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 言

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与国际分工合作的深化使全球价值链(GVC)逐步成型。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一条可行路径。但长期以来，中国以低端要素禀赋优势切入GVC，形成“依附经济”，这导致中国尤其东部沿海地区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难以实现向GVC高端攀升(王玉燕和林汉川，2015)[1]。因此，理清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创新的影响是中国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型升级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胎心监护、脐动脉血流联合血清HIF-1α水平检测对胎儿窘迫的诊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其指标表达异常可直接关乎新生儿的结局，临床对于临产的孕妇应建议进行联合检测，尽早发现是否出现胎儿窘迫，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新生儿伤害风险降至最低。

高技术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是创新活动的龙头和主体。其高附加值、高增长率的特征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增长极，其科技创新的质量和速度也会直接影响我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并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那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会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带来怎样的影响？哪些因素决定了高技术产业在GVC中的地位及变动？本文从这两方面入手，分析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启示。

1 文献综述

有关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统一认识。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2]认为嵌入GVC对产业技术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黄先海(2013)[3-4]和刘琳(2015)[5]的研究证明，嵌入GVC能够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全球价值链上、下游跨国公司的关联度，从而使其更容易突破“低端锁定”困局，提升自主创新水平。Talioni、Winkler(2014)、吕越和吕云龙(2016)[6]则从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外溢促进后发国家技能升级的角度，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引进新的生产组织模式。也有研究表明嵌入GVC对产业技术创新有反向抑制作用(Schmitz，2001)[7]。如陈爱贞(2008)[8]发现全球化竞争严重限制中国装备制造业在GVC中科技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的提高。另外，价值链上游的高级生产要素与下游有效需求不足，激烈的竞争压力强化了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追随，限制了东道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增长(胡树林和李廷翰，2008)[9]。

知识可视化(Knowledge Visualization)作为在科学计算可视化、信息可视化和数据可视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通过可视化的方式，知识可以被人们用来更好地存取、讨论、评估和日常管理，这就为应对信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快速获取和掌握知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知识可视化在缓解知识飞速增长所带给人们压力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学者提出全球价值链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Altenburg T(2008)[10]认为东道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可能由它在GVC中的地位所决定。当东道国企业的创新活动符合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时，跨国公司就会大力支持，反之就会受到跨国公司的阻挠。而王玉燕(2014)[11]认为GVC嵌入程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不只是单纯的线性关系，技术溢出效应与“低端锁定”效应两者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更多呈现出倒U型关系。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发现，在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以及融入地位的度量、嵌入GVC是否驱动了行业创新能力这些问题上研究者一直存在较大争议。鉴于此，本文力图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扩展补充，以我国五大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梳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驱动机制，为我国实现技术突破并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找到可行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1.3 银纳米粒子溶液的合成 将100 mL超纯水配制的0.01% AgNO3溶液装入锥形瓶中，加入磁力搅拌子，置于恒温电磁搅拌器上加热，沸腾持续2 min后迅速加入2.5 mL质量分数为1%的柠檬酸三钠溶液，继续搅拌加热至溶液变为淡黄色，生成银纳米粒子，继续加热10 min后停止加热，搅拌使其冷却至室温，放置在4 ℃环境中贮存备用。

2 理论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对于东道国行业企业创新能力起到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发达国家或地区拥有较强的研发资本与人力资源，因而控制霸占着GVC的高端环节。而出于降低成本扩大市场等考虑，他们在欠发达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设立代工厂或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这为东道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提供了机会。通过国内外企业的分工协作，建立经济上的紧密联系，获得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或技术外溢，学习发达国家企业的管理组织方式，完善生产流程，从而提升本国的科技创新水平，这是GVC嵌入对创新能力的推动效应。而中国大多以技术成熟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具有成本低廉，附加值小的特征，容易被占有主导地位的GVC国际大购买商和跨国公司压制。通过纵向控制和防止技术扩散条款等方式制约中国的技术模仿，使得企业在这条低技术生产路径中被锁定和固化，只能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再想向上实现功能和链条突破升级时面临重重阻碍。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知识的可获得性、对外的依赖性、人才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因此嵌入GVC过程中遇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与自身依附心理导致对技术创新的负面作用即为抑制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创新能力的推动和抑制效应总是同时发生，最终结果则要看两者效应的相对大小。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GVC嵌入受双重效应共同作用，但抑制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其负向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水平。

