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朱元璋施行廷杖开始，时人就对其多有议论。近现代学者对廷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廷杖渊源的考论和对这一制度在明代各个时期发展情况的研究，对廷杖的具体仪式如施行程序、地点和人员等情况的研究，对廷杖在明代兴起原因的分析与讨论以及对廷杖影响的研究等几个方面*相关成果有陈文秀《“廷杖”考》，载《晋阳学刊》，1983年第5期；曹国庆《明代的廷杖》，载《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张晓雷《明代廷杖及其社会反应》，东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0年；张靖胤《明代廷杖研究》，西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年；陆菁《明代廷杖浅述》，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年第1期；杨炳功《明代的廷杖及其实质》，载《南都学坛》，1989年第4期；李为香《公开的身体处罚仪式——明代廷杖仪式探析》，《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年；丁国祥《廷杖下的明代士林精神走向》，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韩继伟《浅析明代廷杖》，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前人的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但对朱元璋行廷杖的本质目的及其心理因素的分析，仍有未尽之意，本文试做补充论证。

一、被遗忘的受杖官员群体感受：关于明代廷杖的研究角度问题

明代廷杖为朱元璋所首创，但遗憾的是朱元璋时期廷杖的具体细节史籍缺载，不过，他的继任者施行廷杖的具体情形，史书中则多有描述，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廷杖的施行情况。《魏叔子文集》中详细记录了受杖者的情景：

教师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应综合应用多种形式，如话剧小品表演、知识竞赛和辩论会等，为学生创造各种活动平台和情境，引导学生全身心参与，获得各种情感体验。丰富有趣的活动内容和形式，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热情，逐渐积累起大量写作素材。这一教学方法符合小学生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和活泼好动的特点，促进学生对作文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习作水平不断提高。

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1]

从“众官朱衣陪列”“唯露股受杖”这些描写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平日官场中享有威严的朝廷大员，当众被扒下裤子，当着可能是自己的下级、门生或者同僚的面赤裸受刑，鞭打的就不仅仅是受杖者的躯体，更是他们的灵魂。在胡承谱的《只尘谈》中有这样的记录:

凡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逮什门外，每人一门，门扇随阖，至杖所……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2]

1.4 统计学分析 资料数据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和百分比[例(%)]表示，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最后邹疏入，杖最毒。余曾见沈继山先生云，杖之日，交右股于左足之上，以故止伤其半。出则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臑，傅之尻上，有药缝裹，始得再生。及行东粤，徒步过岭，血犹涔涔下也。邹南皋先生为余言，每遇天阴，骨间辄隐隐作痛，以故晚年不能作深揖。[3]

嘉靖初，致仕刑部尚书林俊言:“古者挞人于朝，与众辱之而已，非必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三五臣，容厚棉底衣，重毡叠帊，然且卧床数月，而后得痊。正德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8]

面对如此摧残受杖者身心的严酷刑罚，现代研究廷杖的学者只是从旁观者记述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忽略了受杖者自身的感受。他们甚至得出廷杖非但没有使受杖者折了骨气，反而成就了受杖者流芳百世的终极意义以及皇权在与士大夫们的博弈当中最终走向了失败这样的结论。如近现代国内对廷杖最早进行研究的孟森先生就认为：“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4]后来学者研究明代廷杖，也多围绕这一观点进行论述，因篇幅所限，恕不赘述。这样认识问题的根源是他们虽然抓住了廷杖折辱官员人格的性质，但在分析其作用或影响时则有失偏颇，单从旁观者对其赞颂的角度进行研究，好像廷杖非但没有对士大夫们的气节产生负面影响，反倒砥砺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了他们的勇气！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皇帝实行廷杖的本质目的。

