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索格底亚那（Sogdiana）、粟特、粟弋、栗弋

索格底亚那（Sogdiana）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地名，位于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从公元前十世纪开始就有人类活动，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白鸟库吉认为Soghd为古伊朗语，是“光明、纯洁”的意思。古波斯语将索格底亚那（Sogdiana）写作Suguda或Sugda，但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王朝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没有过官方往来，而汉文史料中最早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相关的记载，只是在《史记·西域传》中有提到康居，但康居和索格底亚那（Sogdiana）是不同的，这个问题稍后再进行论述。《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1］2922此处记载为栗弋而非粟弋，栗弋古音应读为lit-yok，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相差较大。《晋书·西戎传》记载：“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2］2544粟弋古音为 sokyok，白鸟库吉言“安南语中‘弋’即 dok”［3］28，从而认为粟弋即sok-dok，与Soghd读音相似，而二者在写法上过于相似，且栗弋与粟弋都与康居相邻，所以二者应为同一词，同时《通典》中记载：“粟弋……在葱岭西，大国。一名粟特。”应是史学家将索格底亚那（Sogdiana）译作粟弋，而栗弋应为后人抄写出现的讹误，粟特与粟弋相同。

在《史记》与《汉书》中只提到康居，而未提到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在《后汉书》中，栗弋国出现，应该是在丝绸之路往来愈加密切之后，东汉对于西域情况了解比之前清楚，所以将索格底亚那（Sogdiana）和康居进行区分。汉文史料中关于粟特国最早出现在《魏书·世祖纪》中：“八月丙戌，遂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献。”［4］84而对粟特国的具体记载则在《魏书·西域传》中出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4］2270对于粟特国具体的位置有了记载，在葱岭（今帕尔米高原）以西，康居西北方，距离中原一万六千里的位置。粟特一词古音为sok-dok，也是对Soghd的音译。

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其东部为大宛，根据《史记》记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5］3160可证大宛的生产以农耕为主，而其北部则为康居，“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5］3160，康居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南部为大月氏和大夏，根据记载，大月氏“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行国也，随畜移徙。”［5］3161妫水即今阿姆河，大月氏位于阿姆河以北，而大夏则在阿姆河以南的位置，两者均为游牧民族国家。其西为波斯帝国。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在四者交界处，同时受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影响，并且其“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一般情况下，纯粹的农耕文明因其土地用来农耕，草原面积较少，所以马牛羊等牲畜产量不会很大，而此处“出名马牛羊”，马牛羊等牲畜用“名”来形容，足以证明此处并非纯粹农耕文明。另外提到“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水土资源丰富，盛产水果，也并非游牧文明所具备，所以可以得出：索格底亚那（Sogdiana）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其游牧与农耕并重，成为农耕与游牧结合发展的国家，而非白鸟库吉所认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为纯粹的农耕国家。

