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9年参加革命，到1987年离休，整整奋斗了58个春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委蔡顺礼中将，用他的一颗赤子心，谱写了一曲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对党的工作任劳任怨的壮丽凯歌。

相比于美国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且大部分的劳动力都不是熟练的工人，所以我国的劳动力比较廉价，这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因此，在我国出口的产品里，大多属于弹性比较小的初级产品，在出口美国的产品中，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技术含量较低，并且可替换性较强。从实质上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

当好红军司号员

1913年，蔡顺礼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油田乡金鸡村。他从小失去父母，靠叔伯哥哥抚养长大。1929年，年仅16岁的他就报名参加游击队。因为年龄小，游击队安排他当勤务兵。随着斗争的发展，游击队被编入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蔡顺礼在部队改当司号员。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后，他所在部队被编入红二十军，后又被编入红四军。1932年，蔡顺礼在红四军教导营司号连任司号员。后来，教导营被编入红军大学，他就在红军大学司号连学习。不久，由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到红军大学挑选司号员，蔡顺礼被选中，调到东路军司令部当司号员。由于他好学上进，又做过青年工作，司令部让他当党支部青年委员。因他年龄较小，不够入党年龄，组织上便以团员兼党员的身份推荐他为支部青年委员，到达年龄后才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1932年3月，东路军开始攻打福建漳州，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部队执行攻打漳州城的任务。4月10日，东路军首先攻打福建龙岩，蔡顺礼等司号员紧随东路军指挥部行动。首长不断往前线靠近，司号员也不断靠近前线，以便及时传达首长的命令，指挥战斗。攻克龙岩城后，19日，红军主力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攻击。在红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敌人开始动摇了，林彪、聂荣臻在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到此情况时，立即叫蔡顺礼吹响冲锋号。顿时，冲锋号声响彻云霄，红军战士一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人阵地猛扑。突破敌人主阵地后，红军又向纵深发展，于20日占领了漳州，俘敌1600余人，缴获了大量物资。漳州战役的胜利，对巩固闽西苏区，援助东江红军均有重大作用。1932年10月，蔡顺礼被选送到红一军团政治部教导队学习，后被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连任排长、连长、红一师三团青年干事，并随部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教师队伍建设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彤芳在《深入开展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就指出，思政课教师如果具备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认知层次，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将具有积极的表率作用，有助于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率先完成思政课教学计划的初期目标，体现预期效果，从而影响全校教师提高思政素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升华整体教师思政素质，实现思政教育工作质的飞跃。[3]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不久，蔡顺礼又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征战役。之后，他又被选送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二科学习。1936年年底，蔡顺礼从红军大学毕业，留在军委后方政治部工作。次年3月，他担任了中央保卫营政委，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首长的安全。5月下旬，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原准备乘坐飞机，因天气不好，他们临时改乘汽车。但因为没有小汽车，他们只能坐大卡车，保卫营派了一个排长带着10名战士，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工作。当大卡车行至劳山的时候，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周恩来的工作人员，负责警卫的排长及大部分战士在掩护周恩来时都牺牲了，只剩下两位同志保护周恩来摆脱危险。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知道情况后，立即通知蔡顺礼派兵增援，而且行动要快。周兴还说：“你马上到机关，不管是谁的马，都可以立即牵走，用最快速度营救周副主席。”蔡顺礼马上组织一个排，拉了30匹马向劳山方向奔去，成功在十里堡接到周恩来。延安各界为这次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分子预先策划的一次暗杀，妄图置周恩来于死地，从而达到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进而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目的。

临危受命救首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顺礼担任过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委等职。面对频繁的工作变动、职务的高低变化，蔡顺礼始终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毛主席为蔡顺礼授勋

那天晚上安吉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小象安琪儿真的变成了天使！它背着雪白的翅膀，头顶亮晶晶的天使光环，飘浮在巨大洁白的云团上，对着他微笑。

