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瓷器烧造史上的又一黄金时期，也是仿古瓷发展的成熟时期。仿古瓷，是陶瓷中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即仿照古代或后朝仿前朝青铜器、陶器、瓷器等烧制的瓷器［1］。本文讨论的仿古瓷指明代仿青铜器造型烧造的瓷器，试图了解其盛行的原因，以窥明代的礼制与复古艺术思想。

一、明代仿古瓷的特点

瓷器在明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日常所用器皿均以瓷器为主，且种类繁多。明代瓷器造型样式也被开发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其中仿商周青铜鼎、簋、爵、尊、觚等烧造的仿古瓷器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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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仿古瓷的原型来源于上古现实生活中的食器、酒器；而在瓷器外部的纹饰和色彩上，又高于生活，具有独特性和生动性，比青铜器更加富于变化。整体器型是意向模仿的复古，在仿照青铜器整体器型的同时，多少有些改变，而装饰则是紧随时代的复古。明仿古瓷的造型与商周青铜器的同类器物相似，基本可以找到对应的样式。装饰纹样除有少数保留青铜器上饕餮、蕉叶等经典纹饰外，多采用缠枝莲、缠枝牡丹、云龙、海水等明代瓷器常见纹饰，原器物上凸起的扉棱则以出戟的形式突出新意，有些还加入少许鼓腹等复合元素；色彩上，通常采用白釉、青花、黄釉、五彩等。

明仿古瓷所仿照的铜器样式以鼎、爵、尊、豆、觚等食器、酒器为主，后来以鼎、爵为代表的器物则发展为祭祀礼器。随着瓷器在明代社会生活中使用范围的扩大，这些仿古瓷器的用途也呈现多样化，主要有祭祀礼器、日常生活用器和赏玩、陈设器具三大类。

（一）祭祀礼器

洪武二年规定瓷器为郊外祭祀法定用器，《明史》记载：“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2］1237洪武四年，祭祀孔庙时“礼部奏定仪物。改初制笾豆之八为十，笾用竹。其簠簋登铏及豆初用木者，悉易以瓷”［2］1296。自此，豆、簠、簋、登、铏类礼祭器全部改用瓷器。考古发现中明早期的仿古瓷器尚比较少，1982年明代官窑景德镇出土明永乐年间的白釉爵、青花爵等一批祭祀用器，龙泉枫洞岩窑址出土永乐时期青瓷爵杯和少数传世品［3］。永乐以后明代祭祀礼器的造型开始向追慕商周青铜器的趋势发展，嘉靖之后则大规模烧造仿古瓷器。洪熙元年九月，为造奉先殿几案，“命行在工部于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4］“月坛白色……长陵等白瓷盘、爵共一千五百一十件……幸学释奠题准：白瓷尊、爵、盘、碗，内承运库取用”［5］2716。嘉靖九年，对瓷质礼器的器型又有了新规定：“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着尊一，牺尊一，山罍一，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5］1014其中“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说明簠、簋、笾、豆之类器物用瓷盘来代替，真正实用的仿古祭祀瓷器则是爵和尊。仿古瓷爵在祭祀中的使用，《明史》也有详细记载，洪武元年皇帝祭祀社稷坛和太庙时，“皇帝诣盥洗位，搢圭，涤爵，拭爵，以爵授执爵事者，出圭。诣酒尊所，搢圭，执爵，受泛斋，以爵授执事者，出圭”［2］1253。“奉爵官酌福酒跪进，太常卿赞曰：惟此酒殽，神之所与，赐以福庆，亿兆同沾。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2］1253在祭祀的过程中，皇帝用爵饮“福酒”以接天意。

（二）日用器具

仿古瓷器作为日用器具的比较少，一般仍保留青铜器最初作为酒器的功能来使用。明初的民间酒器有“尊、榼、欙、罍子、果合、泛供、劝杯、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急须、觥、觞”［6］等二十余种，其中尊、觥、觞，为仿商周青铜器的酒器。以青铜鼎、鬲等造型改造的明代瓷香炉，一改在商周时作为食器、礼器的功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焚香用具，在宫室、厅堂或斋室均可使用。