二、粟特与康居

对于粟特与康居问题的探讨，目前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粟特与康居为同一民族，或者两者是先后的继承关系，两者无需区分，例如在冯承钧译著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6］中，将康居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进行对译，即认为康居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同义。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一文认为：“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胡主要是粟特人……康居（即粟特）……粟特人从事女奴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始于东汉时期。”［7］林梅村依据《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康居的史料进行粟特女奴贸易的研究，并将康居与粟特等同。第二种观点即认为康居与粟特是两个不同民族，两者之间存在征服、役属等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白鸟库吉的《康居粟特考》，著作原名为《A Study of Su-te or Sogdiana》，即《粟特之研究》，著述依据汉语、察合台语、突厥语、俄语等语言，与康居以及粟特语的读音、含义进行对比，得出“汉代历史咸以为康居人民在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上，即哈萨克吉利吉思人也……两者俱属突厥族也”［3］8。而“粟特确位于锡尔河之南，居民为伊兰族，非突厥人也”［3］8。从康居和粟特的语言、族源出发，区分两者为不同的两个民族。因其将两者进行区分，引起广泛关注，史学界开始对此问题的讨论。此书译者傅勤家将书名改为《康居粟特考》。而余太山在其著作《塞种史研究》中，赞同了白鸟库吉关于两者并非同一民族的看法，并多次引用，但余太山在对康居的族源问题上认为，“康居为突厥语族并无充分根据”［8］151。许序雅在白鸟库吉和余太山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粟特、康居、康国的区别，以及粟特人的构成，认为“今日学者所论魏晋至唐来华的‘粟特人’，实际上也主要是由中亚月氏人和粟特人两种人所构成”［9］。齐思和在其论文《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中讨论匈奴西迁的过程，其中将康居和粟特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文章简单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粟特离康居仅五百五十里，并不很远，因而后汉时，它属康居”。史学界对有关粟特名称的研究较少，目前产生两种对比鲜明的看法。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因为汉文史料中关于粟特的记载较少，二是汉文有关粟特名称的史料自身就出现了混淆或省略。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有对西域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的描绘。大宛位于中原王朝正西方，有万里之隔，可推测在今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康居在大宛西北方两千里处，大月氏位于康居之南，妫水以北。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大致推定《史记》记载的康居地理位置，即阿姆河以北，大月氏的北部，直至锡尔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因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即索格底亚那（Sogdiana），所以《史记》所记载的康居地区实际上是包含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如果将索格底亚那（Sogdiana）从康居中去除，那么康居的地理位置也就是“锡尔河以北的塔拉斯河及咸海一带”［10］。《汉书》记载：“郅支丹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11］3009文中提到“都赖水”即塔拉斯河，进一步证实了康居的地理位置。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所以张骞去往大月氏的路线，也值得讨论。《史记》中记载，张骞“居匈奴中……西走数十日至大宛……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骞从月氏至大夏”［5］3158。从匈奴向西至大宛，然后向西南方向到达康居，由康居人护送到达大月氏。从这条线路可以看出，张骞实际必须经过的国家是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而康居国却不一定要经过。但是《史记》又记载张骞到达了康居，也就代表着张骞已实际抵达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因为其中并没有提到索格底亚那（Sogdiana），又将此处划到康居国内，所以可以合理推测此时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应从属于康居。这也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两者是不同的民族，但是从《史记》开始，又将两者等同。

根据前文论述以及《后汉书》的记载，大致可以确定粟特应为半游牧半农耕文明，并且此处既盛产牛马羊等牲畜，又因水土肥美而生产各种水果以及葡萄酒，所以其商业发展较快。而根据《史记》记载康居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位于锡尔河北部。苏联《哈萨克历史》中说：“康居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农业和游牧”①，俄文材料似乎与汉文史料产生了矛盾之处，而这种矛盾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史记》中所记载的康居，并非纯粹的康居，还将索格底亚那（Sogdiana）算入其中，南起阿姆河，北至锡尔河广大地区均在康居的统治之下。《史记》中将居于统治地位的康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国家的整体性质是可以理解的。而《哈萨克历史》认为康居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和游牧并存，康居以游牧为主，在其统治南端出现了游牧与农耕并存的现象也不足为奇。《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11］3892这段史料记载了康居王族在冬夏两季迁移到不同牧场，而提到的“卑阗”二字，白鸟库吉认为应是察合台语的biCin，或奥斯曼语中的bi-Zan，意思是“城”；而岑仲勉则认为是突厥语batar的音译，是“沼泽之地”［12］。笔者认为，在没有确定康居的族源问题之前，利用对音法进行对比，这种做法并没有确切的依据。虽然对于冬夏牧地的具体位置暂时无法考证，但是两者距离之远，一可看出康居土地辽阔，二可看出康居必为游牧民族，如此，才有可能进行远距离迁徙，而东西迁徙的习俗，也是游牧民族所特有的。

关于康居和粟特的族源是目前存在争议最多的问题。其中白鸟库吉认为康居是哈萨克吉利吉思人，“二者俱属突厥族也”，康居语即突厥语，而粟特人为伊兰人。白鸟库吉利用对音法，将汉文史料中所记载词汇的古音与突厥语进行对音，从而予以解释，例如《晋书·西戎传》中提到：“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2］2544其中“那鼻”应为康居语，并将“那鼻”与乌孙语中“泥靡”相比较，认为“那鼻”古音读作nai-bi，而“靡”广东语中也读为bi。bi为突厥语中对领袖的称呼，所以认为“上述称呼之第二字，必为突厥之bi无疑”［3］15。采取此类对音法来进行语言和族源的论证，是值得怀疑的。并且此时的康居“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11］3892。可以看出，康居受匈奴影响最大，但目前对于匈奴族源尚未明确，跳过匈奴，直接将康居词汇与突厥语进行对音，是明显有失偏颇的。所得出的康居为突厥人的结论，无法确定其是否准确。齐思和也提出：“有些研究中西交通的学者们过分重视‘对音’，只求‘读音相近’，而对历史事实注意不够。”［13］133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7.

