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红色儿童歌谣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儿童歌谣的一个独特类型。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苏区形成的“红色文艺”中歌谣类的文艺创作。由于其鲜明的革命性特征，被冠以“红色”二字。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国共之间的残酷对峙，使苏区的红色文艺总体上以宣传、号召革命为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史料中得到证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委员部在1933年发出的《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第四号训令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在目前一切给予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1]这种自觉配合战争需要的革命意识同样也存在于当时苏区的文学创作领域。这就形成了苏区歌谣的红色倾向，也使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从革命化、历史化的层面去分析、解读苏区红色歌谣，把握当时的历史风云变化。例如，“形象描绘苏区人民生活点滴的红色歌谣，成为苏区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2]“红色歌谣就是现代革命歌谣，其主体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所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产生的革命歌谣。”[3]这样的解读无疑是合理的。不过，红色儿童歌谣毕竟不同于苏区其他的红色文艺创作，“儿童”两个字明显地指出了其文学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红色儿童歌谣必然要在儿童化方面做出一定的倾斜。所以，苏区时期的红色儿童歌谣就在红色的历史风云和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之间寻求着一种平衡，形成了革命化和儿童化两种不同倾向的相互制衡和相互融合。

一、革命意识与儿童化的表达方式相结合

(一) 在歌谣里融入大量的革命词汇表现成人的思想意识

歌谣以儿童化的表达方式融入了宏观的、充满政治色彩的革命词语，例如《共产儿童团歌》里的“革命精神”“工农子弟”“资本家”；《儿童节歌》里的“革命战争”“红军”；《儿童团》里的“白军”“暴动团”；《亲爱》里的“土豪”“分田地”；《来来来》里的“苏维埃”等等。以儿童化的表达方式来表述成人社会的思想意识并不是红色儿童歌谣的首创，回顾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叶圣陶、张天翼等人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被誉为中国现代童话开山之作的《稻草人》实质上是叶圣陶“直面灰色人生”的创作理念的体现。叶圣陶在这篇童话里向儿童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风雨飘摇的黑暗社会。但是，他明确地意识到这篇童话的读者是儿童，必须考虑到儿童的接受心理和接受能力，所以他在《稻草人》里设置了一个儿童熟悉并且喜欢的稻草人形象，通过稻草人的视角来揭示社会的黑暗。这个稻草人形象的出现，拉近了童话和儿童读者之间的距离，也符合儿童对童话的期待。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是继《稻草人》之后中国现代童话史上的又一力作。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自觉的政治意识的张天翼借《大林和小林》向儿童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两大阶级的严酷对立，巧妙地以儿童化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这个宏大的政治主题。他以两个孪生小兄弟大林和小林为童话主人公，通过夸张和游戏的形式来揭示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他在儿童化表达方式上的努力，使得《大林和小林》超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今天仍然赢得了不少儿童读者的喜爱。

(二)塑造具有革命意识的儿童形象

一般说来，塑造符合儿童天性的儿童形象可以增强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校园小说的盛行可以证实这一点。从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到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校园小说以其生动活泼的儿童形象吸引了大量的儿童读者。红色儿童歌谣也不例外，这些歌谣塑造了大量的儿童形象，不过，在刻画儿童的活泼天性的同时，红色歌谣还在儿童形象身上注入了鲜明的革命意识，使红色歌谣里的儿童形象呈现出儿童化和革命化的统一。例如《儿童团》里的背根小木杆站在路口盘查路人的认真负责的儿童团员；《响起鞭炮来欢迎》里的拍着小手站在门前欢迎红军到来的小哥俩。以《三岁长得高》为例：

三岁伢仔长得高，

骑着竹马挂腰刀。

在智慧家电的形成过程中，海尔还研发出了一系列极具实用性与智能的厨电产品，其中海尔风幕8°烟机产品，更是海尔防干烧燃气灶的最佳拍档，可与防干烧燃气灶形成实时联动，帮助用户更好的排除油烟、火灾风险。