以往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多是受传世材料的影响，而且是无分析地对待文献资料，把这类受杖者越打越勇、“如若登仙”的例子，当作了廷杖的本质影响。这需要有所辩驳。首先，关于受杖的记录多出自《明史》，相关传记多是对士大夫官员的歌颂赞美，特别是对受杖者，都是一些赞赏之词；而那些被廷杖折辱失去气节的士大夫官员的言行，则不会记载，这就造成了士大夫官员多是被越打越勇的假象。其次，即使受杖者在杖后心理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会记录下来，毕竟在很看重个人名节的士大夫官员心中，对皇帝淫威的屈服并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再次，虽然有些士大夫在受杖后反而官运亨通，但由于没有记录下他们在受杖后对皇帝的谄媚和甘当奴才的相关言论资料，而对辨别他们在受杖前后的行为变化增加了难度。最后，人们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在这些被廷杖的士大夫官员当中，不乏一些投机取巧、沽名钓誉之徒。据《明史·钟同传》载：

球上封事，约与俱，复妻劝止之。球诣复邸，邀偕行。复已他往，妻从屏间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为！”球出叹曰：“彼乃谋及妇人。”遂独上奏，竟死。居无何，复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辄曰：“早知尔，曷若与刘君偕死。”[5]4408

2）开展节能监测和能源审计，提升管理水平。中国海油每年以文件形式下发《节能减排监督监测和能源审计计划》，组织对有关企业进行审计、监测和节能诊断，帮助企业挖掘节能潜力提高节能管理能力。

明宣宗时期刘球与钟复相约上封事，钟复因妻子的阻挠而没有去，最后只是刘球因上奏折而死。此后不久，钟复因病去世，钟复的妻子便后悔自己的阻拦，使丈夫的死没能博个好名声。钟复妻子的这种行为，反映了当时一些政治投机者的心态。正如明人于慎行言:“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睨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6]的确，在那些被廷杖的士大夫当中，不畏皇权者有之，但其中的沽名钓誉之徒则不在少数。

(2)人工挖孔环节：定位放线→开挖第1节桩孔土方→浇筑第1节护壁混凝土→架设垂直运输架→孔内送风检测有害气体→逐层开挖土方→成孔清底检查验收。

作为明代廷杖的开启者，朱元璋深谙廷杖对人的折辱之本质以及施行这一刑罚从精神层面摧残士大夫官员的作用。近代学者栾保群先生认为，朱元璋“不需要忠臣，而且他也不相信有忠臣；他只需要走狗，驾驭走狗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在不测天威之下战战兢兢地为自己效命。这样，他就不能仅仅用死来威胁士大夫的性命，更要用羞辱来摧折士大夫的人格；他不能让士大夫壮烈地死于刑场，即使让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屠割”[7]。对于这一点，他的继承者们也心知肚明，所以廷杖这一酷刑才能与整个明代的国运相始终。下面就从朱元璋入手，来探究其行廷杖的思想本质。

朱元璋之所以自信廷杖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他深谙廷杖的本质，另一方面就是他对士大夫群体的本性有着深入的了解。自先秦以来，士大夫阶层就是一个最具有独立人格、最看重尊严和面子的社会阶层，甚至对一些读书人来说，其面子的重要甚于生命。不管这是一种士人的志节也好，还是其虚荣心也好，士人阶层的这一特征则是极其明显的。孟子是这种士大夫人格的典型代表。孟子曾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9]126“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9]311他主张向显贵者进言时要藐视他们，不要在乎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他们的富贵奢侈我们都不崇尚，在他们面前有什么畏惧而唯唯诺诺的必要呢！读书人看重的是仁和义，看重的是自己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不畏大人之言，不吃嗟来之食。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0]孟子说：“舍生而取义。”[9]242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持义而不扰。”[11]受这种思想的熏陶，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都将志节、骨气、面子和尊严视为自己存在的最高价值，一旦失去了这些，人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对此，朱元璋在和士大夫们的接触中必定深有体会，他深知面子与尊严对士大夫们的重要性。人格独立是自古以来士大夫们可以引以为豪的东西，正是由于知识分子有其特有的独立人格，他们才有底气有资本与帝王分庭抗礼。正是抓住了这一致命的关键，朱元璋才要施行廷杖这一带有折辱性质的刑罚，他要剥夺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精神，打掉读书人最在意的气节，让他们失去自己最珍贵的独立人格。

