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理念以来，普惠金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普惠金融强调以可负担的成本，有效地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其服务的对象和地区为中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农村及欠发达地区，旨在通过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降低金融排斥的程度。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工作起步较早，普惠金融理念在我国的提出并且付诸实践主要是为了解决金融排斥所导致的经济稳定发展受阻问题[1]。近年来，为改变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低收入人群获取金融产品与服务条件苛刻、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风险较高和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2]的现状，我国正在通过对金融机构调整和改革,丰富金融市场的层次和金融产品,开拓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等举措，积极的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保障公民的经济权利[3]，还可以通过提升金融服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金融产品、服务的需求，从而减少金融排斥，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

浙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实践也起步较早。近年来，浙江省大力创新区域金融，先后开展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建设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并且前后两次推动农信普惠金融提升工程行动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省部分区域普惠金融的发展。除此之外，浙江拥有的众多国内领先的互联网企业正在探索“互联网+金融”的模式、产品和服务，以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普惠成效。

2016年，浙江省金融机构全年新增存款9 228.7亿元，全年新增贷款5 338.2亿元。2016年末，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0 362.9亿元，占据所有企业贷款余额的42.1%；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目已达到12 840个，从业人员数目高达244 580人。虽然浙江省的普惠金融发展已取得了显著地效果，但是由于目前一些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仍未将农民及城镇低收入人群视为重点服务的对象，一些地区金融机构网点提供的服务过于单一等原因，浙江的普惠金融依旧存在着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以及地区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问题;因此,研究浙江不同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分析区域间的差异，剖析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有助于浙江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的明晰。

1 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1.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1.1.1 指标选取

普惠金融的发展体现在金融领域的多个方面;因此,用来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普惠金融指数(inclusive finance index，IFI)应该包含多个维度。总体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受到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一方面，金融供给跟不上金融需求不仅会导致大量金融需求者被排除在金融服务范围之外，从长期来看，金融需求者的需求也会逐渐下降，从而抑制普惠金融的长久发展；另一方面，金融需求低于金融供给也会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产品和服务过剩，导致金融机构进行业务调整，削减过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减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的数量，金融服务供给的减少不利于普惠金融在地理纬度上的渗透;因此，本文借鉴张国俊等[4]、陈银娥等[5]和王婧等[6]的研究方法，从决定普惠金融发展的两大基本因素即需求和供给状况出发，从金融服务的使用和金融服务的范围这两个维度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金融服务的需求体现在对金融服务的使用程度上，而供给则相应的体现在金融服务的范围这一维度上。考虑到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4个指标来代表两个维度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金融服务的范围方面，选取了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和每百平方公里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2项指标为代表；在金融服务的使用层面，本文主要考虑金融需求者对存款和贷款的需求状况，因此，选取了人均各项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以及人均各项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两项指标。

表3结果表明：政府管制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Prob.=0.026<0.050),即政府高效的干预和监管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Prob.=0.00<0.05)，这说明居住在城镇地区的群体有更高的可能性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加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有效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此外，信息化水平也显示出显著的正效应(Prob.=0.001 2<0.050 0)，这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沟通的流畅性和便利性。实证结果还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但是数据未通过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与浙江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鉴于Sarma[7]提出的普惠金融指数方法的科学合理性,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适合于评价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模型。选用2个维度的4个指标的体系来测度浙江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首先需确定第i个地级市(i=1，2，…，11)的第k项指标(k=1，2，3，4)的实际值Xik。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不同指标计量单位不同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对每一指标的实际测量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Sik，表达式为

本文选取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相关指标数据作为研究的对象，样本考察期为2010—2016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发布的《2016年浙江省金融运行报告》，五大商业银行、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机构三者的网点总数占据了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76.90%，2015年该比例也高达80.65%，结合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选取五大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网点总数作为各地级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目的代表数据。所涉及的各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历年的浙江省各地级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省金融运行报告》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1.2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方法

1.1.2 数据来源

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如果工程现场缺乏专业技术督导人员进行现场监督、指导、管理，就容易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进入施工现场、施工单元质量不符合要求；施工过程中出现设计图纸与施工特性不匹配，施工人员擅自修改设计方案施工，造成后期设计图纸与前期完工工程严重不匹配等。

 

处理后的Sik满足Sik∈[0，1]，Sik数值越大表明该地级市在第k个指标上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而言越好。由于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金融服务的使用这2个维度都分别含有2个测度指标，因此需要将其包含的2个测度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值Sik取算数平均值作为各地级市的两维度的实际值Ai1和Ai2，即Ai1=(Si1+Si2)/2，Ai2=(Si3+Si4)/2。