去哪里？

去山里，

做什么？

打白匪。[4]6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一共有八章，可根据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将这八章的内容整合为五个教学模块。绪论部分单独构成大学生的新生适应这一教学模块，第一章、第二章共同构成大学生的理想教学模块，第三章单独构成大学生的人生观教学模块，第四章单独构成大学生的道德修养教学模块，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共同构成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教学模块。将理论教学整合为这五大模块后，实践教学可设计与之相对应的教学项目。如第一模块可以设计重塑自我、放飞梦想演讲比赛，第二模块可设计激情唱响励志歌曲大赛，第三模块可设计人生的价值辩论大赛，第四模块可设计随手拍——寻找身边的道德模范摄影大赛，第五模块可设计以案说法—法律情景剧大赛。

孩子天生是喜爱游戏的，在游戏中孩子可以体会到想象的快乐和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乐趣。这首歌谣通过“骑着竹马”“挂着腰刀”的游戏场景，让孩子在幻想的世界里展现自己的力量，满足了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既表现出孩子天真稚拙的特点，又巧妙地融入了革命内容和革命意识。游戏中的孩子想要做的事情不是通常意义的冒险、寻宝等等，而是符合那个特定的重要任务——打白匪。歌谣向孩童宣扬的英雄，不仅仅是那种满足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英雄，而是响应革命号召、投身革命的英雄。所以，“三岁伢仔”身上综合了儿童的天性和革命的意识，儿童的游戏也因此融入了革命的色彩。这既契合了儿童对儿歌的接受心理，又顺应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代对儿歌的特殊要求。

在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期是童年体验的表达，后期是成人后的文学书写。《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生命经历代表着前期的童年莫言，看似木讷、孱弱的外表下，内心有着极其敏锐的感觉和超常的忍受痛苦的能力。他眼中的世界，是通过感官触角探索且内化于心的感觉混合。后期的文学书写，只是前期狂欢感觉和心灵记忆的文字记录，无论小说的故事背景如何切换，不管人物身份、角色如何设置，其生命的欲望表达和感觉的狂欢书都没有改变。

(三)保留儿歌特有的节奏感，呈现儿童化的倾向

除了塑造特定的儿童形象之外，红色儿童歌谣还注重儿歌的节奏感和革命思想的宣传之间的配合。儿童生理和心理上的独特性使孩子对具有明显节奏感的声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周作人在从事民俗学研究时，就曾提到一首早已不知其义的童谣：“狸狸斑斑，跨过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他说这首童谣由于脱离了其产生时特有的语境，所以人们无法从内容上去解释它的意义，可是这并不影响孩子对它的喜爱并乐此不疲地传诵。究其原因，这首不知其义的童谣正是以鲜明的节奏感吸引了孩子。红色儿童歌谣也是如此，从儿歌的节奏感入手，通过儿歌朗朗上口的节奏表现儿歌的魅力并吸引孩子的注意，同时在这种充满乐趣的形式中融入革命的思想。在例如《儿童节歌》的第二节：

儿童节，儿童节，

劳苦儿童的日子，

来来来来来！

最后，在施工过程中，协调其他部门进行团队合作，使各个部门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和承担的责任，确保各项管理制度顺利落实。

拥护拥护我们的红军。[4]11

在这里，“儿童节”的反复和“来”“参加”“拥护”等字词的重叠使这首歌谣具有一种明快的节奏，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了儿歌的韵律美，契合了儿童对于节奏感的要求。再看《儿童节歌》的第三节：

儿童节，儿童节，

盘身份。

来来来来来！

改善改善我们的生活，

学习学习共产主义呀！[4]13

通过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两节在句式的排列以及词语的运用上都有意识地运用了反复。两节前三行的字数和内容完全相同，后两行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词语的组合排列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种反复手法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整首歌谣的节奏感。

