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封面是英国女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1910—1994）的画像，现收藏于英国国家肖像馆，由英国当代女画家及雕塑家哈姆布林（Maggi Hambling）完成于1985年，当年多萝西75岁。按照画家的说法：“她是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真诚的人物之一，我希望通过画面传达她的气质，在我看来她几乎就是一个制造魔法的古代炼金士。”画面中的多萝西正在一个超大的写字台前忙碌着，台上摆满了论文、图表和一个胰岛素结构模型，身后的书架上装满了书籍和档案，她的头发夸张地飘起来，身前的四只手同时干着不同的事情：一手握笔书写，一手拿放大镜，一手举着图片，一手指向铺在台面上的数据表。活脱脱一个女魔法师的形象！

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中，沟通的问题、传播的问题、文化碰撞的问题等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研究选题。

这幅画当然不是写实的描绘，而是带着几分公众对科学家不修边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成见作了极大的夸张。其实多萝西是一位美丽端庄的女性，在科学事业之外也有自己的爱情、友情、家庭与社会担当。

  

图1.20世纪60年代初的多萝西

  

图2.老年多萝西

多萝西原姓克劳福特（Crowfoot），1910年生于开罗一个英国殖民地教育官员家庭。由于北非天气炎热，每年夏秋两季多萝西都会随同父母回到英格兰居住。1914年一战爆发，多萝西和她的两个妹妹被留在英国。以后她在祖父母和亲戚们的照料下长大并读书，1928年考入牛津大学，在当时只收女生的萨默维尔（Somerville）学院学习化学。1932年，多萝西前往剑桥，在同是女子学院的纽纳姆（Newnham）注册，跟随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作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

贝尔纳是X射线晶体学这一新领域的权威，由于他与一些科学家的努力，X射线晶体学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的工具，对于确定生物分子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贝尔纳也是一位关注社会问题、热心政治活动的英共党员，可能他的兴趣太过广泛，最终没能在那个大有前景的晶体学与分子生物学交叉的方向迈得更远，而他的学生、下属和同事中出了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的爱徒和女友多萝西。1964年，多萝西因证实青霉素结构与破译维生素B12结构等成就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获奖5年后，她又破译了胰岛素的结构，被视为利用X射线晶体学研究蛋白质大分子结构的先驱之一。

尽管与贝尔纳关系密切，多萝西既没有嫁给他也没有加入共产党，尽管她在政治上属于比较激进的左翼（参看封二图6、图7）。多萝西1947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65年获得英国王室颁发的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1937年嫁给与她同岁的牛津历史学家托马斯 · 霍奇金（Thomas Hodgkin，1910—1982），后者也是一位英共成员，但不像贝尔纳那样执着于意识形态（参看封二图8、图9）。多萝西保持了自己的姓长达12年，直到1949年因为某个前辈主编文集时一再坚持才被迫使用夫姓，据说那一天她曾对女儿说：“今天我失去了自己的姓”。今日一般文献称她为多萝西·霍奇金。

其实，留意一下以往的北京卷，就可以发现蕴含着进化与适应的生命观念的命题并不鲜见。例如，2016年“豹的引种”、2014年“病毒与野兔”、2013年“安第斯山长舌蝠与长筒花”、2012年“金合欢蚁与金合欢树”等。但因为都是选择题，所以很难完整地进行学科素养的考查。

  

图3.1971年，多萝西访问越南北部时与当地女民兵合影

多萝西曾多次访问中国，与生物物理所的梁栋材等中国科学家有过密切交流（参看封三图11）。她也多次出访苏联以及美国战机轰炸下的越南北方，当过加纳恩克努马总统的顾问，但是不受美国政府的欢迎（参看封三图12）。从 1976—1988年，她担任国际科学家反战组织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主席，该组织在冷战期间扮演着大国政府调节人与信息交换媒介的作用，掌门人多为西方左翼科学家，多萝西是任职最长的一位主席（参看封二图10）。

  

图4.闻讯入选皇家学会后与三个孩子合影（1947年）

  

图5.怀抱曾孙，其乐融融

多萝西家庭生活和谐，与托马斯育有三个孩子，晚年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她还有许多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学生就是撒切尔夫人，据说撒切尔夫人在任时将老师的画像挂在唐宁街首相官邸，这一超越意识形态的举动赢得英国舆论的普遍赞扬。

（撰文 梦隐）

参考文献

[1]Ferry, Georgina.Dorothy Hodgkin: A Life[M].London: Granta Book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