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表现出大的转折乃至大的波动，而合法教会由于受“牧者荒”，“牧养能力”薄弱、讲道水平欠缺等因素的影响，兼之一些教会出现世俗化趋势，其理应担当的社会教化、精神慰藉功能被弱化，加之海外各种异端的渗透，致使我国社会出现了各类打着宗教旗号、披着宗教外衣的异端邪说，甚至发展成为邪教。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邪教组织的产生和演变也出现了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尽管邪教组织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但极端的、绝对的教主崇拜，偏狭狂热的末世劫难说教，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反理性、反道德倾向，不择手段地聚敛财产是其共同特点。一人涉邪，全家遭殃，每个邪教受害者的身后，至少是一个到几个受害家庭，直接、间接受害者更不在少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邪教与暴力恐怖、涉黑犯罪与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并列为依法严厉打击的对象，要求“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为邪教问题的依法治理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邪教问题，全力维护社会政治大局和谐稳定。

一、当代邪教与宗教的几点区别

(一)二者的信仰对象不同

宗教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人间的力量，这种“超人间力量”也就是宗教所说的灵魂和神灵。神灵如何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取决于信仰者对神灵的性质和权能的理解，即取决于信仰者赋予神灵以怎样的智慧、意志和权能。这些就构成了宗教神灵的“神性”。神的神性总是在它支配世界和人间生活中展现出来。神支配世界和人间生活的方式就是“神意”或“天命”；最能体现其意志和权能的行为则是神创造的“神迹”[1]。宗教的教职人员，只是神的仆人，再有权威、再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也不得自封为“神”；现有的研究文献大都把教主崇拜作为邪教的核心特征。教主是邪教之首，是邪教组织的创立者，其充分利用信徒对超自然、超社会神秘力量的崇拜心理，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卡里斯玛”式魅力型领袖，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部，教主对信徒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由于教主的高压，“信徒集体丧失了正常的理智，很容易在教主的策划或鼓动下，在精神和行为上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2]。“神化教主——教主救世——信仰服从——获得拯救”是邪教的基本思维逻辑。

其中，（x，y）表示发送节点，（xi，yi）一跳邻居节点，R为广播半径v为相对速度，v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二)二者的教义教规不同

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社会化的集体信仰活动，而并非孤立私密的个人信仰和个人行为。许多个体信奉同一宗教，就必然要求有共同遵守的教义体系、行为规范和宗教生活制度，结成为一个有共同信仰的团体和组织。宗教都有自己的传统典籍和完整的学说体系、成熟的宗教礼仪，信徒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入教和退教全凭自己的意愿决定。在教务管理方面一般较民主，宗教戒律也大多与世俗法律法规相符合；而邪教自身并无系统的教义，教主崇拜就是要确立教主的神圣形象和神圣地位，教主所言所讲就变成了“圣言”、“圣旨”，把这些“圣言”、“圣旨”汇集起来形成歪理邪说即教义。教主之所以能够成为信众心目中的崇拜对象，主要是采取了秘密结社的手法。“正是因为神秘，教主崇拜才得以构成；正是因为神秘，唯我独尊才能得以实践；正是因为神秘，暴力传教的方式才会具有威慑与恐怖的力量。”[3]在封闭、隔离的邪教组织内，通过剪断信徒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使信徒丧失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完完全全地依附于邪教组织。