铁骑横扫日伪军

七七事变后，蔡顺礼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营二连指导员，他们首战平型关，在倒马关与日军相遇。担任前卫的二连抢占道路左侧山头阻击敌人，经过一场恶战，将敌人击退，保护了一一五师主力在侧面作战的安全。此后，蔡顺礼跟随骑兵营相继收复了河北的曲阳、唐县、完县（今顺平县）、满城。1938年年初，他担任骑兵营政委，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挺进到津泊镇，对日军的交通线构成了威胁。在蔡顺礼的指挥下，骑兵营在冀东交河县消灭一股伪军，接着挺进到大清河地区的容城、新安、徐水等县。一天，蔡顺礼率领骑兵一、二连从北向南行军，在王村遇到日军。他决心歼灭这股日军，战斗进行得很快，骑兵营一下子就把鬼子逼到了一个大院子里，战士们纷纷上房，把敌人压在院里，最后将100多个日伪军全部消灭。

“文化大革命”期间，蔡顺礼也受到冲击，遭受到长时间的迫害和批判。但他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要搞好身体，保持乐观的情绪，利用空闲时间多读一些书，积累知识。他曾说：“只要身体不垮，意志不垮，就什么都不怕。”其间，蔡顺礼每天坚持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许多经典著作，并且撰写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

解放战争时期，蔡顺礼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政委、七旅政委、第八纵队副政委，1949年2月，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蔡顺礼奉命负责对傅作义第十六军一个师的改编工作，最后使这支部队顺利编入解放军。

长征途中，在攻打赤水城时，担任红一师二团团部指导员的蔡顺礼冲锋在前，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不幸左臂负伤，被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又回到二团团部。由于天天长途行军，不久，蔡顺礼的脚上裂了几个口子，一点也走不动。当时，团领导准备把他寄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蔡顺礼再三要求随部队前进，团领导只好给他找了一匹小马驮着他行军。后来，他的脚好了些，便将马让给其他伤员骑，自己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到了大渡河，蔡顺礼率二团从安顺场坐船过了河。因船少，水流湍急，大部队渡河十分困难。蔡顺礼奉命率部队过河后沿东岸直奔泸定桥，他们在扫除路上敌人堵截后，配合西岸强攻泸定桥的部队消灭敌人，使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大渡河。

戎装常委查大案

随着晋察冀军区的建立和发展，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围剿”。为了配合军区的反“扫荡”和反“围剿”作战，蔡顺礼率领骑兵营活动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开展游击战，找机会消灭日伪军，破坏敌人封锁线，掩护群众，拦截敌人运粮车队，捣毁敌人兵站，使得敌人胆战心惊，日夜不安。当地老百姓都说骑兵营真是厉害，不愧为老八路。1940年冬反“扫荡”后，蔡顺礼离开了骑兵营到军区政治部工作，后又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负责干部审查，直到抗战结束。

1982年，蔡顺礼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成为中纪委唯一的一名军队常委。他具体负责中南片区，经常不顾年迈体弱，到湖南、湖北、广东、海南等地视察工作。1984年，海南岛违反政策进口汽车案发生后，蔡顺礼亲自带领工作组到海南岛，给当地干部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认识这是违反政策的行为，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海南行署的领导同志配合工作组清查车辆，并将车上交。根据中央指示，汽车要交中央处理，但也不能让地方“倾家荡产”，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组共查出进口车辆7万多辆，由于汽车数量大，又临近台风季节，面临从岛上运往大陆的困难。为此，蔡顺礼多次与海军南海舰队联系，想方设法多运、快运，从而顺利完成了这次运输任务。“海南汽车事件案”发生后，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被给予了一定的处罚，但中纪委有的同志认为处理太轻了。蔡顺礼和工作组的同志则认为：这些同志主观愿望是为海南岛经济发展解决一些资金问题，他们并没有中饱私囊，平时工作也是努力的，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罚不宜过重，最后中央的处理决定基本上是采用了工作组的意见。

蔡顺礼在中纪委工作两年多，后来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就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辞去中纪委常委职务，于1987年正式离休。

2009年7月22日，蔡顺礼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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