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益②新中国成立后，张清益担任雷庄党支部书记，多次当选为人民代表，出席县、省人民代表大会，被陕西省旬邑县树立为“十面红旗”之一，1966年1月病故。(1903—1966)，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新正县(今陕西旬邑县职田镇)雷庄人。张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经过个人的勤劳、努力和拼搏，从一介贫民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和乡村干部，再而成为一个扬名边区的劳动英雄和“义仓”首创者。他的思想观念、生活轨迹和命运与中共乡村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深深地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也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乡村领袖的个体成长历程。但史学界对此研究较少③主要研究成果有：行龙《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岳谦厚，张基辉《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袖——以“张初元模式”为个案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岳谦厚、董春燕《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等。。“历史研究的价值不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的，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象，史家却能从中发现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1]以故笔者根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以张氏个人发展史为视角，探讨边区时期中共对乡村党员干部的选拔、培养以及边区与乡村互动的图景，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中共能够控制乡村社会的某些内在关联。

一、结缘革命：从贫民到党员

张清益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1岁时，其父去世，丢下一大堆外债，留下年仅8岁的妹妹，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按照民间习俗和传统家族观念，尚未成年的张氏只能被寄居在其堂兄家里，与其一起生活。14岁时，其堂兄想把张氏已许聘给人的妹妹悔婚再嫁，其目的是给张氏娶妻立业，但张氏对此事却十分不满，极力反对。其中真实原委，尚未有文字记载，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经过此次激烈的家庭矛盾，张氏与其堂兄情感破裂，一气之下，搬出其堂兄家，独立门户。但这对于年仅14岁的少年张氏而言，必须面对现实，挑起家庭经济重担，维持最基本的家庭生活。为了生计，张氏挑卖青果，走乡串户，做小本买卖；又去附近的尚家塔开荒种地，多打粮食，使生活有了着落。

1933年，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开展了革命活动。张氏的家乡雷庄成了革命活动的重点区域，并施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通过这次革命活动，张氏与其他贫苦农民一样，成为革命的受益者，获得了除祖上留下的7亩地外，又分配了30亩[2]。他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开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成为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即“准革命者”。1935年，雷庄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由于张氏为人正直，有威望，热心革命，成为中共发展和培养的重点革命对象，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如张氏所言：“那时候是举拳头，谁的拳头多，就让谁给大家办事。”[2]事实上，什么人、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乡村革命领导人，是经过党组织认真考虑和精挑细选的。譬如贫民张进元被选为陕甘边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是因为：张进元一家光棍父子6人，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日子穷得精光，是方圆数得上的穷家，并且，该人身体强壮，胆大会说，大小场合不怯，经过群众大会，便被选为革命领袖[3]。因此，张氏由一介贫民而成为新的乡村精英，是经过党组织有意发展、精心挑选和用心培养的。

作为一个新的乡村领袖，张氏始终认真办事，忠实执行革命政策，严守党的秘密。其妻看见张氏整天在外忙碌，有一次就问张氏做什么事情，其夫却没有回答。经再三追问，张氏仍然未理。气得其妻大哭，说其夫不把她当人看待[2]。经过严肃的革命考验，是年，张氏成为了一名乡村中共党员。尤其是1936年，国民党东北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围剿”，张氏不怕危险，经常黑夜为游击队送粮食，保护伤员。张氏的表现让人敬佩，体现了一个乡村党员的真实形象和精神风貌，被誉为乡村的“革命老先”(革命领导的意思)。如张氏一次对国民党围剿军队军官的盘问与反驳。国民党军官问：“你们这里谁是主席？”张氏回答：“我们这里都是主席。”“那为啥呢？”“我们这里的主席一月一换，革命三年了，可不都是主席。”军官狡猾地笑着说：“我看你是外边做过事的人。”“哪里的话，我是做庄稼的。”“你是主席！”“咱是做庄稼的老基本。”军官温和地说：“哎，老乡！革命是从我们家乡起的呢，我还不知道？主席是选的。”张氏坚决回答：“一个乡一个风俗哩！革命在你哪里是那样，我们这儿可都轮流着干的。”[2]

