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监督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关党内监督的制度规范、心理、观念与思想体系等方面的总和①，主要由制度性的党内监督文化和精神性的党内监督文化构成。制度性的党内监督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在党内监督活动中所形成的基本制度、良好惯例、优良传统等。其中，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是指为了确保党内监督工作顺利开展而制定的制度体系，党内监督的良好惯例是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工作而虽未明文规定却沿用的通常方法、习惯做法和常规办法等，党内监督的优良传统是建党以来加强党内监督工作沿传下来的良好习俗、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等。精神性的党内监督文化是指党内监督的心理、观念和思想体系等。党内监督的心理是指对党内监督活动的认识、情感与意志的心理状态。党内监督观念是指对党内监督的主观与客观的系统化认识，包括党内监督的政治观、道德观、法制观和全局观等。党内监督的思想体系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所蕴含的党内监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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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务必加强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文化对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内监督文化的作用，须进一步加深对党内监督文化的研究。当前，有学者对于党内监督文化的内涵与作用开展了深入研究，但鲜有论及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状况的成果。因而，对党内监督文化的生成的思想基础、实践依据和具体路径等内容展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思想基础

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思想基础是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重要前提，也是党内监督文化生成内容的重要养分来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监督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监督思想是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基本思想来源，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党内专门监督机制和党内最高领导监督制度等。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阐述了党内民主选举推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办法，为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监督提供了权力保障，奠定了党内人人平等的制度基础，如“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②，促使广大党员形成了党内监督的基本意识、心理和观念。第二，建议通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形式开展党内专门监督，并确立了党员代表大会具有监督、裁决和处置等权力，“对有关原则问题的一切决议，均须举行无记名投票”③，为党内专门监督提供了权力支撑，有助于形成党内监督的权力观念和权力思维。第三，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必须接受党内其他领导或成员的监督，指出“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④，是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监督制度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列宁的党内监督思想

⑤ 张慕良： 《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解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三）毛泽东的党内监督思想

毛泽东的党内监督思想奠定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党内纪律监督、党组织内部的制度监督、党内专门机构监督与党内舆论监督等四个方面。第一，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纪律监督，将党内纪律监督列入党内生活的重要内容。他曾多次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⑦，在红军初期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党自我监督的有力武器⑧，有力促成了广大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加强监督的纪律意识与纪律观念。第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并探索出了实效性显著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等其他党内监督制度，有助于党组织内部形成制度层面的党内监督文化。第三，提出在党组织中设立党内监督专门机构，出台实效性、针对性更强的党内监督制度和具体做法，实现了党内监督工作的常态化。第四，重视党内舆论监督，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⑨，形成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传播思想来源。

（四）邓小平的党内监督思想

邓小平的党内监督思想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思想基础，主要包括提出民主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础、健全党内监督专门机构与加快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等内容。首先，邓小平认为民主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础。他在1956年《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⑩，有助于党内监督主体对于党内民主监督心理、观念的形成及认同。其次，强调进一步健全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指出“对于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⑪，能够强化党内监督主体对于党内监督工作的责任观念。最后，认为制度监督是开展党内监督的基本保障，指出党规党法是党内生活的规矩也是党内监督的依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⑫，有助于党内监督的法制观念形成，也有助于完善制度性的党内监督文化。

（五）习近平的党内监督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提出了内容系统全面、指导价值巨大的党内监督思想，进一步强化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思想基础。首先，强调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习近平针对少数地方和单位党组织中存在主要领导“一言堂”、党的大政方针难以落实到位的现象，指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同时，必须实现集中的关键作用，保证党内的高度团结一致，确保我党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其次，强调完善党内监督体系。他指出“必须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⑬。与此同时，将党内问责制度和巡视制度作为强化党内监督与反腐败建设的“利剑”，有效遏制了党内贪污腐败现象，将党风廉政建设推上了更高水平。再次，强调做好党内监督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指出“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⑭。此外，习近平特别重视加强纪委监督，强调落实纪委的监督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各级纪委机关的权力，有效增强了党内监督的力度与效率。同时，为实现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习近平认为必须抓住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并要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从而促进党内监督文化的氛围日益浓厚。

