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6年初，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启动，标志着持续了35年以严格一孩为核心的生育政策正式终结 （顾宝昌，2015）。中国生育率自1990年代初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已经二十多年。然而直至今天，中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停止，总人口规模在庞大的基数上缓慢增加，2000年的12.67亿继续增长到2016年的13.98亿。不仅如此，人口惯性增长还将推动中国人口总量继续增长，2030年前后将达人口峰值14.5亿 （王培安，2015年）②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030/c1001-27758634.html。2016年12月30日公布的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年）》明确指出， “我国生育率已较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虽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率有望出现短期回升，但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因素影响，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何时构建鼓励生育的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增强我国生育率弹性，还存在很多不同意见。

慢慢地，杨紫就形成衣品思维：今天要干什么，天气如何，穿薄还是厚，先确定上衣，再思考穿裙子还是裤子，袜子和鞋子如何搭配，饰品选择哪种，最后确定妆容特色……

生育政策方向转变的时机选择折射了一国政府对人口内在规律的把握程度，以及对未来人口态势的判断。人口内在发展规律一再告诫我们，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当前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85个处于低生育水平，其中，24个处于很低生育水平③国际社会通常将低于更替水平 (通常为2.1)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 （Low Fertility），而将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 (Very Low Fertility)，将低于1.3的生育率称为超低生育率 （Lowest-low Fertility）（United Nation，2017）。而这24个国家都分布在欧洲和东亚。由于相关理论缺失、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政策调整后果的估计不足，大多数国家政府在面对低生育率持续、快速蔓延的局面时，首先选择等待观望的态度，以至于错过最佳的政策调整期。尽管欧洲和东亚国家社会制度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传统存在巨大差异，人口转变步伐不尽相同，却都深陷于低生育率陷阱，这些国家生育政策的抉择道路为中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案例，这也是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未解难题。本部分试图通过分析欧洲和东亚国家人口惯性变化与生育政策方向转变时间的关系，量化探析人口内在规律在帮助国家制定生育政策方面的参考作用。

2 数据与方法

由于长时期的低生育水平，21世纪初，欧洲人口开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现象 （Population Momentum of Negative Growth），欧洲人口将面临快速的萎缩 (W.Lutz,et al.,2003)， “人口负增长惯性”的概念在此时被欧洲人口学家提出。与传统的 “人口正增长惯性” （Population Momentum of Positive Growth）不同， “人口负增长惯性”指的是，在封闭人口中，如果人口持续减少，那么，即使将其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或更高，在最终达到静止人口之前，其人口规模仍然会保持一段时期缩减的趋势。

人口惯性计算使用的是普鲁斯特等 （2001）提出的计算人口惯性作用大小的离散公式，得到人口惯性因子 （Population Momentum Factor）④人口惯性的相关测量方法请参看：茅倬彦.人口惯性的测量方法 [J].南方人口,2011,26(3):47-58.，人口惯性因子大于1，为人口正增长惯性；人口惯性因子小于1，为人口负增长惯性；人口惯性等于1，意味着人口惯性处于正负惯性的转折点。

[1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欧洲的人口惯性与生育政策选择

3.1 生育率缓慢下降：经历百年、难以逆转。

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早在1920年代，超过半数的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到1930年代早期，奥地利、德国、爱莎尼亚和瑞典的净再生产率已经明显低于0.8；其它所有中西欧国家，比如瑞士、挪威、法国，净再生产率也降到了1以下 （张羽，2007）。1940年代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出生高潮，被称为 “婴儿热”。到1950年后期，奥地利、德国、爱莎尼亚和瑞典这几个国家生育率一度上升到了2.7，其它中欧国家则上升到了3.7。

