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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区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影响因素调查

更新时间:2009-03-28

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癌症患者的生存率有了很大提高,生存期明显延长,癌症患者带瘤生存期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医务工作者与癌症患者的关注。在癌症的诸多症状中,癌因性疲乏是最常见的伴随症状之一,严重影响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后续的治疗与康复。自1987年第一届国际癌症支持治疗会议在瑞士圣加仑召开,癌因性疲乏的概念逐渐被患者了解和接受[1]。近年来,有关癌因性疲乏发病机制、评估手段、治疗措施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人们急于了解癌因性疲乏的发病机制及影响因素,以求在预防和治疗癌因性疲乏方面取得进展。

依据高校既有存量进行的绝对性评估,其关注的重点是高校投入或产出的绝对量,它客观反映出高校的办学实力。而依据产出与投入之比对高校进行的相对性评估,将评估建立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上,从投入的差异看产出结果的不同,反映一所高校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效果。相对性评估可为合理配置高校资源提供客观依据,为政府实施高校拨款提供参考,让有限的资源投向那些办学效益好、发展潜力大的高校。

癌因性疲乏是由癌症或癌症相关治疗引起的,严重干扰患者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种主观劳累感,且不能通过休息缓解。癌因性疲乏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是由多种因素参与的复杂疾病。癌因性疲乏与癌症本身或者癌症的相关治疗手段有关,与患者本人的免疫状态,细胞因子的分泌也有关。同时,也可能受患者的心理精神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影响,而上述各项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癌因性疲乏的影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

目前,虽然国内外已有关于癌因性疲乏影响因素的文献报道[2-10],但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对乳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的探讨上[5-8],除此之外,部分研究在某些方面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2,6]。综上所述,进一步探讨癌因性疲乏的相关影响因素是非常必要的。本研究拟从社会人口学因素、临床因素及心理因素3个维度探讨相关因素对癌因性疲乏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13年5月至2015年7月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及肿瘤内科、甘肃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肺癌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1.1 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经支气管镜/影像学/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为肺癌患者;采用2009年国际肺癌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Lung Cancer,IASLC)制定的第7版恶性肿瘤国际临床病期分类(TNM)分期;年龄在18岁以上;自愿合作者;KPS评分在60分以上。

1.2.1.2 HAMD 该量表分为7大项24小项[14],测试内容包括:①躯体化(包括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胃肠道症状、疑病和自知力);②体质量变化;③认知障碍(有罪感、自杀、激越和偏执);④昼夜变化;⑤迟缓(抑郁情绪、工作和兴趣、迟缓和性状态);⑥睡眠障碍(入睡困难、睡眠不深和早醒);⑦绝望感(能力减退感、绝望感和自卑感)。测评中大部分项目分无、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5级,评分为0~4分,少数项目分轻度、中度和重度3级,评分为0~2分。

1.1.3 分组 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10版(ICD-10)关于癌因性疲乏的相关定义[11-12],将纳入研究的肺癌患者分为疲乏组和非疲乏组。分组由研究负责人完成,分组结果不向调查员、心理专科医师、患者本人及家属告知。

临床检查能够提示我们犬可能患有前列腺脓肿,X光检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确诊前列腺脓肿,但是最好能够采用B超和腹腔探查进行确诊。根据犬只主人不同情况,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案。前期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后期则要采用手术治疗。要求手术经济方便的,采用去势术;要求手术完全美观的,采用常规犬前列腺切除术;要求手术完全安全的,采用电脑型高频电刀切除犬前列腺。对于这种老年疾病,要做好平时的预防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观念,才能比较彻底治疗这个疾病。

1.2.2.2 对调查员的培训 由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在职5年以上的临床医师组成调查员。针对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及调查问卷的具体内容,集中培训有关内容。

1.2.1 评估量表 调查表包括HAMA量表,HAMD量表以及自编CRF影响因素调查表。其中HAMA和HAMD量表为他评,自编CRF影响因素调查表内容由研究人员从患者病历中获取。

1.2.1.1 HAMA 由Hamilton于1959年[13]编制,包括14个条目,用于评定患者的焦虑程度。主要包括精神性焦虑和躯体性焦虑。精神性焦虑由:①焦虑心境;②紧张;③害怕;④失眠;⑤认知功能;⑥抑郁心境;⑦以及会谈时行为表现等7项组成。躯体性焦虑由:①躯体性焦虑:肌肉系统;②躯体性焦虑:感觉系统;③心血管系统症状;④呼吸症状;⑤胃肠道症状;⑥生殖泌尿系症状;⑦植物神经系症状等7项组成。