红琴稍作停歇，咽了一口唾沫，润了润嗓子，她又咄咄逼人，冲着他歇斯底里地吼，要知道你是从来不下山去的，这次无缘无故地下了山，直奔家里，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压根儿就没安什么好心！你不信任我？你侮辱我！你将我红琴当成什么人了？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红琴是好欺负的，我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要是真的将我惹毛了，我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要是想去死，我也会陪你一起去死！你不得好死的！你亏了心了，亏大了！你把我当野鸡呀，我今天正式告诉你，我也是人呀！风影，我严重警告你，你别老抓住我过去的事不放，你也有辫子可抓的！谁知道你在寺庙里当和尚时，有没有半夜三更地摸进尼姑房里去……

二、乡村革命老先：从党员到模范

经过严肃的革命考验与革命洗礼，张氏从贫民成为一个中共党员，继而成为一个被乡民认可的“革命老先”。如何履行党员职责，认真执行政府政策，维护群众利益，服务社会，建设乡村，成为一个乡村基层党员干部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艰难而棘手的工作。“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落后的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着广大乡村，成千上万的农民终日辛劳难得温饱。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盲高达99%。”[4]1946年，胡明仍然记载着：“此地妇女大半缠足，天足在少年女孩里边都是凤毛麟角。小农经济为主，居住分散(一个村庄只二、三户；一个乡两端相距30里，且高山深沟纵横)，妇女每年除在有限的亲戚中走有限几次外，几全不与人来往。文盲在妇女中是百分之百。……，我走了一个乡，三、四十岁的处男，已见到好几个。”[5]在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文化荒漠的边区乡村，张氏既要落实政府的政策法令，又要让乡民认可满意，可谓是困难重重，任重而道远。但张氏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努力，不仅使政府政策顺利实施，实现了目标，也赢得了政府认可和嘉奖，更获得了乡民的支持和拥护。

作为新的乡村精英，张氏热心教育，服务乡村，排解纠纷，维护秩序。雷庄识字的人凤毛麟角，几乎都是文盲，过年写个对子，还要到较远的镇子上请人。鉴于这种情况，张氏在村里创办了“保立小学”，聘请党员担任教员，而自己不辞辛劳，担任学校的管理员。特别是每当乡民出现矛盾纠纷，总会找张氏来做主裁，“好了，老先来了，让他评评理。”[2]经过张氏的调节，纠纷被妥善解决。因此，这个村子很少有人打官司，原因是有了问题都找他解决，只要把话说出来，所有人没有不听的[2]。

[2]史梓铭,吴峰桥.新正的模范党员张清益[N].解放日报,1943-09-05.

在大生产开荒运动中，张氏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支持和拥护党的政策，认真执行，耐心说服乡民。当区上分配开荒200亩，干部们都说这数字太大了，对任务完成没有信心，而且吵得热火朝天，议案通不过。张氏诚恳地给大家解释，开下荒地总还是自己的，不像友区，那儿每家花费六七百元开出了的荒地还是公家的。经过张氏的再三解释，干部的信心提高了。结果，通过了这个议案[2]。面对村民的质疑，“为什么公家今年把开荒抓得这么紧？”“是不是多开荒就要多收公粮？”张氏以党员的身份答道：“以前我们日子过得苦，现在生活好了，都是八路军帮助的。去年我们公粮重，但今年减少了。起初大家也是不相信，后来真的减了，这就证明了咱们八路军的政府，说出来一定做得到。所以公家今年既然发表要收十八万石公粮，那就不会多收一颗的。你开荒也要出那么多公粮，不开荒也要出那么多公粮，倒不如多开些荒地呢。”[2]经过张氏耐心细致地工作，认真地解释，开荒运动在雷村开展了起来。