应该说，欧洲引领了全球低生育率潮流。上个世纪中叶，约70%的欧洲国家生育率处于2-3之间，30%的欧洲国家生育率高于3。1960年代后，欧洲国家生育率开始下滑，但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徘徊。1970年代末期，欧洲生育率开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然而，欧洲各国生育水平下降速度并不一致。1970年代初期，西欧总和生育率率先低于更替水平；随后是东欧、北欧于70年代末期进入低生育水平，最后是南欧在1980年代初期达到1.83。此后整个欧洲的生育率开始一路下滑。1990年代初期，意大利和西班牙成为欧洲首先达到，并保持在 “超低生育率”的国家，2002年南欧、中欧和东欧17个国家先后达到超低生育率。2005-2010年整个欧洲生育率已经降至1.55，东欧是所有欧洲地区的生育率最低的，仅为1.42；其次是南欧，为1.44。2010-2015年，欧洲生育率回升到1.6（United Nation，2017）。

3.2 鼓励生育政策：从间接到直接。

生育政策是人口自我纠正机制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历史上，除了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欧洲国家明确提出鼓励生育为目的的生育政策并不多见，但一直存在鼓励生育的间接政策措施。尤其是在西欧，政府往往通过经济刺激 （比如，免税）来引导家庭规模的决策。

发酵液中金霉素发酵单位采用比色法测定，待发酵结束，将发酵摇瓶置于平板上，向摇瓶的发酵液中加入适量固体草酸并混匀，酸化30 min后,将发酵液过滤；吸取0.1 ml滤液，加入到准备好的50 ml容量瓶（预先加入2 mol/l盐酸5 ml）中，热水浴5 min；待溶液冷却后，加纯化水定容至50 ml，空白不进行水浴；用分光光度计于波长440 nm下测定紫外吸收值(OD值)，由标准曲线计算发酵单位。

[25]乔晓春.关于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思考[J].人口研究.1999(2).

  

图1 1976-2011年欧洲国家对本国生育水平的态度变化

 

数据来源：1.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11,United Nation,2011；2.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13,United Nation,2013.

  

图2 1976-2011年欧洲国家生育政策的变化

 

数据来源：同图1。

近四十年来，欧洲各国政府对本国生育水平的态度以及生育政策发生极大变化 （见图1、图2）。1976年欧洲只有五分之一的国家认为本国生育水平偏低，并采取措施提高本国生育率，其它国家均对本国生育水平表示满意。1996年认为偏低的比例大幅上升了18个百分点，为42%；而对本国生育水平满意的政府比例下跌20个百分点，为56%；此时整个欧洲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5左右，而出台措施促进本国生育率的政府比例尚不足40%。2011年欧洲认为本国生育水平太低的比例再次提高了24个百分点，高达到66%；与此同时，出台政策鼓励生育率提高的政府比例上升了36个百分点，已达到70%；只有6个国家政府对本国生育率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占所有欧洲国家的14% （United Nation，2011）。2013年，欧洲共32个国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比例达73% （United Nation,2013）。

极低生育率的出现促使越来越多国家出台了明确促进生育的政策，越来越多欧洲国家把低生育率导致的本国人口缩减和老龄化看作严重危机，并认为低生育率已撼动了国家基础、威胁了国家生存，影响到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竞争力。政府开始寻找导致低生育率的潜在原因，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鼓励夫妇多生孩子。

这些鼓励生育政策的综合 “工具包”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刺激，例如，定期的父母补助、一次性奖励或贷款 （孩子出生红利、分娩补贴、孩子上学补贴）、减免税额，提供孩子成长各阶段的教育、医疗服务、公共交通、休闲娱乐等免费或有补贴的服务或物品，住房补贴或住房福利。二是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措施，延长夫妻的孕产假，提供免费或有补贴的儿童照料；弹性工作时间制；反歧视立法，保障就业性别平等。三是促进支持家庭的社会转变，提高年轻人、女性的就业机会；建造儿童友好环境；支持雇员履行家庭责任，支持稳定的婚姻关系；形成对儿童和父母的积极社会态度 （McDonald，2000）。

当然，欧洲各国根据本国经济社会文化和福利体制的不同，采取的政策措施，侧重点也不同。例如，意大利政府在家庭津贴和儿童照料投入很大，力图帮助夫妻解决生育孩子的后顾之忧。丹麦政府用于生育津贴、儿童早期教育、儿童照料服务的公共开支比较高，分别占到本国GDP的0.6%、1.2%和1%。德国政府设立的生育假期比较长，生育假期津贴的公共支出占到德国GDP的0.2%，儿童照料服务公共支出比例在0.4% （McDonald，2000）。