（三）赏玩、陈设器具

青铜礼器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代表，从夏人铸九鼎开始，青铜礼器即被赋予“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功用，维护着社会的协调，并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最主要的特征。

［9］高濂.遵生八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二、明代仿古瓷盛行的原因

明代仿古瓷器的兴盛在明初礼教复兴，帝王对祭祀活动的高度重视，景德镇的窑场制瓷技术发达、明后期崇古之风等因素的推动下形成。而这种仿古形制的复古也有着其特殊性。爵与觚本是一组最基本的青铜器，《仪礼》中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斝）搭配使用［14］，然而在明初的复古礼制中，并没有保持其原来的功用，仅以爵做为祭祀礼器的主角之一。曾与其配套使用的觚，则变为插花陈设器具，并在造型上也增加了出戟的变化。青铜尊本是用作祭祀礼器的酒器，而在明代的仿古瓷中，突出的扉棱称作出戟，尊也转而成为宫廷、室内陈设器具。瓷质鼎（香炉）其实是基于商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鼎、簋、汉代尊这三类食、酒器制成的，但其功能除不再作酒、食器之外，也不再以列鼎列簋制度来明尊卑，而是作为敬奉神明或净化空气的焚香器具。因此，可以说复古常常是一种意向上的复古，或许可以模仿再造古代器物的型制和装饰，但要把它们的功能和属性也完全寻回来是困难的。当器物本身被复制和采用时，人与器物之间曾经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很难同时再生。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也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15］。

（一）礼制复兴

明代宫廷陈设用器多以花盆、带座瓶、香炉、出戟尊、壶瓶等为主。《陶说》中即收录明代陈设器的敞口花尊，“尊与瓶异。瓶，口小于腹；尊，腹小于口。仿古尊也”［7］。而体型较小的仿古瓷方鼎，也成为文人赏玩或书房陈设的器具之一。除此之外，在明代使用最多的仿古陈设瓷器，就是出戟尊和插花用的觚。1956年明定陵出土两件黄地青花人物纹花觚，出土时内有细铁绳痕迹，这两件瓷觚可能为生前使用的插花陈设器［1］273。明代人的著作中也留下不少对于瓷觚用作插花的记载。袁宏道《瓶史》提到：“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8］。善以养生的高濂，从赏玩的角度对插花瓶的使用做出评论：“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近有饶窑白瓷花尊，高三二尺者，有细花大瓶，俱可供堂上插花之具，制亦不恶。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颈瓶、花觚……各窑壁瓶。次则古铜花觚、铜觯……，俱可插花。又如饶窑宣德年烧制花觚、花尊……，亦可文房充玩”［9］510。以官哥窑觚形瓷器最优，对插花觚进行了优劣排序。觚，本是商周酒礼器的核心，明仿古瓷觚作为插花陈设器，已不在礼器之列，并逐渐打破了宋代的限制，不再只用于宫室、贵族书房等高等场所，而开始较多地用于日常生活场景中。

