 中国外语(6):68-73.

梁雪松、陈黎峰、陆莺. 2006. 英语专业ESP课程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J]. 外语界(4):30-35, 62.

刘春燕. 2012. 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教育目标框架[J]. 外语界(1):10-18.

刘利民. 2009. 科学规划外语教育 切实服务国家战略[N]. 光明日报(03-03):09.

刘延东. 2015.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N]. 人民日报(11-11):06.

罗三桂. 2013. 自主创新视阈下高等学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特征探析[J]. 中国大学教学(5):13-15.

彭龙. 2015. 外语教育需要的战略思考[N]. 光明日报(03-31):13.

沈骑. 2011. 亟须确立中国外语教育的战略价值观[DB/OL]. [2011-11-25]. http://www.flpp.shisu.edu.cn/s/21/t/48/1e/a8/info7848.htm.

孙琛辉、向丽华、李爱华. 2006. 外语专业是否要复合型培养？[N]. 科学时报(12-26):02.

孙有中. 2011. 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J]. 中国外语(3):49-58.

孙有中. 2016.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J]. 中国外语(5):1, 17-22.

田慧生. 2016.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J]. 大学(研究版)(1):39-41.

王洁、汪刚、聂振雄. 2008. 关于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的思考[J]. 外语界(3):8-14.

王银泉. 2013. 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题[J]. 中国外语(2):13-24, 41.

魏纪东、董礼扬. 2014. 基于国家战略高度的美国外语教育及其启示[J]. 教育与职业(8):92-93.

文秋芳. 2002. 英语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J]. 国外外语教学(4):12-17.

文秋芳、苏静、监艳红. 2011. 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J]. 中国外语(3):4-10.

文秋芳、周燕. 2006. 评述外语专业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J]. 外语学刊(5):76-80.

习近平. 2016. 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DB/OL]. [2016-09-28].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9/28/c_1119641652.htm.

辛涛、黄宁. 2008. 高校复合型人才的评价框架与特点[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3):49-53.

薛涌. 2009. 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M].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杨自俭. 2008. 简论过程与结果问题——《翻译心理学序》[J]. 中国外语(1):83-87.

查明建. 2012. 英语专业卓越人才培养与教师人文素质的提升[R]. 长春：第六届全国英语专业院长/系主任高级论坛.

张红玲. 2012. 以跨文化教育为导向的外语教学：历史、现状与未来[J]. 外语界(2):2-7.

张绍杰. 2010. 面向多元社会需求和多元目标取向培养“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对英语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思考[J]. 中国外语(3):4-9.

张绍杰. 2011. 扩大教育开放给外语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兼论外语人才培养[J]. 中国外语(3):15-21, 29.

赵为粮. 2016. 五大发展理念下教育发展与改革[N]. 学习时报(01-11):A8.

郑新民. 2008. 研究生外语教育：批判性思维与科研创新能力——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Steve J. Kulich教授访谈录[J]. 中国外语(6):85-89.

郑艳. 2006. 认识外语专业内涵 建立研究性教学理念培养创新型人才[J]. 外语界(3):2-6, 13.

仲伟合. 2013. 拔尖创新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例[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98-101.

朱清时. 2012. 近30年中国大学未培养出优秀人才[DB/OL]. [2012-06-06]. http://jiangsu.sina.com.cn/news/life/2012-06-06/14151929.html.

朱恬恬、艾洪山. 2016. 高校教育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9):113-115.

庄智象、韩天霖、谢宇、严凯、刘华初、孙玉. 2011. 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思考[J]. 外语界(6):71-78.

庄智象、谢宇、韩天霖、孙玉、严凯、刘华初. 2012. 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思考——教学大纲、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J]. 外语界(4):61-67.

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具有整体性、耐久性良好等优点。本文介绍了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优势，结合实际工程总结其施工技术，并对其应用效果进行检查分析，结果表明：连续配筋混凝土有效防止面板产生干湿温度裂缝，提高道路整体性，避免早期损害，提升道路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