二、仪式上的威慑：朱元璋行廷杖的本质

其实，无论是钟复之妻的深悔，还是于慎行所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都是一个旁观者的观察角度，并无当事者的亲身感受。外人如何能感同身受地去体验那种残酷的摧辱！如何能理解当事者心灵深处的痛苦与屈辱？他们的忠诚不被理解反受摧辱，其委屈足以摧毁其天子圣明的信仰；廷杖的暴虐与残酷，足以摧毁其意志之坚定；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也足以彻底剥去他们最为珍视的尊严和面子。当信仰、意志与尊严这些基本的人格要素统统被摧毁之后，他们还哪来的越打越勇？还如何去“飘然登仙”？当代的廷杖研究者们，依据那些旁观者的描述与主观演绎去评价廷杖的影响，扭曲了廷杖的本质。

首先，廷杖仪式注定了其具有侮辱士大夫官员的特征以及能起到打掉士大夫官员的尊严、人格、气节的效果，从而达到让士大夫官员对皇权产生畏惧、对皇帝俯首听命的目的。从上文提到的“众官朱衣陪列”“唯露股受杖”等官员廷杖仪式的描写可知，从仪式方面来看统治者施行廷杖的本质不只是折辱受杖者，“而他需要的舞台效果是吓破所有观众的胆，吓得他们失去思维能力，吓得他们胡说八道，吓得他们甘心做狗……廷杖是凌迟的一种变相，是专演给廷臣看的凌迟；它无论从受刑者的痛苦还是从观刑者的震惧来看，效果都不逊于凌迟”[7]。我们从廷杖的仪式效果中已对其本质做了深入了解，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其次，朱元璋对廷杖的性质当是非常了解的。《明史·刑法志》载曰：

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5]2329

从“帝深然之”可知朱元璋是知道廷杖这一刑罚具有侮辱的性质，而且他对“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是持赞同态度的。如“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赎，始此”[5]2329。从朱元璋对王肃的处罚由“笞”变为“俸赎”也可以证明，他深知廷杖能折辱士大夫官员的士气。可事实证明，朱元璋并没有信守刑不上大夫的承诺，“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5]2329。从朱元璋的言论与他对朱亮祖父子和薛祥的鞭杖来看，可谓是极其的言行不一。这恰恰可以使我们从中窥见朱元璋施行廷杖的根本原因：正因为朱元璋了解廷杖的折辱本质，所以才选择以廷杖之刑来摧毁士大夫官员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让士大夫官员从身体到灵魂都彻彻底底地跪伏在自己的脚下。

关于朱元璋的这一本质目的，我们还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佐证。

从廷杖对邹元标身体的伤害来看，是残忍至极的，这种身体上的痛楚还会伴随终生。廷杖对官员身心两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试想邹元标“每遇天阴，骨间辄隐隐作痛”之时，心中会作何种感想？心有余悸是必然的。

从林俊的言论中可以得知，正德以前的廷杖是不脱衣服的，不伤及性命，主要就是对受杖者进行精神上的侮辱。而且对朱元璋来说，“与众辱之而已，非必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才是其真实的目的，这更加印证了朱元璋深知这一刑罚的折辱性质并毫不避讳，他要赤裸裸地将对士大夫官员的人格侮辱告知天下，要用廷杖这种刑罚打掉士大夫的面子，打到他们失去人格，直到他们成为没有人的尊严的奴才。

下面再考虑I2，值得留意的是，在这部分里，因为中是有奇点的，所以在做估计中需要注意到这点，利用Q(f，f)的弱形式(5)式，

三、自卑与尊崇：朱元璋行廷杖的心理分析

朱元璋开启廷杖制度还与他的个人性格密切相关。朱元璋早年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自卑的性格，这种自卑性格在其登上皇位之后又化作极度的猜忌与自负。一方是学富五车的士大夫，一方是出自布衣的皇帝，在权力和学识的较量当中，权力的尊贵并不能直接带来精神上的优越感，朱元璋在文人士大夫面前的自卑感需要用权力来进行调和，需要通过加强集权来达到唯我独尊的目的。而这种调和的方式则不可能是温和的，暴力、强制、血腥必充斥其中。刑律上严苛的条文还不足以重建朱元璋的自信，还不足以把士大夫们变为任自己践踏的奴才，于是，廷杖这一带有折辱性质、可以打掉士大夫官员人格尊严、打掉他们的精神优越感、让他们从精神上彻底匍匐在自己脚下的刑罚就自然出现了。

