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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辞犹金石 志识其炉锤——杨翼骧先生治学风格管见

更新时间:2009-03-28

杨翼骧先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一生辛勤治学,多所开拓,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学术遗产。当此纪念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温先生遗著,笔者深深感到其一生治史,有两种特色鲜明、相辅相成的风格。一是谙熟古代文史典籍,善于广搜史料、钩稽贯串、缜密考订,并每有精当的评语。此项可以先生潜心著述几十年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为代表,这部宏编巨制现已成为研治史学史者案头必备之书。二是善于用观点统帅材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角度深入分析,阐明历史现象或文献材料的本质意义,并进而探求其规律性。如清代章学诚所言:“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外篇四《说林》,中华书局,1985年版。对于高明的研究者来说,他所面对的浩繁的史料好比是矿石,必须经过炉火冶炼、重锤锻造,才能生产出合用的刀剑器械。杨先生治学即具有这种以观点统帅材料的特长,《学忍堂文集》《秦汉史纲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两种治学风格是相辅相成的,有观点作指导,史料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有丰富材料作依据,观点才能有充分的说服力:二者相结合,才构成学忍堂学术的整体。本文以杨翼骧先生善于“以观点统帅史料”的治学风格作为论述中心,以下从四个层面举出例证,略作分析。

一、博采睿思,中肯评价

这里以《班固的史才》 此文原载于北平《经世日报·读书周刊》1947年12月17日(第70期)。一文为例证。这篇文章的题目虽然标为“史才”,实际上是论述如何以史学、史才、史识三者结合评价班固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作者的中心观点是:“班固的创作天才虽然不及司马迁,而以综合整理的能力见长,再加以高博的学养,优美的文辞与深厚的功力,所以他所著《汉书》能与《史记》并传并重,而他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也与司马迁相提并论了”。文章撰于1947年,当年先生还不到30岁,但其见解却不同凡响。其时,学术界对《汉书》的评价实处于低谷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来《汉书》撰成之后即大受学者推重,至南北朝隋唐时,“汉书学”大兴,相反,研究《史记》者人数甚少。到了宋代,学者聚集一起研读风气更盛,甚至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曾说过,“久不读《汉书》则俗” 凌稚隆:《〈汉书评林〉引》,同治甲戌长沙魏氏养翮书屋校刊本。。可见,世人对《汉书》的推崇。然而,进入近代以后则情形大变,《史记》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汉书》研究成果却寥若晨星,处于低谷。杨先生此文则慧眼独识,指出从史识、史学、史才三者综合评价,应该《史》《汉》并重,班固与司马迁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应当“相提并论”。此文从多方面畅论,既有确切的文献依据,又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如说:“在我国史学史上,班固是常常与司马迁并称的。班固的史才虽然不及司马迁,但他学养很深,又富于综合的能力,所以他所著的《汉书》,组织完密,叙事详备,足以比美《史记》。”“断代为书的办法确有其独特的方便与长处。其后每一朝代灭亡后,便有专记此一朝代的史书出现。而我国的史籍得以继续衔接,没有间断,不能不说是班固的功绩,所以班固对我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实在是至深至大,不容忽视的。”又驳斥南宋郑樵攻击班固的错误说法:“郑樵因为提倡通史,便对这位‘断代之祖’的班固痛加诋毁,甚至骂他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然而客观地看来,实在是意气用事,厚诬古人。刘知幾虽然赞成班固断代为书的法式,但对于司马迁的长处仍加表扬;章学诚也是主张通史的,但并不任情地讥斥班固。因为对于体例方面的批评,各人的见解虽有不同,而其‘潜精积思二十年’,撰成一部巨大的史书,在史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更不能因其著作的体例不合己意,就连他的为人与学力也一概骂为一文不值了”。