其中，H′是群落多样性指数，Ni是第i种真菌的数量，N是所有真菌的数量，Pi是第i种真菌的数量占所有真菌数量的比例，S为所有真菌的种数。

仿三代青铜造型的礼器自北宋出现。五代的战乱使得宋代的皇帝迫切希望能够建立像商周时期一样严密的统治秩序，宋初朝廷力求恢复“三代之典”，宋徽宗希望以三代礼制治国，认为礼能够定尊卑，使下不犯上，天下如一家。政和年间，宋徽宗征天下古器并大规模重新制作礼器祭器，礼制器皿的造型样式被专设机构推行。这种大规模的礼制复兴，对后代的明清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朝自身在礼制方面并无多少建设。明建国时，承元旧制，宗庙所用礼器多为草率仿制。礼乐制度能否完善和恢复，影响着明王朝的稳固与否，因此，明太祖非常重视礼制建设。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明太祖在立国之初，开局制礼，广征诸儒之意，勘酌先王之典，望能复中国之旧。明建国三十余年间先后修成《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皇朝礼制》《大明集礼》等多部礼制典籍，明后期到嘉靖朝又有《明伦大典》《祀仪成典》及《郊礼考议》等，礼制已非常完备。明代的礼制活动也名目繁多，就宫廷祭礼而言，按规格分大祀、中祀、群祀三等。大祀包括祭祀天地、上帝、太庙、社稷等典礼。中祀包括祭祀日、月、先农、先蚕、前代帝王、太岁等典礼。群祀则包括祭祀群庙、群祠等典礼［11］。祭祀形式也大多参照三代之制，如关于郊祀之制，洪武元年，李善长等上疏言：“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2］1245建议遵循三代的祭祀天地之礼，“太祖如其议行之”［2］1246，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明代皇家以祖先牌位配享天帝，皇帝在祭祀仪式中担任着天、人沟通的角色，显示皇权得自天授，通过祭拜与天相感应，得到佑护。因此在祭祀活动中，礼器作为重要的载体，形制自十分讲究。在商人的礼器用制中爵、觚等酒器是标志性礼器。［12］62明初制定礼制参考先王之典，三代礼制成为重要参考对象，三代礼器也成为明代祭祀礼器的参照标准，尊、爵之属遂成为明代仿古礼器之大宗。祭祀南郊、太庙、太社稷、先农、神祗、历代帝王的祭器均以爵在正位，配以太尊、著尊、牺牲尊等于周围［2］1232-1235。

（二）以古为雅

［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以陈设赏玩为大宗的仿古瓷器自宋代就开始流行。宋代金石学大为发展，宋徽宗时又以青铜器为轴心，大兴复古仿制之风。蔓延至五大官窑之中，在此复古的遐思下又烧造出大量仿鬲、鼎、尊、壶、觚等商周青铜器的陈设瓷器。明人高濂曾大赞哥窑仿古瓷器“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环壶、父己尊、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若上五制，与敆姬壶样，深得古人铜铸体式，当为官窑第一妙品”［9］443。

明后期的文人士大夫对居室的环境、布工陈设、家用器具等一系列都非常考究，这些象征着品味、气质与身份。因此，为了表现其“雅”与“志”，又处处与“古”相联系。出于对艺术的欣赏爱好和一种气质与身份的追求，明代士大夫继承北宋品古之风，至明后期则更甚。晚明时期的皇室好物成性，士人阶层也是上行下效，纵欲成风。明代万历以后，官窑生产衰落及“官搭民烧”的政策下，民窑的生产取得长足进展，烧造器物也不断丰富。文人的文房用器在瓷质化的同时，也效仿宫廷仿古制瓷器，以出戟尊、觚等为插花器，以鼎为香炉或陈设器。明人赏玩本朝所制仿古瓷器的同时，对宋代的仿古瓷也十分青睐，也推动了明代民窑仿古瓷的烧造。如高濂评价万历年间周窑烧制的仿古瓷“近如新烧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彝炉，不减定人制法，可用乱真。若周丹泉，初烧为佳，亦须磨去满面火色，可玩”［9］445。隆、万时期的“周窑”，为制瓷名匠周丹泉所有，周特别精于高仿古器，往往“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13］，周还喜欢把自己仿制的古瓷器带到苏、杭等经济发达地区，向博古家出售。

明后期在民窑瓷器的高端市场，精细的高仿瓷器盛行，到晚明时期出现专业化街市和专门化集市贸易，仿古瓷之于社会现实生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股风气也影响到商人的参与，连锁反映，更加促进了民窑对于仿古瓷器的烧造。

三、结语

明代的仿古瓷以祭祀礼器为大宗，如此大规模地烧造仿古瓷质礼器，与明代重视礼教，渴望恢复三代礼乐制度有密切的关系。而晚明的社会风尚及文人好古之风，也一定程度上推动着陈设赏玩类仿古瓷器的发展。

［3］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76.