上述研究发现，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区域间的差异。为了更深入的研究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参考董晓林等[8]、翟帅[9]和许圣道等[10]的研究，结合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的特点和差异以及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5个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相关指标数据均来自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2010—2016年期间，每一指标每年11个样本，7年总计77个样本，故无缺失的数据。由表1可知：浙江省不同地级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分布不均匀。从每百km2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来看，最小值为2.443，最大值为20.026，极差为17.583，平均值为9.730，标准差为5.184；从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来看，最小值为0.914，最大值为2.867,极差为1.953，平均值为1.808，标准差为0.494。据此可以初步判断，浙江省不同地级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布不均匀。浙江省不同地级市，人均各项存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从人均各项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来看，最小值为1.258,最大值为2.886，极差为1.628，均值为1.771，标准差为0.371；从人均各项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来看，最小值为1.016，最大值为2.535，极差为1.519，均值为1.506，标准差为0.340。据此可以初步判断，不同地级市之间存贷款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示。

 

表1 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指标的描述性统计(2010—2016年)

  

变量N极小值极大值均值标准差每百km2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772．44320．0269．7305．184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数770．9142．8671．8080．494人均各项存款占人均GDP的比重771．2582．8861．7710．371人均各项贷款占人均GDP的比重771．0162．5351．5060．340

2 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

由表2可知，杭州市的IFI指数在不同截面上均排名第一，且除2010年以外，均高于0.6;因此,杭州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最高，这与杭州作为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和金融的中心这一地位密不可分，且近年来互联网企业和电子商务在杭州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杭州普惠金融的良性发展。宁波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位居浙江第二，但整体起伏较大;其中，2015年IFI指数实现了较大的增长，这可能与人民银行在2015年批准宁波探索和建设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有一定的联系。舟山、金华、嘉兴、温州和绍兴的普惠金融发展处于浙江中等水平，近年来，嘉兴科技金融、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等措施的开展促进了这些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台州、丽水、湖州和衢州四地的IFI指数较低，虽然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湖州和衢州的绿色金融等区域金融改革项目都已获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指标数据的结果来看，这些地区可能依旧存在金融服务覆盖范围较小、地区金融需求较低等问题，从而抑制或者延缓了这些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

 

表2 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普惠金融指数IFI(2010—2016年)

  

地级市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均值杭州市(1)0．5760．6310．6390．6370．6380．6570．6560．633宁波市(2)0．5570．5280．5670．5520．5540．6080．5850．564舟山市(3)0．4430．4360．4860．4500．4490．4290．3760．438金华市(4)0．3460．3750．4070．4460．4560．4550．4570．420嘉兴市(5)0．3530．3700．4030．4010．4300．4390．4550．407温州市(6)0．4030．4160．4190．3840．3570．3710．3650．388绍兴市(7)0．2590．2870．3320．3260．3140．3070．3130．306台州市(8)0．1190．1320．2050．2320．2490．2750．2720．212丽水市(9)0．2030．1980．2030．2090．2200．2250．2140．210湖州市(10)0．0870．1080．1490．1760．1740．1850．2360．159衢州市(11)0．0570．0580．0920．1170．1500．1710．1630．115

2.1 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整体评价

从整体来看，浙江省的IFI指数在2010—2016年间呈上升趋势，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在考察期内，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演变基本呈现“波动增长型”的格局，即期间存在较小的起伏但总体上升。此外，浙江省不同区域、不同地级市之间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也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最直接的从IFI指数可知：杭州、宁波等地区IFI指数均值在0.5以上，而湖州、衢州等地的IFI指数均值低于0.2，且在2010—2016年IFI指数的极差分别为0.519、0.573、0.547、0.520、0.488、0.486、0.493，这可能与浙江省不同地级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布不均匀，不同地级市存贷款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有关。

2.2 浙西南和浙东北两区域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

其中：X1至X5是自变量，分别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管制程度、城镇化率、信息化水平和教育水平；β1-β5为各自变量的系数；ε为误差项。

近几年来，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在现代学徒制的特性分析基础上，积极探索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之间的最佳衔接方法，并依托现代学徒制项目运行的改革路子，以行业需求的品质为落脚点，以校企合作为平台，不断提升教育方法和手段。积极与各企业单位联合办学，共同探索职业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开创“店中校”，通过“1+2”的教学模式、“师带徒”的方法为无锡乃至长三角地区旅游业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2.3 不同地级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

根据具体统计指标及IFI指数计算式，本文测度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IFI指数值，并进行了排序，如表2所示。

3 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3.1 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确定

此外，本文认为2个维度的重要性相等，并假设每个维度的权重都为1，基于以上处理，可以得到IFI的公式为

3.坚持立规明矩。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立规明矩就是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要求系统化和具体化，做到有规可依、有章可循，界定正确与错误，从而使党内政治生活得以制度化、程序化、严肃化。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立规明矩，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2]