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而政府在支持与引导方面能够发挥重大作用。虽然企业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但政府作为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人力及财力支持、组织基础研究等方面都起到重要影响。政府对高技术产业里中小企业的科技激励越大，越有利于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的局面，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就会越大，创新产出越多，从而越能够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与竞争力，推动技术进步。据此提出假设2。

ln(Patentit)=α0+α1ln(GVC_Positit)+α2ln(Gov_suppit)+α3ln(RDFit)+α4ln(indus_gdpit)+α5ln(NPNit)+α6ln(GVC_Positit)×ln(Gov_suppit)+μit

行业内部R&D资本和人力资源投入两要素反映了知识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只有R&D投入与企业服务直接配套，才能刺激企业产生对创新的有效需求，直接促成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与研发。通过企业自身吸收能力的提高去消化吸收技术较高的产品，实际上嵌入GVC的程度更高，而创新能力也越高。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其R&D内部投入能正向推动提升其创新能力。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4—2015共12年按行业口径归集的中国五大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中国的GVC地位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具体影响。面板数据取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3.2 模型设计

本文拟采用交互项作为调节变量，将线性模型加以修改。借鉴刘瑶(2016)对此类问题的模型构造，设定GVC嵌入与创新产出的线性模型如下：

ln(Patentit)=α0+α1ln(GVC_Positit)+α2(Gov_suppit)+α3ln(RDFit)+α4ln(indus_gdpit)+α5ln(NPNit)+α6ln(GVC_Positit)×ln(RDFit)+μit

(1)

i为第i个高技术产业，t为年度。i∈[1,2,3,4,5]，t∈[2 004,2 005,…,2 015]。Patentit表示i产业在t年的有效发明专利数，GVC_Positit为嵌入GVC的地位指数，Gov_suppit表示政府补贴，RDFit为科研经费支出，indus_gdpit表示进行平减之后的行业年度总产值，NPNit表示新产品开发数，α0为截距项，α1-α5为各变量对应的弹性系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

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调节变量：

假设2：政府补贴与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2)

ln(Patentit)=α0+α1ln(GVC_Positit)+α2ln(Gov_suppit)+α3ln(RDFit)+α4ln(indus_gdpit)+α5ln(NPNit)+μit

(3)

式(2)引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政府补贴支持的交互项来进行调节；式(3)引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科研经费投入的乘积作为交叉项。

3.3 变量说明

3.3.1 被解释变量

一位中国游客携其父母一同前往欧洲旅游，却在瑞典经历了“凌晨被扔进坟场”的遭遇。是瑞典警方暴力执法、旅店服务粗暴，还是走出国门的当事人撒泼碰瓷，蛮不讲理，在舆论场上，上述两种意见者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被解释变量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其度量指标有全要素生产率(张小蒂，2008)、新产品产值(蒋殿春，张宇，2006)等，但更多学者偏向使用专利授权量。

其中，GVC_Positionit表示i产业t年在GVC国际分工中的地位，IVit表示间接增加值出口，即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中间品贸易额，该指标衡量的是有多少价值增加值被包含在i产业的中间品出口中转移到了第三国；FVit表示出口最终产品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即i产业出口最终产品中包含的国外进口中间品价值；Eit表示以“增加值”为口径统计的出口额。其数值越大表示我国在GVC上所处国际分工地位越高。节选典型年份的具体计算结果表1。

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测算上，国内外学者也是百家争鸣。如用RCA指数(Balassa,1965)、VS指数(Hummels et al,2013)、垂直专业化水平(冯晓华，2016)、贸易增加值(马野青，张梦和巫强，2017)等。但是这些指数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缺陷，它们只从最终产品的视角研究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导致计算结果中一些拥有低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出了大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品，造成“统计假象”。为了尽可能解决这个测算误差，本文选择了Koopman et al.(2010)的GVC地位指数。它的优点在于能够从贸易附加值出发，动态联系国内外的增加值和以“增加值”统计的出口总值，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反映出一国的国际分工水平。公式为：