1.1.2 排除标准 神智不清者,病情垂危者;合并其他原发癌症;患有精神疾患或有严重的认知障碍和言语表达缺陷。

1.2.1.3 自编CRF影响因素调查表 通过专家咨询和文献综述,我们设计了CRF影响因素调查表,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包含了可能会影响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的常见指标,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民族、身高、体重、体重指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态、居住地、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家庭月收入共12项。临床资料包括疾病诊断(非小细胞型肺癌/小细胞肺癌)、接受治疗方式(手术治疗/化疗/放疗/姑息/接受过两种以上的治疗)、肿瘤大小(<3 cm/≥3 cm)、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血肌酐、血清钾、血清钠、血清钙共10项。

1.2.2 质量控制

1.2.2.1 调查问卷形成 经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选取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条目,确定问卷内容。咨询专家后依照相关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与补充,确保调查问卷的相对全面性和可行性。

糖尿病可能是多种肿瘤[如乳腺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EC)等]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42]。大量研究发现,二甲双胍可通过激活AMPK通路来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且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和使用剂量的增加,其作用效应也随之增强[42-44]。回顾性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降糖药相比,二甲双胍能够显著降低T2MD患者肿瘤的患病率和病死率[43-45],故其有望成为抗肿瘤药物研究的新热点。

1.2 研究方法 经患者本人或患者家属(对患者隐瞒癌症病情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心理卫生专科医师评估完成汉密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y Scale, HAMA)和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自编CRF影响因素调查表内容由调查员根据患者的病历资料及临床检查结果完成。调查完成后,提取有效数据,完成统计学分析。

1.2.2.3 数据录入与复核 数据录入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确保数据准确无误。完成调查后,调查员对填写内容进行全面检查,有遗漏项目及时补填,对无效问卷予以剔除。所有回收问卷由研究人员逐份进行检查、核对。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整理编号,以利于统计与后期核实。

电影产业由成长到成熟迈进,期待院线单屏产出拐点。认为,2018年全年票房收入增速或低于10%。一二线城市票房增速显著低于三四线城市票房增速,未来中小院线出清和票房市场下沉或利于直营院线。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并采用完全随机设计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比率描述并采用完全随机设计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癌因性疲乏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项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变量筛选采用向后逐步法(Backward:Wald), α=0.05,α=0.10。

2

本研究共纳入肺癌患者267例,发放问卷267份,回收问卷255份,回收率95.5%。经调查员核实,有效问卷242份(以完整填写无缺项视为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90.64%。最终纳入统计病例数为疲乏组162人,非疲乏组80人。其中,疲乏组中男性91例,女性71例,年龄41~83岁,平均(64.26±7.19)岁,非疲乏组中男性59例,女性21例,年龄39~84岁,平均(62.11±6.60)岁。

2.1 社会人口学特征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民族,身高,体重等12项指标对比发现,两组在年龄、性别以及家庭月收入中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疲乏组与非疲乏组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对比见表1。

 

表1 疲乏组与非疲乏组的社会人口学资料比较

  

影响因素疲乏组(n=162)非疲乏组(n=80)统计值P值性别[例(%)] 男 女91(56.2)71(43.8)59(73.7)21(26.3)χ2=7.0220.008民族[例(%)] 汉 回154(95.1) 8(4.9)75(93.7)5(6.3)χ2=0.0150.902文化程度[例(%)] 初中35(21.6)20(25) 高中70(43.2)31(38.7)χ2=7.2470.064 大学42(25.9)28(35) 研究生15(9.3)1(1.3)婚姻状态[例(%)] 已婚93(57.4)51(63.8) 未婚 1(0.6)0(0)χ2=1.9270.588 离异38(23.5)18(22.4) 丧偶30(18.5)11(13.8)居住地[例(%)] 城镇 农村95(58.6)67(41.4)45(56.3)35(43.7)χ2=0.1260.723工作状态[例(%)] 公职73(45.1)31(38.8) 个体37(22.8)23(28.7)χ2=2.2350.525 离退休 8(4.9)2(2.5) 无业44(27.2)24(30)家庭月收入[例(%)] ≤3000元57(35.1)18(22.5)χ2=8.0460.018 3000~8000元67(41.4)30(37.5) ≥8000元38(23.5)32(40)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例(%)] 医保 非医保127(78.4)35(21.6)65(81.3)15(18.7)χ2=0.2660.606年龄(岁)64.26±7.1962.11±6.60t=2.2440.026身高(cm)169.70±6.39168.55±6.31t=0.3810.703体重(kg)69.14±6.9368.80±5.74t=1.310.188体重指数23.99±1.8724.20±1.42t=0.8870.376