由于广西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酒店员工工资水平跟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导致许多酒店员工和广西本地酒店管理专业的毕业生流向广东等发达地区，广西酒店留不住人才，招工难的情况普遍存在，十分不利于广西酒店业的长远发展。

5个指标包括:①经济发展水平(economy)，取人均GDP的对数来衡量。本文假设人均GDP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服务也更倾向于向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聚集；②政府管制程度(regulation)，以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本文认为，政府的干预和监管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健康和有序发展；③城镇化率(urbanization)，以各地级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农村人口呈现向城市逐步转移的趋势，更多的人可以因此有机会享受到普惠金融；④信息化水平(informatization)，以地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用户总数占地区总户数的比重为代表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沟通便利，而普惠金融的发展则离不开信息交流所带来的便利；⑤教育水平(education)，该指标通过选取各地级市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各地级市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为防止该指标过小，再将其扩大10倍。接受过高等学校教育的人普遍拥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去享受普惠金融的产品和服务，并且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普惠金融理念的传播。在上述5个指标的基础上，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IFI=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ε。

按照浙江省统计局的划分标准，浙江省可划分为浙东北和浙西南两区域。浙东北包括了杭州市、宁波市、湖州市、舟山市、绍兴市、嘉兴市；浙西南包括了台州市、金华市、丽水市、温州市、衢州市。浙东北地区的IFI指数均值为0.418，而浙西南地区的IFI指数均值为0.269,如表2所示。位于浙东北地区的杭州市、宁波市和舟山市的IFI指数排名前三，而指数排名处于最后4位的台州市、丽水市和衢州市均位于浙西南地区。分析可知，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区域间差异，且区域间差异明显，浙东北的IFI指数均值显著高于浙西南地区，浙东北不同地级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遍高于浙西南。

3.2 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对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C-0．7280570．078017-9．3320820．000000ECONOMY0．0187490．0311510．6018710．549200REGULATION0．4602770．2024452．2735880．026000URBANIZATION1．2335900．1758287．0158920．000000INFORMATIZATION0．0407430．0120733．3746440．001200EDUCATION0．0294820．0518440．5686750．571400

2.2 血清HE4、CA125水平及ROMA指数诊断卵巢癌的效能评价 在卵巢癌诊断方面，CA125的灵敏度(82.1%)高于HE4的灵敏度(62.7%)，但CA125的特异度(74.6%)明显低于HE4(94.9%)。ROMA指数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均优于单一检测HE4或CA125。见表2。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运用普惠金融指数(IFI)模型评价2010—2016年间浙江省11个地级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了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波动增长型趋势，不同区域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②浙东北不同地级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遍高于浙西南；杭州和宁波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较高阶段，舟山、金华、嘉兴、温州和绍兴的普惠金融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台州、丽水、湖州和衢州四地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③基于上文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明政府管制程度、城镇化率、信息化水平都会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

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关于浙江省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建议：

未名湖上，黄龙旗航模舰队和太阳旗航模舰队又战成了一团，不过这次战斗的操作方，分别是清华附小和北大附小的同学们……

1.1.2 操作原因：组织培养是个复杂而又系统的技术手段，环环相扣。某一环节的操作不当都会对整个实验造成很大的影响。实验操作不当最常见的后果就是细菌性污染，也有可能引起实验材料内生菌的爆发，导致培养失败，增加科研成本，即浪费了前期的工作，也中断了后期继代培养等工作。

1)推进区域化发展，实现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鉴于不同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状况的不同，应该采用具有差异化的发展政策。首先,采取合理的措施提升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和信息化水平；其次，通过财政补助、税收减免等方式给予低发展水平地区一定的政策扶持，促进这些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后，继续开展针对不同地区有特色的区域金融改革项目，如农村金融改革、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和绿色金融改革等，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以促进普惠金融协调和健康的发展。

2)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金融市场的运行模式不断创新[11]。蚂蚁微贷等结合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因其较低的金融服务门槛和便捷的融资渠道被越来越多的金融需求者所青睐。随着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和产品来推广普惠金融，需要通过政策法规大力扶持和规范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良性发展，通过多元和灵活的交易方式、便利的信息交流渠道让更多的群体体会到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

3)加强政府管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当前浙江省的金融机构类型多样，推出的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有着不同的业务风格和不同层次的风险等级。为了营造良好的普惠金融发展大环境，有效促进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金融机构的运行和完善信用体系，从而降低普惠金融存在的高风险，让更多的金融需求者有途径和有意愿通过普惠金融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监管要把握好尺度，不能为了达到监管的目的而扼杀了金融创新。政府应该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有潜力、有特定需求的客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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