杨先生文中还从《汉书》体例创新、补充史实和历史叙事的高超能力等方面,证明《汉书》的杰出贡献。他说,班固“确有深厚的功力,独到的才能”,“班固虽然仿效《史记》的体例,取资《史记》的材料,但并非一味因袭而不知变通改革。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增加《刑法》、《地理》、《艺文》诸志;叙述汉朝武帝以前的史事,也重新费过排比、整理、增补、删节的工夫,比《史记》的原文详细正确。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汉书》移置《史记》文’、‘《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传’、‘《汉书》增事迹’诸条,举出许多实例,以见他虽依据旧史,而能别具剪裁之才”。杨先生又引用《汉书·苏武传》中文字叙事极其生动感人的典型例子,证明班固与司马迁同样具有杰出的历史叙事才能:“他又是当时最有名的文学家。《汉书》文辞的优美,能使读者亹亹而不厌。赵翼曾称赞他的文笔无愧于司马迁,《廿二史札记》‘《汉书》增传’条里说:‘《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述精彩,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 杨翼骧:《班固的史才》,《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10页。。总之,杨先生《班固的史才》一文,是针对20世纪初以来《汉书》研究呈低落局面的情况而发,郑重地提出了要对《汉书》历史地位重新评价的问题,立意很高,而且抓住关键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此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白寿彝、冉昭德先生先后著文对班固《汉书》作出新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汉书》研究更是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从学术史发展的大势看,杨先生此文堪称以其卓识睿思开启了先声。 2009年出版的陈其泰主编《汉书研究》一书(瞿林东主编《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之一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即将杨翼骧先生此文载为首篇。

二、深入发掘,阐释精华

此以1956年出版的《秦汉史纲要》为例证。这部著作以十余万字的篇幅,对秦、西汉、东汉时期的政治盛衰、经济政策、民族关系、文化成就等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线索清晰、详略得当,是建国初新型断代史著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书中专立了《秦汉时代的文化》一章,对汉赋成就、汉代美术雕刻、司马迁班固的史学、经今古学派之争、佛教的传布与道教的创立、科技发明等都有简要论析。关于汉代画像石,书中综合了新中国成立初年华北各地新出土的文物,作了要言不烦的评价,如数家珍,表明杨先生对最新考古资料的极大关注和独到的艺术眼光。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本章专门设立一节论“王充的哲学思想”,以约六千余字论述,在全章中分量最重。全文共分四个小题:“王充的生平及其所处的社会思想”,“王充所著的《论衡》”,“王充的主要哲学思想”,“王充哲学思想批判”,论述纲举目张、重点突出、胜义纷呈。仅列举几项,以见一斑。

4.2.7.2 食品销售和贮存区域地面、冷藏柜、冷冻柜、热柜、货架、天花板、照明灯、电子秤等应定期清洁保持整洁,做到无食物残渣残留,无飞虫,隔板和角落无污渍,无私人物品等。

集热系统采用太阳能追踪仪,根据纬度、太阳赤纬角和太阳时角不同计算太阳轨迹,通过控制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来实现方向和仰角的调整。同时在方位步进电机装置末端安装编码器,用来检测实际角度是否达到要求。

2.书中揭示出王充学说的精华是“疾虚妄”,针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观点“订其真伪,辩其实虚”。杨先生高度评价了《论衡》中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芒的论断。如说,王充“极力驳斥天命、天意之说,以为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万物的生灭,都有其物质的原因,不是所谓天命或天意造成的;而‘天’也不过是一个自然体,根本没有什么意志,绝不能干涉人的活动,像董仲舒所说的天会降下灾害来谴告人。他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他表彰王充以确凿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对神鬼之说作了极有力的批驳,赞扬王充极力驳斥神鬼之说的虚妄。“因封建统治阶级时常藉‘鬼’来愚弄人民,宣称人间的祸福是由神来支配的,如把雷电击折树木、毁坏房屋、震死人畜的现象,说成是龙神所加给的祸。王充根据事实,指出雷电之所以击折树木、毁坏房屋、震死人畜,是物质运动的结果,绝不是龙神在作怪。”王充对于“人死不能为鬼”的论证,尤为言之凿凿,掷地有声。书中举出王充的论述:“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成灰土,何用为鬼?”“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实……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因此,杨先生褒扬王充这些有力辩说是“我国哲学思想史上第一篇精彩的《无鬼论》”。