近年欧洲生育率有所回升 （靳永爱，2014），然而，欧洲生育水平并未得到显著提高，这些政策对于促进生育水平的积极作用并未达到预期 （Gauthier，1996;Grant etal.，2004；Sleebos，2003）。当然，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长期实施才能显示出效果。生育政策出台涉及到政府对人口的战略规划，长期坚持政策要比短期内密集出台多种鼓励生育政策措施更为重要。

3.3 欧洲人口惯性和生育政策：温水煮青蛙。

欧洲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经历了近一百年的时间，跨越了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中后期。蔓延绵长的漫步下降使得欧洲各国政府的人口正增长惯性一直比较小，1950-1955年，当东亚各国人口惯性还高达1.5左右时，欧洲人口惯性只有1.24。这意味着，如果欧洲生育率立即达到更替水平，欧洲人口要继续增长24%才会实现零增长。生育率持续下降同时人口继续惯性增长的现象使得欧洲国家对本国生育率的下降及困难带来的影响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犹如温水煮青蛙，这在其政府选择生育政策上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 （见图3、图4）。

  

图3 欧洲人口惯性的变化：1950-2015年

 

数据来源：根据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17 Revision（United Nations 2017)计算。

  

图4 欧洲生育率变化：1950-2015年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17 Revision（United Nations 2017)

[17]李通屏.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的演变[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1).

  

图5 欧洲各国生育率与人口惯性变化：1950-2015年

 

数据来源：同图3、图4。

  

图6 欧洲国家生育政策调整与人口惯性变化的时间差异

 

数据来源：1.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11,United Nation,2011.2.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2013,United Nation,2013.注释：1.“未出现”指的是该国家尚未出现人口负增长惯性。2.“0”指的是出台提高生育率政策时间与人口惯性正负转折时间一致；或者，出台提高生育率政策时间与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时间一致。3.“至少XX年”指的是由于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或者人口惯性已经达到正负惯性转折点，但该国政府尚未出台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因此将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或者人口惯性已经达到正负惯性转折点的时间与2013年之间的时间差来计算为“出台提高生育率政策的延迟时间”。

政府对低生育率反映最为迟钝的国家是意大利。1990年代初全球最先达到超低生育率的意大利，于1970年代中期生育率便低于更替水平，1980年代中后期进一步低于极低生育率，人口惯性转向负方向并急转直下，到2010-2015年人口惯性值仅为0.78，成为全球人口负惯性最强的国家。在生育率达到超低生育率后十余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近四十年之后，意大利政府才在2005年联合国相关调查中才提出本国生育水平太低，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United Nation，2011）。

  

图7 欧洲国家生育政策调整与总和生育率变化的时间差异

 

数据来源：同图6。

若按照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时间来计算，欧洲国家平均滞后20年才采取积极措施来提高本国生育水平；若按照人口惯性达到正负转折点的时间来衡量，欧洲国家调整生育政策平均拖延了6年。人们没有意识到，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欧洲人口正增长惯性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并累积了强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一发而不可收拾。1995-2000年，当人们刚刚开始认识到低生育率并非短暂现象、而是真实存在的时候，欧洲已经完成了人口正增长惯性向负增长惯性的转折，达到0.96。2011年，当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意识到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强大力量，74%的国家采取措施提高生育率时，整个欧洲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已经达到0.88。这意味着无法挽回的人口萎缩趋势，即便该年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整个欧洲人口也会减少12%的人口。这其中包含了一言难尽的对低生育率曲折的认识过程 (见图6、7)。

4 东亚的人口惯性与生育政策选择

作为低生育率急速下降的典型例子，东亚国家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所有欧洲国家，其人口变化和生育政策调整的经历存在一些共性，有着极其重要借鉴作用。