本刊已于2006年12月开通网上远程投审稿系统，欢迎大家登录www.mat-test.com进行网上投稿。

对于粟特和康居族源问题的研究，须以历史文献为主导因素，兼以采用语文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来讨论。对于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曾使用的语言，国内研究者较少，基本没有讨论，而国外学者有一系列的讨论。斯坦因1906年在敦煌发现阿拉美系文书，从1911年开始，法国伊朗学家哥提欧（R.Gauthiot）和考利（A.Cowley）在对其进行研究之后认为，这些文字为粟特文，是阿拉美③文字的变体字④。巴托尔德也认同这种说法，认为“（粟特）字母是经波斯传往中亚的东方闪米特语或‘阿拉米语’字母的变种”［15］。但也有学者提出，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并不局限于使用一种文字，不同的信仰会使用不同的文字，例如：“佛教徒使用一种源自阿拉姆文字母的民族文字……摩尼教徒有他们自己的字母，基督教徒则使用叙利亚字母。”［16］经过考古发现以及国外学者的讨论，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粟特语的语言是伊朗语系，而文字则是阿拉美文的变种，并且由于粟特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其文字后来也演变出了如回鹘文、突厥鲁尼文、蒙文等文字。而康居语言因为没有相关考古资料，所以暂不能断定。康居的地理位置大致位于锡尔河北部塔拉斯河流域，而在塔拉斯河流域曾出土过用突厥文刻写的《塔拉斯碑》，从而得出康居是突厥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塔拉斯碑》刻写于公元6世纪左右，而此时的塔拉斯地区已经归入西突厥统治范围。

而康居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之间的关系，《后汉书》中记载：“栗弋国属康居”［1］2922，张骞到达康居，应该也是到达了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粟弋国役属于康居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这种役属是类似于唐朝时期的羁縻政策，只是派遣将领，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粟特人对康居表示臣服，定时朝贡，还是说整个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都完全成为了康居的领土？相比之下，前者可能性更大。因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为中亚各国交界处，西为波斯，北为康居，东为大宛，南为大月氏、大夏、身毒等。并且此地区也是不断被征服、被役属。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属于波斯帝国，是其中一个省，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被纳入其版图，再后来成为大夏的一部份。在西汉时期役属于康居，其后相继受大月氏、贵霜王朝、萨珊波斯、突厥所支配。由此可见此地对于临近各国家、王朝来说，都是征服的一部分，但是不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完全使其成为一部分领土，只是以一种羁縻的形态存在。在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曾出土一些陶片，陶片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6年左右，陶片上的粟特铭文记载了泽拉夫善河沿岸、绿洲九国共抗“康居”游牧人的入侵［17］。而对抗康居的入侵失败后，粟特人对康居表示臣服，但是还保持着相对独立性。