2.2 临床指标 两组血红蛋白值及白细胞计数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其余临床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疲乏组与非疲乏组的临床指标比较

  

临床指标疲乏组(n=162)非疲乏组(n=80)统计值P值白细胞计数(×109/L)5.58±1.456.67±1.27t=5.740.000血红蛋白(g/L)121.62±11.56130.82±13.56t=12.660.007白蛋白(g/L)40.75±6.8940.15±6.75t=0.6450.519肌酐(μmol/L)67.69±15.8969.11±12.53t=0.6590.51血清钾(mmol/L)3.94±0.593.84±0.47t=1.3720.171血清钠(mmol/L)135.02±5.03136.25±5.74t=1.7090.089血清钙(mmol/L)2.22±0.152.26±0.23t=2.1730.13诊断[例(%)] 小细胞肺癌 非小细胞肺癌39(24.1)123(75.9)18(22.5)62(77.5)χ2=0.0740.786瘤体大小[例(%)] ≥3cm <3cm68(42.0)94(58.0)27(33.8)53(66.2)χ2=1.5190.218治疗方式[例(%)] 放疗17(10.5)9(11.3) 化疗78(48.1)45(56.3) 手术33(20.4)17(21.3)χ2=3.8520.426 姑息19(11.7)6(7.5) 两种以上15(9.3)3(3.8)

2.3 HAMA与HAMD评分 疲乏组HAMA评分、HAMD评分明显高于非疲乏组(P<0.05),见表3。

 

表3 疲乏组与非疲乏组的焦虑抑郁评分对比分)

  

组别例数HAMA评分HAMD评分疲乏组 16218.58±7.9220.36±8.52非疲乏组8013.71±7.5914.96±6.90t值4.5604.925P值0.000.00

2.4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各因素对癌因性疲乏的影响,校正各种混杂因素的干扰,以是否疲乏为因变量(疲乏组赋值为1,非疲乏组赋值为0),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13项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焦虑情绪均与癌因性疲乏有关。见表4。

 

表4 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与各因素间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回归系数标准误Waldχ2值P值OR值95%CI下限上限年龄(岁)0.0600.0304.0100.0451.071 1.14性别0.7900.4203.4900.0602.200.965.01家庭月收入(元)-0.4700.2703.0400.0810.630.371.06白细胞计数(×109/L)-0.5600.15012.9300.0000.570.420.77血红蛋白(g/L)-0.1400.02047.1100.0000.870.840.91焦虑(分)0.0900.03010.4900.0011.091.041.16常数项17.8403.27029.8400.000

3

癌因性疲乏是癌症患者常见且持续存在的一种症状。由于疲乏对患者后期的治疗、康复、生活质量及机体功能造成了严重影响,且暂时没有明确有效的药物控制,很多研究表明[15-16],疲乏是癌症患者最痛苦的症状之一。事实上,从影响人数和持续时间的角度而言,疲乏对癌症患者的影响比疼痛、恶心、呕吐、精神压抑等其他症状更持久更严重,许多患者在治疗结束数月甚至数年后,仍被持续的疲乏所困扰[17]

刘克崮认为,对收入高、中、低等人群的划分,应采用国际通行的五等分法,即在样本总量中的高、中高、中、中低、低收入五类人群各占20%。为了更直观解释这一观点,刘克崮拿出笔,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并分成了5等分,而15%显然占据着高收入人群的最前端。

癌因性疲乏受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癌因性疲乏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相关,与HAMA以及HANA评分也呈正相关。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在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后,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血红蛋白水平、白细胞计数、焦虑情绪6项为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的独立影响因素,其中家庭月收入、血红蛋白水平、白细胞计数是保护因素,即拥有较高家庭月收入和高血红蛋白水平、高白细胞计数水平的患者不易发生癌因性疲乏。年龄、女性患者以及焦虑情绪为癌因性疲乏的危险因素,即高龄、女性患者、焦虑评分较高的患者,发生疲乏的风险较高。下面就各影响因素做一详细论述。