4.1 生育率急速下降：一跌再跌。

日本经历了两次生育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育率从历史高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从1947年到1957年，十年时间里，出生率下降幅度超过50%，总和生育率从4.5降至2。在这次剧烈下降后到1974年生育率开始另一波下降前，日本生育率稳定在2.0-2.2的更替水平。第二次转变始于70年代中期，生育率从更替水平降至更低水平，1992年的生育率为1.50。此后，生育率从未回升到该水平；相反，一度跌至2005年的1.26，这也是历史最低水平 （津谷典子，2011）。

新加坡、韩国紧随其后。1960年代两国的总和生育率曾高达每个妇女生育6个子女。1976年新加坡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1998年生育率跌至1.5以下，2003年继续跌至1.3以下。韩国于1983年降至更替水平，接着继续下降到1998年的极低水平1.47，2000年以后一直在1.3以下徘徊，并在2005年达到破纪录的低水平1.08（盖文·琼斯，2011）。

4.2 生育政策变革滞后：从观望到鼓励。

这三个国家在控制人口上都曾取得巨大成功，这使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变并非易事，在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之前，这些国家都或长或短有一个中立或温和政策时期。新加坡政府在1965年开始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首先废除了抑制生育的政策。1975年，新加坡的生育率达到了更替水平。从1984年起，开始实施双向的生育政策，即限制低教育水平的人群生育，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生育。但是直至1986年才出现了变革生育政策的迹象，政府宣布要重新审视人口政策并征询公众意见⑦实际上，1983年新加坡对人口政策作出了重要修正，李光耀总理在国庆节演讲时谈及了受教育水平不同的母亲的生育率也不同。第二年，出台了第一项鼓励生育政策，但其仅仅针对不同受教育年限的母亲的生育率不同的问题，并非旨在提高整体生育率。。1990年最终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此时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25%，距离达到更替水平的时间已有12年 （盖文·琼斯，2011；汤梦君，2013），人口惯性值为1.29。在随后的20年，新加坡政府不断从先前的经济刺激，转向更大范围的促进工作与生育相协调的政策。

现阶段我国开始对电力线损的检查与管理方面进行重视，并已经开始积极开展农电线查验以及管理的工作。由于我国在农村电网方面的线损数量较高，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供电方面的经济效益，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故而本文对农村电网的线损管理进行详细研究，希望能够为提高供电经济效益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韩国政府表现出了同样的顽固。1990年生育率低至1.57时，韩国政府才展开了一项对人口政策的讨论。人们担心一旦政策发生变化，生育率将迅速反弹 （盖文·琼斯，2011）。直至1996年人口政策转为温和，从控制人口数量转移到加强人口福利上来，其目标之一是预防当时1.6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003年韩国政府才真正意义上转为鼓励型生育政策，即旨在阻止并扭转生育率下降的政策和项目。第一个综合性5年计划Saeromaji PlanⅠ (2006-2010)和第二个5年计划Saeromaji PlanⅡ (2011-2015)包括了一系列政策和项目，目标是2020年将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6，同时推动社会环境建设，以期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保证持续的经济发展，保证无论年龄和性别，所有人都享有高质量的生活。这些政策与项目包括为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提供生育补偿，改善生孩子健康服务，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促进性别平等 （金敏子、金亨锡，2014）。这时候距离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已20年，此时的人口惯性已经低至1.09。

日本政府的反应最为缓慢。自1965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日本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观望的生育政策。直至1990年起生育率跌至1.57，日本政府才开始寻求扭转下降趋势的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 （如，1994年的天使计划、1999年的新天使计划、2002年的 “另一半”计划、2004年的支持计划等），提供托儿服务，鼓励建设家庭友好型的工作环境和安排，从而帮助夫妇合理安排工作和家庭责任 （津谷典子，2011）。日本转向鼓励生育政策时生育率已经低到1.57，离达到更替水平已25年，人口惯性已经低至1.04。