 

3.3.2 主要解释变量

本文引入调节变量ln(GVC_Positit)×ln(Gov_ suppit)、ln(GVC_Positit)×ln(RDFit)，分别表示政府支持投入和R&D补贴的投入额变化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创新效应会造成多大范围的影响。

国外政界人士、学术界和媒体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究，研究成果对国内研究有借鉴价值。

 

表1 五大高技术产业典型年度GVC地位指数

  

行业年份GVC地位指数医药制造业20040.988088392医药制造业20080.884798806医药制造业20121.399030066医药制造业20151.669344476航空航天器制造业20040.729135506航空航天器制造业20080.570095636航空航天器制造业20120.790297686航空航天器制造业20150.997029365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0040.103662409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0080.118966226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0120.208404394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0150.234857949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20040.018463378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20080.021535956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20120.048084276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20150.092977695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20040.27886001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20080.436744259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20120.891477831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20151.006551157

3.3.3 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从而导致模型出现偏误，本文加入多个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补贴、R&D科研经费支出、行业生产总值和新产品开发数目，分别用Gov_suppit、RDFit、indus_gdpit、NPNit 指代。其中Gov_suppit反映了我国政府每年的相关财政政策对高技术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与重视水平。RDFit指用于各高技术行业内部开展R&D活动的实际支出，反映高技术行业对于技术研发的经费投入力度与重视程度。indus_gdpit反映出各高技术产业以货币表现的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本文对其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消除了价格变动影响。NPNit反映的是技术创新能力在产品上的价值实现。

3.3.4 调节变量

多数教师有一个共同的教学习惯：教学流程跟着文本内容走。通俗来说，就是从开头教到结尾，教学流程就像文本的写作提纲，教师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是，这种教学存在一个明显缺陷，教师在教的过程中易陷入内容理解的误区。教师应学会审视自己的教学是否指向“关键素养”，是否具有思考价值，更要重点审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对偏离目标的问题要删，对“清可见底”的肤浅提问要换。总之，问题要少而精，课堂才会腾出时间，学生才有时间真正投入到读书、感悟、写字等语言实践活动中。

作为综述类的研究，本文仅对国内旅游者行为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未来应对国内外旅游者行为研究的走向和侧重点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外旅游者行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以探求旅游者行为研究的新动向与新领域。

3.4 实证过程

为避免实验结果出现伪回归，进行了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原数据中，indus_gdp项P值较大，未通过Levin,Lin and Chu检验。但引入一阶差分滞后项后，所有变量检验对应的P值均小于0.01，说明无单位根，数据是平稳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

在浙江省委负责人说到美院领导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政治，结果影响了国画的发展，党外人士（代表就是潘天寿）很有意见时，毛泽东脸色一沉，突然插话：“强调政治就不要国画了吗？政治工作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搞国画！把那些人找来，审查他们的党籍，看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可能还好一些，国民党也要国画嘛！不是共产党，又不是国民党，是什么党？我看是第三党。”这导致包括已经调离的江丰在内、一批美院领导与教师在此后成了右派，而其实那都是些左派。

鉴于双硫酯类化合物在聚合物合成中的重要性，本文设计合成了两例新型的含羧基官能团双硫酯类化合物，并通过双硫酯化合物结构上的羧基与纳米二氧化硅表面的氨基之间的酰胺化反应，成功的合成了两种含双硫酯结构的纳米二氧化硅。

注释：文中数据来源于《2015年江苏省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与科技统计公报》，《常州统计年鉴-2015》和常州市科技统计数据。

 