3.1 年龄与性别 普遍认为年龄与身体机能状态呈负相关。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的各器官功能会逐渐减退,如果罹患癌症,老年患者的疲乏感觉会更加明显。本研究结果显示,疲乏组与非疲乏组之间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也提示年龄是癌因性疲乏的危险因素,年龄每增加1岁,发生疲乏的风险增加了7%(0%~14%)。国内有类似的研究结果提示[18],大于76岁的肺癌患者整体疲乏程度最严重。作者认为,老年患者积极自主运动的趋势明显下降,而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使患者的疲乏症状得到部分缓解,这可能是老年患者更易疲乏的原因之一。然而国外有研究证实低龄患者更易于发生疲乏或重度疲乏。作者认为[19],一个人以前对疲乏的经历可能会对以后的疲乏体验产生影响。老年患者可能有过手术和(或)疲乏的经验,从而降低了他们对疲乏的期望值,提升了承受疲乏程度的心理阈值,所以老年乳腺癌患者术后的疲乏程度反而低于年轻患者。国内外研究关于年龄对癌因性疲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内研究大多认为年龄与疲乏的发生及程度呈正相关,即年龄越大,越易发生疲乏,疲乏程度越高,而部分国外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在没有疲乏体验的年轻癌症患者中,疲乏的程度会更高。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国内外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以及对疾病理解的差异有关。

关于性别与癌因性疲乏的关系,国内有研究显示[20],女性患者与男性患者相比较,疲乏程度更高。国外部分研究也认为由于内分泌及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女性比男性患者更易感到疲乏[21-23]。 Cella[24]研究表明,男女性别间血红蛋白含量、携氧能力的不同可能是造成男女疲乏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女性血红蛋白水平低于男性,因此疲乏程度更高。所以,临床护理工作中应加强对女性癌症患者疲乏症状的评估,尽早实施干预措施。在本研究中发现,分布于疲乏组的女性患者明显多于非疲乏组患者,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患者较之男性患者,发生疲乏的风险增加了120%(0%~401%)。这与大部分研究结果相同。

3.2 家庭月收入与教育程度 本研究显示家庭月收入与癌症患者的疲乏水平相关。相对于非疲乏组,疲乏组中家庭月收入小于3 000元的患者比例明显增高(P<0.05)。家庭收入关系到患者后期治疗以及患者治疗费用对家庭其他成员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家庭收入的多寡可能给患者在承担癌症治疗之余带来了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此外,还有研究[25]表明那些拥有高收入的癌症患者更有意愿花更多的钱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寻找更多的资源来缓解症状。相比之下,那些收入较低的患者则比较关注如何减少疾病对家庭的负担。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家庭月收入也是影响癌因性疲乏的因素之一,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0.50 mg/L舒芬太尼复合0.10%的罗哌卡因的硬膜外麻醉方案在为无痛分娩产妇提供较好镇痛效果的同时,可缩短第一产程时间,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于教育程度对于癌因性疲乏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结果仍不尽相同。尽管有研究[26-27]发现乳腺癌患者的受教育程度与疲乏程度并无直接关联,但Kober等[28]在乳腺癌术后随访12个月的患者中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乳腺癌患者更易出现重度的疲乏。Huang等[29]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国内有研究[4]发现在不同文化水平的癌症患者中,疲乏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文化水平高的患者疲乏程度较高。究其原因,可能与高学历患者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其面临压力相对较大,精神负担较重,对疾病治疗的期望值及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较高有关,从而导致了相对较高的疲乏水平。现有研究结果的差异性表明,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可能需要更细致地分析与教育程度相关的一些因素。

3.3 血红蛋白 贫血是恶性肿瘤患者常见的伴随症状之一,其发生与疾病本身相关,如肿瘤消耗、失血、溶血、骨髓受侵犯等,也可能由放疗、化疗导致的骨髓抑制所造成。

血红蛋白水平与疲乏之间的相关性已经在不少的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30],本研究也观察到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在疲乏组和非疲乏组两者比较中,发现疲乏组的平均血红蛋白水平明显低于非疲乏组(P<0.05)。而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结果提示血红蛋白水平是癌因性疲乏的保护因素之一,血红蛋白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疲乏的风险降低23%(9%~16%)。有研究显示在癌症患者化疗过程中,血红蛋白的下降水平与疲乏持续时间及造成的破坏力明显呈正相关[31]。国外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运用促红细胞生成素改善贫血的同时,可提高癌症患者机体的能量水平与活动的能力,降低疲乏水平[32]。这也间接证明了血红蛋白水平与癌因性疲乏有关。