此文下更大功夫之处,是评述唐代史馆纂修的十六部实录的成书经过、纂修人员、史料来源、体例特点等项。由于有这十六部实录的修成,就为五代时期修纂《旧唐书》提供了系统的史料基础。虽然五代时期政局动荡,《旧唐书》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撰成,历时仅四年余,即成共计二百卷之巨帙,这当然得力于唐代历朝实录奠定的基础。因此,唐修十六部实录的史实以及如何评价其价值,是史学史上的大事。有见于此,杨先生对此作出系统周详的论述,其功甚伟!对于实录纂修中出现的曲折,先生所作的辨析至为细密。如,由韩愈纂修的《顺宗实录》,在纂成十六年后,宦官要求“改正永贞时事”,却遭到众多臣僚反对,但唐文宗仍下诏对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于是,路隋便按照文宗的指示,删去其中的一部分,算是完成了任务”。因此,韩愈《顺宗实录》原本及路隋删改本俱存。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就称前者为“详本”,后者为“略本”。“后来详本失传,略本被编入《韩愈集》中,得以保存下来,是现在看到的唯一完整的唐朝实录。”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358-359、360-361、361、380、382-383、383-384页

杨先生在晚年撰成的《论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体系》 此文系与乔治忠合撰,原载于《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一文,是一篇理论色彩很强、讨论范围很广、取精用宏的大文章。中国古代史学素称发达,不但在编纂成果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而且在理论阐述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往学者们虽然对此作了许多发掘、总结工作,但与历代史家已有的理论建树相比,还远不相称,与当今史学发展的需要更有明显差距。杨先生关注于此,要探索如何建构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体系的大问题,这充分说明其治史目标之高远和推进本学科发展的崇高使命感,十分令人敬佩!他认为,总结古代史学理论成就,固然应重视刘知幾、章学诚等少数人作出的总结性贡献,同时更要关注“在长期发展中主要不是以长篇巨制的专著表现出来,而是由于千百个学者共同创树”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406、391、394、394-396页。的理论成果,才能达到全面的总结。为此,这篇长文讨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家标准、治史态度、修史制度、史籍优劣、史学流变。无不广采资料,详加阐释。由于此文涉及范围甚广,笔者不能全面涉及,这里仅择其中第一、第三两项,简要谈谈其理论创新价值。

1.凸显了王充的著作具有对抗西汉末至东汉盛行的图谶妖妄邪说的战斗性意义。杨先生指出,图谶之说“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中心,把预言和神话交织渗入儒家经典之中,使儒家学说充满了迷信的成分。在西汉末期以至东汉初期,谶纬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极为盛行,如王莽时常利用谶纬来促成其政治欲望的实现,当他辅政时即不断发现他做皇帝的预示;刘秀也深好纬书,曾因阅读过久而感受风寒致疾”。“此后,明帝、章帝都信奉谶纬。由于皇帝的提倡,一般儒生为了干求禄位,除了研读五经之外,也兼学习谶纬,于是谶纬中的天命、灾异、神鬼等迷信思想在社会上占据着统治地位,淆乱是非,严重地阻碍着学术思想的进步。”由此对王充学说的进步意义作了明确定位:“杰出的思想家王充,为了阐扬真理,乃以战斗的姿态,极力打击儒家学派的谬说,与散布在社会上的迷信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实事求是,辩证分析