(三)二者对“末世论”的解释不同

“末世论”描述的是人死后的结局和世界末日后的情境，使人们在畏惧大自然或超人间力量的心理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与现实不符的悲观预期。在传统的合法宗教的经典文献中，“末世论”都是其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尤其以基督教的“末世论”最为典型。“传统宗教的末世论只是对世界的最后结局的一种描述与信仰，它们都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它们关于末世的主张，从来都是和现世相联系的，凡是在现世表现好的，即那些善良的人们可以得到好的结果；而在现世表现恶劣者，才受到惩罚。二是这一末世是遥远将来的事，人们是不可预料的。”[4]传统宗教的末日论是一种抽象的指向未来的末日论，而邪教的末日论是一种具体的指向当下的末日论。由于“末日”论的载体不同，其功能就不同，以传统宗教为载体的末日论具有教化功能，目的是引导民众暂时忘却现实的苦难而为了未来的幸福而积德行善，具有教化功能，有助于协调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具有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而邪教则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且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表，“既然人类、现实和社会已经充满罪恶和灾难，面临着毁灭，只有新的救世主才能拯救人类和世界，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邪教组织，在万能的‘活神’的保护下躲过劫难，获得超生”[5]。因此，是否提出具体的神佛降临日是邪教与合法宗教的分水岭。以邪教组织为载体的末日论，具有残害人民生命和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功能[6]。

二、国外邪教治理实践

(一)立法方面

在新时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管理上的各种矛盾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一是严格依法处理邪教问题。要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责任，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要依法保障涉案邪教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涉案邪教人员的权益保障和救助机制。要贯彻依法打击极少数、教育挽救绝大多数的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教育转化贯穿于执法司法全过程。二是加强反邪教主体队伍建设。进一步发挥反邪教职能部门的组织协调职能，加强教育和培训，强化依法治理意识，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反邪教斗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对策，推动反邪教工作向纵深发展，取得实效。三是筑牢反邪教思想防线。广大邪教信众既是邪教组织的受害者，也是邪教组织的基石，进一步加强反邪教基层基础工作，强化源头治理，突出抓好反邪教宣传教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识邪、拒邪、防邪能力，不给邪教以生存土壤。四是切实加强邪教问题的理论研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广泛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密切关注反邪教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经常开展调查研究，定期发布研究成果，为提升反邪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提供理论支撑。

[4]凯风网.关于“末日论”,邪教各有“亮点”[EB/OL].http://anticult.kaiwind.com/xingao/2018/2016/2016/2/14/t20161214_4636125.shtml,2016-12-14.

Bootstrap 是由 Twitter 的 Mark Otto 和 Jacob Thornton开发的。Bootstrap 是 2011 年8月在 GitHub 上发布的开源产品。Bootstrap基于 HTML、CSS、JAVASCRIPT， 用于快速开发 Web 应用程序和网站的前端框架。Bootstrap的响应式 CSS 能够自适应于台式机、平板电脑和手机。

第二种模式是利用宗教和社团法对邪教组织进行防治，以俄罗斯、日本为代表。1997年，为限制邪教活动，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有关道德宗教权利和宗教结社》的联邦法律。该法律在承认俄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为宗教的同时还承认一些西方主流宗教和基督教团体的合法存在。这意味着，除非经过法律允许，否则都属于邪教组织，将成为政府依法打击惩治的对象。日本内阁会议于1999年11月2日通过了专门针对奥姆真理教的《奥姆对策法案》和《团体限制法案》。在《奥姆对策法案》中明确规定要对“曾肆意进行大规模谋杀的”团体加强监控……。

第三种模式则是制定专门的反邪教法，尤以法国、以色列最为典型。2001年5月30日，法国在世界上第一个通过了打击邪教组织的专门法律——《对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加强预防和惩治法》(又称《阿布-比尔卡法》)，作为打击处理邪教组织的依据，使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该法明确规定，作为受害者家属或社会团体可以对邪教组织提起诉讼，特别是教主给教徒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伤害诉讼。以色列在充分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基础上，2016年2月14日首次通过了反邪教法案立法提案，其中规定对于邪教组织头目可以判处十年监禁，并将邪教与其他宗教组织区分开来，依法进行处理。

(二)行政、司法方面

[2]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012年2月，巴黎上诉法院作出支持初级法院于2009年对科学教派在巴黎的两个机构(名人中心和科学教派书店)因犯集团诈骗罪作出的判决——对这两个机构处以60万欧元的罚款，对两个机构的头目(科学教徒)处于两年缓刑，及3万欧元的罚款。科学教派于2013年10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企图推翻上述判决，但法国法官做出不支持上诉的裁决。科学教派又向位于斯特拉斯堡市的欧洲人权法院提起上诉，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科学教派提出的侵犯《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里的各种人权的上诉完全不能成立，该院法官认为没有必要召集组织审议庭，于2014年6月一致做出了不支持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决。欧洲人权法院的这个裁决是最终的，不得再提起上诉[7]。