为了提高乡民开荒的积极性和解决乡村饥馑问题，张氏依据边区政策，匠心独运，发动雷庄乡民开一份公荒地，所产粮食归大家所有，把集体开的荒地称为“义田”，打的粮食叫“义仓粮”，即义仓。张氏的做法是：每个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劳动力，每人给义田出工5天。1942年，开义田32亩，收“义仓粮”1600斤。为了开展义仓运动，张氏利用集日进行演讲，介绍雷庄义仓经验，号召乡民都能挤出时间，开义田，办“义仓”，防备荒年，支援前线。在张氏的提倡下，1943年，新正县三区办“义仓”23处，二区31个行政村就有26个办起了义仓。雷庄乡的“义仓”发展到5处，开“义田”65亩，收“义仓粮”5000多斤[6]。在举办义仓中，张氏还提出更好的意见：(一)选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公正人组成委员会管理义仓。(二)鼓励大家耕种义田要认真，耕、种、锄、收都要做好，才能多打粮食。(三)制定义仓公约，使群众养成互相帮助，急公好义的好习惯[7]。为此，张氏制定了义仓管理办法五条：(一)各村义仓借粮，须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在村民大会上批准，方得借出。(二)借粮时间，规定为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之际，秋收后不借出。(三)参加开义田者借粮一斗，加利一升，不参加者借粮一斗，加利三升。(四)丰年借粮，本利秋收后一并归还，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缴，俟年头好转交还。(五)不务正业，吃烟(抽大烟)耍赌，不事生产者不给借粮[8]。

这种义仓的运作模式是在丰年之际把粮食存放在仓里，荒年之时低利将粮食借贷给乡民。可以看出，义仓是民间一种未雨绸缪的防灾措施，在借粮时参加义仓的乡民已低利借出，未参加者以高利借出，对那些不事生产者则拒绝借粮。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在乡村社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由于张氏首创义仓，在社会救济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43年被当选为特等劳动英雄，参加了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谈论义仓问题。1944年12月，被再次推选为劳动英雄，参加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成为边区家喻户晓的名人。

三、边区、党员与乡村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9]。延安时期，边区政策如何下乡入户，乡村如何理解、如何正确执行以及如何获得农民的认可、支持和拥护，这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过程。诚如李金铮先生所言：“事实上，农民支持与参加革命的动机十分复杂，很难用一条或几条理论概括。……，仍需要做大量的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实证研究。”[10]但毫无疑问的是，乡村党员干部肯定是承担此任务和过程的核心力量。岳谦厚教授通过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群体的研究指出：“中共通过对基层政权的改造，产生了一支新的干部队伍，他们是中共改天换地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是中共建设事业最主要的承担着。这些新生干部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他们在中共扶持下进入权力层，………，中共亦从来没有停止过干部队伍建设的努力，虽然这些干部文化素质低下、革命意识不强且似乎很难担负起中共的革命理想，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的忠实支持者和拥护者。”[11]

张氏作为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贫苦农民，因其家乡“闹红”而分配土地30亩，其生活出现了转机，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也积极参与中共的乡村革命，并在中共的扶助下成为新的乡村领袖。但遗憾的是，作为普通人的张氏，尚未留下大量资料来说明他参与革命的真实原委，仅从意识形态或者“他者”的角度记述了张氏的革命轨迹。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张氏能够从贫民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继而成为党员干部和“义仓”首创者，的确是乡村革命的受益者，这不仅仅是获得维持生计的命根子——土地，主要是他获得了人格尊严，改变了社会地位，得到了乡民的认可与尊敬。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边区乡村，一个世代为农的普通人，要想成为新的乡村精英，出人头地，或许需要几代人的辛勤劳作、汗水和付出。当中共给予普通劳动者——农民社会尊严和地位的时候，对于贫农张氏而言，这是何等的荣耀，如曲子劳模孙万福在毛泽东接见时曾感慨地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您(毛泽东)给的，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12]

慕容慎行教授于1934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6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医疗系，1958年师从华山医院张沅昌教授，从此走上神经病学的专业道路。1966赴意大利进修神经生化，1977年至1979年参加我国援助塞内加尔医疗队，1990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历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分会神经遗传病学组顾问、华东六省一市神经病学协作组委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福建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荣誉主任委员。

其次，对于学业有困难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不能顺利毕业的学生，要给予更多的关心，注意他们情绪上的波动，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出路.用一颗热忱的心，用大爱的精神，去关心爱护学生，保障毕业生学业管理工作的有效、顺利开展.