这里以杨先生1991年撰成的《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1992年第1期,此文为杨先生与叶振华合撰。为例证。这一约三万八千字的长篇论文,是当年杨先生应《史学史研究》主编白寿彝先生约稿而撰写的,诚为两位前辈学者深厚学术友谊之一证。杨先生说:“只有经过几代史官相继纂修,或由帝王敕命组织修史人员,成于众手的史书才是官修,属于本文介绍的范围。”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349页。根据这一标准,文章就先秦至唐初共八部官修史书(《竹书纪年》《世本》《东观汉记》《魏书》《吴书》《周书》《隋书》《晋书》)和唐代官修的十六部实录,对其成书经过、纂修人员、体例特点、基本评价等项,作了简要论述。不仅史料详实、多方钩稽、考辨精审,而且实事求是地进行辩证分析,或澄清前人的误说,或提出确有见地的新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历代实录纂修过程中,确实屡有因当权者(或君主,或权臣,有时甚至是擅权的宦官,如唐文宗朝时宦官干预修改《顺宗实录》事)的干预而致使记载失实,或遭篡改。那么,从整体上应如何看待实录的真实性?有的人甚至用“实录不实”四个字来作概括,这就成为研究古代史学史以至古代文化史必须面对的大问题。杨先生此文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1)“唐修历朝实录,每一部的质量是不同的。从参加撰修的史官来看,各人的德、识、才、学之优劣高下,会直接影响到实录的质量,其中又以史德最关重要。”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358-359、360-361、361、380、382-383、383-384页如许敬宗参修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实录,此人险佞卑鄙,“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这样修成的实录,质量当然不高。而参修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实录的吴兢刚直不阿,秉笔直书,如此修成的实录,质量当然上乘。(2)“总的看来,唐历朝实录的记载还是基本可信的。因而,作为史料,它受到后代史家的高度重视。”如后晋纂修的《旧唐书》,“有多处照录唐实录的原文”,“北宋司马光等撰著《资治通鉴》之《唐纪》部分,唐实录更是其主要的史料来源”。因此,“唐实录确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358-359、360-361、361、380、382-383、383-384页。这些结论,是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辩证的、深入的分析,而慎审得出的,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3.杨先生又高度评价王充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进步、发展的观点,对于当时盛行的贵古贱今的倒退历史观以坚决的驳斥。杨先生指出,王充“认为社会历史是前进的,是发展的。他极力反对一般儒生贵古贱今、把古代理想化的论点。他说:‘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辩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而事实上则后世胜过古代,如‘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根据这种观点,所以他在《论衡》‘宣汉篇’中说‘周不如汉’,指出汉代比周代进步”。王充的学说在当时令一般俗儒感到“诡异”,统治阶级更利用所借的政治势力来禁止其流传,因此《论衡》著成后,百余年之间埋没无闻,直至东汉末至三国年间始得传布于世。杨先生在书中特意引用了《后汉书》李贤注和《抱朴子》注两段生动史料,来说明《论衡》成书后“在思想界所放射的特异的光芒”。

例如,《魏书》是一部记载三国时期曹魏事迹的纪传体史书,但原书在南宋时已亡佚。作者多方钩稽材料,考证出它在魏文帝初、明帝太和年间,“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此后又复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沉等“复共撰定”,据《史通·古今正史》说,此次撰修,系由王沉“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然据作者考订,“所谓独就,非指全书始终由王沉一人撰写,只是最后由他编次勒成而已”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358-359、360-361、361、380、382-383、383-384页。《魏书》需要作深入辨析之处,是东晋人王隐曾说此书“多为时讳,而善序事”,此见于《太平御览》卷二三三引王隐《晋书》。但此后评论者却只指责其缺点,如唐修《晋书·王沉传》说它“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也说:“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引用的王沉《魏书》共计一百九十六条,杨先生对此一概搜集,并一一加以审视、考辨,归纳出其中属于讳饰的有七条。这七条之中,齐王曹芳被废一事,据《三国志·齐王纪》和《魏略》所载,都是先出自司马师之计谋,“但《魏书》却记载为司马师‘承皇太后令’而废。似乎齐王被废完全是太后的主意,这显然是在为司马氏讳”。又一条,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所引,《魏书》记诸葛亮伐魏,“粮尽势穷,忧恚呕血”而死。这一条有“厚诬敌国”之嫌。“余者或属审核史料不当,或为有语病。至于另外的一百八十九条,绝大多数亦属于裴氏所谓补阙、备异者。”通过对裴注所引全部《魏书》的史料实事求是地作辩证分析,结论就是:“《魏书》的‘非实录’问题不比其他一些封建时代的史书严重”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358-359、360-361、361、380、382-383、383-384页,不应当如刘知幾那样只是指责它“殊非实录”,而不言及其长处。杨先生又指出,晋人王隐评论的《魏书》“善叙事”是符合实际的,裴注中的不少引文“都称得上清晰明畅”。如记曹操在许昌屯田,“先写汉末‘率乏粮谷’之形势,继写诸军没有意识到问题之重要,从而导致‘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只有曹操深谋远虑,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因而募民屯田,‘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群贼,克平天下。’(《武帝纪》建安元年十月注)仅用了百余字,便把屯田的原因及其成效写得十分充分”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358-359、360-361、361、380、382-383、383-384页。通过实事求是地辨析,使读者了解了王沉《魏书》记事特点和价值的真相,这部成于曹魏时期的官修史书,应该视为优缺点并存,而不应一味苛责。