此外，红色儿童歌谣还通过字词的押韵来表现节奏，例如《儿童团》：

背根小木杆，

响起鞭炮来欢迎。

站在十字口，

遇到路人就要盘。

盘什么？

劳苦儿童的日子，

是红军，请过去；

是白军，

赶快报告暴动团。[4]56

莫名地，青瓷的心就跳得慌乱，抬起头正迎上他的目光，深沉，宁静，像海。他走时，特地把电话号码留给青瓷，嘱咐她说：“有什么困难就找我！”

在这里，“杆”“团”“盘”的韵母都是“an”，相同的韵脚使歌谣念起来富有节奏感。

如果把红色儿童歌谣和传统童谣相比较，不难看出红色儿童歌谣在节奏感上对传统童谣的承接和借鉴。以流传在江西的传统童谣《排排坐，歇鹅鹅》为例：

鸭洗菜，

歇鹅鹅，

鹅提水，

排排坐，

磨快刀子割韭菜。[5]100

童谣通过叠字“排排”“鹅鹅”的运用，表现出明显的节奏感。另外，最后两句尾字都是“菜”，韵脚的相同也使童谣念起来富有韵律。

对传统童谣的借鉴，使呼应时代需求的红色儿童歌谣和儿童文学传统建立起了历时性的联系，歌谣因此呈现出儿童化的倾向。不过，具体探究其内容，不难发现红色歌谣和传统歌谣的千差万别。传统歌谣往往以日常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如《排排坐，歇鹅鹅》虽然写的是游戏，但是表现的仍然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场景。而红色儿童歌谣侧重表现的是革命的生活和场景。例如上面提到的《儿童节歌》和《儿童团》所表现的是儿童参与革命的场景。

二、 革命豪情与儿童心理需求的契合

儿童文学的创作是以契合儿童的身心需求和审美特点为前提的，儿歌也不例外。儿童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和地位使他们有一种渴望证明自己的力量的愿望。他们喜欢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看到自身的力量被赞扬、被肯定。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德国儿童文学之父凯斯特纳的小说《埃米尔擒贼记》，作品中的孩子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最终抓住了那个大盗贼，而且还得到了一千马克的奖励。这样的结局充分地肯定了儿童的力量，激发了儿童的自信心。可以说，对儿童心理需求的准确把握使《埃米尔擒贼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红色儿童歌谣在当时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和符合儿童的心理需求有一定的关联。红色儿童歌谣的主要功能是宣扬革命，所以歌谣里充满着革命的豪情和战斗的激情，不过，这种革命情感的抒发同时也契合了儿童独特的心理需求。例如《不怕拳小》：

小弟弟，年纪小，

常恨自己气力小，

他说土豪高又胖，

小小拳头怎么打得倒。

我们对他们婚后的床上生涯就这样略知一二，我们对他们另外的生活知道得就更多了，总之我们都认为林孟艳福不浅，萍萍的漂亮是有目共睹的，她的温柔与勤快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和林孟为了什么而争执起来。我们坐在他们家中时，她总是及时地为我们的茶杯斟上水，把火柴送到某一双准备点燃香烟的手中。而林孟，结婚以后的皮鞋总是锃亮锃亮的，衣着也越来越得体了，这当然是因为有了萍萍这样的一个妻子。在此之前，他是我们这些朋友中衣服穿得最糟糕的人。

我说弟弟莫心焦，

参加参加革命的战争，

常规抑酸、雾化、镇痛及预防感染，并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配合踝泵锻炼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术后第2 d鼓励患者积极床上股四头肌锻炼，定期复查血常规+CRP、血沉及凝血功能等，1周左右下地活动。