2016年6月7日“德国之声”网站报道，德国检方已经要求该国法院执行南美洲国家智利法院对一德籍原邪教组织发言人赫普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赫普原为尊严殖民地邪教的高层人员，被控协助该邪教犯下性侵儿童罪，此外检方的这一动议也得到了设在柏林的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认可[8]。总之，不同的法律环境和治理效果，使得邪教的发展出现了迥异分化。美国赢得了“邪教王国”之名，邪教组织有增无减；而在法国等一些对邪教采取严厉法律措施的国家，邪教数量呈现下降。这也许才是各国进行反邪教尝试而给我们留下的最直接的感受。

三、中国邪教治理对策

(一)树立法治观念，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工作

世界各国对邪教规制的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

(二)引导和发挥好宗教的积极作用

戴维·波普诺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宗教为人类的存在赋予了意义和目的，强化了社会的基本规范和兼职观念；二是宗教提供的支持和慰藉有助于人们克服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未来的焦虑；三是宗教可以使人们超越日常生活，其信条培养和鼓励一种超凡脱俗和超越自我的感受；四是通过神圣仪式，宗教把社会成员联结在了一起，帮助人们发展出一种认同感；五是宗教有助于控制社会越轨行为，同时宗教又为越轨者提供了赎罪并重新加入社会的路径，修复了社会秩序，维护了社会稳定；六是宗教有助于人们妥协于艰苦的生活和社会中的不平等。”[9]防范和治理邪教，一方面要继续引导和发挥好宗教积极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我国正统宗教教徒超过1亿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团体3 000多个，宗教教职人员30万人，有着巨大的传播辐射作用。“善于运用这些积极因素，对打击邪教势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0]。

四是学生的能力有偏差.传统教学模式下培养的学生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有偏差，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学会了”，但不会把所学知识应用到自己开发的网站上.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会导致学生实践操作时完全模仿教师上课演示的网页案例，不能独立完成一个真实的有创意的网站.

(三)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可见，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当前，从已有的实证材料分析来看，高校总体上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但仍有提升的空间。高校学生骨干是高校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和中坚力量，抓好占高校学生总数大约30%～40%的学生骨干的培养和引领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实效的一个重要命题。目前，高校学生骨干的培养体系还基本停留在理论和制度方面，缺乏一套行之有效、可操作性的培养机制。因此，切实做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索高校学生骨干的创新培养机制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加强国际反邪教合作

由于很多邪教组织已发展成为跨国界的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邪教活动，仅凭一国之力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邪教的发展蔓延。要有效防范邪教的滋生危害，应更加重视反邪教斗争的国际协作，增强全球范围内的防邪、打邪力度，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一是唱响主旋律，掌握话语权，把握主导权，打好主动仗，通过积极宣传我国反邪教斗争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努力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深入持久、卓有成效地开展反邪教的国际法律合作，在必要时相互提供法律援助，解决一些由邪教挑起的法律争端；二是有关国家要加强反邪教情报信息国际合作，相互间交流治理邪教的方法和经验等。

参考文献:

可以应用痕迹检验方法检验油漆附着物，在发生多车碰撞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可以对同一部位印压、刮擦痕上的油漆附着物进行检验，从而明确碰撞顺序。具体而言，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车辆相互作用力较大，车表面在外力的相互作用下容易出现破损、变形等情况。车辆表面往往会具有装饰、保护功能的漆膜，因外力作用可能发生脱落、破损等状况，遗落在其它相关车辆表面。基于此，当发生多车碰撞的事故时，以着力点为中心，进行痕迹检验，对油漆附着情况进行分析，即最上层所附着的油漆，为车辆最后碰撞所留，依次展开分析，有助于交通事故处理人员判断车辆碰撞顺序。