在张氏的宣传提倡下，关中、陇东分区乃至边区都掀起了义仓运动。1943年《解放日报》报道：“新正三区模范党员张清益，在其本村雷庄倡议建义仓救济贫民，预防荒年，现在分区各县造成一个热烈的运动，现在已开下义田一千一百二十八亩，并已下种。”[15]1944年，关中分区有义仓670个，其中新正280个，新宁200个[16]。1945年，陇东分区建设义仓67个，其中庆阳32个，曲子30个，环县4个，镇原1个，共存粮855石[17]。

作为新的乡村精英——党员干部，张氏不仅要宣传、支持政府，也要执行落实政策法规，更要获得乡民满意和拥护，树立自己的群众威望。基层党员干部作为一个贯通上下的重要通道，紧密地连接着边区与乡村，政府政策执行落实得如何，乡民如何反响，成效如何，必须要经过乡村来实现。张氏可谓是乡村党员干部的典型，一方面既要调节民间纠纷，化解乡村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要宣传政府话语，落实政策，支持和拥护政府。特别是1938年后，中国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在边区制造摩擦事件，克扣八路军军饷，并进行经济封锁，使本身经济薄弱的边区一下陷入困境，“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3]为了应对经济困难，边区上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张氏以身作则，不但说服乡村干部承担上级政府分配的开荒工作，又耐心细致地向乡民解释党的政策，带领雷庄进行开荒运动。同时依据边区政策，发挥个人才智，因时制宜地提出并实施个人建设乡村的想法，首创义仓，在边区产生了巨大反响。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说：“还有个张清益，今年创办义仓，发动大家开义仓田，打下的粮食放在仓里，谁没有吃的就去借。借粮时，参加义仓的只出五合利，没有参加的就要出三升，这就推动了全乡都来搞义仓。”[14]

张氏是边区众多乡村党员干部中的普通一员，宣传政府话语，推行政策，实现党中央大政方针扎根乡村，惠及乡民，这本身就是一名乡村党员干部的基本职责。但张氏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随波逐流的乡村党员干部，而是一个充满革命信仰、思想和才智的乡村领导者，一方面忠诚而积极地执行边区分配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凭借个人的实际工作经验而有所创新。

结语

在中共乡村革命的历史背景下，选择、发展、培养新的乡村精英，是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如何选择培养对象，树立典型，影响群众，更是一个严肃而棘手的难题，从普通农民到劳动英雄再到乡村领袖的身份转化过程，体现了根据地政府在乡村社会改造中的“公民塑造”路径[18]。张氏从众多农民中脱颖而出，由受惠革命而成为革命的参与者，由参与者成为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继而成为乡村革命老先，这不仅需要革命的历练和洗礼，更需党独具慧眼，不拘一格，选择和培养这样的党员干部。张氏的确是经过党选择、甄别和培养的一个忠实地执行边区政策的乡村干部，体现边区塑造公民的路径。问题的关键是，通过这样的塑造，不仅很多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而且根据地基层政权结构得到了调整。一大批群众干部补充到基层政权中，拉近了乡村社会与根据地政府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政权建设中头重脚轻，上下不通的问题，保证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开展[19]。张氏无疑是众多乡村党员干部中的优秀者和佼佼者，不仅忠实地履行党员干部职责，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而且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实际工作经验，创办义仓，建设乡村，惠及民众，受到民众拥戴，大力推动了党的政策扎根乡村，实现了边区与乡村的互动，进而巩固了党的基层政权。虽然张氏仅是一个典型案例，却较真实完整地展现了延安时期乡村党员干部的成长历程、培养路径以及边区与乡村互动的基本图景[10]，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边区能够控制乡村社会、动员民众和改造乡村的内在关联。