不怕拳头小，

只怕拳头少，

(2)由图5(a)可知，截面的最大应力值在角隅处出现，且墩顶截面的最大等效应力值达到了5.32 MPa，最大拉应力达到了1.3 MPa。

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

要把土豪打成泥。[4]61

这首歌谣以对话为主，小弟弟显然是一个幼小的儿童，他对自己的力量表示出一种怀疑，而“我”则以满怀的革命豪情鼓舞小弟弟“不怕拳头小，只怕拳头少”，让小弟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尽管微薄，但是可以把自己的力量汇入集体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最后一句“千千万万的拳头团结起，要把土豪打成泥”，就是对小弟弟的力量的一种充分肯定。于是，歌谣一方面满足了孩子内心渴望证明自我能力的心理，同时又实现了号召大家投身革命的政治功能。又如《我们都是小孩》：

临沂市城区段水系发达，有沂河、祊河、柳青河、小涑河、李公河、南涑河、陷泥河、青龙河等八条河流从城区穿过。但是由于垃圾乱倒、违章建设等原因，使这些河道的防洪排涝、改善生态、美化环境等多种能力大大降低。在实施层层拦蓄、梯级开发，为临沂城提供充足水源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减轻临沂城的防洪压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恢复、重建并完善城市河流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使城区内的河道连接成网，使水充分循环运动起来，临沂市在城区段实施涑祊双向调水工程、引涑入陷工程、引涑入青工程、开辟环城景观河等调水工程。

我们都是小孩，

帮助红军砍柴，

鼓动年青哥哥，

去打反动派。[4]17

这首歌谣开头就点明“我们都是小孩”，紧接着肯定和赞扬了孩子的力量。“我们”虽然由于年纪小，不能去上战场，但是积极自觉地承担起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来支持红军的战斗，不仅如此，还热情地鼓动哥哥去参加战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四句话，却以一种革命的激情传达了孩子小小的身躯里蕴含的能量。

三、革命目标和儿童理想的契合

西方的传统民间童话中，故事的结局往往是在小伙子当上国王、娶得公主或者小姑娘幸福地和王子生活在一起的辉煌时刻定格，中国的古典童话也不例外，蛇郎如意地得到了爱自己的姑娘，小伙子最终和田螺姑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灰姑娘叶限如愿地成为了陀汗王的上妇……总之，在这些作品中，一定会有某一种身份或者某一个处所契合了人们内心的渴望，给人信心和勇气。这也是传统民间童话能够穿越漫长的岁月依然得到人们，尤其是孩子喜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红色儿童歌谣里，创作者把民间童话的这一特点巧妙地和革命历史风云的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在歌谣中也预设出一种身份或者处所吸引儿童并引导、鼓动儿童去追求。不过，红色儿童歌谣里所预设的身份和处所不是民间童话里类型化的国王、王妃以及抽象化、概念化的幸福乐园，取而代之的是具体明确的、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两个目标：一是红军的身份；一是苏维埃政府。

(一) 身份的置换

例如《当红军》：

场地全部钻孔（CK1-10、ZK1～ZK18）均有揭露，揭露层厚3.10～22.00m，平均厚度14.49m；层顶高程-19.92～-8.55m，层顶深度12.30m～23.40m。

八月桂花香，

分析表3和图4可以得出，应用了RANSAC算法后，拟合结果与理论值更加接近，且稳定性亦有所提高，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准确性。从表4及图5中可以看出，运用本文方法与传统方法拟合耗时相当，但本文方法的鲁棒性较强且拟合精度更高。

当红军，

哥哥当红军，

弟弟上学堂，

九月菊花黄，

打敌人，

工农群众得解放。[4]31

这首歌谣预设的目标非常明确：工农群众要想得解放，就要去当红军。弟弟由于年纪小所以上学堂，但是年轻的哥哥去当红军了。这无疑给弟弟树立了榜样，确立了目标。又如《响起鞭炮来欢迎》：

远远红旗走的近，

(3)机会主义。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指的是人们出于自身的自利动机以及信息失真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简言之，机会主义行为是在信息不对称下，人们依靠不完全地信息，从而获取他人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合约的行为一旦难以被察觉，以及因果关系复杂时，交易主体就很容易做出机会主义的行为。在退耕还林政策中，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造林的计划要求，会出现利用植树节造林造假的现象；而农户为了领取相应的造林补贴，也会出现补栽等现象。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政策的制定者不得不采用制定更加严格的制度，或者加大监控的力度，而这样做就会增大政策的交易成本。