4.3 东亚人口惯性与生育政策选择：太迟了吗？

新加坡的政策应对最为迅速，从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到调整为鼓励生育政策的时间差为12年，中立时间最短，仅为3年；在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时的人口惯性最高，为1.29，此时总和生育率为1.57。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时，如果此时总和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正增长惯性使得新加坡人口要继续增长29%。

耦合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它特指两个或者若干个物体、系统或者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子系统以及要素的相互作用形式决定着系统的特征,这种现象通常用耦合度来表现．显然,城镇化u1和旅游经济u2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子系统,且二者关系密切,因此有学者将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模型引入地理要素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中[14],公式为

6结论： “十三五”期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窗口期

日本生育政策变革滞后了25年，虽然1960年代中期生育率低至更替水平，但此时人口惯性还高达1.34。同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育率在更替水平徘徊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政府对调整生育政策的重视程度，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时生育率已经低至1.57。而这犹豫的25年将日本的人口惯性从1.47拖到了1.04。这意味着，即便在1990年日本生育率立即提高到2.1的更替水平，日本人口规模只能继续增长4%。

3)将原有的药剂塑料管改为钢管，减弱草酸、TL-1和P86对管道的腐蚀作用，在配制TL-1的搅拌桶上加装盖板，防止蒸汽和粉尘对人体的危害。

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后人口强大正增长惯性尚存，无法抹去政府对庞大人口的恐慌，对生育率反弹的担忧，以及对超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这三个原因综合起来使得东亚政府拖延了鼓励生育政策在扭转人口态势上显得力不从心。从1950-2015年东亚国家人口惯性变化来看（图8），这三个国家政府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是不成功的，因为政策调整后的人口惯性一路下跌，从人口正增长惯性 （大于1）逆转为人口负增长惯性 （小于1）。日本的人口惯性早在1990-1995年便出现逆转；新加坡和韩国人口惯性的正负转折点出现在2000-2005年。到2010年-2015年，韩国人口惯性已降为0.84，新加坡为0.95，日本为0.73。这意味着，即便在2010年-2015年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的人口仍然分别会继续减少16%、5%和27%。

我国历来重视食品安全工作，食品卫生领域的第一部法律可以追溯至1982年11月19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简称《试行法》），对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等方面的卫生要求、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食品卫生许可、管理和监督、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一一作出规定。《试行法》规定国家实行食品卫生监督制度，改变了各级政府非常设机构——食品卫生领导小组负责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状态。

  

图8 2010-2015年东亚国家人口惯性和总和生育率比较

 

数据来源：同图3、图4。

5 中国人口惯性和生育政策选择

我国生育政策是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人口内在规律的把握程度，近年来学者就此开展了广泛讨论 (乔晓春，1999；冯立天等，1999；张纯元，2000；李建新，2002；梁中堂，2003-2005；叶文振，2002；曾毅，2005；林毅夫，2004；李通屏，2007)。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生育政策几经波折的演变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倡导性的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快速转变始于20世纪后半期,但缓慢的人口转变在1949年前已发生。出生率由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40‰以上降到1949年的36‰，死亡率由30‰以上下降到20‰ （李通屏，2007)。新中国成立后，人口政策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凸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人口总量大大超出预期⑧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远远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6.02亿 （含台湾省），仅中国大陆人口就已达5.9亿。之后，中央便开始重视节育工作。除了三年困难时期、反右运动和文革初期有所停顿外，我国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口政策主调，是以群众自愿为基础，采用渐进、平和的方式抑制人口增长 （翟振武，2000），这与国际社会当时普遍生育政策措施类似。这段时期生育率与30-40年代一样维持在高位，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约6个孩子。是死亡率的先期下降，生育率依旧很高导致人口总量迅速增长。近二十年的高生育率和低死亡率蓄积了强势的人口正增长惯性，人口惯性从1950-1955年的1.26增加到1960年代后期的1.58。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从 “晚、稀、少、好”到末期的急速收紧。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越来越难以承载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计划生育工作列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工作议程，由卫生部具体负责落实。1972年卫生部在向国务院提交的 《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中提出 “晚、稀、少、好”四字方针。1968-1979年，我国大陆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45下降到2.75，在10年多的时间里下降了3.7，这在古今中外的人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梁中堂，2006）。当然，中国上世纪70年代的生育下降不仅仅单纯依靠计划生育，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在不同程度上为70年代及其以后生育水平的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 （顾宝昌，1996）。尽管生育率快速下降，过去接近三十年蓄积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势能太大，1970-1975年和1975-1980年两个时期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分别高达1.60和1.56，过高的人口正增长惯性驱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国人口依旧以12%左右速度增长。