但如果是上述情况的话，那么同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一些情况就又出现了矛盾之处。《史记》中记载：“康居……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5］3161而《通典》中记载：“粟弋……在葱岭西，大国。”粟特役属于康居，而康居被称为小国，粟特则被称作大国，两者似乎出现了矛盾之处，大国是怎么役属于小国的？同时，如果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役属于康居，那么康居所占据的面积，应该是阿姆河以北至锡尔河北部的广大地区，似乎不应该称为小国。对于《史记》中的“国小”一词，余太山认为，《史记》《汉书》《后汉书》对于西域国家的记载中，人口数、士兵数的记载比较详细，例如康居的士兵有八九万人，而对于诸国的领土面积、边境位置等记载却不够详细。所以“知两汉政权重视‘民数’甚于田土。因此，所谓国之大小，其实不以地域广狭而以人户多寡为标准”［8］153。《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5］3160就是说张骞亲自到了这些国家，而且还听说这些国家周边有大国，据推测，这些大国应为黎轩、身毒、安息、条支等等。例如，《史记》记载大月氏其“控弦者可一二十万”［5］3160，相比之下康居可以控弦者只有八九万人，似乎确实可以称为小国。但是余太山的这种看法，也有明显不合理之处。例如《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安息的记载：“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5］3160如果按余太山所说，两汉重视人口而非田土，但对于安息的描述中，只形容其地理面积，未提到人口数，就称其为大国，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此大国、小国的比较，不止看土地面积和人口数，还要看国力的强弱。为什么称呼康居为小国，是因为虽然康居役属粟特，并且具有比较广大的地理面积，但是此时的康居“控弦者八九万人……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5］3160，其国力、政治形势都处于劣势，同时“国小”一词没有直接写在“控弦者八九万人”之后，而是写在了“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之前，这也就说明虽然国土面积较大，但是国势衰微，所以形容其为小国。而《通典》中所记载的粟特为大国的说法，与康居的小国并不矛盾。因为《史记》成书于西汉，西汉时期确实是粟特役属于康居，康居为小国，粟特与其比则更小。但是《通典》成书于唐朝，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主体为粟特，粟特有如此大的影响，称呼其为大国并无不可。而且唐朝时的粟特也不是西汉时期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粟特人了，而是后来的昭武九姓。这个问题后面讨论。

三、奄蔡与粟特

白鸟库吉认为奄蔡并非粟特，他认为《魏书》中记载的奄蔡即粟特是谬误的。而余太山认为，奄蔡位于咸海以北，其“势力范围可能包括咸海、里海以北，王治也有可能在里海之北”［8］180，与咸海以南，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理位置有明显差别，粟特与奄蔡不同。齐思和认为奄蔡是粟特的古称，“奄蔡即是西方历史学家所说的西徐亚人……粟特是西徐亚人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部落”［13］133。

汉文史料中关于奄蔡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5］3161其中对于奄蔡的地理位置、生产方式、士兵人数等都进行了阐述。奄蔡在康居西北两千里处，是游牧民族，与康居习俗大致相同。前文已经提到，粟特在康居的西北部，二者相邻，而奄蔡在康居西北两千里，所以可以合理推测，粟特应是在奄蔡和康居之间的位置。而后面所载奄蔡“邻大泽，无崖”，而康居却是“居于大泽”［4］2270。由此可以大致推测出两种情况，第一，如余太山所说，“大泽”指的就是咸海，咸海以南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为粟特，而咸海以北则为奄蔡。这种说法可以解释奄蔡为游牧民族，而粟特为半游牧半农耕民族，但却解释不了为何咸海北岸称为“邻大泽”，而南岸则称为“居于大泽”。同时既然称呼咸海为“大泽”，那“北海”也无法解释。笔者大胆猜测：大泽是否有可能是指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粟特在泽拉夫尚河的中西游平原，而奄蔡则在咸海南部附近。而大泽的泽即是此处史学家对于泽拉夫尚河（Zeravsan）的音译以及简化称呼，而“北海”则指咸海？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金融领域呈现出各式各样的业务模式和运行机制。在“互联网+金融”的作用下，许多金融机构已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有融资需求的客户提供更快捷、更方便的金融服务，由此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也扩大了金融机构的业务量。但同时也存在着信用风险和用户欺诈等问题。在海量的个人信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构建“效率高、成本低、准确率高、适应性强”的信用评估模型对于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文史料中将粟特与奄蔡等同，是在《魏书》之后。《魏书》中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4］3161而后《北史》中也采取了这样的说法，认为奄蔡是粟特的古称。但《后汉书》记载：“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1］2923，据余太山考证，“阿兰聊国”应为阿兰、聊国，后者应为《魏略·西戎传》中出现的柳国，而阿兰应是《后汉书》所记载的奄蔡改后的名字。《魏略·西戎传》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18］858从《三国志》中收录的这段《魏略》记载，大致可以推测出奄蔡在西汉时期应羁属于康居，这与《史记》《汉书》记载相同，而在东汉时期，奄蔡改名为阿兰，而改名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被阿兰征服，同时因被其他国家征服，而不再羁属于康居。所以，既然奄蔡在东汉时已经改名为阿兰，那么如果奄蔡是粟特古称的话，为什么在《史记》《汉书》中没有这种说法，反倒在成书更晚的《北史》《魏书》中出现，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北史》《魏书》中出现，应该也是后人对于汉朝时期或汉朝以前的历史不够清楚，同时奄蔡与粟特地理位置过近，并且都曾役属于康居，因而造成混淆。