【参 考 文 献】

[1]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J].近代史研究,2012(4):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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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员干部，张氏更是以身作则，不徇私情，不搞特殊，秉公办事。在一次公粮分配中，村里给张氏派了五斗公粮，张氏认为工作人员分配得不合适。当人们问起原因时，张氏说：“我同张廷荣的地亩差不多，为什么人家出六斗，我就出五斗呢？”工作人员给张氏解释，这并不是“耍观念”，实在是因为村子里人都说你的麦子今年冻死的太多。但张氏却坚决不同意，仍自动增加二斗粮。同时，村子还有一石公粮没有分配下去，张氏趁势向大家说：“剩下这八斗，咱们大家分担了吧！你们自己斟酌着看，该增加多少？”[2]一场交公粮的矛盾就这样被顺利地解决了。

塑料管道生产企业仍然主要集中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全国前三位地区的生产量之和已超过全国总量的1/3，但有逐步下降趋势。一些企业在天津及东北、中部、西部等地区增加投资或扩大规模，新增生产能力中，骨干企业扩大规模的占很大比例并多为异地扩产，由于当地需求的拉动，新增规模已有分流迹象，产业布局逐步合理。表1为“十一五”期间塑料管道的主要生产地区及其产量总和占全国的比例。

[3]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华池县委员会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张进元》[M].甘肃省庆阳地区印刷厂印刷,1992:145.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5]胡明.胡明日记[Z].王文先.庆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资料)[M].2007:18.

[6]刘凤阁.张清益[Z].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华池县委员会.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M].甘肃省庆阳地区印刷厂印刷,1992:149.

[7]史梓铭.张清益同志首创的义仓[N].解放日报,1944-07-05.

[14]高岗同志在西北局招待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N].解放日报,1943-12-11.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66.

[10]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J].近代史研究,2012(4):134-152.

图6提供了5种任务下的注视点X坐标、Y坐标以及瞳孔直径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可以看出每种任务(状态)下这些眼动特征分量呈现不同的水平和趋势,依据单个眼动特征难以区分操作者在不同时刻的行为状态.

[11]岳谦厚，张基辉.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袖——以“张初元模式”为个案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7(6):79—87.

[12]刘凤阁.孙万福[Z].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华池县委员会.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M].甘肃省庆阳地区印刷厂印刷,1992:196.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2.

[8]黄正林.庆阳通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546.

[15]关中各县民众普遍开展义仓运动——义田千亩已种下[N].解放日报,1943-06-08.

[16]关中分区义仓统计(1944-06-28)[Z].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人民生活(9)[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363.

第三步，当p和o存在且p是发散性属性，需要对o进行p属性的收敛性属性不一致性检测和修复，如果插入操作执行，s不存在，s的生命区间为修改后数据的有效时间。

[17]边区民政厅.各县一九四五年有关救灾工作报告[Z].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人民生活(9)[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369.

[18]王建华.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研究——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J].江苏社会科学,2008,4:165-172.

(5)分别以两个候选区间中的轮廓点作为样本点,估算DE和EF的直线方程y=kDEx+bDE和y=kEFx+bEF;

（1）念珠菌感染[21]：口腔念珠菌感染首选制霉菌素局部涂抹加碳酸氢钠漱口水漱口，疗效欠佳时选用口服氟康唑100～200 mg/d，共7～14 d。对于食道念珠菌感染选用氟康唑100～400 mg/d，口服，不能耐受口服者静脉注射氟康唑100～400 mg/d进行治疗，疗程为14～21d；或者伊曲康唑200 mg，1次/d，或伏立康唑 200 mg，2 次/d，口服，共 14～21 d。 对于合并口腔真菌感染的患者应尽快进行HAART，可在抗真菌感染的同时进行HAART。

[19]韩晓莉.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劳动英雄运动研究[J].抗日战争研究,2012(9):5-16.

氧化铋是具有6种晶相的多晶型材料,其晶相包括α(单斜相),β(四方相),γ(体心立方相),δ(面心立方相),ε(斜方相)以及ω(三斜相).在通常情况下,α-Bi2O3是在室温到730°C存在的低温稳定相,δ-Bi2O3是在730°C到熔化温度存在的高温稳定相.β与γ相是δ相在降温过程中产生的亚稳相[11].在这些晶相中,δ-Bi2O3由于存在氧空位,具有通畅的离子通道,使其离子传导率远大于其他物相[12],在固态氧化物电池、氧气传感器等[11-15]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