第三阶段：1980-1994年：从普遍 “一胎化”到稳定现行生育政策。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强调普遍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此后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最艰难的调整阶段、也是最为严厉的时期，生育率也随之继续下降。1990年以后，生育率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人口惯性从1970年代末期的1.56，下降到1990年代初期的1.44，下降了0.12，仍然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高位人口惯性引发的 “低生育率、高增长量”导致1980-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5‰，这增加了政府对人口增长趋势感到恐慌。

第四阶段，1994-2012年针对低生育水平稳定现行生育政策。199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人们对于长期低生育水平的严重后果表示日益的关注和忧虑，相应地，要求适当放宽我国生育政策的呼声也逐渐升高 （顾宝昌、李建新，2010；游允中，2010）。基于低生育水平尚不稳定、地区发展尚不平衡的认识，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0年3月2日发出 《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中发 〔2000〕8号）。七年之后，针对老龄化、性别比、流动分布等结构性问题的日渐突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7年1月22日又进一步发出 《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 （中发 〔2006〕22号），在坚持现行生育政策的同时，丰富和拓展了我国的人口政策。在鼓励 “少生”的总原则下，从当地的实际出发，该时期全国各地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全国政策生育率的平均值在1.47，75%以上人口处于1.3-1.5之间和1.3-2.0之间政策生育率的地区。在这28年的低生育率时期，中国人口正增长惯性经历了大幅度下滑，从1990年代中期的1.44下滑到2010的1.02-1.08之间⑨由于2010年生育率具体值尚存争议，作者选取1.18、1.5和1.8来计算人口惯性值，详细情况请参看作者所撰另一文章 《中国人口惯性百年：1950-2050》。，距离人口惯性的正负转折点越来越近。

第五阶段，2013年至今，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自2013年，单独两孩政策和全面两孩政策陆续实施是我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相应配套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如果以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时间为起点，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的时间太长，中国政府的应对滞后了至少35年；根据作者预测，自2020年起，中国人口惯性因子将低于1，出现显著且不可逆转的负增长惯性⑩预测详细内容请参见作者所撰另一文章 《中国人口惯性百年：1950-2050》。。生育率保持低水平状态的时间越长，累积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越大，最终人口出现大幅度缩减。如果从这个时间上来说， 2010-2020年将是中国政府提高生育率，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战略窗口期。

韩国在1983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人口惯性高达1.48，这也使韩国犹豫了20年，才出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鼓励政策，此时的人口惯性已经低至1.09，总和生育率低至1.18；从保持中立到鼓励政策等待了9年。换句话说，2003年韩国采取鼓励政策时，即便此时将生育率从1.18提高到2.1，人口正增长惯性只能促进韩国人口规模继续增长9%。

然后进行超声引导下盆腔肿块穿刺活检，未进行超声引导下盆腔肿块穿刺活检为排除病例。术前对盆腔肿块行常规超声评估，观察盆腔肿块与周围脏器及血管的关系，盆腔肿块内部血供分布。患者取平卧位或膀胱结截位，可选经腹部或经阴道穿刺。根据穿刺目标大小选取合适的切割槽，在超声实时引导下进针穿刺活检，见图2。通常采用单点多角度或多方向活检，穿刺活检次数2-3次，送检。术后观察病人情况，记录并发症发生情况，做好交接、病例资料随访等工作。