一方面，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造势企业管理制度。移动网络的普遍，给中小企业领导者开辟了新的管理方式。可以利用移动网络形式开展管理制度学习的比赛，或收集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对企业组织发展的想法建议等，以求企业员工理解管理制度，明确制度的意义，认可制度，使得企业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管理制度能够得以贯彻落实。

二、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实践依据

⑥《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内监督实践

其一，重点惩处贪污腐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中央敏锐发现党内少数人员滋生起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立即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以及经济部门中开展“三反运动”，对党内存在的贪腐现象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从源头上遏制了党的监督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内部加强党内监督的共识。其二，逐步发展党内民主监督。通过坚持和发展集体领导、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监督作用、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与合理划分上下级党组织的权限等工作来开展党内民主监督⑱，进一步激发了党内民主监督的意识。其三，建立健全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规定县级以上党委都应成立纪检机关。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明确了该组织具有检查和处理违反党章党纪的权力，并在党的八大新修改的党章中指出“党的监察委员会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的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⑲，健全了党内监督专门机构的职能，从而推动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的贯彻执行，有助于党内监督优良传统及良好惯例的传承。

（二）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党内监督实践

第一，开展党内组织监督。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认识到党内组织监督的重要性，党的一大党纲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⑯，奠定了党内组织监督的优良传统。第二，开展党内纪律和作风监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效促进了党内监督纪律意识、纪律观念和良好作风的形成。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⑰，对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浓郁氛围。第三，开展党内民主监督和思想监督。“遵义会议”后在全党推行集体领导原则，加强党内民主监督，确保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所处战争年代，新加入的党员未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党的基本情况，党中央决定开展“延安整风”，及时纠正了党内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效提高了党内的马列主义水平。第四，设立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党的“五大”决定中提议在中央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使党内监督有了机构保障。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政府组建了工农检察部，作为反腐败专门机关。党内监督专门机构的设立，促进了党内监督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扩大了党内监督工作的影响力，增强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动力。

（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文革”前的党内监督实践

一方面，重点加强对党员及领导干部的监督。中央针对党员及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不良现象，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重点加强党内作风监督，有效增强了全党加强党内监督的政治观、纪律观和民主观。正如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强调的，“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⑳。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各级监委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中央派出监察组常驻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可以派监察组或监察员驻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属的部门进行工作”“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要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㉑等。但由于这些要求并未付诸实际，这个时期的党内监督工作随意性较大，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党内监督文化的生成。

（四）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前的党内监督实践

⑧ 刘金如： 《毛泽东党内监督思想论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党内监督实践

第一，科学布局强化党内监督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党内监督是全党的共同任务”，在全党上下有效促成了党内监督的政治观和全局观。第二，审时度势开展反“四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极大地震慑了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的主观世界，促成党员及领导干部自觉形成党内监督的道德观、权力观、大局观和法制观。第三，不断完善党内监督机构体系。2016年11月试点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并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健全了党内监督机构体系，进一步形成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组织动力。第四，不断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先后出台《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监督制度措施，有效健全了党内监督的制度体系，标志着制度性党内监督文化的成熟。第五，切实开展“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党内监督的心理和观念在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心中得到强化，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氛围更加浓郁。

三、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一）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科学理论，有效指导了党内监督文化的产生与成熟。毛泽东思想精髓中“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内容深刻影响着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的思维与行动体系，为党内监督文化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邓小平理论的重点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初期党内监督文化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有效指导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加强党内监督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党内监督文化的生成具有重大指导价值。强调“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㉕，阐明了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性，揭示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重要价值。同时明确指出“强化党内监督，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㉖，对新时代强化党内监督作了战略部署，对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以正确理念为指引

第一，党内监督文化生成受到“以限制权力为核心”理念的指引。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明确了权力监督对于党内监督的重要价值，充分说明党内监督文化必须围绕权力监督而生成。第二，党内监督文化生成受到“人民利益至上”理念的指引。习近平多次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党内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内监督的心理、观念、思想体系与制度规范的生成都是以“人民利益至上”为前提。第三，党内监督文化生成受到“关键少数”理念的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这明确指引了党内监督的心理、观念、思想体系和制度规范的形成，必须以有效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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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首先，党内监督制度的指导约束功能有效指引了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应该做什么工作、如何做好工作与只能做什么工作，同时在内心告诫和明确了不能做什么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进一步强调了制度建设对于监督党员领导干部权力的重要性，也塑造了党内监督主体正确的权力观。其次，党内监督制度的鞭策激励功能不断鞭策着党员及领导干部时刻牢记加强党内监督的规章制度，激励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始终铭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触碰党员领导干部应该遵守的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和道德底线。此外，党内监督制度的规范程序功能可以促进党内监督工作依法依规开展，实现党内监督工作的科学化与常态化。

