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认知翻译学理论探讨

翻译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翻译界炙手可热的研究热点，而21世纪认知语言学逐步成为主流学派，这一事实对翻译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形成了新的边缘学科“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CT)。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哲学研究中心的王寅教授认为，认知翻译学理论来源于唯物论、体验哲学、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观等。他认为翻译首先是一种以体认为基础的、特殊的、多重互动的认知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译出语(包括古汉语)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将其映射进译入语，再用创造性模仿机制将其转述出来。认知翻译学是顺应了“翻译的认知转向”之产物，处于当前人文研究之前沿。他形象地将科技、语言、翻译比作生产力，提出翻译之力来自于“创造性模仿”，若翻译不妥会伤害到生产力，只要有人类的存在，翻译永远是一项未竟事业。

欧洲翻译研究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EST)主席、哥本哈根商业学校翻译与翻译技术荣誉教授Arnt Lykke Jakobsen在1995年开发了TRANSLOG程序(洞悉翻译过程的辅助工具)键盘记录软件，2005年建立了翻译与翻译技术研究与创新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CRITT)，主要致力于使用键盘记录和眼动跟踪的方法对翻译过程进行开发和探索。Jakobsen阐述了目前国际上在口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通用研究方法：Introspection(内省法)、Observation(观察法)、Interview(访谈法)、Questionnaire(问卷法)、Think Aloud(有声思维法)、Video Recording(视频记录法)、Key Logging(键盘记录法)、Screen Recording(屏幕记录法)、Eye-Tracking(眼动跟踪法)、生物学技术的ECG(Electrocardiogram心电图法)等等，这些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翻译传译认知实证研究的实验过程中，如同声传译、视译和口译以及包含视听的笔译。Jakobsen认为，翻译认知研究除了在方法论上要有创新，还要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如译者风格、译者信息处理模式、译者对源语文本要素和目标文本特征的精力分配、译文词语重组的必要性与认知的关联度以及导致翻译延迟的诱因等，这些相关研究也对翻译技术的发展产生联动作用。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翻译认知的实证研究，他也提醒研究者，每一种实验方法都要注重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问题，在实验对象的选择上应注意不能仅以专业译员为实验对象，还要注意选择真实语境、真实客户、实战译员以及前沿翻译技术等实验对象。此外，Jakobsen还对翻译认知研究的两类实验场域即实验室环境和真实工作环境进行了对比，以期实验结果能够对提升翻译的社会功能和本体功能起到积极作用。他还提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搭建世界沟通的桥梁，翻译是“一带一路”倡议实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手段，对于文化、语言和翻译传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 翻译传译认知实证研究

在对认知翻译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之后，业界学者也开始了翻译认知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康志峰在长期进行口译实践、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口译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最初是由Ulric Nersser在其著作Cognitive Psychology(1967)中提出，国内对此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尚需加强。口译涉及感知、理解、思维、记忆、表达等诸多心理过程，涉及语言、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等因素和变量，而这些都是口译研究者的研究素材和对象。为此，康志峰(2013)提出了口译认知心理学的概念，为口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基于口译认知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康志峰与澳门大学李德凤教授进行了方法各异、成效显著的口译眼动实证研究，引领了翻译传译认知研究的发展。

康志峰(2014)以口译认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提出视译(Sight Interpreting)中的眼动(Eye-Tracking)实验方法，建构了口译眼动实证研究范式。他在实验中选取了81名非英语专业在校本科学生译员作为实验样本，基于对受试的眼动实验数据分析、对比和SPSS工具测量，得出了详实的结论：平均眼动跟踪轨迹TD(Target Domain)占位率高于偏离率，且TD占位率越高，SI平均成绩就越高，反之亦然。眼动跟踪轨迹回视率越低，SI成绩就越高，反之亦然。他还提出TD占位(眼动跟踪轨迹紧跟TD)、零回视(眼动跟踪轨迹正向流动、非逆向流动)和认知(积极认知TD内容、激活LTM信息、发挥WM功效、精准快速对应SL信息)①的策略。李德凤通过眼动实证研究对同声传译中译前准备、译者眼动类型与口译效果的关系进行了实验操作，对三组会议口译员进行分别测试和对比：提前给译员15分钟、120分钟学习PPT内容和不提前给任何PPT内容的三种情形。通过三组实验对象测试和对比译员眼动形态与口译现场表现的关联性，研究实验结果显示：口译员必须进行充分的译前准备，包括掌握相关任务的专题知识、双语关键词等，这是口译员完成口译任务的必备基础，对口译员参与和预判口译信息意义重大。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出发，口译认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不同研究方法下的口译认知实证研究均对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口译产品质量的提高。