东亚、欧洲经验表明，低生育水平大约要持续20年，带来的负面影响才能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新加坡和韩国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大约只用了短短30年的时间，因此即便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时，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惯性仍然分别高居1.53、1.48。这也就是说，若此时出台生育政策将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新加坡和韩国还要增加50%左右的人口才会停止。生育率急速下降阻碍了人口正增长惯性的释放，蓄积的势能大约耗用55年降到正负转折点。这种 “低生育、高增长”的人口态势，加上以往过高生育率带来的恐慌无疑扰乱了两国政府对未来人口走向的准确把握。

而日本的情况与韩国、新加坡还略有不同，日本生育率在下降前并没有达到5或6那样的高位，而且从较高水平下降后徘徊于更替水平花费二十年，因此过往高生育率累积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势能得到了较快的释放，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的人口正增长惯性几乎是一泻而下，从高位以直线方式急速释放，日本只花了45年从较高的人口正增长惯性1.47下降到人口惯性的正负转折点，之后花了20年便达到0.83人口负增长惯性。日本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增长最快，而70年代生育率已经达到更替水平，人口惯性降到1.22，日本政府采取的是不干涉的生育政策，甚至一度打算出台直接的限制生育政策。等到日本采取鼓励生育政策时人口惯性已经达到正负转折点。可见，人口惯性反映的人口内在变化完全没有纳入政府决策的视域。

与东亚国家相比，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相当缓慢，生育率下降经历了大约一百年，人口正增长惯性势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并没有出现高位蓄积，人口惯性从1950-1955年的1.24下降到正负转折点大约用了40年。与东亚国家政府对人口增长恐慌的态度不同，常年 “低生育、低增长”让欧洲国家政府丧失了对低生育率到来的敏感性，约有20个国家在人口惯性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仍然推迟了10-20年才采取措施应对。英国、波黑、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人口惯性早已是负增长，至今政府没有出台具有明显鼓励生育导向的政策措施。

东亚和欧洲经验提示我们，人口惯性为政府变革生育政策提供了判断的预警线，忽视人口惯性会延误生育政策选择的时机。盖文·琼斯的研究提出，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是调整生育政策较为理想的水平 （盖文·琼斯，2011）。生育率一旦降到超低水平，生育意愿与行为将会固化，生育政策调整达不到预期效果。但从东亚和欧洲经验来看，将总和生育率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判断未免有些简单。像新加坡、韩国这类人口正增长惯性早期集聚较高的地区，在总和生育率在1.8左右时，人口正增长惯性还比较强，达1.53和1.45；而到总和生育率在1.6-1.7时，人口正增长惯性降到1.3左右，这时候生育率还保有弹性，而人口正增长惯性还保持一定势能，可以保障人口年龄结构不至于波动太大。这可能是提高生育率的最佳时机。

而欧洲这样人口惯性保持低位释放的地区，人口正增长惯性本身就很微弱，完全无法抵御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酝酿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因此当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人口惯性为1.15以上的时候，应该采取积极政策来鼓励生育，以免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不可挽回的损伤。不幸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时，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5以下，人口惯性已经接近正负转折点。