再看祥林嫂、单四嫂等劳动妇女，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能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祥林嫂辛勤劳作一生，直至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单四嫂也是如此，“她的勤劳在鲁镇是没有人能比的，在深夜鲁镇亮着灯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应酬者聚集地咸亨酒店，另一家便是单四嫂，昼夜纺线。”而这些都是作者在创作时极力肯定的。

(一)自卑心理作祟

二是潜力调查方式比较滞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过去一些了解掌握潜力资源所采用的有效调查方式，正在逐步失去优势，越来越滞后于潜力建设发展需要。比如，在人力资源动员潜力统计方面，仍采取按行政区划方式进行调查了解，显然与近年来人力资源高度流动的现状不相符合；在物资器材类潜力资源统计方面，目前采取的在产品生产环节进行调查的方式，客观上只偏重于产能、库存等静态信息，脱离了大量资源分布在流通环节的实际，难以精确掌握动员潜力特别是一些新质动员潜力状况，与新时代动员潜力建设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这段材料与上面的材料相比，更偏重于从施杖者和观杖者的角度进行描写，在施杖者撼天动地的喝打声中，整个廷杖的仪式变得更加肃穆与恐怖，这种强烈的恐怖感不仅传达给了受杖者，更对观杖者产生威慑，以至“闻者股栗”。朱元璋开启的廷杖制度高明之处就在于，这不仅仅是一种只对受刑者产生影响的刑罚，其更终极的意义是对观杖者进行心理拷打。在这场对受杖者和观杖者同时进行惩罚的仪式当中，皇帝的独尊地位得到了升华，士大夫官员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无情的践踏。万历年间，因谏止张居正夺情，而被施以杖刑的邹元标的受杖情景有如下记载：

帝始与诸臣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见徽州有姓朱者为典吏，问其果文公后乎？其人对曰非也，帝心顿悟。彼一典吏尚不祖朱子，而我国家又可祖乎？竟却众意。[13]

对于朱元璋早年的人生经历可以用孤苦无依、居无定所、尝尽人间酸楚来形容。他在经历了亲人离世之痛后，又入寺为僧过了一段叫花子一样的乞讨生活，后投入郭子兴麾下受尽猜疑排挤之苦。这些苦难教会了他隐忍但也扭曲了他的性格，在一朝登天之后，权势将他的自卑化为猜忌，将他的隐忍化为残暴，将他的才能化为自负。经历了由乞丐到天子巨大身份转换的朱元璋，有时恍然如梦：“吾微时谓终为村氓，虽遭乱寄身行间，冀以纾祸，不自意今日至此。”[12]出身草根，无可言说的身世被自卑、心虚、胆怯的心理折磨了一生，他在自己的遗诏中还念念不忘：“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5]55但朱元璋不甘心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士大夫官员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不仅要在地位、权势方面压倒士大夫们，还要在精神层面上战胜他们，不再忍受害怕被士大夫们瞧不起的心虚之苦。为此，朱元璋确实煞费苦心。他最初的做法是想改变出身。《明朝小史》中载：

朱元璋称帝后不久修玉牒时，曾想攀附朱熹为祖先，以此抬高自己的出身地位，但最后因太牵强附会，恐被世人取笑，只好作罢。此路不通便转而向同是出身寒微的刘邦看齐，干脆公开承认自己的出身寒微，吴晗的《朱元璋传》说他“在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14] 。但这些话又是不许别人提的，稍有不慎便犯了他的忌讳。没有接受过正规儒家教育的朱元璋还偏爱卖弄他的半瓶子学识，以求在文官士大夫面前挣得一点面子。所以他常常附庸风雅，卖弄笔墨，尽量装扮一些文人气，以使自己在士大夫面前不显得那么浅薄。但这样做并不足以平复其自卑心理，他知道在这方面永远不可能与士大夫比肩，甚至还可能自取其辱。所以，他必须运用帝王的权力优势来巩固自己。就像心理学家A·阿德勒所分析的：“他不把自己锻炼得更强壮，更有适应能力，而是训练自己，使自己在自己眼中显得更强壮。他欺骗自己的努力只能获得部分的成功。如果他对这类盘旋不去的问题觉得应付乏力，他可能会变成独裁的暴君，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15]47于是我们看到，朱元璋摆脱自卑情绪折磨的做法，就是给士大夫们制造厄运。在他对士大夫的学识由羡慕到嫉妒再到恨的转变过程当中，猜忌、残暴等这些阴暗性格统统被释放出来。