1.6 肝癌大鼠造模、分组及给药方法 以6周的SPF级Wistar雌性大鼠为实验对象,饲养于SPF级别动物房,先常规水、饲料适应性饲养1周,之后给大鼠自由饮用80 ppm二乙基亚硝胺水溶液造模,连续喂养16周。

3.4 焦虑和抑郁 焦虑和抑郁是癌症患者最常见的精神症状。在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上,一般把焦虑定义为一种飘浮不定的、不安全、烦躁、担忧,甚至慌张的感觉;而抑郁是以情感低落、哭泣、悲伤、失望、活动能力减退,以及思维、认知功能迟缓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情感障碍。这两种心理疾患都对癌症患者的生命质量造成很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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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焦虑、抑郁评分均值在疲乏组与非疲乏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但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后,仅焦虑情绪是CRF的独立危险因素。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抑郁情绪与焦虑情绪具有共线性而导致的。

而且,在当前研究条件下,含量最高的乳酸乙酯同样出现在竹叶青酒的香气成分中,相对含量为3.72%,结果表明,竹叶青酒中的各种中药材是关键气味成分的主要来源,而基酒对关键气味成分的贡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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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还发现不管是医护工作者,还是患者本人,对癌因性疲乏的认知都非常欠缺。不少肿瘤科医生对评估癌症患者疲乏水平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加强医护人员及癌症患者本人对癌因性疲乏的认知教育,加强癌因性疲乏的筛查评估进而给予心理干预和治疗措施,是提高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癌因性疲乏这样一个普遍而又易被医护人员及癌症患者本人所忽视的问题,在癌症的康复和治疗中,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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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国寺历史很短,但已经与东川的社会和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融入。记者注意到,省民族宗教委提出的宗教场所“五进”的要求,在这里不仅落实,而且落实得有创意,有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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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社会人口学特征、临床指标和心理因素三个维度分析可能与癌因性疲乏发生相关的影响因素。经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后,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焦虑情绪为癌因性疲乏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对帮扶没有统一标准,对贫困户的帮扶仅停留在柴米油盐上,缺少项目扶持、对口技术或业务援助、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帮扶支持;有的帮扶单位干部不熟悉基层工作,且难以潜入基层,无法发挥在协助乡、村班子厘清发展思路、制定扶贫规划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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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焦虑、抑郁状态对于癌因性疲乏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认为焦虑和抑郁情绪与癌因性疲乏密切相关。国内许虹波等[33]在肺癌患者中发现癌因性疲乏与抑郁呈正相关,而且癌因性疲乏的各维度得分与抑郁也均呈正相关。颜斐斐等[34]研究表明,结直肠癌患者的术后疲乏程度与焦虑抑郁之间存在正相关(P<0.01),处于焦虑状态患者的疲乏程度高于处于临界和正常状态的患者[35]。马贞等[36]采用Piper疲乏评估量表和 HAD情绪测定量表(hospital anxiety depression scale, HADS)评价 200 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的癌因性疲乏水平,及其与抑郁、焦虑情绪的关系。结果显示抑郁、焦虑情绪与癌因性疲乏的发生密切相关。研究者认为,对于乳腺癌患者而言,女性第二性征的改变有可能影响患者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使患者产生自卑感和无助感,术后各种治疗伴随的不良反应以及长期治疗产生的费用往往造成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诱发抑郁与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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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地看,尾库治理工程着眼于根本治理。新修的排水、泄洪沟渠如同蛛网、混凝土坝路环绕库区,固砂抑尘的绿化工程正在进行、坝体安装了电子监测感应系统,坝体是主体工程,坚实程度难直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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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服务供应商之一,利戴工业技术服务在过去五十多年中足迹遍布全球四大洲。利戴工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拥有1600多名员工,在全国20多个城市,50多个服务基地为制造业合作伙伴提供一体化工业技术服务。服务范围涵盖生产设备维修维护,技术设施管理及运营,技术清洁与预防性维护,生产制造支持,电气与机械安装,拆卸/安装及搬迁,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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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霞,米登海,温志震,余新林,邵鹏,王永翔
《临床荟萃》 2018年第04期
《临床荟萃》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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