四、开拓创新,探索体系

“《后汉书》卷七十九《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说:‘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又引《抱朴子》说:‘时人嫌蔡邕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唯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可见这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虽然遭受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压制,但它在思想界所放射的特异的光芒是掩盖不住的。”杨先生特意引用这两段典型材料极有匠心,既巧妙地证明了《论衡》中蕴涵着丰富的时代智慧,其论辩性内容对士人极具吸引力和启发性,而文中仿佛无意带出的两则花絮又增添了叙述的生动性。我们阅读杨翼骧先生对上述王充学术成就的深刻发掘和高度评价的文字,处处体会到他对《论衡》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风格怀有强烈的感情。笔者认为,这恰恰证明先生的学术旨趣与王充的风格是相通的。在20世纪50年代,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剖析古代思想学说的工作正在展开,杨先生即为学术界贡献出如此有份量的论著,将这篇《王充的哲学思想》视为这一时期思想史研究的名篇之一,完全可以当之无愧!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这一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世界的变迁中,从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中,从对人类一切知识财富文明成果的吸取中,丰富和发展着自己的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确立理论自信奠定了坚实前提。

其中,Ek为父节点剩余能量,在本系统中用节点电压表示,且其值可以直接由传感器芯片获得;RSSIk为节点到父节点的接收信号强度;Nk为上一轮该父节点的子节数,初始值设为0;Hk为父节点跳数。

“史学宗旨论”,主要论述的是研究历史应持什么目的,史学著作应有什么功用。作者分析概括了自先秦孔孟至近代史家的大量主张,将此归纳为“鉴戒、惩劝、教化”—“资治、明道”—“经世”三个层面。如,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左传》阐释孔子《春秋》的功用:“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至唐刘知幾更加发展,提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再到宋代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更自称其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同属于史学宗旨论的范畴,宋代学者又提出“明道”的主张,如邵伯温述其父邵雍所著《皇极经世书》,其总的立意为“以明大中至正之道”。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著述宗旨,按李方子所撰《序》的解释,最终是要“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至清初顾炎武又进一步提出“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根据以上的逻辑发展,作者强调说:“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史学的经世宗旨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直接用于现实政务的‘资治’观念,第二是‘明道’的观念,后一项内容给不为时用的学者提供仍可从事经世之学的广阔天地”。关于史学方法论,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以编纂方法为主,以治史方法为补充”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406、391、394、394-396页。。前者,如孟子阐述孔子修《春秋》,提出其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事”“文”“义”的内在结构。司马迁则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自己的著史方法。刘知幾《史通》更对史书的体例、史料的采集以及题目、注释等等作了细致的论述。至清代潘耒,则总结史学方法应先重“博访”,即“凡有关史事者,一切抄撮荟萃”;然后重考辨,即“稽其异同,核其虚实”,“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章学诚为了救治后期历史编纂拘牵定例、死板凝滞之积弊,提出“圆而神”和“方以智”的概念,以求编纂方法的创新。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406、391、394、394-396页。

对古代史学理论的成就,做构建体系的工作,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杨先生的宏文,可称著其先鞭之作,必将启发后来者继续探索。当前,我们应当确立更高的目标,更加努力地从事理论的发掘和阐发,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从而更有成效地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并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陈其泰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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