事实就是如此。朱元璋称帝后对士大夫文人采取了一系列残酷的手段，尤其是对不与新朝合作的文人们绝不心慈手软，甚至对为自己效力的士大夫官员也肆无忌惮地进行摧残，利用“廷杖示辱、体罚待罪、镣足治事、守庙烧香、黥面发配、割乳、宫刑、罚工”[16]等惨绝人寰的刑罚对待他们。如曾修过《元史》的文学家高启，在书成之后，拒绝了朱元璋授予的官位，以致被朱元璋怀恨在心，而后寻了个由头就对他施于腰斩之极刑[5]7328。曾因朱元璋嫌他的上书太过啰唆而受廷杖之刑的茹太素，在受杖后仍旧直言敢谏，在一次殿宴当中，朱元璋“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不卑不亢地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后为之恻然，但不久之后，朱元璋就让其“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5]3987。对于茹太素的悲剧，在他被施以廷杖而没有丧失气节，仍旧对朱元璋不屈服时就已经注定了。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浩》三编中，“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的进士、监生就有三百多人，可见朱元璋对这种纯侮辱性质刑罚的偏爱。

(二)扼杀士大夫们“与君共治天下”的幻想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直不承认元王朝的正统地位，号称袭宋代为正统。众所周知，宋代的士大夫们一直有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参政情怀，想必朱元璋对此也有所耳闻。但作为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专制君主，绝不能容忍士大夫与他共治天下，于是，他就要想办法打掉士大夫们的共天下念头。

大数据给创新培养提供了积极的思路，但是与数据相联系，人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信息和数据安全问题。学生的信息一旦被泄露，将给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威胁和困扰。如何确保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如何防范数据资料不被商业化利用，是我们在对面教育类数据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样是出于隐私和安全的考察，教育数据在很多高校内部通常被视作为需要保密的资料，教师和部门以外的人员要想获取数据存在困难。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学者在开展一课题研究时，需要用到学生的图书借阅数据，最后是通过多方沟通及书面保证才顺利拿到数据。研究人员都能理解职能部门的这一规定，但在客观上也确实不利于开展大数据的研究。

我们可以肯定朱元璋知道士大夫们有这种君臣平等、共治天下的梦想。有学者已经指出：“洪武时期以宋濂、章溢等士大夫为代表，以‘君子’的道德维度规范自我的言行和政治行为；以‘士’的政治角色发挥在政治场域中的主导性作用。”[17]士大夫们这种积极参与到政治当中的入世情怀，一方面有对君主的效忠，另一方面也有辅佐君王实现自己价值的抱负，而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想法也暗含其中。如果说宋濂、章溢他们的表达方式含蓄的话，那宋濂的得意门生方孝孺就很直白地提出了这种主张。方孝孺认为：“三代以降，昏主败国，相寻于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无公天下之心故也。”[18]63他把乱世归结为君主的“私天下”，“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18]68。所以君主如果想治理好天下，就要与人民共有之，当然，他这里的“民”不是指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学识的士大夫们。

虽然方孝孺在洪武朝时没有被重用，与朱元璋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他的这些共治主张朱元璋应该是知道的。洪武十五年，吴沉、揭枢向朱元璋荐举了方孝孺，朱元璋召见了他。