狠抓落实 以优异成绩向新时代献礼 ..................................................................................................................1-1

除了以上名称之外，还有一些在汉文史料中出现的词汇，也是对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音译，或者代表粟特。其中就包括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出现的“属繇”，《魏略·西戎传》载：“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18］858还有《大唐西域记》记载：“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窣利”为玄奘对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音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三有途经速利过睹货罗。”其中“速利”也是对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音译。除此之外还有义净在《梵语千字文》中称作孙邻，唐利言《梵语杂名》“胡条”中夹注作苏哩［20］。以上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对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音译，在正史中出现较少，故不多讨论。

四、康居和康国

康居与康国之间难以区分，两者更易混淆，这是因为《魏书》中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4］2284其中直接将康国定义为康居之后，但这段话是矛盾的。康居地理位置是在锡尔河下游的北岸地区，而这里说康国国王温氏旧居祁连山。康居明显是作为当地土著存在，而康国则是外来侵略者。同时又说温氏为月氏人，因匈奴西迁到此处，然后建立了康国。如以这样的情况来说康国是康居之后，未免太过牵强。而之后的史学家大都认同《魏书》，而继续这种看法，致使两者愈加难以区分。

我制作这幅地图所遇到的麻烦是空前的。起初， 我将大量的小防御工事分布在巴黎周围，可是我的工具却不时地打滑，将绵延数英里的炮组一扫而光，于是巴黎附近空空如也，好像普鲁士人光顾过。

据白鸟库吉考证，康居一词应为kangar（康加尔人）［3］9的音译，而在君士坦丁的书中Kangar一词为勇猛、尊贵的意思。马迦特最早对比了在鄂尔浑碑铭中出现的两个民族名称，其一为кенгерес，另一个为 кангар；并提出了 кенгерес为康居人，кангар为康加尔人，猜想二者为同一。巴托尔德“也同意他（马迦特）所提出的康加尔人和康居人同一说”［19］，康国则为撒马尔罕（Samarkand）后半部分（kand）的音译。余太山认为，之所以选用“康”这个字音译kand，是因为隋朝时期的人知道康国为康居所占据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所以使用康居的“康”字，来音译kind，以给康国命名，所以两者被混淆也就没有什么意外了。

平台在社交媒体上公众号的运营缺乏良性的宣传力和吸引力。平台微信公众号的内容不重实质、缺乏创新，也缺少对于普通捐款者的良性反馈。微博平台关注度较低，运营情况虽稍优于微信平台，但微博中宣传的“零手续费”让许多人对轻松筹的盈利方式存疑。[2]

结合以上讨论，笔者认为，虽然康国占据了索格底亚那（Sogdiana）最繁荣的撒马尔罕并建立了国家，但是与康居并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

五、其他相关名称

从生活地区来说，两者并不相同；从生产方式来说，一为游牧，一为半游牧半农耕；从两者关系来说，并非继承性的前后关系，而是两者距离较近，往来以及互相影响较多。

第二，教师工作量的增加。职业技术学校建设人体解剖生命科学馆为了更好的满足教学、科研、学术交流、科普等需求，在节假日、晚自习同样开放，无疑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有鉴于此，可以对学生志愿者进行培训，将其补充到生命科学馆的值班队伍中。

①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艾吾佐夫等编《哈萨克历史》，阿拉木图国家出版社，1957年，第49页，转引自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86页。

注释：

粟特与粟弋等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音译，而康居与粟特并不相同，两者为役属关系，自公元前146年开始粟特役属于康居。而奄蔡也不是粟特的古称，而是与粟特地区相近，彼此互相影响，同时都曾臣属于康居。粟特、康居、奄蔡等民族都在某一阶段被认为是粟特，但研究发现，他们其实互相影响，有相同点，所以才会被混淆。