[1]吕大吉.宗教学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李维意.邪教暗中发展的规律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德国政府于1996年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调查邪教组织的宗旨、成员和社会危害。1998年12月，法国组建了打击邪教犯罪的最高领导机构——反邪教部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司法、内政、国民教育、就业、国防等5个部门组成，主要职能是协调政府各部委的反邪教行动，严密监视邪教组织的活动。2000年瑞士日内瓦州政府与另外七个州联合建立的监视邪教活动的信息中心成立，通过向公众发布有关邪教活动的相关警示信息，提醒国民免受邪教之害。奥地利成立了“关于宗派的信息与记录中心”进行警示宣传。

[3]李向平.公开信仰，破除邪教秘密崇拜[J].南风窗,2014,(13).

第一种模式是利用现有立法的相关条款限制和打击邪教活动。美国作为该模式典型代表，尽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几乎排除了制定反邪教组织立法的可能性，但其非常注重综合运用现有立法的相关条款，限制和打击危害社会的邪教活动。例如，早在19世纪，美国通过《莫里尔反重婚法案》和《普兰法》宣布一夫多妻制为非法，对当时的摩门教进行限制。1967年，美国国内税务局因科学教派巧立名目、大肆敛财而取消其免税权利。1985年，美法庭以严重违反移民法等罪名，对印度邪教教主拉杰尼希课以40万元美金的罚款并限其5天内离境，永远不准再进美国。1993年美国政府以非法持有武器罪的法律规定，对大卫教派进行了围剿。

[5]赵康太.我国高校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改革能否得到人民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使人民基本生活状态得到明显的改善，能否使人民切身利益得到明显增进。目前社会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冲淡了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超过了3.5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7%”[11]。邪教组织的“爱心”、群体归属感、亲和力等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有着难以想象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容易成为邪教组织诱骗裹挟的对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发展是破解一切难题的“总钥匙”，要着力解决好弱势群体最关心的教育、就业、扶贫、社保、住房等现实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实行“普惠”加“特惠”的政策，用“强势”政策保护弱势群体，真正使弱势群体生活有保障，康复有条件，居家有照顾，出行无障碍，精神有尊严，从根本上消除邪教孳生的社会土壤、挤压邪教拓展的社会空间。

从图3可见，含钛高炉渣的杂质CaO、MgO、Fe、Al2O3脱除率随着盐酸浓度的提高不断升高，但盐酸浓度超过18%提高不明显；TiO2损失率随着盐酸浓度的提高也逐渐增大，在盐酸浓度为19%时，TiO2损失率达到了5%以上。盐酸浓度低，杂质溶解不完全，酸度高后期废酸处理成本高，因此合适的盐酸酸度为18%。

[7]凯风网.科学教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官司又输了[EB/OL].http://anticult.kaiwind.com/xingao/201411/19/t20141119_2102825.shtml,2014-11-19.

高职生的生活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学生平时的思想教育都可以渗透工匠精神，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在课程中融入工匠精神，让学生从思想上认识到工匠精神对高职学生专业成长的重要作用。辅导员老师利用学生活动加强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包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敢于钻研等素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工匠精神不仅对学好技术很重要，而且对做好其他事情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

[8]凯风网.德国检方要求法院执行智利对德籍邪教头目的判决[EB/OL].http://www.kaiwind.com/yc/fxj/201606/20/t20160620_3960552.shtml,2016-06-20.

（一）传染性病因 引起仔猪腹泻的传染性因素主要是指传染性病原，其中病毒主要有猪传染性胃肠炎(TGE)病毒和轮状病毒，细菌主要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魏氏梭菌等。

[9][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周雪刚.浅论反邪教协会基层组织建设[C]//浙江省反邪教协会.新时期邪教防治研究学术论文精选.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11]乔保红,琚琼.弱势群体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5,(1).