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5]4017

朱元璋欣赏方孝孺却没有重用他，而是交代皇太子要用其才。朱元璋作为一位猜忌心很重的人，在对皇太子说要重用方孝孺的时候必已对他做了详细的了解，应该是了解方孝孺的共天下主张。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士大夫们有共治想法，所以方孝孺不被重用也在情理当中，至于他将方孝孺留作太子用，仅仅是出于缓和君臣矛盾，维护统治的目的。而事实证明，与朱元璋极其相似的朱棣也容不下方孝孺，方氏的悲剧一开始就是注定的。“朱元璋坚持‘天子执大圭’，强调君尊臣卑，完全抛弃了儒家‘君臣之义’的主张，从而把封建帝王极度专制为所欲为表现得淋漓尽致。”[19]而且朱元璋在讨论君臣关系时，都是讲君主应该驾驭臣子，而不是君臣平等共治天下：“朕观上古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则驭臣下以礼法；臣能，驭吏卒以体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驭臣下，臣亦无知以绳吏卒，故乱由而始矣。”[20]在朱元璋心中，满满地都是驭臣之术，他不愿意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权力与他人共享，对具有这种思想的士大夫他不能容忍，一定要扼杀掉他们的幻想。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就是对付抱有这种想法的士大夫的手段之一。对朱元璋废丞相大多数人都只是从制度层面分析，认为是朱元璋加强集权专制、提高皇权的措施。其实，朱元璋废丞相还有精神层面的考虑，那就是他知道丞相在士大夫意识当中的崇高，废掉丞相制度不仅将权力紧紧地握到了自己的手中，还消灭了士大夫们的精神领袖，摧毁了他们的君臣共治幻想。

中国国内粮食定价话语权旁落，以大豆市场的情况最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四大跨国粮商已经控制了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64家，其凭借国际资本，对中国粮食供应的上、中、下游形成了控制，中国国内食用油市场的众多品牌早已被跨国粮商以投资合作的方式兼并。中国农业农村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我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粮食不够吃可以从外国进口，而且进口粮食价格比国内便宜。”由此可以看出部分政府官员对此缺乏更深的认识。

钱穆分析朱元璋这种心理时说：“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于是一边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一边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于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21]此言极是。朱元璋在控制士大夫的时候，不仅仅废除丞相使他们失了精神领袖，还运用廷杖等带有侮辱性质的酷刑，就是要打到他们不敢提甚至再也不敢奢想与君共治天下，打到他们完全依附于皇权，成为自己的奴才为止。

四、余论

廷杖的目的是要折损士大夫官员的士人气节，打掉他们的人格尊严。应该说，这一目的在朱元璋及其继任者那里基本上是达到了。确如嘉靖年间霍韬的上疏所说，士大夫们“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5]2337，被廷杖之刑销蚀了志节。但是，明代帝王在享受廷杖带给他们快感的同时，也要吞下其廷杖所造就的苦果。明中后期世风日下，奸佞当道，士大夫们折了气节，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只知附会权势，蝇营狗苟。正如胡凡所说：“嘉靖帝滥施廷杖，许多忠臣义士死于杖下，这对明代的士风和政治风气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柔媚谄谀之风日炽，正直敢言之士日稀，明代社会开始走向下坡路。”[22]纵观历代朝堂，总不乏阿谀奉承之徒，没有气节的士大夫比比皆是。但就明代来说，这种士大夫的人数之众、规模之大、无耻之甚都是别的朝代所不及的。明代没有气节的士大夫对权势的攀附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连一向被士大夫们瞧不上的宦官，在明代都被争相追捧。士大夫官吏失去骨气、尊严和气节，成为群体性的政治现象，连崇祯帝朱由检都愤恨道:“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狥诿饰。”[23]这种士大夫群体性气节丧失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在明亡之际表现得更为突出。明代大厦将倾之时，投降者比比皆是，由于清初撰修《明史》的多是明末遗老，所以故意隐去了一部分降清之徒，但仍然有不少记载。官员没有志节，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事实证明，廷杖之刑的确折损了士大夫官员的志节和尊严，给皇权制造了大批忠实的奴才，但它所引发的士大夫官员刚正廉直之气节的集体滑坡，推波助澜地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廷杖官员所产生的恶果，也只能由明代统治者们来品尝了。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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