表2 LLC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LLC检验统计值P值结论一阶差分LLC检验统计值P值结论ln(Patent)-3.5638***0.0002平稳-2.4240***0.0077一阶平稳ln(GVC_Posit)-3.5700***0.0002平稳-4.8246***0.0000一阶平稳ln(indus_gdp)-2.28630.0111非平稳-3.2546***0.0006一阶平稳ln(RDF)-3.3265***0.0004平稳-3.0552***0.0011一阶平稳ln(Gov_cost)-3.8113***0.0001平稳-3.3359***0.0004一阶平稳ln(NPN)-4.0703***0.0000平稳-3.6858***0.0001一阶平稳

注：***、**、*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

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都进行数据处理与回归后，经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效果最好。同时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分别将两个调节变量引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3。

 

表3 GVC嵌入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创新影响因素(1)(2)(3)GVC地位指数-0.465***-1.507***-4.074***(-3.70)(-3.86)(-4.57)政府支持0.209 0.00144**0.00302***(1.59)(3.48)(3.72)R&D内部投入0.1200.855***0.114*(1.39)(3.95)(0.83)新产品开发数1.400***0.554**0.0000473(5.87)(3.39)(1.91)行业生产总值2.66e-090.375*3.44e-09(1.02)(2.10)(1.12)GVC地位指数×政府支持0.202*(2.16)GVC地位指数×R&D投入-0.0434**(-2.75)常数项-7.284**-14.02***5.036***(-3.37)(-7.41)(12.90)回归方法固定固定固定P值(Hausman检验)0.0000.0000.000N606060

首先是未加入调节变量的线性模型1。从回归结果看，GVC地位指数与科技创新能力呈现显著负相关，且高技术产业的GVC地位每增加1个百分点，其创新能力下降0.465，验实了前文假设1。从模型2、3中看出，引入GVC地位和政府支持的交互项后，其系数均显著且GVC地位指数的绝对值增大。这说明政府资金补贴投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创新能力的影响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2；引入GVC与R&D内部投入的交互项后，GVC地位指数的绝对值更是有了显著的大幅提升。表明政府支持和R&D内部投入都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科技创新效果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且科研投入的调节作用要大于政府支持。假设3得证。

3.5 指标阐释

实证结果表明，GVC地位指数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之间呈现负相关，这与我们普遍存在的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越深创新能力就越强的认知相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我国内部融入GVC分工来说，当技术水平、知识储备、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能够自由流动后，发达国家强大的产品竞争力会限制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依赖性，通过承接高技术产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组装以及中间品加工环节获得了大量高技术产品对外贸易顺差。在先进口中间品、再出口最终产品这样的“三角贸易模式”中，忽视了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尽管我国的高技术产业的GVC地位指数上升但创新能力却下降了。

第二，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角度，出于对长远发展目标的考虑，面对处于GVC低端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将核心产品设计研发的关键技术封锁在内部，带给弱实力国家的只有低技术层次的设备、中间品，从而约束嵌入企业向GVC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仅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实现专业化。

其他控制变量对科技创新效应的影响：政府对高技术产业进行补贴能够正向促进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对企业确实会产生一定影响，政府支持力度越大，高科技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就越快，创新成果产出越多。故政府可以进一步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扫除进入壁垒来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注入新的源动力；R&D经费投入强度是衡量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表3中模型3结果显示，科研经费投入增加百分之一，行业创新能力提升约0.11，它是高技术产业不断开展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与资金保障，因此研发资金投入量与创新水平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指标测算中国高科技产业在GVC中的嵌入地位，利用2004—2015年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这五大产业的中观面板数据检验GVC嵌入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经测算结果表明，这五大高技术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都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实证检验结果显示，GVC嵌入与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之间呈负相关，中国企业仍处于嵌入GVC的低端初级阶段，对于高技术产业中涉及核心科技的功能升级及链条升级，一方面存在较强的依赖心理，一方面受到发达国家的封锁和压制，因此自主科研创新水平不升反降，陷入技术瓶颈。此外，政府对高技术产业的资本补贴对技术创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内部科研经费使用越多的行业其创新能力增长越快。

以上结论启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化的技术溢出红利，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我国自身内部科技创新水平的突破与提高。政府应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情况，合理进行资源匹配，优化研发资本配置，提升资本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刺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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