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和国际社会面前所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话语意蕴,值得解读。

甲醇和甲基叔丁基醚（MTBE）为色谱纯，正己烷、丙酮、乙醚、氢氧化钾和二叔丁基对甲酚（BHT）均为国产分析纯，水为超纯水。

一、当代“中国特色”中的“特色”指代对象是成功之处、宝贵经验，具有褒义性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意蕴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中的“特色”上，它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话语意蕴。

双簇头机制无线传感器网络中，主副簇头在射频模块配置相同的情况下能够同时接收到节点的检测信息。当副簇头在在接收到4个传感器节点数据后会开启定时器，在定时结束之前，如果接收主簇头广播的信息，则副簇头作为普通节点接收数据融合结果。否则，副簇头根据接收的节点检测信息完成数据融合，并将网络检测结果广播到网络内实现声源检测结果的共享。

(一)从词性内涵和色彩看，“特色”是当代中国优点和优越性的同义词，是褒义称谓

近代以来，中国国情不断发生变化。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中国式”或“中国特色”的词性内涵和色彩则不断演变，经历了从贬义到褒义的流变过程。

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都是着眼于中国问题的解决，都肩负着庄严的历史使命与民族期待。对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而言，其提出和实践是为了实现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孜孜以求的夙愿和期盼，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及至当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途中，实现民族复兴，成为探索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就是从民族和国家命运来考量和设计中国发展之路的。他曾明确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5]162 。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6]“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6]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将其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功开辟和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寻找到了根本路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模式的影响可谓既广且深。这一模式在较长时间内一度被认为是唯一模式而被普遍接受。事实表明，苏联模式确实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其存在的弊端与缺陷也是毋庸置疑的。尽管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一度涌动起改革浪潮，但最终改革或者归于失败或者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的客观事实则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未能做出成功回答。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如果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寻找自己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路，只能从本国国情出发、从民族自身实际出发的话，那么，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来寻找自己的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之路，亦是如此。

但当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和民族复兴道路时，其中意蕴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还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都肩负着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重新振兴的庄严使命。当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民主的唯一道路时，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实现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并最终成为必由之路时，此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中国式”或“中国特色”的词性内涵和色彩则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折。当代中国，当中国共产党人渴求并致力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162时，就已经充分孕育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预示着希望、进步、发展，其中的“中国式”已与“中国特色”一起成为褒义性的称谓，释放和传播出的是正能量的信息和意蕴。

立足中国实际，寻找中国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思考起点。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163“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5]164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决心并努力寻找一种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具有首创性。它在人类历史与现实中是没有的，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兴模式。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它既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有别于一般后现代化国家的模式，更绝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模式的复制与翻版。这种模式具有独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称谓中的“中国”突出了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着独立性与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反映出中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理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期待与梦想，系统而突出地回答了在人口多、底子薄、资源贫乏、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显然，这种模式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独特模式，而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模式。任何国家的建设都只能从自己国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的发展之路，都不能复制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具有独特性，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晚清以降，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失败与顿挫。中国人在痛苦中沿着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道路向西方学习，改造和发展自己。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启迪国民时，曾从贬义角度使用“中国式”。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曾表示，“许多好事情一到了中国人手上便坏了。所以‘有中国的社会情形’”，因此“我固然不信中国式的社会革命，亦更不信中国式温情的资本主义”[3]。在瞿秋白的文章中，曾出现过诸如“‘畸形混沌’的中国式革命”“中国式浑朴可笑的头脑中之‘穷人造反’”“中国国内巨大的混乱恐慌(中国式的战争)”“一切种种‘中国式’的及非中国式的机会主义”“大清帝国之中国式外交态度”等表达，类似用法共计有15次之多。但都与中国国情落后，特别是国民民族劣根性相关联，其使用恰恰在于说明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必要性、迫切性[4]。