参考文献：

［1］余继明，杨寅宗.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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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为雅，以今为俗，是明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标准之一，这种喜好，也是推动明陈设赏玩类仿古瓷发展的因素之一。“尚古”的审美标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今”总是离不开大量复制，复制的别称即“俗”；而“古”总是由历史千挑万选所留下的东西，常被人珍惜。

尽管如此，由于三代旧制，从周礼上溯商礼、夏礼，无不是通过青铜及其他质地的礼器来体现礼法制度的。明仿三代青铜礼器而制作的仿古瓷器，表面上是单纯地模仿、再造一批合于三代典章的器物，实际上则含有对礼乐制度的追求与重建之意。

［4］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231.

［5］大明会典［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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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佚名.明本大字应用碎金［M］／／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估计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417.

［7］朱琰.陶说［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193.

［8］袁宏道.陈眉公重订瓶史［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26.

以上三类仿古瓷器，以祭祀礼器的烧造使用量最大，其次是陈设赏玩器具。明代祭祀用仿古瓷器自洪武时期形成定制之后，到明后期嘉靖、万历年间烧造更为兴盛，种类繁多。嘉靖二十二年（1543）烧制祭瓷391件，有“毛血盘一十，碟一百四十，大羹碗四，酒钟一百，和羹碗十，爵二十三，笾豆盘八十，大尊六，牺尊六，著尊二，山垒四，又五尊二”［10］43-45。嘉靖三十六年（1557）烧制“各样祭器笾、豆、罍、爵、尊、扁壶、大羹碗六千三百六十，拜砖六副”［10］43-45。著尊为着地无足的尊形礼器，牺尊塑绘牛形双耳及纹饰，太尊是太古之陶尊，山罍是刻绘山纹和云雷纹的尊。而明后期，景德镇为宫廷烧造的陈设供器中尊、觚等仿古瓷器也不在少数。万历二十五年（1597）御供器物有“青花白地，贯套如意灵芝、香草、海水龙穿四季花、五彩贯套如意山水、灵芝花尊，一千二十”［10］72。从出土器物来看，周窑饕餮纹鼎、宣德红彩缠枝莲托八宝三足炉、嘉靖釉里红蟠螭蒜头瓶、万历款五彩龙纹花觚、万历青花龙凤纹出戟尊等造型的陈设器在明后期数量最多，同时这些仿古瓷器不再是仅陈设于宫廷，一些民窑烧造精致的仿古瓷鼎、觚、尊等赏玩器也进入商贾富室、文人书斋。

单胺类氧化酶可催化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氧化，从而使它们失活，以及最后被降解。因此单胺类氧化酶抑制剂可以提高大脑中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水平，该生理效果被认为是该类药物抗抑郁效果的疗效基础，三环类药物的神经系统活性较为广泛，包括但不限于提高突触间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水平。结合后续的一些神经科学研究，科学家们提出了单胺类假说：神经突触间单胺类神经递质—5-羟色胺或去甲肾上腺素的缺乏降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

2)本文将AHP法、信息熵法、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与综合评价法有机结合来定量化估算永川区农村居民点复垦潜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区域农村居民点复垦潜力估算研究中无法科学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问题，既可以充分挖掘评价指标权重结构中的专家主观经验信息也可以充分参考各区域评价指标样本值的客观差异信息。

［10］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11］张德信.明朝典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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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蓝浦.景德镇陶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67.

高效解法：∵∠CMP=∠OHP=90°, ∴∠CPM=90°-∠CPO=∠POH，又CP=OP，∴△PCM ≌△OPH， OH=2PH=（2√ 5/5）PO，S△ OPM =OH²/2=4/5 。

［14］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57.

PRRT2基因相关发作性疾病的临床特点与预后（附1例报告） … …………………… 梁超，王丹，郭虎 469

在利用适应度函数计算各染色体的适应度后，针对已有选择机制的优缺点改进欧氏距离，提出综合匹配度的个体选择算子。设Xi={xi1,xi2,,xin}，Xj={xj1,xj2,,xjn}为种群中的任意两个染色体，适应度分别为F(Xi)和F(Xj)，基因匹配度Mg、适应度匹配度Mf定义为：

［15］罗森.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M］.孙心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