（四）营造良好的党内监督氛围

⑪⑫⑳㉒ 《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333、270、333页。

由于神经网络的方法是利用训练过程提取因果关系，然后将它存储到一个神经网络模型的连接强度上。网络的自组织与学习能力消除了提取因果关系的必要性。

注释：

①颜佳华、唐志远：《党内监督文化与加强党内监督》，《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

老马说：“这个就不好说了，根据各人的体质不同而定，人体一旦没了肾，体内不能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和排泄代谢产物，而导致高血钾、代谢性酸中毒及急性尿毒症综合征，数小时至数天内都有可能死亡。”

随机选取首都医科大学2013级临床和基础医学等专业60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60名学生分为10个小组，每组5～7人。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80－48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列宁的党内监督思想丰富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思想来源，主要体现在增强党代会的民主监督功能、扩大党内监督力量、确保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与提出党内法律监督等方面。首先，认为党代会应营造“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⑤的氛围，并首次使用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指出“党内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⑥，有效启发了党内监督的民主、组织、集中等观念的形成。其次，认为监察委员会应与工农检查院的密切配合、互相协作，扩大党内监督的范围和提高党内监督的效率，营造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浓厚氛围。再次，倡导在党内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并通过党章明确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地位平等，监察委员会贯彻垂直领导体制，有助于在党内形成党内监督的政治观与平等观。此外，强调党内监督的程序必须法制化，实现更有效地监督权力滥用的行为，促成党内监督的法制思维和法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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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⑮。党内监督文化属于政治文化中的党内政治文化，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开展的党内监督具体实践而生成。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61页。

第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重新运转。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指出：“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㉒根据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意见》，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相继建立㉓，这对党的各级组织、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力量，加强党内监督的意识、观念也日渐恢复。第二，党内监督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层面的党内监督文化进一步成熟。针对少数党员及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甚至腐败现象，出台了《关于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等制度措施予以应对。第三，党内监督机构的职权不断强化。确立“党的各级纪检委员会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㉔，并规定纪检监察派驻机关由中纪委和监察部直接管理，强化了党内监督机构的职权，调动了党内监督主体的积极性，有效增强了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内源性动力。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74页。

桑迪·斯各格兰德（Sandy Skoglund），美国摄影师、装置艺术家，出生于1946年9月11日。她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对比色调，玩弄似乎压倒人体的形式和图案。在她的影像中，手工制作的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精致装置描绘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几乎不存在的世界，因为无数的重复和空间的重新创造而引发近乎窒息的观感。

⑩⑲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3）依据数学的性质、基本的教学思想与数学学习活动的基本性质进行分析，以下3项能力即可被看成对于数学教师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善于举例，善于提问，善于比较与优化[20]．这方面的最新工作可见文[21]．

其一，通过设立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能够促使党内监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与常态化，提高党内监督工作的效率，促进党的各级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更加重视和推进党内监督工作，从而增强党内监督的氛围，产生更多党内监督方面的认识、想法与观念。其二，开展一系列与加强党内监督密切相关的主题学习与讨论，营造了有助于党内监督文化生成的良好氛围。其三，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平台，不断宣传党内监督工作的重要会议精神、典型做法和先进事迹，进一步营造加强党内监督的良好氛围，促进党内监督的制度规范、心理、观念与思想体系等根植于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的脑海之中。

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⑭㉕㉖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年1月12日。

⑮（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体现、过程与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8] 李忠华,包思远,梁 影,等.矩形巷道冲击地压影响因素研究[J].煤炭科学技术,2018,46(10):51-57.

⑱㉓邬思源：《中国执政党监督体系的传承与创新》，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6、94页。

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1921－2000）》第8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3页。

㉔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通知，新华网：http：／／cpc.people. com. cn ／GB ／64162 ／71380 ／102565 ／182145 ／110014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