5.1.2 竞赛教学法可以更快地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在本实验的耐力项目测试中，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学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明竞赛教学法同传统教学方法一样，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和身体素质，在体育课堂中的运用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在爆发力项目测试中，所测得实验班成绩提高幅度高于对照班，说明在某些运动项目的教学中，运用竞赛教学法可以更快地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这对爆发力项目的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从指代对象看，“特色”是指当代中国的成功之处、宝贵经验

显然，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中的“特色”指代对象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成功之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民族复兴和实现现代化中，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找到了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执政党建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此外，还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都是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引领民族复兴伟大征程，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并取得胜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做出重大贡献，并对国际社会产生示范作用。

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随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中国共产党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和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主要就是指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革命前途，以及指导革命实践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革命理论，指导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发展，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产生了示范作用。

二、当代“中国特色”中的“中国”意味着区域性和民族性，表明中国发展的首创性和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呈正相关的，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比较单一，而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就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8］179。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通过对东西方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方式比较，得出在西方经济发展高的国家除采取政府供给方式外还可以采取私人企业家联合供给的方式，而在东方则由于工业文明程度低，只能采用政府单一供给的方式。

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16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出发，找到了符合当代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称谓自信

话语表达是对外传递信息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一种称谓而言，它不仅能够表达出所指代对象的内涵、特征，而且还能够在传播交流中折射出传播者对称谓指代对象所持有的价值评判、情感取向等主观态度。称谓自信，就是传播者自身在使用一个称谓过程中对称谓指代对象所持有的自信和自豪的情感心理和情感取向。从本质上看，这种情感心理意味着传播者对称谓指代对象的高度认知、认同的情感取向，是对称谓指代对象在话语价值取向和话语价值支撑上的确认。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思想等中国革命的标识性概念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在称谓上折射出一种自信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称谓自信。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特色”话语具有褒义性，蕴含了自信。如前所述，中国特色中的“特色”是当代中国优点和优越性的同义词，指代当代中国发展的成功之处、宝贵经验。具有褒义性的“中国特色”，释放和传播出的是正能量的信息和意蕴，蕴含了自信，并成为自信的根本。二是中国发展的成功实践，铸就了自信。社会主义自信是以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自信的实现与增进依靠实践发展。当代中国，由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国人魂牵梦萦的现代化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已经日渐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实践铸就、夯实和灌注了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话语则书写和注解了这种自信。三是中国发展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体现了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已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成果。它最集中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结果与象征。自信，源于认识主体对自己自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正向的认同与确认。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结出累累硕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话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能够自主解决问题的表征，表达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自身自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自信。四是中国发展的多重影响，传播了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对中华民族发展、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对全球发展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其带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自信，是中国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自信，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意蕴，是民族自尊和民族自豪感的集中体现[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传播出多维自信。

当代中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无论是这一科学称谓的内涵，还是这一科学称谓的提出，抑或这一科学称谓的表述，都同样孕育着一种自信，都同样洋溢着一种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最自豪、最自信的话语。自党的十二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是历次党代会的主题词和中心，并在以后长达32年的实践中为世人所熟知和认同。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共有的核心词语。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谓自信，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自信最初始表达和最直接体现。

如周湘华女士说诚龙先生文章，“有理有据却又天马行空，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他偏能天衣无缝地拉郎配”。确实，诚龙先生擒笔行文，看似漫不经心，天女散花，云里雾里，甚至玩世不恭，极尽调侃揶揄之能事，其实不然，再散再乱，都收得拢，开头摸不到其用意，结尾卒章显志，让人恍然大悟；初读而知其意，再读而知其神。读史使人明智，读《一品高官》，谓为信然。读刘诚龙文字，不明理者明理，不动情者动情，而明理动情之后，洞见其肺腑——忧患意识、凛然正气、爱憎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2]。的确，没有任何一种外来力量，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熟悉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确实具有丰富话语意蕴值得我们解读、挖掘、研究与传播。而且，这种解读、挖掘、研究与传播，对于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对于多种社会思潮交汇交锋时确保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主导性和统领性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19(1).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人民日报，2016-05-19(2).

[3]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8-259.

[4]焦金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

[7]焦金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民族性[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6)：2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