中国的人口惯性属于 “倒U字”型蓄积，即早期 （1950-1965年）快速上升，中期 （1965-1995年）长期保持高位蓄积，后期 （1995-2010年）快速下降。2010年无论是生育率按照1.18、还是1.5，或是1.8来算，人口正增长惯性也仅为1.02-1.09之间，趋近人口惯性的正负转折点。“十三五”末期，中国人口惯性将转为负增长。虽然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为全面两孩政策，但从人口惯性和生育政策调整的国际经验来看，目前中国可能面临生育率失去弹性、人口负增长惯性强化陷入 “低生育率陷阱”的双重危机。 “十三五”期间将是中国政府提高生育率的战略窗口期。应该抓住 “十三五”时期最佳机会窗口，抓紧构建鼓励生育的政策体系，使生育政策和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相衔接，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增强生育率恢复的弹性，避免重蹈东亚、欧洲国家的历史覆辙，跌入 “低生育率陷阱”。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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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来自 《世界人口展望：2017版》 （United Nation,2017）。2010-2050年中国人口惯性的预测是以2010年六普数据为基线数据，利用人口预测软件MORTARK（3.0版本）⑤该软件由Population De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开发。，通过不同模拟方案得到⑥具体方案设计请参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报告 《人口惯性与 “十二五”时期生育政策决策选择研究报告》（项目号 11CRK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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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76年整个欧洲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时，欧洲80%的国家政府对本国生育水平表示满意（United Nation，2013），人们满心欢喜地期待生育率会按照经典人口理论预计地那样稳定在更替水平，接近六成的欧洲国家政府采取了 “不干涉”手段。此时欧洲人口惯性十分微弱，只有1.14，东欧、北欧和西欧人口惯性均在1.10左右；南欧略高，也只有1.21。二十年以后，到1996年，欧洲生育率已低至1.43，东欧生育率已经到达超低生育率1.3，南欧的生育率也已低于极低生育水平1.5。此时，依然有60%的欧洲国家政府对本国生育水平表示满意，尚有55%的国家对本国生育水平保持 “不干涉”政策。这时，欧洲的人口惯性已经处于人口正增长惯性向人口负增长惯性的转折点。马其顿是当时唯一仍然认为本国生育水平过高，并出台政策降低生育率的国家，而实际上马其顿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大约在1.83，人口惯性也只有1.1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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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治疗的手段包括非手术疗法及手术方法。非手术疗法主要包括静脉溶栓、药物抗凝、置入静脉滤器、弹力袜应用；手术方法包括经导管溶栓、经导管取栓、静脉切开取栓。发病时间短且有良好手术条件患者，建议行手术治疗溶栓或取栓治疗；无手术条件及溶栓条件时，则需要充分药物抗凝治疗，可以预防深静脉血栓严重并发症肺栓塞的发生，常规抗凝药物有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华法令等，研究显示新药达比加群酯治疗儿童血栓效果好[15] ，不同患者更多口服药物如利伐沙班、阿哌沙班等可以选择应用达到良好效果[16-17]，根据发病不同时期及病情严重程度适宜选择不同药物及使用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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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我国产业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竞争并不充分。很多进入门槛较高处于垄断地位的低竞争行业，多存在于大型国企之间，政府的支持以及体制的庇护削弱了市场化的竞争环境对企业经营的冲击，管理者获得超额收益的成本降低使国有背景企业创新效率更低 （董晓庆，2014）［12］，国有控股方治理机制可能并不能有效缓解高能力管理者对于研发投资的消极作用 （徐伟和张荣荣等，2017）［13］。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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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土在陶瓷工艺中具有悠久的历史，一些应用方式从几千年前延续至今，并且随着时代审美的转变不断发展变化着，这说明，在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某一种材料的应用不仅要遵从材料本身的特征，还需要不断进行创新性的实践和应用，这是促进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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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收集整理，经过五六次“反复的研究和修改”，最终成稿，再经由徐嘉瑞修改后出版。于是就有了1959年版的《梅葛》（后文简称“老版《梅葛》”）。这个版本的《梅葛》共有235页，以小32开印刷，是当时民间文学单行本普遍采用的标准。这本梅葛有近6000行，分“创世”“造物”“婚事和恋爱”“丧葬”等四个部分，囊括了今天传唱的梅葛的大部分内容。不过，与这次新版的《中国彝族梅葛史诗丛书》（后文简称“新版《梅葛》”）比，无论是分量、理念，还是内容都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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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MCS结果相比，所提出的PPF方法可以提供近似的CDF曲线，且仅需要较少的计算时间。根据研究结果，配电网调度模型对总线电压相位角和线路有功功率的不确定性有显着影响，但对总线电压幅度和线路无功功率的不确定性影响并不大。这是由于配电网调度只处理光伏发电的有功功率变化，与总线电压相位角和线路有功功率有很强的耦合关系。结果还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配电网调度降低了总线电压相位角和线路有功功率的不确定性。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传统发电机的变化总是在配电网调度的基础上平衡光伏发电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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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做到随学随练，随学随清，做到当堂学、当堂测，原则上不布置课后作业。课后也可以布置拓展性、实践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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