原来都是赤卫军，

报警管理与预警系统投用前后各装置日均报警数量的对比见表1所列，从统计数据上看，报警管理与预警系统实施后，DCS报警数量有了大幅降低。

爸爸急忙走进屋，

去当儿童团，

我和弟弟门前站，

拍着小手来欢迎，

我拉爸爸衣角说，

长大也要当红军。[4]37

歌谣以场景的描写为铺垫，然后通过最后一句孩子热切的语言表达了孩子的愿望和理想，这恰恰是革命战争年代中迫切的时代要求。在当时的苏区，由于战争的残酷和兵力的缺乏，扩红运动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所以动员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是时代的需求。红色儿童歌谣自觉地承担起了这项时代任务。如果说在民间童话里，“当上国王是自我实现的象征”[6]92，一个毫不起眼的穷小子最终当上了国王的结局极大地满足了儿童的理想和愿望，那么在红色儿童歌谣里，去当红军则成为理想实现、自我完成的标志，这种身份的置换符合了革命年代的要求，同时歌谣里勾勒的红军形象也满足了孩子实现自我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置换是以夸赞红军、确立红军在孩子心中的英雄形象为前提的。如《当红军》的最后两句指明了红军是打敌人、解放工农群众的英雄；《响起鞭炮来欢迎》里则写出了红军是受老百姓欢迎和爱戴的人。此外，还有不少歌谣描写了红军的神勇，例如《红军来了真正好》里写道：“红军来了真正好，狗军阀，没命跑”；《红军来了》里写道：“地主官僚夹起尾巴跑，神气威风没有了”。所以，在红色儿童歌谣中，红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神勇的、受人爱戴的英雄形象，当红军就意味着理想和愿望实现。

(二)处所的置换

除了身份上的巧妙置换之外，红色儿童歌谣还对处所进行了置换。幸福生活的乐园不再是那个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王国，而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府。所以，红色儿童歌谣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歌颂苏维埃政府，把它设为一种理想的处所和努力追求的目标。例如《来来来》：

来来来，

工农兵，

快起来！

怕什么？

国民党，

挨户贼。

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

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4]34

歌谣以简短、明快的语言号召人们去建立自己的政府——苏维埃。在当时的苏区，苏维埃政权是人们心目中最理想和最完善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是人们渴望幸福自由生活的愿望的集中投射，也是人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在红色儿童歌谣里有不少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描述。例如《红军叔叔真正好》里“分了田地生活好，我们儿童上学校”；《红军来了》里的“分了粮食又分田，农民心里真是甜”；《红军好》里的“分了田地分牛羊，穷人生活大提高”；《喜鹊叫》里的“伢儿大小把衣拉，男女老少哈哈笑”；《夜夜光》里的“共产党，好主张。抗租债，不纳粮”等等。一方面，这样的描述符合了当时巩固新生政权的时代要求，同时鼓舞人们为未来的幸福生活而积极战斗；另一方面，这种和谐美好的生活描写也符合了儿童对真善美世界的渴望，这个理想的处所就像王子和公主永远幸福生活在一起的那个王国一样对孩子充满了吸引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儿童，是因为作者建立了一个符合儿童理想的真善美世界。红色儿童歌谣描绘了人们在苏维埃政权下美好和谐的生活，既契合了儿童对真善美追求的接受心理，又在儿童的内心确立起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和向往。

当政治宣传与儿童自我实现的理想巧妙地结合起来时，红色儿童歌谣在呼应时代号召和满足儿童自我实现的理想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歌谣追求的不仅仅是表现儿童天机活泼的真善美，更侧重的是充满革命豪情的雄壮美。所以说，红色儿童歌谣尽管自觉地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政治使命，但是其根基仍然体现了儿童文学的传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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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麦克斯·吕蒂.童话的魅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7]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