3. 中华文化外译研究

“中华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外宣路径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外译越来越受到翻译界的重视，越来越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作品以外译的形式走向世界。从传播学视角来说，翻译学研究的是跨文化和跨语际的传播活动规律和操作规律，而研究这一规律离不开对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文化外译研究学者们以认知视角对中华文化外译作品的翻译过程进行了研究。上海电力学院潘卫民教授以新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文化自信为切入点，以《毛泽东选集》为例，对代表中国政府立场与态度的政治语篇中戏剧隐喻的英译进行研究。他认为，翻译要做到文化自信，关键在于译者在翻译认知和实践过程中要肩负好翻译使命、传承好传统文化、兼容好外来文化和展望好中国文化。《毛选》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毛选》的外译研究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与会同仁还就《世说新语》的英译本、中华学术外译《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和《六祖法宝坛经》的偈颂英译、动物隐喻视角下《红楼梦》英译本、译者审美心理视角下《水浒传》英译本、玄英与道教“丹经之组”《周易参同契》英译、认知隐喻角度《诗经》外译、《大中华文库·人间词话》诗词英译“文学品格”缺席、《史记·廉颇传》副词英译研究、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和儒家思想核心的《论语》公理化诠释与翻译、《聊斋志异》的翟里斯英译本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文本进行了多元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文化外译研究，对中国文化典籍和经典外译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达成共识，产出了大量丰富的、可圈可点的研究成果。

4. 翻译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

采用CRD法对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进行施工，具有多种优势，这主要是由CRD法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能有效提高隧道施工建设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隧道施工建设出现坍塌、渗水等现象，有利于保障隧道的建设质量；其次，适用范围非常广，在各种尺寸和断面形式的隧道建设中都可以采用，而且还不影响城市交通；再次，结构简单，施工和拆卸都比较灵活方便，经济成本较低；最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小，具有无污染、无噪声的特点。这都使得CRD法本身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因而在大断面浅埋偏压隧道的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2008—2010年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期间，贵州省省级财政每年每个治理县均安排了10万元的经费专门用于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监测工作。该县石漠化综合治理监测主要由林业、农业、水利、国土四个部门负责，监测工作开展得相对正常。成为重点治理县之后，因省级监测补助经费取消，地方财力不足等原因，此项工作改由县林业局一个部门单独负责，监测重点被压缩到林业措施（封育及人工造林）相关指标，其他措施监测工作开展不够正常，整个监测工作质量出现下滑趋势。由于监测面被缩窄，监测指标不足，监测质量下降，影响了对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的全面准确评价和后续治理工作的科学决策。

附注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以多元异构的视角、跨学科的思维方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翻译传译认知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虽然翻译在中国的发展仍需面对诸多问题与争议，但正是这些问题与争议使得翻译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和谐局面，促使翻译学科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完善、翻译实证研究范式的探索、中华文化外译作品的丰富以及翻译教育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都需要翻译学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促进翻译学科的全面健康发展。

综观而言，学者们从多重视角对翻译传译认知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西南大学文旭教授从修辞学视角对翻译的实质、行为和过程进行剖析。他认为，修辞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如语言、思想和行为，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修辞也需要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他列举了“Old Fox”(老狐狸；老奸巨猾的家伙)，空中楼阁(Kong Zhong Lou Ge; Air in house or building)等耳熟能详的实例进行分析论证，既有趣味性，又具实用性。日本电气通信大学SHI Jie教授对日本高校的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项目学生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提高外语水平的教学效果进行了实验研究。她认为，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下，学生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何帮助学生适应新的信息技术时代变迁，提高信息技术水平是该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翻译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人才的精英化培养。复旦大学王建开教授认为，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翻译之功效远不再是桥梁作用，新时代赋予翻译新的历史使命。我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的走向以西学东渐的译入为主，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走出去”转向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传播“走出去”，由此产生了对译出人才“质”与“量”的双重需求，我国高校应与时俱进，在翻译教育教学上进行深化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的外译输出能力，为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高质量的语言服务，培育优质的翻译人才精英。他还提出了有关中国文化外译走出去是由汉学家还是翻译家来承担的问题，值得翻译学界深入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李会钦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铺路、文化架桥、实业兴邦”理念，引申到翻译事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兴邦”，世界格局的变幻、国家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实现、高等教育的全球化都需要国际化人才，新时代背景下的翻译人才需要具有的核心技能就是人际关系、沟通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获得均须在翻译认知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升。因此，将翻译认知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将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她还提出，翻译教学是翻译教育的基础和前提，翻译教学要以翻译教育目标为导向，着力打造为国家服务的人才智库，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高质量的外译作品，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搭建坚实的翻译桥梁，在此形势下，翻译者、翻译教育者任重道远。此外，与会学者还从认知理论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医口译人才培养模式、译者外宣语言能力的培养等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对翻译人才培养进行纵横交错的研究，为翻译认知研究者拓宽了研究思路和视野。

① LTM: Long Term Memory；WM: Working Memory；SL: Source Language。

空时滤波技术是建立在空域滤波技术的基础上，它能够抑制空域滤波技术不能不能很好滤除的宽带干扰及其多径干扰信号，同时它又具有时域滤波技术和频域滤波技术没有的空间分辨信号的优点，在天线阵元数不变的条件下，提高空时自由度数量，同时域滤波技术和频域滤波技术相比，干扰抑制性能有大幅提高[8]。

参考文献

康志峰. 2013. 口译认知心理学[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康志峰. 2014. 口译认知心理学：范式与前瞻[J]. 当代外语研究(11)：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