②西徐亚人：又译作斯基泰人，是具有伊朗血统的一支游牧民族，西元前8～前7世纪从中亚迁徙至俄罗斯南部，以现今克里米亚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帝国。

采集典型患病羊排出的新鲜粪便10 g，加入10倍饱和食盐水，充分混合均匀后过滤，将滤液放置在离心管中，离心处理15 min，用玻璃棒蘸取上层漂浮物，制作成涂片，放置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可以发现有大量虫卵存在，虫卵外观呈现椭圆形，外观白色或无色，虫卵壳较薄，直径60～80 μm。成虫虫体外观呈现淡红色，圆形，长度在1.5～3 cm。

③阿拉美文：古伊朗语文献的文字系统分为三个支系，分别为：阿拉美文、印度婆罗米文、希腊文，其中阿拉美文文献占绝大多数。阿拉美语及其文字广泛适用于阿黑门尼德王朝（公元前6—4世纪）的公文。④R.Gauthiot.Note svr a langue et lécriture inconnues des documents Stein_Cowley.JRAS.1911：497—507，转引自阿力肯·阿吾哈里《古代突厥如尼文源自旧粟特文说质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40页。

《魏书》中记载康国国王本姓温，为大月氏人。因为匈奴的强盛，大月氏人被迫西迁。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大月氏迁徙到了阿姆河北岸，而温氏应该是作为其中一部分，在撒马尔罕征服了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粟特人，建立了大月氏人统治粟特人的康国。

参考文献：

导生来自学生，这有利于同学间相互交流。导生本身也在指导过程中获得锻炼，这对他们的能力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导生制”实际上也是一种小组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协作学习能力、对话能力、竞争意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有助于在班级内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是遵照一定的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关于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粟特人的族源问题，还有一些说法。例如清末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提出粟特人是西徐亚族②。但是现在看来粟特人是西徐亚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德人夏德著《伏尔加河流域之匈人与匈奴》一书，谓粟特在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国王忽倪已，即侵入欧洲的北匈奴国王阿提拉的儿子爱拉克……粟特国即是匈奴人五世纪中叶在东欧所建立的国家。”［13］132这种说法是更不能令人接受的，从公元前十世纪就已经有粟特人活动，单从时间上看，这种说法就不能成立。又如，芮传明《“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一文采用了白鸟库吉认为粟特人为伊兰（朗）族这种说法：“粟特地区的古代原住民属于伊朗族的东支，所以形貌特征也是高鼻、深目、白肤、卷发等。”［14］在撒马尔罕附近发现的古壁画中刻画的粟特人的样貌形态倒确如芮传明形容的一样。

［3］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M］.傅勤家，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生产中利用机械能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机械自动化水平取得了飞跃式发展，自动化程度有了更大的提升。现阶段的机械设备自动化技术是在计算机控制下完成生产过程中对机械设备的自动校正。自动化技术能通过计算机完成多种预设的加工制造，实现多种工序之间的相互转换。

［6］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79.

［7］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J］.文物，1992（9）：50.

［8］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许序雅.粟特、粟特人与九姓胡考辩［J］.西域研究，2007（2）：15.

［10］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285.

［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2］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237-265.

［13］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J］.历史研究，1977（3）.

郭晓炜告诉我说，他整理的这个版本是“唱本”。这个说法比较准确，拿着新版《梅葛》，只要会当地彝语，并懂得梅葛演唱的调子（演唱用的五线谱和简谱，也附在每一节的开篇部分）就可以入门。新版《梅葛》基本保留了梅葛在演唱中的情景。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来看，除了没有国际音标外，这个版本的确是一个很实用的“唱本”。

［14］芮传明.“胡人”与文明交流纵横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13.

快递业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寄件人和收件人之间运送急件的行业，是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行业。从服务的标准看，快递一般是指在48小时之内完成的快件送运服务。

［15］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 第1册［M］.兰州：兰州大学学出版社，2013：496.

［16］B.A.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3：254.

［17］马尔夏克.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 ［M］.毛铭，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8.

［18］陈寿.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C·T·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西亚史原始文献［M］.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183.

［20］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